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算法、科技、流量，这些背后折射的，是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引力的牵扯。
2024 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如期举办，据说有来自 13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 1 800 多名嘉宾来到了现场。今年在互联网上大放异彩的雷军，作为中国互联网界唯一的嘉宾致了辞。
至今乌镇互联网大会已经举办十一届了，与本届不同的是，以往的乌镇大会主场在晚上，在个小河边的酒吧里，来自腾讯、华为、阿里、美团等互联网巨头的大佬们围坐一圈，共话江湖。
何为江湖？那画面便是江湖。江湖之中，是非不断。是非既成就了互联网，也制约了互联网。真实的世界，如一条连续的光谱，在 0 和 1 的善恶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宽容空间。
乌镇的夜晚归于宁静，互联网上、互联网下，企业家们的声音也渐渐消失。抖音、视频号等主流短视频平台，频繁出现的总是雷军、周鸿祎等几位互联网企业家的身影，以及大量虚假消息的剪辑、鸡汤类内容和影视类娱乐内容。
一种内容看似繁荣实则衰败的现象在平台上愈演愈烈。
消失的冷空气传导到了线下，对自媒体炒作的排斥和恐惧，被泛化成了对所有媒体的排斥。在各大媒体举办的论坛、会议中，对外宣传推广的需求急剧萎缩，除官方几经斟酌删改的通稿外，任由各大媒体采编发挥的新闻内容不再被甲方鼓励。甚至作为各大论坛、会议主角的企业家们，在收到采访邀约时，都整齐划一地表达了友好的拒绝，“ （生意） 太难了，没有什么话可以说” 成了他们共同的借口。
是这样吗？
让企业家们开口说话的条件，跟普通人一样，无非是两个：一是遇到了困难有诉求；二是获得了成功有喜悦。不敢说话的主要原因，无非是这两个条件在被讲述出来后，担心被误读或过度解读。
“无实物表演”式的解读是自媒体博主制造流量的谋生之道，也是评论区“网络评论员们”站队、攻伐、炫耀的主要手段。
对于企业家们来说，自媒体舆论的不可控远大于对形势不确定的恐惧。因为面对不确定，勇闯不确定，是企业家的宿命，被误解却不是。被误读、误解若成了开口说话后的必然性结果，保持沉默或许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于是，企业家们集体“消失”了。
钟睒睒是最近被逼急了的一位。一向远离媒体的他，罕见地连续发声，一边炮轰纯净水不健康，不怕影响自己的绿瓶农夫山泉销售，甚至多年后再次与同行交恶，掀起饮用水大战；一边隔空喊话张一鸣，要求抖音等平台就对他和他儿子的恶意攻击道歉。
钟睒睒表示“任何在营利性平台上发布的谣言，平台都应为之承担法律责任，就像我一个制造企业一样，生产假货和销售假货应同罪。”
2024 年 2 月，宗庆后的离世，让钟睒睒和农夫山泉遭到大量网络攻击。在此期间，钟睒睒的母亲也离世了，这位三年蝉联中国首富的企业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钟睒睒表示：“任何在营利性平台上发布的谣言，平台都应为之承担法律责任，就像我一个制造企业一样，生产假货和销售假货应同罪。”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为了保护举报人，各国对于恶意举报和谣言的反向追诉措施并不理想。举报和被举报往往成为一场力量悬殊的非对称战争。
2023 年，公安部曾开展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但公布的 10 起典型案件并未涉及网络平台。平台常以“避风港原则”来规避风险。所谓“避风港原则”，即网络平台在接到通知后及时删除侵权内容便无需承担责任，否则就要担责。但“接到通知”的主体认定条件苛刻，流程复杂，谣言往往在沟通和协调的过程中被广泛传播。
流量是平台的生命线，是饭碗。然而，追求关注、制造流量，最终却可能变成套在企业家们脖子上的绞索。
李旭，25 岁。
往年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富士康或东莞的某个工厂，做着一线产业工人的工作。然而，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许多年轻人通过直播轻松赚钱，他动心了，“吃个东西就有人打赏，还有人坐在那什么都不做，或者喝喝酒、唱唱歌，赚得都比我多，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受苦受累呢？”于是，他瞒着新婚妻子，在深圳租了房子，从拼多多上花 148 元买了一套直播设备，做起了拼酒直播。
新婚妻子没有等来“要赚大钱，盖大房”的丈夫，却等来了一封死亡通知书。一家人赶到出租屋，看到满屋子写满的“要赚钱，不要脸”“奋斗、拼搏”“人不为己天株 （诛） 地灭”，瞬间崩溃。
据统计，2024 年从事网络直播的人数已达 2 000 万，主要集中在 18 岁至 40岁之间，占比达 73.9%。
“理发姐”“瞪眼哥”“拉面哥”……各类缺乏娱乐性、泡沫性内容充斥短视频平台。哪里有新闻、哪类行为更容易引起关注，哪里就会有流量，就会有一群闻到血味、如僵尸般的跟风者。
跳水运动员全红婵老家被 2 000 多人打卡直播，村民深夜不得休息；本是直播卖车，结果却变成主播衣着暴露、低俗擦边；火灾现场，有人竟以此为背景直播跳舞……
直播经济本质上是注意力经济，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有可能获得更大利益。有些人在正能量的赛道上缺乏竞争力，便开始琢磨旁门左道，抱着“黑红也是红”的心态，把“道义放两旁”，不惜自爆黑料、扮丑搞怪、互掐互撕，甚至迎合人类的低级趣味，挑战伦理与法律。
人类天生具有好奇心、窥私欲等特点，这种心理驱使人们不断寻求新的刺激和体验。网络直播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手术室内的神秘操作、户外探险的惊险瞬间、奥运冠军的生活环境……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些人“喜欢”看这样的内容，却不顾这些内容的生产是否违法违规、有伤风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不良网络直播提供了市场。
更大的危机或许在精神层面。
距今约七万年前，人和动物出现了明显的差别，一场认知革命诞生了。自此之后，智人行走大陆，思维愈发敏捷，沟通愈为高效，最终成为地球上最具行动力的物种。
新旧事物各有其理，商业正是在这种保守与创新、否定与肯定、权衡与冲突中不断发展。
意识、自主性、想象力、沟通能力，这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
然而，当年轻人沉迷于手机，封闭自己的精神世界时，这些能力自然而然地受到损害，精神上的异化开始在这个时代最具创造力、最具生产力的人群中蔓延。
有价值的劳动，本质上就是七万年前那场认知革命的升级。因为人不该是只有娱乐、只满足于吃喝拉撒睡的低等物种，更当有改造世界的宏大观念。
当餐厅招不到年轻人，工厂里全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而年轻人们却在镜头前搔首弄姿，这或许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只是在内容平台上演。钟睒睒控诉的重要平台之一是拼多多。
拼多多是电商这棵大树斜着长出来的枝条，它的商业模式伴着争议而生，也不断被模仿和抄袭。拼多多带来的“几乎只为价格而取”的商业模式，对无数大中小品牌造成了冲击。
既然对拼多多的争议主要源于对其商业模式的质疑，那么拼多多的商业模式本质究竟是什么？
在创立拼多多之初，黄峥有过一个关于“把资本主义倒过来”的思考。要知道，对于厂商来说，如果能提前知道消费者的消费意愿，那么他就可以有计划地提前安排生产，甚至在淡季和低谷期也能根据消费意愿进行生产。这就带来了巨大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正是所有厂商都需要的抗风险能力。
为了这份确定性，厂商愿意向消费者提供大幅折扣。换句话说，厂商为了提高自己的抗风险能力，会花钱购买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当几百、几千个消费者联合起来，表示想要一件羽绒服时，商家大概率会愿意生产并以低价销售。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就变成了金钱，企业家口袋中的部分资金就回流到了消费者身上。
这就是黄峥所说的“把资本主义倒过来”，也是拼多多诞生之初其商业模式的本质。
然而，这一模式也催生了几个问题：一是愿意付出大笔折扣的，往往都是中小制造企业，甚至是无品牌的代工企业；二是为了给出最大折扣，这类企业会不断在原材料、渠道、服务等品质增值方面打折扣；三是为了吸引消费者，这类企业往往不擅于创新，而是靠模仿品牌。
为了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拼多多推出了产品不满意“仅退款”模式。这一模式又因为助长了消费端的不良行为，在商家端引起了一轮轮反制。
电商平台上，平台、商家、消费者三者之间的责任、义务和权利之争；外卖平台上，平台与外卖员的利益之争；打车平台上，智能驾驶与传统司机间的生存之争；内容平台上，流量与价值之争……
算法、科技、流量，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新旧事物之间的引力较量。旧事物保守但安全有效，新事物新鲜却打破平衡。钟睒睒、雷军、任正非、马云……没有人能够定义企业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连“企业家”这一名词的定义，也是在商业的演进中不断完善的。新旧事物各有其理，商业正是在这种保守与创新、否定与肯定、权衡与冲突中不断发展。
当万物皆可平台，平台在获得巨大收益和成功后，是否应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和责任？这种义务和责任不仅仅是拿出多少钱去做社会公益和慈善，而是回归到企业的使命和价值本身，能否引导良性竞争、能否形成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否形成新的商业文明和标准。
这或许是对平台有罪与否最好的判决。
编 辑：朱作明 3320808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