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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渊源上而言，信息科学本身就是传播学的理论渊源之一。20世纪40年代，香农的信息论就为传播理论提供了基本的范式，也成为许多新的传播技术的设计基础。（罗杰斯，1997）从广义而言，信息行为既可以包含传播者的信息行为，也可以包含受众的信息行为。但信息行为理论中的行为主体主要指受众，因此对应传播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传播学受众行为研究都属于信息行为研究的范畴。
传播学信息行为的研究，最早发生在日本的信息社会学领域。日本的传播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意识到了信息时代来临对传播实践，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改变，由此发展出独特的社会信息学体系。从世界范围看，此时信息行为的研究正步入威尔逊所总结的第二个转折阶段，即从科学技术领域转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在这样的趋势下，当时的日本学者以敏锐的“信息时代”意识，开始涉及信息行为相关研究。早期的信息行为研究归属于日本社会信息学领域，信息行为主要指“信息处理行为”，即信息的传输、储藏和转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许多日本学者意识到建立信息行为理论的必要，信息行为研究与传播学研究关系日益密切，并在传播学与社会信息学的交叉结合中，开创了日本独特的“信息行为论”。1 992年，东京大学新闻学院甚至更名为社会信息与传播学院，将信息与行为的研究列为学院研究的三大核心版块之一，主要研究议题为信息行为、信息处理过程及信息功能。（闫学杉，1 997）
中国的信息行为相关研究包含在“受众研究”之中，很少有学者专门使用“信息行为”的概念，受众行为研究相对应的理论主要是使用与满足理论。以“信息行为”作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发现信息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科学学科群内，传播学期刊上以“信息行为”为主题的研究仅有三篇，除了一篇介绍日本信息行为论，其余两篇仅仅是使用了这个词汇，与信息学科信息行为研究理论并无直接关联。可见，中国传播学受众行为研究缺乏与信息科学信息行为研究的主动链接。
（1）跨学科研究是必然趋势，信息科学研究者已经率先渗透入传播学研究。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跨界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不同理论之间的交叉也更加频繁，传播学界与信息科学研究的联系重新被强调。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一些信息科学研究者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对微博、微信等各种新兴媒介平台的信息传播规律的探索，这和过去笼统地将媒介环节看作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方式不同。
（2）中国传播学受众行为研究理论匮乏，对信息行为理论的借鉴非常必要。
在大数据时代，传播学者可以获取大量受众信息行为的数据，却很难找到相关理论去解释这些数据背后的规律。综观传播学在受众行为研究领域的理论，除了传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以外，实在乏善可陈。而使用与满足理论更加偏向需求动机与需求满足之间的关联探索，对全媒体环境下受众行为机制缺乏系统解释力。跨学科的理论链接将是未来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3）“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是两个学科信息行为研究的共同发展趋势。
媒介融合的进程已经从技术融合进入市场融合的阶段，创新性的媒介消费行为研究势必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而信息科学中的信息行为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创立至今，“用户为中心”的理念逐渐发展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核心指导思想。对受众行为规律的探索成为信息科学相关领域的共同研究热点。
综上所述，信息科学与传播学在新的时代走向新的汇流，而受众信息行为研究正是两个学科的重要链接点。中国传播学界当与时俱进，大胆跨界融合，为积极创建新的受众行为理论而努力。
虽然在传播学领域，很少使用“信息行为”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领域没有信息行为研究的内容。基于本书定义，目前传播学领域存在大量基于媒介选择和使用的受众行为研究，它们都属于传播学信息行为研究的范畴。下文对传播学中已有的信息行为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
（1）数据库及检索时间范围。
本书作者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对截至2015年1月的CNKI中文期刊和硕博士学位论文展开文献检索，检索方法为主题词检索。
（2）确定检索主题词。
一是以“受众行为”和“信息传播行为”这样概括性的描述词进行检索。
二是从信息行为的各个行为环节入手，对信息行为进行分解，借鉴传播学研究中惯用词汇，拟定对应的检索词为“媒介接触”“媒介选择”“媒介使用”或“媒介利用”与“媒介评价”。其中，“媒介使用”和“媒介利用”都属于媒介使用行为研究的关键词，两者内涵相同。
三是“使用与满足”，使用与满足理论被大量应用在传播学媒介使用与满意度评价领域，与本研究密切相关。
表2-1、图2-2初步以“主题词检索方式”呈现了传播学领域与信息行为相关联的研究文献数量分布。下文对八个方面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进一步筛选，通过更精确的“题名检索”来缩小文献范围并对每一主题的高相关度核心文献进行内容分析：
表2-1 传播学信息行为研究文献分布（单位：篇）
图2-2 传播学信息行为研究主题词检索分布图
（1）媒介接触研究。
截至2015年1月，以“媒介接触”为关键词作题名检索，经筛选获得核心文献1024篇。其中，媒介接触与态度行为相关的研究512篇，占比50%；媒介素养相关研究420篇，占比41%；媒介使用行为研究92篇，占比9%（见图2-3）。
图2-3 “媒介接触”检索词的研究主题分布图
“媒介接触”相关研究排名第一，远超其他检索词，可见“媒介接触”一词是传播学受众行为研究的热点词汇。
总结“媒介接触行为”研究特点：
1）“媒介接触行为”研究的关注点是放在某些特定类型受众的素养、行为、态度、观念上，人群相对集中在大学生、儿童、青少年、农民、各地居民等群体。
2）超过90%的媒介接触的研究并不研究行为本身，而是透过媒介接触数据去研究媒介接触行为对态度、观念的影响。
3）仅有的9%的行为类研究文献，只是描述行为的特点，主要涉及使用媒介的时间、数量、种类、频率和地点的统计分析。很少有研究比较不同人群之间的行为异同，也没有研究致力于解释行为机制。
（2）媒介选择研究。
截至2015年1月，以“媒介选择”为关键词作题名检索，经筛选后获得46篇核心文献，研究视角分为两类，传者媒介选择类有34篇，占比74%，受众媒介选择类有12篇，占比26%（见图2-4）。
图2-4 “媒介选择”检索词的研究主题分布图
总结“媒介选择行为”研究特点：
1）传者视角的媒介选择研究是受众视角的近3倍。受众媒介选择文献研究主要来自管理学研究，研究的主题均为企业内部员工的媒介选择，这些研究全部采用实证、量化、建模的方式，目的是为实现在组织内部的最优化媒介使用策略。
2）从研究方法上看，其他学科的研究偏向使用实证、量化研究的方式研究媒介选择行为，大部分涉及建立媒介选择的数学模型，以探讨选择行为的影响机制，而国内传播学相关研究还停留在观念探讨和描述性分析的层面。
（3）媒介使用／利用研究。
截至2015年1月，以“媒介使用”为关键词作题名检索，经筛选后获得核心文献90篇，其中媒介素养研究54篇，占比60%；与态度行为相关性研究18篇，占比20%；媒介使用行为研究12篇，占比13%；与其他因素相关性研究6篇，占比7%。
图2-5 “媒介使用”检索词的研究主题分布图
“媒介使用行为”与“媒介接触”研究的内容非常相似，主要分类四类：媒介素养研究，媒介使用行为研究，受众媒介使用与观念、态度及其他相关因素研究。其中媒介素养的主题研究在“媒介使用”题名检索中数量最多。从用户类型上对农民、学生、新闻工作者，这三类人群的媒介使用行为的研究占了总体研究的近一半。不同人群媒介使用差异研究共7篇。这些差异要素包括：年龄、阶层、性别和地区。
（4）媒介评价研究。
图2-6 “媒介评价”检索词的研究主题分布图
以“媒介评价”为关键词作题名检索，获得核心文献23篇。其中媒介使用满意度研究有16篇，占比70%；媒介批评研究4篇，占比17%；媒介评价指标研究3篇；占比13%。
总结“媒介评价”研究特点：媒介评价研究在整体传播学信息行为研究中数量是最少的，媒介评价研究的理论模型主要集中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媒介评价研究在数量上明显少于传播学受众信息行为的其他环节。定性研究多，缺乏定量研究。
（5）使用与满足研究。
图2-7 “使用与满足”检索词的研究主题分布图
截至2015年1月，以“使用与满足”为关键词作题名检索，经筛选后获得核心文献135篇。其中，该理论应用在热播节目或现象上的研究有67篇，占比50%；该理论应用于媒介使用方面的研究有60篇，占比44%；而关于该理论本身的研究有8篇，占比6%。
总结“使用与满足”研究特点：
①在媒介使用相关的研究中，90%以上的文献涉及新媒体研究，热点集中在微博使用、微信使用、网络使用、新媒体使用、手机使用。
②目前的使用与满足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个新媒体或节目的使用与满足上，对于多媒体组合使用的研究几乎没有。
③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在趋于量化实证的方向。1999~2007年，没有量化实证研究，多为定性分析和理论探讨，2008年至2015年1月，实证定量研究数量增多，同时不仅仅是基于简单用数据描述满意度，一些研究开始对满意度与人口特征、使用偏好等因素之间展开数据关联性分析。（李武，2011；李浩，2014）
（6）受众行为。
截至2015年1月，以“受众行为”为关键词作题名检索，经筛选后获得核心文献126篇。其中，受众特征与行为特点相关研究86篇，占比68%；受众行为与大众传播相互影响的研究24篇，占比19%；受众行为的模式及影响因素的研究13篇，占比13%（见图2-8）。
图2-8 “受众行为”研究的主题分布图
总结受众行为研究相关特点：“受众行为”研究主题的核心文献，主要内容为三个方面：
第一类：受众特征与行为特点研究。这类研究从受众行为类别上看，主要涉及：媒介接触行为、媒介接受行为、收视／收听行为、媒介选择行为和媒介消费行为。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受众的信息需求心理机制，研究受众行为。对于受众行为特点主要通过媒介使用的渠道、时间、频率、地点等进行描述。近年来受众行为研究与新媒体媒介使用研究密切相关。它们从数字广播（侯迎忠，2008；赛利信媒介研究，2013）、网络电视（刘强，2011）、移动公交电视（王月，2010）、社交网站（杨玉琼，2011）等多种新媒介受众使用行为切入，展现了新媒体时代受众在心理需求、个人特征、行为偏好等各方面的特点。
第二类：受众行为与大众传播相互影响研究。这类研究的重点不是受众行为特质或规律本身，而是研究受众信息行为与信息环境的相互影响与塑造作用。徐超（2014）指出，受众行为对大众传播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受众行为即是大众传播信息环境的外化显现。一些研究从大众传播对受众行为的塑造展开研究（李东明，2006；陆奇，2011；刘猛，2011；刘思慧，2012）；另一些则从受众行为对大众传播的反向影响展开探索（林燕德，2010；董丹萍，2013）。前者的研究数量要明显多于后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传播学界对于受众行为视角研究的力度相对于传者视角还是偏弱。
第三类：受众行为的模式或影响因素研究。一是受众舆论模式。大部分研究基于传播学“沉默螺旋”理论模式展开讨论。（刘建明，2002；李扬，2012；李函擎，2014）
二是受众信息传播模式。赖胜强（2014）针对“谣言”这一类特殊的信息进行传播模式的研究，借鉴人类行为理论中的“刺激（S）－有机体（O）－反应（R）”模式，从“信息内容特性”“传播者特性”和“信息受众个体特性”三个方面构建了网络谣言对受众再传播行为影响的机理模型。纪诗奇（2013）针对“信息传播决策机制”进行研究，对消费者决策模型进行改进，在大量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影响传播决策的影响因素，建立了“传播决策结构方程模型”。
三是媒介使用行为模式。叶凤云（2012）以罗杰斯创新扩散模式（IDT）为基础，结合数字阅读的影响因素，创建数字媒体阅读受众行为模式。王朋等（2013）对《中国好声音》节目受众观看行为进行了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该研究以理性行为理论扩展模型（TRA）作为理论基础，建立了电视选秀节目行为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李鑫（2014）利用科技接受理论（TAM）对IPTV的受众使用行为的行为机制进行了研究。
（7）信息传播行为。
截至2015年1月，以“信息传播行为”为关键词作题名检索，经筛选后获得核心文献98篇。其中，信息传播行为及其策略研究52篇，占比53%；信息传播行为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25篇，占比26%，信息传播行为相关法律研究21篇，占比21%。
总结信息传播行为研究特点：
第一类：信息传播行为及其策略研究。在42篇关于该主题的研究中，有几类研究比较突出：一是涉及突发事件、灾难性事件、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研究，11篇研究文献都来自硕博士论文库，而其中8篇与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行为相关，其余则涉及信息传播行为特点与规律探索；二是与微博等自媒体相关的信息传播行为研究；三是与社会化网络信息传播行为相关研究。
第二类：信息传播行为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信息传播行为模式及影响因素相关文献有23篇，占该检索词总体文献的近四分之一（见图2-9）。
图2-9 “信息传播行为”研究主题分布图
计算机学科研究有4篇，这些研究利用计算机建模理论、算法，研究探索虚拟网络聚集影响因素（张丹丹，郑明春，2010），建立面向社会网络的多信息并行竞争传播模型（郑蕾，2011），建立预测性的用户网络传播行为模型。（吴凯，2013；吕绍晨，2013）信息管理科学研究有19篇，以下以最新的几个研究举例：姬浩等（2014）对网络谣言的情绪化传播行为进行研究，运用犯罪学领域中和技术和威慑理论，实证分析人们信息网络情绪化传播行为的动机。史波，吉晓军（2014）基于扎根理论，研究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公共危机信息网民再传播行为。刘行军，王伟军（2014）研究了微博用户的特征及行为规律，并对名人用户和普通用户关注数、粉丝数和博文数三者两两之间的相关性程度进行了回归分析。庄亚明，余海林（2013）以“抢蜡烛事件”为例，研究群体性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网络特性。
第三类：信息传播行为相关法律研究。检索结果中共有18篇与法律相关文献，占到总体研究的近五分之一。
总体而言，以信息传播行为为检索词的研究中，跨学科研究非常频繁，法学、计算机科学、情报学、管理学这四大学科分别从自身的理论体系进行信息传播行为研究，尤其是信息传播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学科与信息管理学科，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大多采用实证量化的方式进行，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从传播学方面看，受众行为相关理论主要是以下三种：沉默螺旋理论与舆论行为相关，受众选择性注意理论更偏向与心理层面，使用与满足理论阐述需求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联。传播学领域对于受众信息行为机制研究方面的理论非常匮乏。
少数传播学研究者开始迈出跨学科的步伐，比如黄可，柯惠新（2014）就围绕媒介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从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汲取理论营养，创建多层次媒介消费影响机制模型；王艳玲，何颖芳（2013）以信息科学意义建构理论为基础，归纳出影响我国网络用户信息行为的四个方面，验证个性因素对网络舆论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者借鉴人类行为理论中的计划行为理论、科技接受理论等对博客使用行为（黄炯，2007）、手机报服务继续使用行为（张志烹，陈渝，2011）、手机电视使用（巢乃鹏，孙洁，2012）、手机微博使用（张凌霄，2013）等受众新媒体采纳行为展开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利用跨学科的理论优势来研究受众行为规律，弥补传播学受众行为理论的不足，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意味着跨学科研究的开始。
从信息学科方面看，由于大众传媒的发展，跨学科研究趋势的推动，许多信息学科研究者从研究专业人员信息行为领域跳脱出来，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传播学受众行为研究的范畴，利用信息科学理论对受众在大众传播框架下的信息行为展开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传播行为”的规律与机制探索方面，研究数量在整体传播学受众信息行为研究中并不突出，但在近年呈递增趋势。
综上可见，传播学受众信息行为的跨学科研究数量不多，而其他学科对于传播学信息行为研究的渗透力要远强于传播学对于其他学科的主动链接。
尽管新媒介研究增多，绝大部分研究仍聚焦于单一的媒介使用行为。以下这两类研究还很少：不同媒介使用行为比较研究、多元媒介环境下的媒介选择行为／使用研究。
（1）“不同媒介使用行为比较研究”有待拓宽。
已有比较类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比较性研究中，比较研究的广度需要拓宽，研究深度需要加深。
多数研究都从“时间”角度去切入观察新旧媒介发展的态势，试图对未来的媒介发展做出预测和建议。（刘德寰，崔忱，2010；喻国明，许子豪，赵晓泉，2013；吴文汐，刘航，2014）但这些研究还存在可以更深入挖掘的层面，即：是什么因素在左右受众的媒介时间使用？刘德寰等（2010）在研究媒介时间的替代效应时就指出：“媒介时间只是我们观察网络媒介发展变化的一个切入点，而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进程分析才是解读网络媒介的关键。”这些因素包括网络依赖度、媒介使用者的自身特征、价值观、网络接触形式等。笔者非常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时间的替代与补充只是行为发生的结果，而其背后的受众心理机制、行为机制才是影响媒介未来发展的真正内因，也是媒介研究预测和指引未来的根本所在。
广度方面，目前多数研究的视角却还囿于新旧媒介的使用行为对比。研究集中于纸媒、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比较层面，而对于融合以后的各种媒介形式之间的比较却非常少。比如，手机网络电视与互联网电视受众使用行为之间的比较、电脑端新闻网页与手机新闻APP之间受众使用行为的比较等。
（2）“多元媒介环境下的媒介选择与使用行为研究”匮乏。
目前很多研究都停留在描述单个媒介渠道的接触上。许多大型的调查可以给我们呈现宏观上受众人群使用各种媒介的数据，比如复旦大学的新媒体研究调查、中国互联网中心每年两次的统计报告、艾瑞网发布的各种媒介研究报告等。也有大量研究给我们展示了不同受众群体单独使用各种媒介的行为研究。但是在多元媒体并存的情况下，受众不仅仅形成了对某一种媒介的使用偏好，还形成了媒介组合使用习惯。研究者不能忽略受众真实的日常媒介使用情况。
在大量的使用与满足研究中，我们很难发现有研究涉及受众行为机制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在用数据呈现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结果，却很少有研究去进一步解释受众行为的机制。而对比上文中提到的大量跨学科研究，却发现所有跨学科研究都集中于这个主题上，可见，受众行为机制研究少的原因正是理论的弱势和缺乏。
在文献检索结果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目前受众行为的研究对象除了整体受众，就是以年龄、性别、地区、职业、阶层进行划分，选取一定的人群进行研究。在已有的研究中，学生、农民、儿童、青少年等群体是关注的重点，对这些特定人群的研究比较集中，需要拓宽。另外，不仅仅要拓宽，而且要转换人群的分类方式。找到行为方式与人群特质之间的关联，从而揭示受众行为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由于传播学受众信息行为研究主要以简单描述行为为主，所以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比较单一，鲜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
大量的媒介接触、媒介使用文献集中在呈现受众的行为偏好是什么，以及受众的素养如何。在全媒体发展的初期，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发展初期，“是什么”的研究非常必要。然而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和新媒介的普及，我们已经跨入了全媒体发展的快速成长期。我们发现受众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在新与旧之间做抉择，而是在多元化媒介环境中找到适合自身的媒介使用方式。受众的媒介素养普遍提高、受众的选择成为影响未来媒介发展重要因素。因此，研究者迫切需要传播学研究者从过去研究受众行为“是什么”进入研究关于“为什么”的视角。受众行为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是未来传播学研究探索的重点。
传播学现有的理论明显不足以应对“行为机制”探索的研究趋势，那么，跨学科研究就成了必然。文献检索结果也直观地表明，在受众行为研究方面，其他学科对于传播学的渗透力度要远高于传播学主动对其他学科的渗透，这些不同学科对传播学领域的链接正是传播学研究者走向跨学科研究很好的接力点。
全媒体视角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的媒介发展时代很难再用新与旧去界定，受众面对的是多元融合的媒介环境，因此传播学的研究也当与时俱进，转换思维。
（1）复合媒介、融合媒介、多屏、全媒体将会成为新的热点关键词。
现在这类媒介研究正在趋热，但和网络媒介、新媒介、手机、传统媒介这样的关键词比起来，整体的研究数量还不多，未来这些研究关键词将逐渐成为受众行为研究领域的热点词汇。
（2）关于新旧媒介关系的探讨会持续，但不再囿于传统思维中的“新”与“旧。”
随着新旧媒介的边界进一步消弭，关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关系的探讨会逐渐减少，但关于新旧媒介比较、更替的研究还会持续，只是不再局限于过去新旧媒介概念的划分，关于“更替”背后媒介使用动因、机制的研究是未来研究之重。
（3）关于媒介组合使用行为的研究增多，基于情境的受众行为研究会增多。
虽然我们迫切地需要了解媒介背后的使用机制，但关于“是什么”的研究仍然必要，只是要换一个思路去呈现当下受众真实的信息行为是什么。在多屏、智能屏时代，受众的媒介选择和使用即是一个根据情境去做排列组合的匹配过程。媒介组合使用习惯的研究、基于情境的研究正是在积极地呈现这些动态而有趣的受众行为新规律。
（4）媒介选择类研究会增多，不同媒介使用行为比较类研究增多。
媒介形态、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仅以苹果应用商店为例，2011年7月，苹果商店的上架应用突破10万个，2012年11月，突破100万个，媒介市场正处于一个买方市场，受众选择的主导力量凸显。另外，随着三网融合进程的加快，不同硬件端的信息服务在功能上形成交叉，受众比较和选择不同媒介满足信息需求的空间很大。因此，媒介选择与比较类信息行为研究在当下媒介发展环境下显得尤为有价值。
（5）融合媒介使用行为、采纳行为研究会增多，用户体验因素受重视。
媒介融合进程加快，硬件端只是尺寸与体积有区别的屏幕，过去那种基于硬件端媒介的区分方式在改变，受众信息行为作用的对象不再只是屏幕，而是基于硬件、软件层面的不同信息服务平台。过去的媒介使用行为研究还大多集中在硬件媒介的使用偏好层面，未来的媒介使用行为研究会逐渐转向融合媒介视角。
另外，由于媒介融合的速度很快，新媒介形式层出不穷，受众使用新的媒介技术的频率和其更新速度也是空前的，那么基于受众体验的采纳行为研究显然也是未来信息行为的研究重点之一。
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是整个信息行为研究未来的重要趋势，传播学信息行为研究更当重视这两者的结合。因为在媒介环境快速变化、日益复杂的阶段，无论是研究受众信息行为“是什么”的层面，还是“为什么”的层面，仅仅依靠一种方法，可能都不能给予充分的解答。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可以使得研究更加透彻、客观和有解释力；
在研究手段上，目前已有的研究对于焦点小组、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运用得很少，这些方法在日益复杂的行为研究中可以对单纯的数据统计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除了传统的研究手段，可以利用一些新媒体技术，比如眼动仪、网络视频捕捉等。
在统计分析方法上，大部分传播学受众行为研究倾向于使用传统的数据分析方式，研究止于做一些简单的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但在未来机制探索的领域，我们需要涉及数学建模、聚类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更复杂的数据分析方法，学习掌握SPSS、SAV、Lingo等基本数据统计分析软件也非常必要。在数据呈现方式上，数据可视化也是未来研究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式。
经过大量文献观察，本书作者认为，威尔逊信息行为模型对受众新闻信息行为研究颇有借鉴意义，同时将传播学中与信息行为相关的研究理论整理如下，最后对这些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全媒体环境下信息行为研究的总体模式。
（1）威尔逊信息行为模型。
作为信息行为研究领域的权威性学者，威尔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探索信息行为的理论构架，并根据信息行为实践的发展，不断修订其信息行为模型。他在1981年提出的信息探求行为模型（见图2-10）是迄今为止接受范围最为广泛的人类信息行为模型之一。该模型的基本要点：首先，信息需求不是最根本的需求，而是源于更为基础性的需求，即生理、认知和感情三方面的需求，其中每一种需求又处在不同的背景之中，即个人、社会角色以及环境的背景；其次，在寻找所需信息的过程中，信息探求者可能会遇到来自上述三种背景之中的不同障碍。（朱婕，靖窦，2005）
图2-10 威尔逊1981年修订后信息行为模型
威尔逊1996年修订的信息行为模型（见图2-11）与1981年模型相比，最大的改进之处，是根据信息行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流程，分别给出了相应的影响机制和理论支撑。例如威尔逊用压力适应理论解释为什么一些信息需求没有引起查找行为；用风险回报理论解释个体更偏好使用哪一种信息源；用社会学习理论描述个体如何通过从事能使自己获得成功的信息行为实现自我效能等。可见，威尔逊信息行为研究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入的，1996年威尔逊信息行为模型内容已经不再局限于信息科学的研究领域，而是涉及决策学、心理学、创造学等其他研究领域，使其真正成为一门交叉学科。
图2-11 威尔逊1996年信息行为模型
（2）三上俊治的信息行为模型。
日本学者三上俊治（1991）认为信息行为是“个人在社会系统中，利用媒介或直接地收集、传送、存储信息以及处理信息的行为”，并基于此提出其信息行为模式（见图2-12）：
1）信息行为的主体产生信息行为动机，在这个过程中，信息行为主体的文化知识、基本属性以及使用的可能都会对行为主体产生不同的动机产生影响。
2）主体在特定的信息行为的环境中实施信息行为，信息环境包括媒介的特点和信息的特点。
3）信息行为对个人及社会产生了效果，效果指达到某种目的，实现价值或得到满足。这种功能性的效果包含个人层面、组织层面以及社会层面。
图2-12 三上俊治的信息行为模型
4）通过评价和反馈，形成新的信息行为需求。从信息行为主体产生行为动机到信息行为结果导致行为效果，这个过程并没有终结，而是通过评价反馈机制，形成新一轮的循环。
（3）使用与满足理论模型。
1974年E.卡茨在其著作《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中首先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使用与满足理论是大众传播学受众研究中的经典理论，该理论是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见图2-13）。同传统的信息如何作用于受众的思路不同，它强调受众的作用，突出受众的地位。该理论强调：基于社会和个人心理需求的驱使，人们会主动诉诸大众媒体或其他渠道以满足这些需求。（郭庆光，2011）
图2-13 使用与满足理论示意图
（4）祝建华的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模型。
祝建华（2004）在研究受众互联网选择影响机制时总结了现有理论局限：“创新扩散论”虽然很好地描述了受众接受新媒体技术的过程和方式，却远不足以解释决定受众采纳新技术的动机、需求以及社会环境等内外因素；使用与满足理论虽然提出了社会与心理因素驱使人们产生媒介使用的需要，却没有探究这些需要背后的根源，停留在对受众动机做分类和描述的水平上。
他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结合期望价值理论，提出“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见图2-14）。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一个人越是相信互联网比传统媒体更能够满足其某种重要需求，那么他／她就越有可能采纳互联网和更多地使用互联网。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权衡需求对采纳和使用互联网的影响作用是纯粹的，是独立于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之外的。
图2-14 祝建华的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模型
2．传播学信息行为模型提出
本书通过对传播学与信息科学中相关理论模型进行优劣势分析，结合传播学信息行为研究特点，提出传播学信息行为总模式。
（1）使用与满足理论对全媒体环境下的受众信息行为规律的解释力略显不足，需综合信息行为相关理论加以拓展和加深。
使用与满足理论强调受众的能动性，认为是个人的兴趣和需求决定了受众采纳和使用媒体的过程。这种以“受众为中心，以信息需求”为主导的思想是符合当下媒介发展实际的，信息行为的研究就是从这样的起点出发来探讨受众在使用媒体和采纳信息过程中的种种特点与规律。因此使用与满足理论非常值得本书的受众信息行为研究借鉴。
然而，使用与满足研究中存在三方面的缺失：
首先，绝大多数研究都仅以论证需求本身为目的，缺乏使用需求产生的根源的探索。大量使用与满足研究停留在对受众动机做分类和描述的水平上，本书研究的重点不仅仅是探讨受众信息需求动机的种类以及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而是关注受众经由信息需求引发的媒介选择、使用、采纳及评价一系列环节中受众信息行为的特点与机制。
其次，大多数研究者对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应用关注“动机－结果”这一头一尾，即信息需求动机与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却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中间环节。文献中大量的使用满足研究是属于思辨型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的观察和分析，指出媒介使用中的受众需求以及实际满足状况。目前也有一些使用与满足研究开始转向实证方式，但是这些研究仍然局限于媒介需求与满意程度之间的关联性验证，对于使用行为的各个环节与使用的满意程度之间的关联研究非常少。
最后，使用与满足理论多用于单一媒介利用行为的研究中。尽管许多新媒体受众研究也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作为研究依据，但大多数研究以特定媒介为某一个媒介为研究对象，而全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媒介，而是复合、融合的媒介环境。
综上三点，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应当在全新的媒体环境下得以拓展和加深。
（2）“权衡需求理论”对受众媒介选择机制做出有益探索，但并不适用于当下全媒体信息行为研究实际。
首先，权衡需求理论并非多元化媒介选择影响机制理论。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无疑对于新媒介环境下的受众选择机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该理论也仅仅是提出了人们在新旧媒体之间的一种抉择机制。事实上，受众在多媒介环境中的媒介选择机制一定是多因素、综合性的。比如，王晓华（2006）对权衡需求理论进行检验时就发现，权衡需求在解释新媒体采用时不是独立的自变量，而是受个体差异影响的中间变量。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新旧媒体互相融合，相互补充，受众的媒介选择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多元杂合，受众媒介选择的影响机制也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
其次，权衡需求理论的“零和”前提已经被证实并非实际媒介使用现状。更为重要的是，“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的前提是“零和”，即媒介时间总量不变，但这一理论假设被证明并非符合现阶段受众媒介使用的真实情况。虽然受众因为更多新媒介的产生，而转移了对传统媒介的注意力，但整体的媒介使用时间总量是增加的。（喻国明，许子豪，赵晓泉，2013）
因此，权衡需求理论在解释复杂媒介选择行为机制方面是局限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综合性的理论来为全媒体环境下受众信息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作支撑。
最后，日本信息行为理论模型是对信息行为的宏观描述，但是在做具体中微观的研究时，还需借鉴其他理论模型。日本信息行为论的倡导者们希望研究媒介变革对人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新媒介的本质功能是什么；新媒介的缺陷是什么；这些新媒介对现存的各种媒介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新媒介对于人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等等。（崔保国，2000）这些研究主题都涉及传播与社会互动关系，能够扩展受众研究的视野，尤其对信息化高度发展后的多元媒介环境和双向传播能够提供更有承载力的理论框架，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些理论主要集中在对大众传播环境的考察，而对由新媒介引发的信息环境的变化，以及信息行为的变化，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张照云，2009）
笔者认为，日本信息行为论的优势在于为传播学信息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视角，从社会信息学的视角描述了信息行为的过程与作用方式，是一个全面综合的信息行为理论构架，但是在做具体的微观研究时，还需借鉴其他理论模型。
（3）威尔逊信息行为理论提供弹性的信息行为流程框架，适合跨学科的理论嫁接，需针对传播学信息行为研究侧重点对具体环节进行调整。
威尔逊信息行为理论是在信息探求行为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息行为理论模型，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从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专业学科领域跳脱出来，综合了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是目前解释信息行为机制最为有效的信息行为模型之一。
威尔逊信息行为模型对于本研究的借鉴意义在于：
首先，威尔逊信息行为模型充分挖掘受众信息需求动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日本信息行为理论一样，威尔逊信息行为模型以信息需求为起点，但该理论在受众信息需求动机的分析上，比使用与满足理论更进一步，它将信息需求背后的受众心理需求动机在个人层面、社会角色层面以及客观环境层面以由内及外，由小及大的方式有条理地进行了归纳。
其次，威尔逊信息行为模型关注完整的信息行为流程。从需求出发，到信息探求与使用，再到使用后反馈回到新的信息需求，这个过程是完整的。这点是值得传播学受众行为研究借鉴的，因传播学受众行为研究大部分都以媒介利用行为为主，关注单一环节，缺乏全局视野。
最后，威尔逊1996年信息行为模型最大的优势是：它提供了信息行为影响机制的探索空间。它是开放的、跨界的、弹性的，在普遍信息行为的流程基础上，根据不同学科和具体信息行为类别，可以在干扰变量的部分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补充、替换和更新。这些干扰变量的引入，不仅是信息行为流程中的必要环节，同时也意味着这个模型已经深化解释并影响了信息行为机制的部分，这是被其他两个模型忽略的，但都是本书研究要着力研究阐释的部分。
（4）传播学信息行为模型的创建。
为创建传播学信息行为模型，本书综合传播学受众行为研究实际，将对威尔逊信息行为模型做以下四个方面调整：
首先，增加媒介选择与使用环节。威尔逊信息行为模型来自信息探求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是受众与信息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受众与媒介之间的关系。而且信息探求行为发生的平台主要指的就是计算机信息系统，因此，不存在媒介选择与使用的环节。而作为新闻信息行为，媒介选择与使用是受众获取或生产信息的必经环节，而且也是全媒体环境下新闻信息行为研究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在模型中增加该环节。
其次，删减信息检索部分。由于本书研究的焦点是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信息检索的部分不具体展开研究。另外，因为新闻信息的获取不同于图书馆信息科学中研究的信息获取机制，故不采用信息检索环节。大众传播系统主动发送这些信息，虽然也有部分主动检索新闻信息的行为，但通常接触新闻媒介就是获取新闻信息的开始。
再次，增加使用评价环节。在威尔逊1996年信息行为模型中，信息通过使用环节以后直接进入新需求，并未特意突出评价机制环节，但在传播研究中，信息的反馈是信息传播模式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将影响后续的信息行为，因此增添此环节。
最后，合并同类影响因素。在影响因素归纳部分，本书根据人与媒介互动行为的主要特点，将威尔逊1996年信息行为模型中涉及个人的要素进行了合并。压力适应理论在媒介使用方面主要是涉及群体压力，即受到周围人际关系的影响，可以归纳如“社会影响因素”；社会学习理论中的自我效能感指受众使用媒介的主观能力认知，可归纳入“心理因素”；人口因素、个人背景因素、生理因素合并为“个人特征因素”；个人心理因素和个人特征因素都归属于“个人因素”。由此，该模型的影响因素部分主要涵盖四个主体因素，即：个人因素、社会影响因素、环境因素和资源特征因素。
综上，本书以日本信息行为论为宏观理论指导和跨学科研究的索引，以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借鉴，以威尔逊1996年信息行为模型为基础，现提出传播学受众信息行为总模式（见图2-15）。
图2-15 传播学受众信息行为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