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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白饱览吴越山水后，买舟经淮南向云梦，企望实地观察“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时，他的境况已不仅不复年前“豪客”般的排场，更已是阮囊羞涩，贫病交迫了。“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淮南卧病抒怀》），天真的诗人也不禁有了切实的危机感。然而“天无绝人之路”，高宗朝故相许圉师，在安州（今湖北安陆）为孙女招婿，于是在开元十五年（727）秋冬，李白吉人天相而入赘许府，开始了他自称为“酒隐安陆”的新一页生活。
请充分注意这一时间——开元十五年。这一在常人心目中普普通通的年份，于唐诗史则举足轻重。“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兼备矣”，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序恰恰以此年作为真正的唐诗风格成熟的标志点。确实，以这一年为中心的前后约十数年时间里，由于科举制向寒门才士真正有所开放，后来被认为最有代表性的盛唐诗人如王维、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常建、王昌龄、崔颢、刘慎虚、祖咏、陶翰均进士及第而在长安诗坛登场，当然还有高才黜落者如孟浩然、高适、王之涣、李颀等等，也都于此期出入两京，初度亮相。于是，南来北往的松散的才士型文人群，逐渐取代了初唐密集的侍从型的宫廷词臣群，成为诗坛的主角，而风流天子唐明皇所说的“英特越逸之气”也代替了词臣们的雍容典雅，成为盛唐诗的主旋律。才俊之士们既为此时方形成却前所未有的开元盛世的宏大气象所鼓舞，更为似乎举手可及的致身青云的希望所催动，于是一路高唱，即有挫跌，也在所不辞。因为他们其实看不到，也正是在开元十五年前后，盛唐气象背后缕缕暗云已悄然升起；致成三十年之后安史之乱的种种社会矛盾：诸如奢靡之风渐开、宦官专权、聚敛严酷、开边无度，以及旧士族对新进进士群的排斥等等的迹象，已经萌生。也许他们不可能看到就在这几年玄宗已是“力士当值，吾寝即安”；然而开元十三年玄宗东封泰山，“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的极尽铺张；开元十五年，又是这位明皇帝不听丞相张说疏谏，而谋之于志大才疏的王君
，对吐蕃大肆兵威，杀戮无度，而不久即遭致耻辱性的大败，君
被杀：对于这些明明白白的大事件，他们不会不知。可是我们只要看一看当时的才士们多数从未到过边塞，也几乎人人高歌《从军行》；从未一窥宫禁，也依然大家低吟“宫中行乐词”，就会明白，他们其实是把这一切都视作为宏盛气象的反映，即有不安，也只似碧波之上飘过的一抹云影。自然，他们也不会清醒地意识到，开元十八年，时相裴光庭已在全面推行一项对他们影响至巨的政策“循资格”，亦即论资排辈，毋得逾等，实际上已将刚刚为他们打开的并不宽敞的超迁之路，重新紧紧关闭。他们过于天真而血性，而李白正是这一群中尤其天真血性的第一人。
虽然故相之家并不豪富，但从今存不多的诗篇与记载中，我们看到李白入赘后不仅有了一位才德兼备的夫人，还有了一处清幽宜人的读书之地。然而所谓“酒隐安陆”，在他是根本隐不住的。他早已将不久前的贫病交迫的阴影一挥而去，在婚后不久就又高唱起他自谱的“大人先生歌”来。他自写形相为“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父）（许）由以来，一人而已”，虽然山林养人，使他“童颜益春，真气愈茂”，以至自觉膨胀到“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然而他已不甘于再在山中“餐君紫霞，荫君青松”，而决定要“卷其丹书，匣其瑶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而一旦“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范蠡）留侯（张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于是在江汉一带作了些再度游说的“热身运动”后，开元十八年春夏，也就是“循资格”令推行不久，“庸碌沉滞者皆喜”而“才俊之士，莫不怨嗟”之时，李白以三十——而立之年，昂然西向，初入长安，开始了他自称的“历抵卿相”的活动。
不知是否自以为与道门有缘，也不知是否受到数年前王维因长公主的推荐而为华州乡贡进士“解头”（第一人）的启发，李白初入长安，即单刀直入，以玄宗之妹、早年入道的玉真长公主为干求的第一目标。他兴冲冲地写了首文彩斐然的《玉真仙人歌》造访公主，却始终未能得见仙容，只是由玉真侄婿、丞相张说之子卫尉卿张垍接待，被安置在终南山上的玉真别馆。虽然这也算是种礼遇了，但司马相如那种因此得以晋见君王的幸运，却始终不曾降临。于是在以冯谖自比、慨叹“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赠卫尉张卿二首》）之后，李白便掉头西行，登太白，下邠岐（在长安西），又游东都，登嵩岳，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冬才回到安陆。以后他便时隐时出，南北遨游，以江汉一带为中心，西北至太原，东南则再游吴越。“酒隐安陆”的新生活，终于以“蹉跎十年”（实则十二三年）而憾恨地被翻了过去。
李白初入长安的失败，史家往往归罪于张垍的冷遇。然而从李白出长安后仍真诚地寄诗张垍，以及与张氏其他兄弟的亲密交往来看，未必尽然。李白的错误，归根结蒂在于他全然未意识到，在“循资格”令的推行之际而仍希望一鸣冲天，是多么地不合时宜。
对于李白的干谒活动，或以为表现了他庸俗的一面，其实，以诗文干求要人，是周汉时辩士周游列国的遗风。在当时称作“行卷”，是风行的习俗，也是在科场以外，企望表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手段。李白确实未能做到“不干人”，但却真正实践了“不屈己”。千百年后，今天读到他当时投献要人的诗书，都能感到其中的虎虎生气：“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与韩荆州书》）从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又一千年前那位“说大人而藐之”的孟夫子的身影。而这种不可一世、舍我其谁的气概，也应当是他所说的“谤言忽生，众口攒毁”的原因之一。
与初游东南一样，李白初入长安及前后一系列求仕活动的失败，又进一步成就了他的诗歌创作。
长安，这座当时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会，不仅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国际性的商贸、文化交汇点。所谓万方辐凑，不仅有全国各州县的商人、士子，更有东自新罗、日本，西至阿拉伯、罗马的驼队与僧俗学者及留学生。仅从宗教看，不仅传统的儒、佛、道三教互争互融，更有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甚至基督教等等纷纷来至。而在诗学上，这里便自然成为南北诗风与朝野诗风二位一体之交融的中心。如果说生于蜀中、游于东南的三十岁前的李白，是南国庄、屈一脉文学传统在盛唐的杰出代表，那么从初入长安再度漫游后，他的作品中已明显可见在此前的轻清俊逸中融入了厚重的北地诗风的许多因素，清新俊逸与遒健刚劲的结合，在此前如果说是偶有体现，那么至此已开始成为其诗歌的主要特征了。而人生阅历的加深以及在长安目睹身历的种种社会弊病，更使这种结合开始具有一定的厚度。在上一章中，我们经常见到的那种对明亮光晶的憧憬中，已开始有一种郁勃的怒气浮起，如同清晨的山岚中，隐隐可闻从谷底响起的初雷声。这是时代性的英特越逸之气中的朦胧的不安与不平，是满怀希望的不安，豪迈进取的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