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名字还有可能被后世记住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我是“商品储备货币方案”的提出者。为阐述这一方案，我必须首先声明：我对经济学的正规学习仅限于191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了4周马齐博士的课。那年秋天，我退出了这门课，以及其他所有课程，以便在白天为美国快递公司打工。当我第二年2月回到大学时，我没有把经济学纳入我的课程计划，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门课。尽管缺乏经济学这一“乏味的科学”的专业训练，但这并没能阻碍我随后在证券投资、公司金融、专业意义上的经济学等领域成为理论和实践的权威。我了解经济学知识的方式跟我了解投资知识的方式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阅读、思考和实践。

我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创新，涉及关于货币理论的很多常规学术研究，甚至就在我于1965年7月中旬写下这些文字时，某些经济学家似乎仍在思考我提出的理论。 ¹ 伟大的凯恩斯勋爵以隐晦的方式就我的理论写过一篇文章。关于这个问题，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收入他出版的文集中。

关于商品储备货币理论的思考

我把基于商品储备货币（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的概念简称为CRC。我最早思考它是在1921年至1922年的经济萧条时期，当时全球经济可能是第一次在生产力过剩的情况下出现了萧条。总体而言，原材料生产出现了过剩，而有效需求或融资需求又不足。商品价格的急剧下滑给金融领域带来了很大麻烦，反过来这又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和经济萧条的恶性循环。从我一开始研究这场萧条及其伴随而来的广泛损失时，我就觉得它的发生并非不可避免，而我们应该阻止其再次发生。如果一个国家缺乏生产要素，比如，肥沃的土地、制造产能、技术知识，那么它的生活水准必然是很低的。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一方面过剩商品被存放在仓库，另一方面很多家庭又买不起这些商品，这种情况的发生在逻辑上似乎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有如此丰富的资源。

要解决这一不寻常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要考虑黄金制造商的地位。它们免受了很多厂家遭遇的困境。无论他们的产量有多大，他们都能以一个固定的价格迅速卖掉产品，而那时黄金的价格是每盎司 ⁽¹⁹³⁾ 20美元。他们甚至从萧条本身获得了巨额利益，因为更低的工资定价和更低的原材料价格降低了他们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他们的利润。很多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稳定总体价格水平的方案，但没有哪个方案获得了广泛认同。当时最有名的方案是欧文·费雪提出的美元补偿方案。根据该方案，黄金与美元纸币的价格比值应该与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或下跌成反比。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使我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我认为，更好的方案是赋予一组指定的或者由“货币篮子”构成的基本原材料以货币地位，而这种地位与一直以来的金本位相同。这意味着，一方面，全部商品所有者或者生产商，总是能够按照一篮子货币基本原材料组成成分的相应比例，将自己的商品卖给财政部，换取固定数量的美元纸币；另一方面，美元纸币持有者总是可以用美元换取相应数量的一篮子商品。

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只有黄金生产商从经济萧条中受益？难道生活必需品不如黄金重要和有价值吗？难道生产这些必需品的厂商不应该也从经济萧条中受益吗？

在我看来，商品储备货币方案既有主动价值，也有被动价值。就主动一面来看，它可以通过用商品价格来定义美元价格，以及通过在美元纸币和小范围的商品等价物之间建立双向转换机制，尽可能直接地应对物价稳定问题。从广义上讲，这种方案会在全球商品与全球货币之间架设桥梁，当市场没有足够的商品消费需求时，商品可以被视为货币，并且能兑现成货币。相反，当市场对商品的需求旺盛时，货币可以转换成用于消费的全球商品。这种想法来自《圣经》中著名的“七丰年和七荒年”故事，以及约瑟储备多余食物以备不时之需的智慧。

就被动一面来看，该方案并不试图像以前所做的那样，稳定任意单一商品的价格，这种所谓的物价稳定计划是相当不成功的。我的方案允许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根据供需关系的变化上下波动，而整个商品组合的价格水平则能维持大致稳定，尽管会出现小幅波动。

将这一在理论上有吸引力的想法转化成实践操作，其困难显然是很大的。服装制造商和无数类似的厂商，能够将它们生产的每件商品以固定价格卖给美国财政部吗？显然不能。不同类型的商品在质量、种类、合理价格、易腐性、过时性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最重要的是，即便政府购买了这些商品，能用它们来做什么呢？

然而，如果我们不考虑所有类型的商品，只考虑基本原材料，这些问题大多可以迎刃而解，因为基本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在经济繁荣和萧条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里可以举个例子。美国的基本原材料价格指数在1913年至1920年显著上涨，这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通胀和战后繁荣造成的。但1922年，该指数就出现了暴跌。

假设我们把商品范围进一步限定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最重要的原材料上，又会如何呢？既然这些原材料是一般商品经济的基础，我们就可以假设，以确保黄金地位的方式确保它们的经济地位，就能既稳定价格水平，又能稳定大多数商品的有效需求，而不至于受到反复发生的衰退的负面影响。一般而言，基本商品价格的下跌幅度远大于其他商品，稳定前者会很好地稳定消费品价格。数量相对较小的重要原材料应该不会超过30种，却在所有初级产品的价值构成中占了大头，同时它们也对初级产品的生产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这30种原材料的价格水平能够得到稳定，整体经济就会免受严重的价格不稳定的影响。

但如何以最佳方式稳定基本商品的价格水平呢？在这30种原材料中，我们能够为一蒲式耳 ⁽¹⁹⁴⁾ 小麦、一磅铜、一磅咖啡等商品设定不变的价格吗？有很多反对这么做的理由。这些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总是存在大幅波动，这来自单一商品供需因素的变化。这些变化只是暂时的吗？如果是，抑制它就是一件好事。但它们是长期的或准永久性的，主要反映了产品相关成本的长期变化。在过去，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努力来稳定单一商品的价格。1921年提供的历史案例是糖，但事实证明该努力彻底失败了。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反对所谓的商品或服务限价措施。他们喜欢用一个历史案例来证明限价措施是不可行的：远在公元301年，罗马戴克里先皇帝就试图用限价措施来稳定物价，尽管这一措施很大胆，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我能意识到所有为不同商品单独设定价格的方案的内在缺陷。我认为，物价稳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在狭窄范围内确定一组或一篮子重要商品的整体价格，同时允许其中几种商品的价格根据相关的供需因素发生变化。换句话说，我建议让得到恰当选择的、组成比例合理的基本商品，具有与黄金相同的货币地位。这意味着，生产商拥有多少新货币，取决于它拥有多少基本商品量，而这种新货币的价值也将得到基本商品储备量的支撑。

我对消费者状况的思考也让我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认为，现代社会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公众缺乏购买力来消化前期经济繁荣所增加的商品产能。J.A.霍布森（J. A. Hobson）的经典著作《失业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Unemployment ） ²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该书针对购买力不足带来的影响提出了一套理论，而我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我自己的理论。霍布森的著作无疑是凯恩斯革命性思想的重要先声。

在1921年至1922年的衰退期间，我有了自己的想法，但那个时候也只是想法而已，我只跟我的莫里斯舅舅讨论过，他觉得我的想法很棒。我还在《纽约时报》周日版中读到过一篇文章，文章中描述了一种相关的想法。而让我倍受鼓舞也倍感惊讶的是，作者是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他也提出了新货币应该基于储存在仓库的原材料储备量而被创设，他还提出农民和其他生产商应该得到补偿。但他的方案的细节与我的方案有所不同，而且显得更业余。我的方案很容易执行，而且也更有效。后来，爱迪生的方案被人遗忘了。

在接下来的经济繁荣时期，我把这一方案放在了一边，因为我忙着在华尔街赚钱。顺带提一句，那几年的物价指数是非常稳定的。

对扭转经济乱象的4个提案

直到10年后，我才发表了我的方案。那时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期。1921年至1922年发生的所有异常情况如今再次发生，只不过这一次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次衰退带来的一个结果形成了学术界的繁荣，比如，产生了很多讨论小组，人们提出了大量差异极大的解决方案，发起了试图为经济带来彻底变化的各种运动。其中一个主要方案非常具有颠覆性，那就是人们所说的“技术管理论”（Technocracy）；还有一个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加州提出的“解鞋带项目” ⁽¹⁹⁵⁾ ，也被称为“终结加州贫困运动”（EPIC）；第三个是著名的“汤森德方案”，这个方案提出了当时颇具革命性的建议，即每月向年满60岁的人发放60美元退休金。

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创立了一个小组，定期在位于下纽约城的新学院社会研究所聚会，赞助人是新学院的著名主席阿尔文·约翰逊博士（Dr. Alvin Johnson）。我很快加入了这个自称为“经济论坛”的小组。我们的目标是就如何改进《鲁拜集》中所谓的“事情的糟糕状态”交换看法，而这一词组成为我们对当下经济混乱情形的特定称谓。在1932年的一次聚会上，我以油印件的方式提交了我的方案。事实上，我提交了经过我深思熟虑的4份方案。第一份是“商品储备货币方案”，它几乎算是定稿了，只是还需要添加大量的统计数据和计算公式。第二份是关于消除大规模贫民窟的方案。政府应该用低成本的住房取代贫民窟，同时为贫民窟租户提供补贴，补贴金额要达到新租房屋的租金水平。第三份方案是，失业人群有权依据其技能和经验获得个人贷款，这类贷款要由联邦政府以信用方式提供，失业者只需承担很少的利息，甚至无须承担利息。当他们重新找到工作后，再以合理期限分期偿还贷款。虽然这两个建议，在前罗斯福时代信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哲学的人看来，似乎过于激进，但它们与后来实际采用的政策并没有太大差异。

在我提出的方案中，大多数内容都很严肃，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的第四份方案。我提出了法国偿还对我们的战争欠款之本金和利息的一种方法，我建议，法国人可以每年运送4 000万瓶酒作为赔偿，其中包括香槟。于是，平均而言，每个拥有投票权的美国公民都能在圣诞节免费获得一瓶法国酒。酒的分配方式可以是抽签，也可以按照年龄或者其他公平的方式。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想法，它对于两个国家之间形而上的经济关系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加入了娱乐精神，与此同时，还能以可行的、令人愉快的方式解决战争债务问题。

我们小组有两个成员大胆决定创办一本杂志，所用刊名正源自我们小组的名字——“经济论坛”，它将发表编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诸多新理论。其中一位年轻的高级编辑名叫约瑟夫·米德（Joseph Mead），对于他后来的职业生涯，我一无所知。另一位编辑和发行人也是一个年轻人，名叫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他对经济学的新理论很感兴趣，也持有开放心态，尽管他当时仍是纽交所这一保守主义大本营的从业人员。

我们绝没有想到，我们的马丁注定将在几年后被选为交易所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后来又成为美联储主席，那可是全球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金融人物。我刚刚读了1965年7月2日《时代周刊》刊登的马丁之前发表的演讲，其中非常简短地提到了，1965年的股市表现与1929年纽交所股市市值缩水340亿美元之间的相似性。

编辑米德和马丁让我们论坛向他们的杂志投稿。我以企稳后的再通胀为题，写了一篇关于商品储备货币方案的文章。那个时候，“再通胀”已经成为一个用于描述从通缩回到正常状态，而又不会带来通胀恶果的流行术语。文章发表于1933年《经济论坛》第二期，这是商品储备货币方案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公众面前。 ³

从我创立这一理论起，随后的30年，这个理论既给我带来了满足，也带来了失望。方案刚提出不久，我就获得了心理上的快慰。我的律师朋友戴维·波德尔（David Podell）的同学、当选总统的罗斯福对我的方案产生了兴趣，并且总统正在让华盛顿的专家对其进行认真研究，以作为对抗萧条计划的一部分，当我得知这一切时，我真是欣喜若狂。新总统在1933年的就职仪式上发表的演讲内容让我认为他青睐商品储备货币方案；显然，我幸福得像是进入了极乐世界。我想象自己成了美国甚至全球经济著名而又受人尊敬的救世主。然而，大概两年后，农业部一位名叫路易斯·比恩（Louis Bean）的重要官员拜访了我，他是一位著名的统计学家，也是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顾问。罗斯福已经成立了商品信用公司来稳定农产品价格，并且公司正在大量购买各类农产品。比恩发现我的方案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直接购买这些商品，而随着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就会对总体物价结构产生刺激作用。他对我的方案给予了极大的个人鼓励，并为我最终就这个问题将要撰写的书能得到多少版税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然而，农业部并没有采纳我的方案。

显然，商品储备货币方案在华盛顿的官员看来是一种太过激进的创新。比恩的团队以及比恩的竞争对手莫迪凯·伊齐基尔（Mordecai Ezekiel）肯定是反对这个方案的，后者兜售的是另一种经济理论。所以，我再一次失望了，而这已经成为这些年来我习以为常的状况。据我所知，比恩从未公开支持过商品储备货币方案；或许支持这一方案对他而言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他时不时给予我各种道义上的鼓励，甚至会提供给我一些历史数据，允许我把这些数据用于我的书中。

有一次，比恩让我到华盛顿与农业部部长华莱士见面。有趣的是，这些年来，某些小细节仍然可以留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当我迈上威严的农业部大楼的主台阶到达部长办公室时，我的视线落在了一幅巨大的壁画上，壁画描绘了农村幸福生活的各种场景，下面刻着一句以拉丁语开头的话：“如果菲力克斯……哦，幸福的农民，如果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在右下角，画家注明了这句话的出处：维吉尔，《农事诗》（ Géorgiques ）。我好奇地自问道，这些带着拉丁语的法国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美国政府大楼？显然，这幅壁画是一位法国艺术家受托所作，他没有多想就写下了“维吉尔，《农事诗》”，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华盛顿的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一异常情况，这就好比农业部大楼的入口处挂着一块用法语写就的牌子：Département de l’Agriculture（农业部）。

还有一桩类似的轶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墙上，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话：Haec studia adulescentiam alunt, senectutem oblectant（这些研究滋养着我们的青春，抚慰着我们的岁月）。当我第一次在图书馆看到这句话时，我惊讶地发现维吉尔的名字被刻在了墙上，他被当成了这句话的作者。如果一所伟大的学校竟然不知道维吉尔和西塞罗的区别，可以想见美国文化衰落到了何种程度！可怜的西塞罗，这可是他在其演讲“阿基亚·波埃塔”（Pro Archia Poeta） ⁽¹⁹⁶⁾ 中说过的一句话。西塞罗曾坚持认为，所有人都会寻求身后名，甚至那些写过题目为“论对荣誉的蔑视”（“On Pespising Glory”）的文章的作者也不会忘记在文章里署上自己的名字。也许那位最虚荣的演讲家如今可以稍微平静一些了，因为维吉尔的名字已经从图书馆墙上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名字。

我已不记得与华莱士的短暂会面都谈了些什么，但一定没能取得任何成果。比恩送了一本费雪的《稳定的货币》（ Stable Money ）给我，而费雪曾把自己的书送给过华莱士。显然，这份礼物算是比恩对我的安慰，而这本书至今仍放在我的书架上。比恩后来成了预测选举结果的顶级专家，他还写过一本预测股市未来走势的书。

将商品储备货币理论编撰成书

1936年至1937年，我写了一本书来论述我的商品储备货币理论，该书在1937年出版时名叫《储备与稳定》。在选择书名时，我记得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曾给自己的书取了一个押头韵的书名，叫“进步与贫穷”（ Progress and Poverty ）。我希望有一天《储备与稳定》在经济学学术领域也能像乔治的杰作一样占有一席之地。我在这本书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书末附有很多注释，用于证明我在书中提到的事实以及我对其他作者的文献引用。该书还包括各种计算，涉及我所提议的商品单元的价格变动。这些计算是由我的年轻侄女、如今成了血液学权威的朱迪丝·普尔博士（Dr. Judith Pool）完成的。我先是找到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但他们委婉地拒绝了。虽然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担心这本书的商业前景，但他们还是同意出版。毫无疑问，这完全是托了《证券分析》成功的福。不过，他们提出了一个前提，我要向他们保证，如果首印的2 000册没有卖完，剩余数量我要自掏腰包买回去。这完全算不上是一种有尊严的安排，但为了尽快出版，我还是很快做出了让步。我相信，但凡认为自己的著作会在思想史上成为里程碑的作者，一定也会迫不及待地像我这么做。

就在我即将写完该书时，出现了另一个可能会让罗斯福总统采纳我的方案的机会。赫尔曼·巴鲁克对他的兄弟伯纳德·巴鲁克谈到了我的方案，而我的方案似乎应和了这位伟大投资家自己的某些想法。伯纳德邀请我到他家里谈谈我的方案，这时《储备与稳定》的样稿刚出来。我们的谈话非常愉快。伯纳德说，他确信这是我们的经济急需的解决方案。他愿意为它背书，尽快向罗斯福总统汇报。我则答应第二天下午把样稿送给他。

我以自己最大的耐心等待着罗斯福和伯纳德讨论格雷厄姆方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至今仍在等待，因为关于讨论结果，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直接的信息。大约一周后，伯纳德把样稿还给了我，又说了一段简短而态度暧昧的话。但随后赫尔曼的确有些尴尬地告诉我，讨论真实发生过，但罗斯福显然认为，他已经为经济引入了太多新做法，再尝试一种新做法在政治上是不妥当的。伯纳德把罗斯福的话理解为：我的方案不会产生实践结果或者在总统那里没有得到青睐，于是他一声不吭就放弃了说服总统。我忍不住补充了一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在当时写过一首十四行诗——《论一本野心之作的首次出版》，表达了我对《储备与稳定》寄予的厚望。该诗的开头是：

这些是穿过日日夜夜和岁岁年年的想象之翅，

一直在我日思夜想的脑海，

我只是假装忘记了它们……

诗的结尾是六行诗节：

这些翅膀上升到了不幸的高度

可悲地坠落进了伊卡洛斯 ⁽¹⁹⁷⁾ 海；

这位朝着太阳驶去的年轻人

从高空急速下坠——而我却不然

这些想象之翅必定会有更好的运气，能飞得更高，

为人类抓取一把新的普罗米修斯之火。

这样的对比的确是自命不凡的。他们试探命运之神，而命运之神以惯常的方式报复了这种试探。每当偶然看到勃鲁盖尔 ⁽¹⁹⁸⁾ 的讽刺画《伊卡洛斯的坠落》（ The Fall of Icarus ），我就会想起我的十四行诗。你会发现，一个在画中占据了大部分空间的农民位于画作的前景，他正在耕作，心无旁骛；与此同时，位于画面远处、占据很小空间的代达罗斯的儿子正绝望地从空中掉进大海。

很多学术界的经济学家青睐我的方案，他们说服我发起一场公共运动，将该方案呈现在大众面前。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做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或者牵头人。我找到了一个对此充满热情的家伙，名叫诺曼·隆巴德（Norman Lombard）。人们可能会笃信，这是一个假名，也许是将蒙塔古·诺曼 ⁽¹⁹⁹⁾ 和朗伯德街 ⁽²⁰⁰⁾ 的名字混合在了一起，但我们这位家伙真的生来就有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名字。我从未确切知道他是靠什么维持生计的，尽管我记得他娶了一位学校老师，而他夫人毫无疑问帮了他很多。他曾经在“稳定货币协会”与欧文·费雪打过交道，后来又组织过几次每月定期召开的经济论坛。我们创立了“经济稳定委员会”，由我担任主席。委员会的名字听上去像是对著名的“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模仿，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是我们取名在先，就像“百事可乐”的名字取在“可口可乐”之前一样。我们寄出了我的书和会员申请表，设法邀请了50名或者更多的经济学教授成为委员会委员，其中有很多是著名经济学家。然而，尽管我们努力让委员会更加有影响力，但还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我很快意识到，除非一种新的经济方案能为某一特定群体承诺直接和即时的经济利益，就像“汤森德方案”对老年人承诺的养老金那样，或者除非普遍的紧急状况足够严重，足以吸引公众认同任何做出了巨大承诺或带来了巨大安慰的想法或口号，就像“大萧条的技术管理”那样的案例，否则是无法从公众那里获得资金支持的。“经济稳定委员会”仍然合法存在，甚至它的银行账户上还有1 000美元，但实际上它已经名存实亡20年了。

有一整年，我每周日都要浏览《纽约时报书评》（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首页，想知道是否有重量级经济学家认为我的《储备与稳定》能为经济萧条问题提供主要解决方案。毕竟，《纽约时报书评》曾对我的《证券分析》评价颇高，而我的新书则要重要得多。但显然，《纽约时报书评》将我的书视为对经济学这一乏味科学做出的又一次理论尝试。事实上，他们在新书面市栏目里提到了我的书，但根本没想过要对它做出评论。我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唯一能让我稍感安慰的是，有几本经济学期刊对该书发表了长度不一的书评，尽管它们来得晚了点。

当有篇评论出现在最重要的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谈到我自己的文章中所讨论的同一个主题时，我简直开心坏了。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另一个叫格雷厄姆的人，弗兰克·格雷厄姆（Frank D. Graham），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文章对我的书评价不错，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高。弗兰克·格雷厄姆成了我的理论的积极推广者。他的书《社会目标和经济体制》（ Social Goals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 ⁴ 非常推崇商品储备货币方案。

当然，我与弗兰克·格雷厄姆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然而，在他写了书评后，我们有了接触，后来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也成了格雷厄姆-纽曼基金的投资人。我们相同的名字在对商品储备货币方案感兴趣的经济学者圈中引起了混淆。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是一个人，有些则认为我们是亲戚。直到上个月，还有一位来自剑桥大学的热情推广商品储备货币方案的教授告诉我，他一直以为我和弗兰克·格雷厄姆是兄弟。在我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二本书的附注里，我满怀感激地提到了弗兰克·格雷厄姆的支持，说我很高兴经济学界将我俩的名字相混淆。由于弗兰克·格雷厄姆最早曾在加拿大担任古典文学教授，我在新书中插入了一句修改后的贺拉斯名言：荣誉属于我们两人。实际上，贺拉斯悲观地写道：“同样的夜晚等待着我们所有人。”我把这句话改成了更具乐观精神的“同样的赞美等待着我们两个人”。当然，我在这句话前面还加上了“我希望”3个字。在一封称赞我的书以及感谢我在书中提到他的信中，弗兰克·格雷厄姆谦虚地写道：“但‘荣耀’只属于你。”他对我理论的支持以及我们同姓这一事实，后来在究竟哪个格雷厄姆应该为这一理论负责的问题上，对外界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

我记得在弗兰克·格雷厄姆的邀请下，我曾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一群教师对商品储备货币方案的研讨会。那天晚上我穿着借来的学术礼服，坐在教师那一桌，并且在开饭前听了一段拉丁语祷告。我不禁将普林斯顿大学维多利亚式的氛围与该大学里现代经济学家试图超越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的氛围进行对比。那天晚上，我住在弗兰克·格雷厄姆家里，结识了他优雅的妻子。

弗兰克·格雷厄姆以他妻子的名义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投资了一笔金额适中的钱。在他去世后，他的遗孀没有撤回投资。若干年后，她从欧洲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告诉我她有多么感激我们让她实现了财富自由，让她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余生。

在《储备与稳定》出版后的几年，有很多名气大小不一的经济学家对我的方案表现出了兴趣和支持。我的一些好友坚持认为，应该发起一项普及商品储备货币理念的运动，从而让它被官方采纳。从一开始，我就相信只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我的方案。第一种是再发生一次全球经济萧条，就像1931年到1932年或者1921年到1922年那样的萧条，这会迫使全球经济专家以开放的心智寻求新的极端解决方案，即如何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升需求。第二种途径可能与发生纯粹的货币危机有关，比如，出现了国际储备货币的短缺。我可以想象，当市场急需创造一种“好的货币”时，某些经济顾问就会逐渐相信，总体而言，商品储备货币是一种合理方案。如果经济学界做好了接受一种新的、得到改进的合理货币方案的准备的话，我的方案就有可能被认为是最好的方案。然而，对于发动宣传攻势，推广我的技术性方案，让它成为被公众接受的主流理论，我对我的这一能力没有多大信心；我也不认为只有受到大众欢迎的理论，比如“汤森德方案”，才有可能对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