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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质生产力是我国自身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今年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一词无疑是最大的焦点之一，不仅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更成为“C位”热词，引起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围绕新质生产力，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十多个产业领域，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低空经济、量子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毋庸置疑，这些产业也将成为国家接下来重点扶持的对象和就业新导向。那么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什么？又为何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引发高度关注？
我们并不否认外部压力传导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转型发展，但从学术视角来看，地缘政治的变化只是外因，发挥主导作用的还是内因，也就是中国自身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中央在几年前就已经提出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深理解。
一是供给侧。
旧模式、旧生产力所生产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技术门槛比较低的，在国际竞争中已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我们的人口已经转向负增长，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在，中国自己的矿产资源、水资源，包括国际贸易环境，都已经无法持续支撑粗放低效的经济增长模式。
二是需求侧。
中国已经从物质短缺走向了产能过剩，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换句话说，过去要着力解决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问题，如今要解决从多到好、从粗到精的问题。
人们已经无法接受严重的环境污染。海外需求也一样，欧盟已经启动碳边境调节机制 （碳关税） ，全世界都已经开始遭遇极端天气，对于过度的碳排放，容忍度越来越低，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走欧美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因此，逆全球化、地缘政治趋紧、国际友好氛围的褪色只是我们向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一个加速器，关键还是我们自己发展的内在要求、底层逻辑。
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首先，新质生产力必须由“三高 ”（高 科技、高效能、高质量） 的创新打底。
这一点与我们近几年一直讲的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都一脉相承，同时又突出了新的“三高”关键点。
它不仅是先进的生产力，不仅要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还要具备高效能、高质量，也就是生产资料的投入要更集约，生产方式要高效能，而且产出也必须是高质量的、环境友好的。
其次，新质生产力有明确的产业支撑。
新质生产力相比原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更不是简单等同于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调整的产业升级，不是农业升级为工业、工业升级为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的是质态，而不是业态。
比如采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选种育种，数字技术支撑的自动化种植、收割、深加工等，同样可以构成新质生产力的质态。
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必须同时满足两点：
一是产业先进且意义重大，未来甚至可能会成为影响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产业；
二是相关的业态已经在一些国家形成较大规模，其实践路径已经相对明确，理论上的认知相对已经形成广泛共识。
最后，新质生产力还能满足战略上的攻防两用。
对中国而言，“三明治困境” （在整个 产业链条上处于一种“夹层状态”，像三明 治当中的肉一样，夹在上下游之间） 就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底部压力大增，各种要素成本已经高企，相对于后起的越南、泰国等已经没有成本上的优势。
除了底部的压力，顶部也有压力，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我们产品与服务的技术含量尚不足，还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在国际竞争中缺乏独特优势。
因此，中国经济需要双线作战，谋求突围。
怎么突围？答案是只能往上走。
中国如果错失这次机会，未必还能像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有再学习、再追赶的机会。人工智能的威力可能远远超过蒸汽机、电力、互联网。这也是中国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所在。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创新，但创新的关键又是什么？
一个是市场化的创新，就是企业家群体、科学家群体的组合创新；另一个是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推进的创新。
比如，对于芯片，中国本来没有必要由政府大力推动创新，靠市场换技术一步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可以，但美国“卡脖子”，中国马上就面临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应对的问题。
不仅如此，美国已经在关于中国人才引进、学生留学等领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也就是说我国从产品市场到要素流动都面临市场失灵问题，很多东西不再是我们愿意花钱就能买到的。
关于创新，经济学上的基本原则还是政府着力于营造和维护创新的制度与文化环境，比如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给企业家一个基于法治的、稳定的预期。创新的主力棒还是要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家，政府非必要不亲自下场创新。
即便有些产业有必要通过举国体制创新，也一定是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比如以母基金投资的方式，或者支持基础科研的方式，调动市场化的力量，绝不是政府亲自入场、从头做起。
新结构经济学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分别是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
这五大类中，其他四类产业都需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去发展，以市场为主，政府扮演的主要是因势利导的次要角色。只有战略型产业，即涉及国防安全或者经济安全的产业，即使不符合当前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政府也要重点扶持发展，亲力亲为。其他四类产业的主力棒都应该交给市场。
比如高端芯片就是战略型产业，它不同于服装鞋帽，一旦断供，不仅仅是我们的高科技产业链容易瘫痪，还可能造成我们错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窗口期。
因此在面临“卡脖子”风险的情况下，政府就必须下场干预，比如持续投资中芯国际，再比如加强理工科人才的培养。但要谨防把新型举国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的回潮。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创新就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新质生产力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持续的投资，技术方向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产业更是连技术方向都不清楚，比不确定性还多了一层不可知性。
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不可知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市场和企业家去试错和创新，政府只能做相对确定且容易考核的工作，否则政府的创新资金很容易被套利。
市场和企业家又怎么去创新？最关键的就是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
金融市场的关键是资本市场，只有通过健康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家才有可能调动全社会的资本进行创新，投资者既分担创新的风险，也共享创新的收益。
过去，中国主要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市场，在银行借债有利息，到期要还本付息，不利于支持高风险的创新创业项目。
因此，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配套建设金融强国，尤其是健康友好的资本市场，这是中国目前一个巨大的短板，必须补齐。当然，资本市场不仅仅是指股市，还有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法治环境的关键是稳定预期和可信承诺。
以生物制药为例，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投入高达 10 亿美元，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仿冒产品频出，创新的企业就无法收回成本，更谈不上创新的超额收益带来的激励。
编 辑：蒋金花 321802933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