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恐怖”的海钓

Nel medio del camin de mia vita

Mi ritrova nel una selva oscura.

（在我人生之路的半程

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暗黑森林。）

1300年，但丁在35岁时写下了这两句诗作为其伟大诗作的开篇。事实上，他的人生旅程已经远过了半程，因为他40岁出头就去世了，而他的偶像维吉尔以及伟大的恺撒、莎士比亚、莫里哀、贝多芬、拿破仑和很多其他名人也都是英年早逝。1929年，我35岁，我的父亲就是在这个年纪去世的。但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已是1964年夏天，所以，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讲，这一章的确代表了我人生的中点。要是我也像但丁那样预言自己不久即将尝到地狱的味道，我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夸张了。然而，我时不时会想到要是我掉进了更低的阶层，遇到了属于那个阶层的麻烦和挫折，我一定会更加沮丧，因为它与我现在取得的巨大成功形成了实在太过悬殊的对比。但丁在流亡过程中一定对那种感受深有体会，并借助里米尼的弗朗西丝卡之口对其做了最著名的表达：

Nessun maggior’dolore

Che ricordarsi del tempo felice

Nella miseria……

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满怀着幸福的回忆

却活在凄凉之中……

他还加了一句“而你的前辈知道答案”，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前辈兼偶像维吉尔除了对自己不朽的作品感到不甚满意之外，没有遭逢什么痛苦。

事实上，于我而言，1929年上半年发生了很多令人激动和值得高兴的事情，即便是随后在下半年发生的可怕冲击也没能让我受到太大影响。我真正的大麻烦出现在接下来的3年。然而，就其影响而言，1929年与之后3年一样，对我意义重大。

1月的假期发生了一起冒险活动，而我成了其中的主角。杰尔姆·卢因，那个年纪轻轻就成了老牌经纪商亨茨公司高级合伙人的家伙，邀请我和另外两个人与他一同去海钓。那两位客人是非常成功的著名金融律师伊西多·克雷塞尔（Isidor Kresel）和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乘坐的船太小了，从陆地驶离得越远，这条船就显得越小。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我和奥斯卡都觉得不太舒服。也许是想安慰我们，我们的主人拿出了一些看上去很漂亮的三明治给我们吃。我们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当小个子的克雷塞尔和杰尔姆·卢因开始心满意足地吃三明治时，我和刘易斯更加难以忍受，于是我们爬到了下一层船舱躺了大概好几个小时。正当我们熬过了将死的恐惧觉得自己要活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舱口上有个人说道：“上来，奥斯卡，本杰明，”那个声音大声说道，“我已经捕获了一条海鱼。”然而，我俩只是呻吟道：“带我们回去吧。”然后，我们又把脸转向了船壁。杰尔姆·卢因调转船头，驶向港口。两个小时后，当我们迈着踉跄的步子上岸后，面色苍白的我和奥斯卡感谢了他。

我再也没有见过克雷塞尔，但我后来带着某种同情读过由马克斯·施托伊尔（Max Steuer）撰写的指控他在美国银行股票暴跌问题上涉嫌技术性违法的文章。1939年，施托伊尔交给我一个案子，让我竭尽全力在3天内对考夫曼百货公司的估值进行交叉询证。我后来又见过刘易斯，他当时正出任另一起估值案子的特别专家，而我则作为专家见证了债券持有人委员会的召开。刚开始我没认出他来，但在休会期间，他把我叫到他的座位边上，问我怎么会忘了我们有过一起海钓的经历。

就是卢因组织的那次恐怖的海钓吗？关于那次经历，我没有太多可说的。那件事发生差不多一个月后，我受邀前往H.亨茨公司的内部餐厅吃午饭。在那里，自豪的主人试图让我欣赏挂在公司墙上的新装饰品。其内容展现的正是那次可怕的海钓，装饰画很漂亮，又用了很昂贵的包装材料装裱，画框上贴有一个银质标牌，上面写着时间、地点、人物和海鱼重量。“把那该死的画翻转过去，”我恳求道，“一看到它，我就会再次产生晕船的感觉。”但其他人只是笑了笑。尽管从棕榈海滩出发的这次海钓经历十分糟糕，但我的皮肤却晒成了漂亮的黝黑色。当我回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时，我那些面色白嫩的学生以长时间使劲跺脚的方式欢迎“改头换面”的我昂首阔步地重回讲台。

巴鲁克先生带来的机遇

在此期间，各种投资信托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最先出现的是固定收益类信托机构，它们在专业上几乎一窍不通，却作为受托人，持有由一些普通股构成的组合，而每个投资者按出资比例持有这一不变组合的相应份额。接下来出现的是管理类信托机构，该机构的管理者可以调整组合，就像我们在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账户中所做的那样。这种制度安排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的英国，它就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尽管它与其他金融机构一样，需要有诚实的经营理念和健全的制度。然而，20世纪20年代末的投机氛围使得几乎每个人都玷污了金融行业的价值观，甚至让一些素以正直著称的金融机构也开始从事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操作。

有不少较大的纽交所会员机构为了赚取募集资金的投资收益提成、运营公司的管理费和买卖证券直接创造的交易佣金，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H.亨茨公司的合伙人认为，他们跟其他公司一样，也有能力运营自己的基金，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自己可以说服本杰明·格雷厄姆来操盘。我绝对不想承担这份工作，因为我不认为H.亨茨公司会执行跟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账户一样的20%～50%的提成机制。当然，实际上我还要与杰里·纽曼分享部分收益。但亨茨公司的合伙人非常执着，他们说这是一只2 500万美元的基金，能操盘如此规模的资金，对我而言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们还向我承诺，会给我提供一份长期合同。卢因对这次合作非常看好，他认为，可以借此将他那众所周知的挑选时机的天赋，与我广为人知的挑选证券和进行证券分析的卓越能力结合起来。这一资金管理规模确实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们开了几次会，讨论是否能将我的基金与他们的基金整合起来。

与此同时，伯纳德·巴鲁克不期然而然地走进了我的生活。大约一年前，我有幸见到了这位伟大的投资人，并向他推荐了一些我买入的证券，而所有这些证券都符合他对证券价值的敏锐感受。其中包括诸如普利茅斯绳索公司之类的股票，它的股价大约是70美元，每年赚取的利润和分配的红利都很丰厚。而仅看运营资本，它的股价就应该超过100美元。同样类型的股票还有佩珀雷尔制造公司，长期以来它都以制造床单和枕头而家喻户晓；以及海伍德和韦克菲尔德公司，一家生产婴儿车的领军企业。以评估非上市私有企业价值的通行标准来衡量，它们的股价都在其最小价值以下，并且相比同时期最受欢迎的股票的价格，它们简直便宜得太过荒谬。这样的巨大反差表明20世纪20年代末的股市有了极为不理性的特征，市场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了对行业的未来预期上，比如受欢迎的股票属于电力公用事业和化学品行业；或者放在了市场份额较大的公司上，比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的公司；或者放在了近期的利润增长率上。这就造成了疯狂的股价投机和操控。很多有着长期良好业绩表现的大公司却不受待见，比如普利茅斯绳索公司和佩珀雷尔制造公司，它们被市场忽视，连续多年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在市场买卖。

巴鲁克先生屈尊听了我的分析，认同我挑选的股票，并且每只都买了不少金额。毫无疑问，在他看来，仅凭他对我的认同就足以作为他给予我的奖赏了。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想法是对的，他认可我的分析，并且现在我们在股市上的表现应该没有多大差异，这一事实也足以让我自豪。巴鲁克有两次都设法让我当选两家公司的董事，而我们都持有它们的股票，他成功让我当选了其中一家的董事。然而，他做这些并不是为了帮助我，而是想提高他自己的投资收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与这位名人打过数次交道，他从未以私人名义帮过我的忙，或者慷慨待我，我也从未听说他对其他人做过类似的事情。他的虚荣心让他试图看低别人的成就，也许正是这种虚荣心而非真正的慷慨精神促使他在慈善事业上投入了大笔金钱，而这带来了他梦寐以求的广泛认同和称赞。

巴鲁克的办公室位于百老汇120号公正大厦49层，我们在那里有过几次闲聊。后来，我们的基金成了这栋大厦的持股方之一。我们都认为股市已经涨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投机者已然疯狂，而受人尊敬的投资银行家也沉浸在不可饶恕的胡作非为之中，这一切必将在某一天以大崩盘的方式终结。我记得巴鲁克对这种荒谬的异常现象的评论是，以8%的年息融资买股票，却只能获得2%的分红收益。对此，我的回应是：“的确如此，根据补偿原则，我们理应期待有一天会看到情况发生反转：以2%的年息融资买股票，却能在优质股票上获得8%的红利。”如果说我的预言在1932年只是大致灵验了，那么在20年后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则是完全灵验了。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尽管我当时已经预见到了市场崩盘的发生，却没能意识到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账户中的资金一直处在这些危险之中。

有一次，我正在巴鲁克的办公室等他，他带着一个胖乎乎的圆脸男人走了进来，那个人看上去与他年纪相仿。迟疑了一阵，巴鲁克说道：“温斯顿，请允许我向你介绍我的年轻朋友本杰明·格雷厄姆，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我们握了手。我知道温斯顿·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迹，也知道他如今已被免去在英国政府的要职。那个时候，我真应该更尽情地享受与他在一起的时光。

巴鲁克还把我介绍给了另一位名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受邀参加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一场小范围演讲，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告诉我们军队的未来实力。巴鲁克也在现场，演讲结束后，他带着一些溢美之词把我介绍给了这位传奇的总司令。当我离开演讲厅时，外面开始下起大雨，我打开了被我明智地带在身上的雨伞。这时，艾森豪威尔将军正好走出来，站在我身旁。“我能帮你打伞吗，将军？”我问道。“哦，不了，非常感谢。”他回答说，然后大步走进了雨中。我猜想，身着军装的军人是不会使用雨伞的。巴鲁克的两次介绍让我认识了这两位名人，对此我非常感激他。但我不禁会想，这位在1964年已经92岁的老男人对我的亏欠仍然多于我对他的亏欠，尽管我的这种想法也许显得很没有教养。

回到1929年。有一天，巴鲁克捎信来说他想在他的办公室见我。当我到达时，他那著名的秘书博伊尔小姐告诉我，他暂时没空，让我等一等。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后，这位投资家走出办公室，向我表示歉意，因为他刚才在午睡，而博伊尔小姐本应该告诉他我已经到了。我们走进他的大办公室，那一排排的各种奖章证明了他取得的成就。事实上，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它们都堪称伟大的成就。他告诉我，他将向我提出一个他从未向任何人提出的邀请，他希望我成为他的投资合伙人。“我已经57岁了，”他说，“是时候稍微放慢工作节奏，并让一位像你这样更年轻的人来分担我的工作和分享我的成就了。”他补充说，我应该放弃我现有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我们的新事业。我回应说，他的邀请让我深感荣幸，事实上，这确实让我大吃一惊，但我认为我无法如此唐突地结束我与我的朋友和客户之间紧密而极为满意的合作关系。出于这一理由以及我即将提到的另一个理由，我没有接受他的邀请。然而事实证明，要是我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接受了他的邀请，接下来的7年，我的人生将完全不同，会比实际情况好得多！

与H.亨茨公司合伙人商议设立共同运营的投资基金一事，拖拖拉拉地进行了好几个月，而我已记不得为什么拖了如此长的时间。接着，时间来到了8月，市场出现了第一阶段的大幅下跌，我们决定将这件事搁置一段时间，实际上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到了9月初，只用了几天时间，股市的平均跌幅就达到了50%，而在最恐慌的时候，市场的单日交易量高达几百万股，导致行情报价延迟了几个小时，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下跌曲线几乎无法在报价机上显示出来。格雷厄姆-亨茨投资基金的前景就此烟消云散，而我和杰里·纽曼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放在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账户上。我们得好好思考接下来该如何应对。

将损失降到最低

1929年年中，我们的账户情况为资本金250万美元，上半年投资收益很低。事实上，这预示着麻烦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持有大量对冲和套利仓位，包括大约250万美元的多仓，以及差不多同等金额的空仓。我们的计算表明，这样的组合不会给我们带来净风险敞口，所以，实际上我们只花了少量的资本金。此外，我们借了差不多200万美元，用于持有多仓，或者做其他类型的操作，因此，实际上我们总共持有450万美元多仓。根据我们拥有的保证金，我们计算出我们的融资保证金比例大约为125%；这一比例是经纪商最低要求的6倍，是通常被视为保守的融资保证金比例的大约3倍。我们还相信，我们所有多仓的内在价值是与市场价格相符的。尽管我们的很多证券在华尔街投机者眼里并不知名，但在以前，类似的证券在我们买了它们一段时间后，市场总会反映其真实价值，并且会给我们合适的机会卖掉它们，让我们最终赚取不菲的利润，然后我们再买入一直在挖掘的低估证券。

在常规的对冲操作中，我们会购买可转换优先股，并以大致相同的价格做空相应的普通股。在熊市中，普通股的跌幅会比优先股大得多，这时我们将清空我们的持仓，赚得丰厚的利润。从开始到结束，所有的操作将贡献4倍佣金，这会让那些觉得我们交易太不频繁的经纪商感到满意。刚开始，当我们买入普通股时，我们会同时做空相应的优先股。但我们发现，通常我们会在随后重建仓位，于是不得不以更高价格买回优先股，所以我们后来采取了部分了结操作的策略。我们会买入普通股，但将一直持有优先股，因为这种操作在我们看来显然是很安全的，直到我们卖出普通股时，才会以相应的价格卖出优先股。此外，我们还会涉及部分对冲操作：我们只会卖出一半普通股，保留对应的全部优先股，希望留下的普通股会在牛市中进一步上涨。我们的想法是，无论普通股价格是涨是跌，我们都能赚钱。如果下跌，我们将在合适的价格轧平我们一半的空头仓位；如果上涨，我们将从没有卖掉的普通股的升值中获益。

在1929年9月以后的大跌中，我们轧平了我们大量的空头仓位，赚了不少。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卖出优先股或者可转债，因为它们的价格似乎太低了。那一年结束时，我们刚好亏损了20%，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跌得更多。由于存在着融资交易的几何指数效应，我们很多拥有融资账户的客户遭受了严重得多的损失。几乎每个客户都对我们当年的投资成绩感到满意；事实上，我不止一次听说自己被市场誉为“投资天才”，因为我的亏损相对较小。1929年末，市场出现了阶段性反弹，在相对平静中收官，而我们多数人都相信，最糟糕的时候过去了。

新贝雷斯福德公寓的完工延误了一些时日，所以直到1929年10月我们才搬进豪华跃层公寓，而在那个时候，华尔街的恐慌抛售达到了高潮。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我们的豪华公寓，我刚一签下每年租金为1.1万美元的10年租约，就后悔了。此外，整个公寓显得过于宽大。对于如何装修和买什么家具等事宜，我们进行过无数次讨论，但这让我左右为难。一方面，我从来没有对这类事情产生过真正的兴趣，事实上，我对任何的物质占有都不感兴趣，所以购买家具对我来说无异于烦人的家务活。另一方面，如果我将所有决定交由黑兹尔来做，那就会更加证明她才是一家之主，在每件事上她都具有出众的见解。当我走笔至此时，我注意到我在意大利阿拉西奥的房子里有一个没有用过的烟灰缸，上面刻着一句话：I’m the Boss; My Wife is the one who commands（我是老板，我的妻子是指挥者）。如今，妻子发号施令是多么稀松平常的事啊。我不记得我当时是如何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的，但我的确记得我们在家具上花了不少钱。

我们雇了好几个用人，包括一名专门为我服务的贴身管家。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拜访了我们的朋友戴夫·萨尔诺夫（Dave Sarnoff）和莉塞特·萨尔诺夫（Lisette Sarnoff）夫妇在第五大道的新办公室，戴夫已经从一个俄罗斯移民成了大型公司RCA的负责人，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内嵌的理发间，理发师会每天给他剃胡须。而我的管家的职责之一是每天给我做一次按摩，但我很快就觉得这事太琐碎，完全是浪费时间，于是我下定决心解雇了他。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雇佣贴身管家。

夏多布里昂在其回忆录中有几处写到了他的饮食习惯很单调。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习惯是他在流亡英国期间的贫穷和饥饿造成的。当他后来作为法国大使乘坐专用战舰回到英国，向圣詹姆斯国王递交国书时，他带上了自己的私人厨师。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语中，“夏多布里昂”这个词十处有九处仅指餐单上最贵的牛排；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他那发明了奢侈菜品的厨师使得这位伟大作家的名字家喻户晓。

贝雷斯福德公寓的18楼有一个巨大的阳台，往东可以看到中央公园，往南可以看到商业中心。我们的3个小孩在那里玩一些大玩具和一只宠物兔。然而，正是因为这个阳台引起了争端。我们的邻居是小内森·斯特劳斯（Nathan Strauss）及其家人，斯特劳斯是一位慈善家的儿子，他父亲曾经以一瓶1美分的价格将牛奶卖给城市的穷人；他还是奥斯卡·斯特劳斯（Oscar Strauss）的侄子，奥斯卡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犹太人大使，曾被派驻土耳其，而我曾经听说他以进步党 ⁽¹⁶⁸⁾ 候选人的身份参与过1912年纽约州州长的竞选。

有一天，我们愤怒地发现，在搬进来后不久，斯特劳斯夫妇就在我们公用的阳台中间竖起了铁丝网。它挡住了我们朝南的视线，而且非常丑陋。有一段时间，我们因为这堵墙发生了诉讼。我们将这种行为视为对我们的侮辱，侵犯了我们不可侵犯的权利。不过现在想来，当时我对这件事竟如此气愤不免又觉得有些好笑。我们从顶级律所C. N.雷曼&格林曼聘请了格林曼先生作为我们的律师，代表我们与对方进行艰难谈判。斯特劳斯先生声称，我们在阳台上养了几内亚猪，他不想让这些猪侵入他的地盘。我们反驳说，没有几内亚猪，只有一只小兔子。他又坚持他享有隐私权等。最终，我们就巨大的分歧达成了妥协，铁丝网被植物取代。

多年后，在一场慈善晚宴上，我发现自己与整个斯特劳斯家族同坐一桌。当我们回想起“柏林墙”往事时，不仅没有心生怨气，反而还有某种怀旧感。然后，斯特劳斯夫人很友善地评论说：“当我们的儿子内森在林肯学校与你的女儿玛乔丽同班时，我们听过很多关于她的事迹。他告诉我们，她每门课的成绩都是A，所以他很不好意思邀请她跳舞。”

无视智者之言，遭受巨大亏损

1930年冬季，黑兹尔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租了一间公寓，她将与孩子们在那里过冬，而我将要在那里度过一段更长的假期。当我第一次开车穿越这座阳光之城时，我看到很多人聚集在一个公园里。我以为他们手上拿的都是拐杖，后来才发现那些人都是沙壶球爱好者。1月，我在佛罗里达期间，发生过一件事，那个时候那件事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但后来我却会经常想起它。

黑兹尔碰到了一个名叫约翰·迪克斯（John Dix）的男人，他已经93岁了。他的父亲在新泽西的朗布兰奇创办了约翰·迪克斯制服公司，而我以前在去迪尔镇的路上经常路过他们的大型工厂。我在迪克斯位于圣彼得堡的家里拜访了他，我惊讶地发现他对即将到来的大萧条保持着高度警觉。他询问了我所有的业务情况：我有多少客户，我欠银行和经纪商多少钱，以及很多具体问题。我礼貌地答复了他，但语气多少有点自命不凡。迪克斯突然极为真诚地对我说道：“格雷厄姆先生，我希望你可以做一些对你而言最有价值的事情。明天登上开往纽约的火车，到你的办公室，卖掉你所有的证券，还掉你的债务，将你的合伙人的资本金还给他们。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我处在你的位置，我一秒钟都无法安睡，而你也不应该高枕无忧。我比你的年龄大得多，有更多的经验，你最好按我说的做。”

我感谢了这位长者，但毫无疑问，我有点反感他的话，不过我还是说，我会考虑他的建议。然后，我很快就把他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迪克斯已经老糊涂了，不可能理解我的操作模式，他的看法是荒谬的。然而，事实证明，他说得完全正确，而我则大错特错。我常想，要是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我的人生又会如何。我确信，那一定会让我免去很多焦虑和后悔。至于它是否有助于在我经历了烈火般炙烤的痛苦之后塑造我的品格和随后的事业，则是另一个问题。

1930年初，经过前一年的大跌，股市出现了一波预料中的反弹。到了4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到了279点，从1929年11月13日的低点198点上涨了41%。但很快，由于安斯塔特信贷公司破产，整个经济前景又被乌云笼罩。第二波持续下跌又开始了，中途只有较为短暂的反弹，直到1932年6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到了极低的位置：42点。

尽管开局令人鼓舞，但事实证明，1930年是我33年基金管理生涯中表现最糟糕的一年。让我们的境况变得不利的是，我们已经被迫轧平了我们所有的空头仓位。市场的持续下跌增大了我们加了较大杠杆的多头仓位的压力，并让我们的操作灵活性受到了债权人的制约。在大约3年时间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降低我们的杠杆，同时又不过于牺牲我们对其抱有信心的投资组合的内在价值，尽管几乎每家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都很糟糕。

我们在1930年的亏损达到了惊人的50.5%；1931年亏了16%；1932年只亏了3%，而这已经算是相对成功的了。从1929年到1932年，在市场反转以前，我们的累计亏损达到了70%，而在1929年1月，我们的资本金曾高达250万美元。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坚持每季度向客户分派1.25%的红利，其中我和杰里·纽曼的资本金也包括在内。这些情况导致，截至1932年底，我们账户里的剩余资金只有初始资金的22%。很多客户赎回了他们的所有或部分资金，其中一个客户名叫鲍勃·马罗尼，他极为抱歉地对我们解释说，他必须赎回自己的资金以弥补其他地方产生的亏空。后来格林曼告诉我，马罗尼这位一贯淡定和坚强的爱尔兰人在知道自己亏了将近100万美元后，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我们按出资比例将账户中的剩余资产返还给了马罗尼，而没有让他按比例承担对应的少许债务。

在那艰难的几年里，我记得只有一个人向我们的基金账户注入了新资金，他就是伊莱亚斯·赖斯（Elias Reiss），杰里·纽曼的岳父。事后证明，他投入5万美元的时点正好是我们账户资产的低点。这意味着，素来精明的他因为对我们抱有信心而最终获得了很高的回报。我一直对赖斯及时向我们伸出援手心怀感激。在听说我们陷入债务危机不得不卖掉持仓之后，他又把他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交由我们处理，使得我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用其支撑我们的仓位。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他慷慨交由我们处理的国债。

那几年，我们竭尽全力追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并试图就我们的投资组合做出各种利益安排。其中有一个案例是我们通过与某些经纪商打官司，追回了我们在某锌矿公司债券上的损失。经纪商公布的公司年度报告显示，该公司过去一年赚取了丰厚利润，但公司管理层没有告诉投资者，公司已经把所有的优质锌矿开采完了，剩下的是相对不赚钱的矿品。我们的律师告诉我们，这个案子不太常见，但很有价值。阿尔弗雷德·A.库克说，我们只有一种情况会在陪审团面前输掉这场官司，那就是对方请到了几乎没有败诉履历的施托伊尔为他们辩护。那应该怎么办呢？格林曼建议我们邀请施托伊尔作为我们的顾问，这样我们的对手就不可能请到他了。我们给令人敬畏的施托伊尔开出了5000美元的咨询费，并且案件的陈述也由我们提供。他说，我们这个案子很有意义，陈述也写得非常简洁明了，于是就收下了咨询费。审判结果是被告以我们买入价格的2/3买回我们手中的债券，这对我们而言可是挽回了一笔巨大的损失。

我们主要的持仓之一是环球影业的累积式优先股。 ⁽¹⁶⁹⁾ 在大萧条之前，它虽然是家小公司，但我们已经多次从它那里获得股息。不过很快，恶化的经济形势也影响到了环球影业的经营，于是公司取消了分红。公司股价跌到了每股30美分，这给我们带来了严重损失。然而，公司主席和创始人马克斯·莱默尔（Max Laemmle）却一直在给自己发放3 000美元的周薪，还给卡尔·莱默尔（Carl Laemmle）发放1 000美元的周薪。这些薪水总额超过了优先股持有人理应分到的全部股息，我们觉得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做法太过分了。我约见了马克斯先生。在他办公室外等了一会儿后，我听到了一个亲切的呼叫声：“你好，格雷厄姆，请进！”当我有些困惑地走进办公室时，我看见在他办公桌旁有个神情沮丧的个子矮小的人。“哦，”他面带厌恶地说，“我以为你是格雷厄姆·麦克纳米（Graham McNamee）。”麦克纳米是环球影业公司著名的新闻评论员。我没能说服马克斯削减他的薪水，但我们最终以十分理想的价格卖掉了我们的持仓。

股市大崩盘，生活重归节俭

显然，我们一家需要大幅削减巨额生活开支，尤其是因为我的劳动合同规定我不能从公司领薪水，只能获得提成收益。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取消如大山一般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贝雷斯福德公寓的长期租约。幸运的是，我们把公寓转租给了达拉斯市尼曼·马库斯百货公司的马库斯夫人，为期将近一年。后来，我们赔付了违约金，彻底取消了租约。然后，我们在中央公园西边第91号街名叫“黄金国”（El Dorado）的豪华住房合作社租了一个便宜得多的公寓，但居住环境仍然很不错。

“黄金国”是由我们的朋友查尔斯·古德曼修建的。查尔斯是罗伯特·古德曼的父亲和安德鲁·古德曼的祖父，他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商人，他从工程师变成了成功的地产建筑商。与很多敢冒风险的建筑商类似，他修建的奢华而又巨大的公寓楼碰巧在大崩盘之前竣工。显然，查尔斯·古德曼一直没能筹到足够的资金偿还开发贷款，于是该公寓楼被债权人拿走了，而他的损失超过了100多万美元。我不知道他还剩下多少财富，但应该足以让他一直住在曾经令他引以为傲的建筑项目的巨大顶层公寓里，也足以让他在塔珀湖拥有一套奢华的度假公寓，而我就是在他那艘克里斯-克拉夫特游艇的后面学会玩水上滑板的。当我们掉进湖水里时，可把我们冻坏了！总体来讲，他的财富可以让他与他的大家族过上相当奢华的生活。但失去他的“黄金国”导致他变成了一个愤青。他逢人只谈论一个话题，那就是“体制”的不公正。由于有口音，他把“体制”说成了“喜事”。 ⁽¹⁷⁰⁾ 根据他的说法，美国资本主义注定会被另一种体制取代，在新体制下，银行不会拿走一个投入了巨资和心血的人所修建的漂亮建筑。

每个人都听说过在1929年的市场恐慌中，破产的投机者成群结队地从经纪商的窗户往下跳。显然，这些传言是过分夸大了，因为它们能与公众的恐惧感产生共鸣，或者能帮助公众以幽默的方式化解恐惧感。不过，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确实有很多人做出了极端的事情，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人生就此完蛋了，但其实并非如此。我的第一个情妇珍妮的叔叔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在制鞋生意上赚了很多钱，然后将其投到了地产上。然而，由于对自己遭受的各种损失焦虑不已，他带上一瓶威士忌把自己锁在车库里，然后让汽车引擎保持发动状态，并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摆脱了焦虑。但事实上，他完全有债务偿还能力，并且还留给了他的家人一大笔遗产。通过把遗产投到我们的基金，他的家人后来成了百万富翁。

我能理解我这位老朋友的绝望，并且也很同情他的悲惨结局，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也经历了3年多类似的沮丧和恐惧。事实上我并没有破产，即便是在股市最低点，以10年前的眼光来看，我的资产在我看来似乎仍是一笔巨款。但富有和贫穷是相对的，一个生活在纽约的穷人可能在印度加尔各答就是富人。事实上，任何一个损失了自己4/5财富的人都会觉得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无论他的剩余财富的绝对值有多大。我主要的思想负担不在于我自己的财富遭遇了长时间缩水；不在于行情一次次让人看到反转的希望却又一再让人失望；不在于大萧条和损失是否会有彻底结束那一天的终极不确定性；而在于我意识到我要对很多亲属和朋友的财富负责，而他们也跟我一样感到恐惧和心烦，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几乎把我彻底压垮的那种挫败感和近乎绝望感。1932年初的寒冬，我写过一首小诗，表达了这些感受：

像轻飘的白雪般寂静而柔弱：

死亡的纱幔飘过孤寂的人；

他表面冷峻，却比痛苦温暖：

他在夜晚一片漆黑，却比晨光闪亮。

他惴惴不安的灵魂何以安放：

谁来关心野林里被俘获的可怜雄鹿？ ⁽¹⁷¹⁾

土地是他那颗疲惫焦虑的大脑的枕头：

人间烟火是抚平他绝望的良药。

大崩盘让我重拾了节俭的观念和习惯，它们是由我小时候拮据的经济状况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东西，而我后来多年的成功经历几乎彻底忘掉了它们。我没有责怪自己明明预见到了灾难即将发生却没能保护自己，只是更多地责备自己陷入了奢靡的生活方式，而我的性情或天性本来就不适合享受这种生活。我自己很快就确信，真正享受物质快乐的关键是要在几乎所有经济条件下都奉行一套朴素的生活标准。后来，我以两种方式应用了这一新原则，一种是以合乎理性和值得赞许的方式，另一种是以相当偏执的方式。

从此以后绝不陷入炫耀、非必要的奢侈以及我无法轻松负担的开支的泥沼，这已成为我公司的誓言。贝雷斯福德租约给了我们痛苦而有益的教训，在随后的35年里，我回避了所有的地产累赘。但在其他方面，纯粹就我个人的开销而言，我必须承认，我的节俭原则执行过了头，又开始锱铢必较起来。而与此同时，我的证券账户又在承受着成千上万美元的风险。我选择了坐地铁，而不是出租车，我对自己说，这是因为地铁更快，而我又总是处于忙碌状态，但我很清楚，我只是想省钱。我还养成了在餐厅点更便宜的主菜的习惯，而且我必须坦承，我甚至放弃了每周带我母亲去中餐馆聚餐的习惯。在我最富有的岁月里，我曾经给母亲买了一辆车，还为她雇了一个司机，尽管我从来没有自己的私人司机。我认为，母亲现在能够理解我极为节俭的做法，她完全可以接受没有车、没有司机的生活。庆幸的是，我几乎总能在涉及他人和仅涉及我个人的开销上做出清晰的区分。我有理由相信，我在外人眼里绝不是吝啬鬼，尽管如果他们知道我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一定会对我另眼相看。

与多德合著《证券分析》

在1930年至1932年这一段令人苦闷的时期，我仍然做了很多事情。我在《福布斯》上发表了3篇文章，指出了蓝筹股表现出的低价与隐藏在它们背后巨大的流动资产甚至是现金资产之间的极大差异。其中有篇文章的标题叫“美国公司的清算价值比经营价值更值钱吗？”。这个问题在投资领域非常重要。事实上，即便在大萧条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现象仍持续影响着很多公司的股票价格。我与各种群体探讨了诸多经济问题，并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尽管学生规模相比以前小了很多。1932年，我下定决心要写一本教材，而这是我在1927年的闲暇时光就有过的想法。

我邀请戴维·多德与我合写此书。我们一致同意，我担任第一作者，以我自己的风格撰写整本书的内容。他负责对文本提出意见和建议，核实大量事实和参考资料，制作图表。我们拟好了一份内容提纲，写了第一章作为样本，然后通过休·凯利（Hugh Kelly）把它提交给了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凯利是该公司的员工，同时也是我们的学生，后来他成了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副主席。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将我们的材料交给了一位读者，哈佛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并且他打破了惯例，让我们看了这位教授的反馈报告。教授对我们的工作评价非常高，他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是否有毅力把这本充满雄心的书写完。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被这位教授的推荐语打动，直接给我们开出了15%的版税条件，而不是按照惯例从10%谈起。我和多德达成了一致，版税的60%归我，40%归他。1932年末，出版协议正式签订，但一年半以后《证券分析》第1版才正式面市。

1932年12月，大崩盘结束之前，我开始从事两项全新的工作，而它们在我随后的人生中起了重要作用。一项是作为企业估值的专家证人，另一项是我提出了商品储备货币方案，该方案使我的名字出现在很多经济学教科书中。我将在讲述我人生下一阶段故事的章节里阐述这些内容，而那个阶段始于罗斯福在1933年3月发表的总统就职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