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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定于1918年9月，出版于1919年2月，这是胡适的成名作。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到第八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和影响之大。
这本书是作者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英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先秦名学史》已于1982年出版了中文译本，读者不难发现两书的亲缘关系。
此书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近年颇多学者承认，此书的出版，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
读此书，要特别认真读它的导言。有些著作的导言太长，太难读。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特别冗长，译成中文仍有近120页，而且讲得太抽象，太玄虚，故很难懂。列宁说，读这篇导言“是令人头痛的最好方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则不然。胡适著书写文最大的特点是深入浅出。只要略具该学科的一定知识，就可以读懂。胡适在导言中所说的各项内容，正是他要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基本构想，或者说是基本要求、基本规范。
他首先对什么是哲学做了界定。不管他的定义是否十分精确，要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要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首先明确哲学是什么。他给出的定义是：“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后来，胡适对这一定义略有修正。1923年，在《哲学与人生》一篇讲演中，他说：“‘根本’两字意义欠明，现在略加修改，重新下一个定义：‘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东方杂志》第20卷23期）根据这个定义，胡适认为哲学应包含几种大的问题，如（一）天地万物是怎样来的；（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四）怎样才可以使人有知识；（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等等。如果“把这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交代了什么是哲学和什么是哲学史，然后他指出哲学史学科的任务。他归结为三点：
（一）明变，弄清古今哲学思想变迁的线索，这是哲学史的“第一要务”。
（二）求因，不但要弄清哲学思想变迁的线索，还要弄清发生这种种变迁的原因。例如，程、朱的哲学何以不同于孔、孟？陆、王的哲学又何以不同于程、朱？胡适认为，发生这种同异变迁的原因大约有三种：（1）个人的才性不同；（2）所处的时势不同；（3）所受的思想学术影响不同。
（三）评判，明变、求因之后，还要对各家学说作出评判，使人了解其价值所在。胡适特别强调，评判应该是客观的，即弄清每一家学说实际所发生的效果。这些效果便是那家学说的价值的实际表现。学说的效果大致有三个方面：（1）对同时代和后来的思想发生何种影响；（2）在社会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3）可以造出怎样的人格来。胡适指出的这几点，不但可以据以评判哲学家，而且也可以普遍用来评判一切思想家、教育家的学说价值。
我们前面说过，胡适是第一个用西方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但他绝不照搬西方人的成见。西方哲学史家，历来不能正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价值。例如黑格尔就公然说，中国古代哲学不属于哲学史。胡适则明确申明，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他指出世界哲学可分东西两大支：东支可分中国、印度两系；西支可分希腊、犹太两系。后来犹太系加入希腊系形成欧洲中古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形成中国中古哲学。再以后，西方的犹太系和东方的印度系都逐渐衰微，生成欧洲近世哲学与中国的近世哲学。世界哲学的将来，就由这两大哲学系统的发展变化而定。胡适的这些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时，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胡适把中国哲学史分期为古代哲学、中世哲学和近世哲学三个发展时期。惟他的近世哲学是指北宋至明清时期，这同我们今天比较通行的看法大异。不过考虑到胡适的书写于民国初期，清朝结束才不过几年的功夫，他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
哲学史研究中和任何历史学科一样，史料是十分重要的。
在胡适之前也有人作过所谓的《中国哲学史》，但它里面罗列的材料极为杂乱，不规范，无系统。例如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书中根本没有把历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清理出来，把经学、史学、文学材料一锅煮，所以他的书实在名不符实。
胡适既首先界定了哲学与哲学史的确定含义，很自然地，他便严格限定了哲学史史料的范围，包括：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其哲学思想的真面目。关系到这些内容的，方可认为是哲学史的史料。
胡适提出了一整套哲学史史料学的基本规范。他区分史料有原料与副料之分。原料，相当于我们常说的第一手资料，指的是哲学家本人的著作。副料，相当于我们常说的第二手资料，指的是他人著述中提供的相关材料。
无论是原料还是副料，都应进行严格的审定。审定史料的方法，唯一的是依靠证据。证据可从几个方面去搜寻：（一）史事的真伪；（二）文字的特点；（三）文体的特点；（四）思想的鉴别；（五）旁证。根据上述各个方面搜寻到的证据，以定史料的可信与否及其适用的范围。
哲学史是一新学科，哲学史的史料皆散见于历代经、史、子、集各书中，故要有系统整理的功夫。整理之方法，胡适指出有三种：（一）校勘；（二）训诂；（三）贯通。
校勘，通过发现最古的本子，加以精校，解决刊本流传中所难免的脱误、缺损等弊病，以得一种最善的本子。
训诂，致力于求得古书文字的正确含义，主要依靠三种方法：（1）据古义或用古字书、古笺注，以明古字的真确意义。（2）据古文字假借、声类通转的规律以确定古字的意义。（3）研究古代语法，据语法规律，以明确古书读法和文字的本义。训诂学对于研究古代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贯通，即是理解古人著作的意义。只有校勘、训诂，不足以对古人的思想有贯通的理解。只有在校勘训诂的基础上，把古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起来，得出一个脉络条理来，这才能对古人著作、学说有接近客观的了解，才能为哲学史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系统提出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各种必要前提、任务和方法，也正可以说，系统论述了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必备条件。所以在导言的结尾处，胡适说：“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资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句子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做到这个地步，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出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这一大段话，清楚地交代了胡适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应该具备的条件。
胡适说他自己也只是尝试着这样做去，不能保证在各方面都达到理想的地步。但他明确提出一部真正的中国哲学史应该具备的条件，实际亦即提出了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标准。因此，我们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的标志是并不过分的。
蔡元培先生为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言中，盛称此书有四大长处：（一）证明的方法；（二）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统的研究。严格说来，这四者说的都是方法问题。也就是说，胡适此书能获得大成功，即在于其有方法。从前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述，都谈不上“方法”二字，即如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虽名曰《中国哲学史》，实则尚未从一般的古史研究和经学研究中分离出来。而且对材料无所考订，无所剪裁，无所证明，更谈不上做系统的研究。胡适此书，因有明确自觉的方法论，首先在史料上严加考辨，适当剪裁，达到“述学”的目的。然后又在“述学”的基础上“明变”、“求因”，并做出“评判”。他在具体研究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时，亦特别注意各家各派的方法。实际上，这部哲学史大纲，是着重以各家各派的方法贯串起来的。这本书的前身，胡适的博士论文，原题即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把方法问题置于哲学史的中心地位，这是胡适此书的最大特点。胡适晚年曾说到，他一生的著述都是围绕着“方法”打转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他自觉应用现代学术方法治学的奠基之作。所以，阅读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要特别注意书中体现的方法。
一、证明的方法。此书特别尊重证据。讲哲学家的生平，述其著作，阐发其思想，皆注意证据的可靠与否，要对材料作考辨，证明其无误，方才用为证据。但这不等于说，胡适此书所用材料皆是可靠而毫无问题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国哲学史一向甚少人作研究，哲学史的材料亦颇多未曾经过充分整理过的——一个人是不可能对全部史料详加审订的，难免不有沿袭成说的地方。如讲杨朱，以《列子》里的《杨朱篇》为基本根据，就错了。后来，台北出新版《中国哲学史大纲》（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时，作者自己指出了这一点。此外，他讲孔子，多引《易传》的材料。近人已考定，《易传》大体是战国或秦汉之际的作品，故不能作为讲孔子思想的依据。
胡适此书考据的文字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中确有许多精采重大发现。如关于庄子和墨子年代的考据，关于儒墨两家学派复杂关系的考究，关于墨家思想的意义的考辨与论析等等。当时一些老辈的学者盛称胡适有乾嘉考据学的遗风，甚至因而误会他是绩溪三胡之后。（按三胡指胡匡衷、胡培翚、胡秉虔，皆绩溪人，以考据治经，皆有成就。）
二、剪裁的方法。写书、作文都须讲求剪裁。剪裁就是材料的选择与配置要得当，各部分的连接要自然，显出合理的结构来。前面已经讲过，胡适此书选材严格，不用未经考信的材料，不用非哲学史的材料。蔡元培说他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称赞其“扼要的手段”。的确，把从前人们动辄从三皇五帝讲起的一套神话材料屏除哲学史之外，这是极有剪裁眼光的。在讲各家各派时，亦注意选取最足以说明问题的材料，不以多为贵，避免芜杂。从前中国学者著书，往往喜欢卖弄博学，旁征博引，以多取胜，真伪不辨，轻重不分，使人读了浑乱一片，不得要领。《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剪裁上的优点，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据历史学家齐思和说，二十年代，青年学生的书架上差不多每人都有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
三、分析的方法。在哲学方法论中，分析的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通过具体的分析，才能揭示真相，揭示本质。在讲儒墨两家的区别时，胡适充分运用了分析的方法。他说，儒墨两家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两家的哲学方法不同，逻辑不同。儒家强调理想目标，强调动机，而墨家强调达到目标的途径和后果。由此而儒家重名义，墨家重实用。他从《墨子·公孟篇》中引证“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胡适对此一段话做了分析之后说：“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为什么呢？因为事事物物既是为应用的，若不能应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应该改良了。”“这便是墨子的应用主义。”“又可叫做‘实用主义’。”而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则常喜欢高悬一个理想的目标，却避而不谈达到这一理想目标的途径、办法，或只强调行为的动机，而不很关心行为的后果。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的“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等等皆是如此。
在讲《大学》、《中庸》两书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时，作者着重分析这两书的中心内容与孔子、孟子思想的关系。指出孔子思想最重名分，最重一定不变的伦理次序，而孟子则重点讲人自身如何实现仁的理想，强调个人。他认为孔孟思想已有差异，表明儒家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过程中间一定有一个转变的环节，这个环节恰恰就是《中庸》、《大学》所体现的思想。他指出，《中庸》和《大学》都把修身作为中心。修身，就是看到了个人的作用，由孔子的重名分、重伦理次第，中经“修身”的一套思想，再到孟子的重个人思想的发展脉络便清晰可寻了。
四、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方法是著书立说最根本的方法。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全靠了有系统的方法。蔡元培在其序言中已把这个意思指出来了。
胡适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他的系统化方法的成功之作。首先他每讲一派哲学，都能给我们讲出这一派哲学的思想系统。如讲老子，先考其生平时代，然后说他对时世的态度，再讲他的主要哲学观念。在哲学观念中，先讲其天道，即其自然观，再讲其名实观念。老子重“无”的思想，无名先于有名，万有生于无。由于如此看重“无”，乃有他一套无为的思想主张。
他讲墨子，也大抵是这样，先考其生平，认他为稍后于孔子五六十年，正当孔门盛时，而墨子不喜儒家之说，论文往往为驳儒家而发，后人亦以“儒墨显学”称之。由此在讲墨子学说时，便可常常与儒家思想对照着讲。如说墨子的哲学方法，他的主要逻辑恰与儒家相反，儒家重名义、名分，重理想、目标，而墨家重方法，重视达到目标的途径、手段与后果等等。由于重方法，所以讲墨家哲学主要介绍其著名的三表法，最后讲墨子的宗教方面。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全书的系统的结构。
作者非常重视考订作者生平，依据考订的结论，定其时代先后，在指出各家各派哲学与其对应时代的关系的同时，又指出前后递嬗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如讲墨子，他不赞成儒家重礼乐、重丧葬、重名义的思想，所以，其许多议论都是针对儒家思想之论，造成儒墨显学互相争鸣的局面。后期墨家或称“别墨”进一步发展了墨子的方法论思想，造成了中国古代极为难得的一套逻辑思想。儒家思想也在发展，也在变化，其发展变化除有其自身的根据外，也同与反对派的争论有关系。到了孟子的时代，他非常鲜明地张起反墨的旗帜，捍卫孔门的基本主张，而同时却不能不做一些变通。这样讲哲学史，就很有系统性，不是简单排比各家的思想主张，成为互不相涉的豆腐帐式的记载。而是既指明其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又揭示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同时更指出各家各派的历史上的联系。使人真正有“史”的感觉，有发展的脉络可循。哲学史才真正显示出它具有科学性。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书。作者在此书的台北版自记中说：“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这里，胡适把名学方法又称作逻辑方法。逻辑学，近代曾被译作名学，或论理学。但严格说来，知识思考的方法或哲学方法，均非逻辑方法所能涵盖，在内涵和外延上均非相同的概念。胡适在一篇讲演中曾说到：“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吾国原把逻辑翻作论理学或名学。逻辑原意不是名学和论理学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译原字的音为逻辑。”（《中国哲学的线索》，收载商务印书馆1925年12月出版之《哲学与理论》一书）胡适是在广义上使用名学或逻辑这一概念的，指的是广泛意义上的哲学方法，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或方法论。为说明上的方便，应指出，此书中名学或方法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知识形式的规范，如概念、判断、推理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定，它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学。一是关于知识来源，获取知识的方法，知识的真伪与效用的检验等等，这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知识论。前者，胡适书中有时称为名学、论辩方法；后者，有时称为哲学方法、知识论，有时甚至称作“心理学”（不同于今天所说的心理学）。这些概念使用上的不同情况，读者应予注意。举例说，此书中第六篇第二章讲“墨子的哲学方法”，第八篇第二章讲“墨辩论知识”，第十一篇第三章讲荀子的“心理学”部分，都是上述第二种情况，即讲的是知识论。而第六篇之第三章“三表法”，第八篇之第三章讲“论辩”，第十一篇之第三章讲“名学”的部分，则属于第一种情况，即讲的是逻辑学。
名学方法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固有的内容，从前治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人，未予充分注意。胡适在他的书里，抓住此一方法演变的线索，与其历史的方法表里相辉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名学方法既然被看作是古代各家各派哲学的中心问题，各家有各家的名学，各派有各派的方法，所以，胡适不承认有专门所谓名家一派。他说：“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逻辑）。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杨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公孙龙有‘名实论’，荀子有《正名篇》，庄子有《齐物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这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这段文字相当重要，读者可视为全书的一个纲领。
由于把名学方法视为各家哲学的中心，视为古代哲学发展的主线，书中往往将古代哲人的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人生哲学也都与其名学方法挂上钩，以其名学方法统贯起来。例如，在讲庄子的哲学时，作者从《齐物论》入手，明确指出“庄子的名学的结果已侵入他人生哲学的范围了”。他指出，庄子的哲学只是一种超然的达观主义，出世主义，在他看来，万事万物之不同都只是相对的，不值得计较的。作者说：“庄子只是要人懂得这个道理，故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只是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这也就是说，《齐物论》既是庄子的名学方法，也是他的人生哲学的根本要义所在。其他对于老子、孔子、荀子等的论述亦都有类似的情形。这其中有一种启示，即方法与观点的一致性。这同样是治哲学和哲学史应当着重注意的问题。
胡适此书，于名学方法、知识论用力最多，所论多有精义，同时代学者对此早有定评。梁启超于1922年3月，曾到北京大学作专门讲演，题目即是《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氏说：“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观察得异常精密，我对于本书这方面，认为是空前创作。”又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墨子，讲别墨，“都是好极了”。“总说一句话，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51、60、66页）。梁氏评价确不为过。其书中关于墨子、后期墨家、惠施、公孙龙、荀子等人之知识论讲得都很精采，其中《别墨》一篇，篇幅最大，其全部内容皆堪称经典之作，现在通行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接受了胡适此书的见解。
当然，胡适过于重视知识论和逻辑的内容，从此角度切入其他，诸如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人生哲学，也会发生问题。最主要的是，这种切入方法会发生主客关系倒置。即把许多根本的哲学命题都转化、归结于知识方法。有的学者指出，胡适思想有化约论的倾向，此即一证。
此书的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它标志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
我们在第一节文字里已经指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基本构想、基本规范。而他这本书，可以说，基本实现了他的这些构想。因此这本书的出版，亦即是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这本书所用的西洋哲学的方法，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通用的方法。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说：“西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实是整理中国哲学之模范。”（《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出版周刊》新233期）胡氏的《大纲》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影响，冯氏自己亦不讳言（见其《三松堂自序》第五章第213—217页）。
作为第一部借鉴西洋哲学方法写作的中国哲学史，在一些具体材料的考辨与取舍上，在一些问题的见解上难免有许多不当之处。但就其整体方法与架构而言，此书实是开山之作。以后治中国哲学史的人，不可能完全不受它的影响。
第二，实证史学的奠基之作。
在第一节里已经指出，胡适在此书导言中对史料的搜集、考辨、校勘和贯通的理解，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一阐述是对清代考据学成果进行的精心提炼和全面总结。但必须注意，胡适对清代考据学是有批评的。他说：“清代的汉学家最精校勘训诂，但多不肯做贯通的工夫，故流于支离破碎。校勘训诂的工夫，到了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可谓最完备了，但终不能贯通全书，述墨学的大旨。”（见本书导言）胡适超越了清代考据学，他除了借鉴西方历史校勘学的方法，尤重要的是，他接受了西方二三百年基于实证科学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哲学方法的训练。他在处理具体史料的过程中，往往能昭示实证科学的方法。他关于哲学家生卒年代及其著作的考证，内容真伪的辨别，重要文字的训释等等，都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绩。如对墨子、别墨、惠施、公孙龙等的考证，对儒墨两家复杂关系的考证，对于关涉重要哲学思想、概念的关键文字的考释，对史料的贯通理解等等，皆在传统考据学的基础上，加上哲学的解析与诠释，从而较真切地揭示了哲学家的思想原貌，表现出近代实证科学方法的理论效力。
正是深厚的实证主义哲学素养，使胡适在此书中敢于“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的传说，而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在胡适之前，从没有人敢这样做。这种霹雳手段，在当时产生极大的震动作用，这无疑是对儒家古史观的一个重大打击，对于近代史学革命的完成具有重大意义。顺便指出，胡适“截断众流”，一举砍掉三皇五帝的古史观，对后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亦发生重大影响。
第三，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
在前面一节里，我们强调指出胡适此书的最大特色是重视哲学方法问题，把各家各派的哲学方法提到首要的地位，这一点是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的。重视知识论，曾是西方近代哲学家一个显著的特点。胡适在这部有开创意义的哲学史著作中，把知识论、方法论的问题提到中心地位，实质上是与西方启蒙思想大师基于相似的时代课题而产生的共鸣。如果说西方启蒙大师们由于特别关注知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而拉开了他们与上帝的距离，更加贴近世俗的世界，那么，胡适特别强调知识论和方法论，则是把中国的读书人从一向沉迷其中的天道、心性的玄谈中解脱出来，靠近现实社会。读者若能多读一些五四前后胡适有关的文章与讲演，对此一定会有更深的印象，一定更容易理解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启蒙意义。
此书写作、出版之时，恰是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发现此书的时代印迹。
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以及追求进步改革的意向在此书中颇有呼应。作者每不失时机地彰显古代哲学中近似民主的观念和个人主义。如肯定墨子非命论中的自由意志，揭示杨朱“为我”的合理性因素，称扬“孟子的政治哲学很带有尊重民权的意味”等等。又如他批判庄子的不谴是非、否定人为的思想，而赞许孔子进取的人生态度，尤对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特别予以张扬。
新文化运动以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为指归。在此书中贯穿着他极力沟通中西文化，再造中国文明的强烈意向。他在《先秦名学史·导论》中大力强调“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在本书的导言中，胡适明确表达了使中西两大哲学系统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哲学的祈望。
还应指出，此书与那时代出版的先进思想家的言论著作一样，具有鲜明的排击专制思想的功效。它打破两千多年儒学一尊的思想架构，以“魔鬼的辩护士”自居，着力彰扬古代非儒学派的思想和主张。对孔子，则是把历史上孔子本人及其思想同历代人为树立的孔子偶像区别开来，还孔子以本来的面目，剔除后人附加的种种夸饰。蔡元培称赞其“平等的眼光”，即是平视孔、墨、老、庄，将孔子与古代诸哲平等看待。这一思想虽不自胡适始，但只有到了胡适这里，才真正造成了严格而又有系统的学理根据的学术典范。从此，一切肯独立思考的中国人，可以完全摆脱笼罩二千年的儒学一尊的束缚。
自然，此书亦有不足之处，出版不久即有学者提出批评。如梁启超所作《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篇讲演，即主要是批评此书的缺点的。他的批评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认为以知识论为中国古代哲学之“唯一的观察点”，忽略了中国古代哲人一些重要的思想观念，不免失之偏宕狭隘。（二）对各家各派哲学思想的来源，其思想的背景交代不够充分和不够正确。（三）以实验主义为基准来研究中国哲学，常有强人以就我的毛病。梁氏的这些批评，大抵都是对的。章太炎曾指出书中讲庄子进化论的一段文字训诂有误。
其实，胡适自己也很快发现自己书中的某些缺点。如“相信孔子做过删诗书，订礼乐的工作”；“用《列子》里的《杨朱篇》来代表杨朱的思想”；而讲“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最脆弱的一章；关于庄子和列子的进化论的说法，都大有问题，等等（《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
实际上，此书最大的不足是没有真正突出中国古代哲学自身的特点。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心人与宇宙万物的合一、知识与生命的合一等命题，虽然依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命题未必有多么大的科学性和理论价值，但这毕竟是古代中国哲人的最大关注之点，忽略了这些就不足以显示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金岳霖说，胡适此书不像中国人著的中国哲学史，语虽刻薄，但亦非全无道理。
但必须说明，尽管此书存在这样一些缺点，它作为第一部用现代学术方法著作的中国哲学史，它的价值与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