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小的生命旅客们

我心爱的儿子艾萨克·牛顿出生于1918年5月。两年后，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我们给她取名玛乔丽·伊夫琳，这个名字没有经过长时间讨论，也没有特别的寓意。巧合的是，1920年也是一首十分平庸的歌曲《玛吉》（ Margie ）诞生的一年，而这首歌竟然流行了多年。很快，我们就把玛乔丽称为“玛吉”，后来又叫她“玛雅”。她还有个小名叫“圆脸”，因为她圆圆的脸庞就像婴儿一样。我常常试图通过哼唱歌曲来安抚她：“玛吉，我总是想起你，玛吉。”然而，我唱歌总是跑调，安抚的努力没有多大成效。

在玛乔丽刚满5岁半时，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她有着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我们给她取名为伊莱恩·多萝西。伊莱恩 ⁽¹³⁴⁾ 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丁尼生的浪漫主义诗集《国王的田园诗》（ Idylls of the King ）：美丽的伊莱恩，可爱的伊莱恩，阿斯托拉特 ⁽¹³⁵⁾ 的百合花少女……而多萝西是我母亲的名字。

从婴孩到8岁时令人心碎地夭折之前，牛顿一直是个很出色的男孩。毫无疑问，他去世后的这些年我夸大了他的优点。事实上，不可能有任何小孩能像我记忆中的他那样完美。他长得很英俊，充满魅力、智商很高、心思缜密、乐于助人。

我记得在他3岁时，我们带他去纽约竞技场，一座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华丽剧院。剧院里面有个著名的大水槽，在游乐园中占据着显要位置。当水槽开启时，很多“美人鱼”会各就各位，然后优雅地跳入水中。观众正看得聚精会神，有人突然发出了非常稚嫩但又非常清晰的说话声：“妈妈，为什么她们要洗澡呢？她们很脏吗？”显然，那个声音来自我们的牛顿。

当祖母梅热来到我们家时，她睡在牛顿的房间。第二天早上，我们问牛顿，昨晚睡得如何。“很好，”他开心地说道，“但你们知道吗，我们的鼾声太响，可以撼动城堡。”他经常听到“我们的鼾声”这个词，在《杰克与豌豆》这则英国童话故事中，该词用于描述怪物睡觉时的情景。当牛顿说“我们的鼾声”时，他有意识地考虑到了祖母的感受，不过他的讲述还是让我们所有人开怀大笑。

在西奈山医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我们告诉了他一条好消息，他的妹妹因为在班上表现最好，被授予了最高荣誉。牛顿马上活跃起来，然后严肃地说道：“你们没有公正地评价玛吉，她真的非常聪明。”

即使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牛顿和玛乔丽之间也能以我们无法做到的方式彼此理解对方说的话。尽管玛乔丽是在正常年龄开始说话的，但她的发音非常含混，或者说，她的发音非常独特。我们很难理解她说的话。但牛顿能毫无障碍地明白她想表达的意思，因为他总是与她一起玩。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玛乔丽没能让我们明白她说的话时，我们就会转而寻求比她大4岁的哥哥的帮助，让他告诉我们玛乔丽想说什么，而他总能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

当玛乔丽还是个婴儿时，她的圆脸似乎让她显得不那么好看，但她注定会很快长成一个可爱的孩子，并且会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少女。我至今仍然认为她是我见过相貌最好看的女性，而她的品格也是我见过最棒的。她小时候的性情与牛顿大相径庭。牛顿总是随和而温顺，她则叛逆又淘气。当我们从弗农山庄回到纽约市时，玛乔丽大约有3岁，我们为两个小孩聘请了一个女家庭教师。她叫路易莎·戈尔（Louisa Gohl），来自斯图加特，行为举止极具德国风格。她很快就显示出对牛顿的偏爱，因为纠正玛乔丽的行为习惯让这位日耳曼人费尽了力气。显然，她并不适合教育我们的女儿，但我们那时没能意识到这一点。有一段时间，我们把玛乔丽视为顽童，而她可能真是这样的孩子。让她和我们庆幸的是，到了少年时期，她成了一个模范女儿，一个卓越的学生和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从13岁左右开始，她带给我的只有快乐和自豪感。

玛乔丽不仅非常聪明，而且很有好胜心，她想要在她尝试的每件事上都出类拔萃。很小的时候，她就学会了倒立，而且可以倒立很久，每次我们都得求她停下来。我记得其中一个场景。那时的她也许只有6岁，从她靠近地板的嘴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爸爸，倒立的世界纪录是多长时间？”

不过，后来当她成为林肯学校游泳队的一员时，她的确利用了自己的绝技，经常在头手倒立向后跳水的比赛中拿到第一名。她还对音乐表现出了强烈的喜爱之情，尤其是古典音乐。玛乔丽和另外两位很有天赋的林肯学校校友撰写并出演了一出戏剧，《1 700万个亡灵》。剧中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场景，并反复主张和平。玛乔丽还为一部由她同学拍摄的、讲述洞穴人故事的电影谱写过主题曲《阿尔塔米拉的兄弟们》。 ⁽¹³⁶⁾ 她年轻的英语老师喜欢在各种教育工作者会议上播放这部影片，由于玛乔丽从未将曲谱写下来，老师只好把她带去参加各种会议，并让她在现场用钢琴为电影伴奏。

我记得她曾作过一首令人振奋的曲子——《内战狂想曲》。我建议她先模仿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然后将其与迪克西爵士乐和《扬基歌》 ⁽¹³⁷⁾ 结合起来作为曲子的结尾。我记得她非常轻松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我曾经将沃尔特·罗利爵士 ⁽¹³⁸⁾ 在狱中撰写的《世界史》（ History of the World ）中的著名段落改编成了诗歌，而玛乔丽则为我的诗歌谱写了曲子。罗利那段话的开头是：“哦，永恒的、公正的和强大的死亡。”我改写的版本则以如下诗句开篇：

永恒的死亡，强大而公正，

你的确说服了没人能说服的人；

没人敢做的事情，你敢做；

全世界都崇拜的人，你可以蔑视。

将音乐和倒立结合起来并非易事，但玛乔丽做到了。有段时间，一位年轻老师在我们家里教她弹钢琴。通常每隔半小时，她就会花一分钟打个倒立，然后又精神焕发地回到钢琴前。

玛乔丽在11岁时说过一句极具洞察力的话。她有一个校友名叫菲菲·加巴特（Fifi Garbat），菲菲的父亲是一位以医术高和收费高而闻名的消化道外科医生，加巴特夫人则喜欢邀请各种音乐名人到家里来做客。菲菲邀请玛乔丽参加她的生日派对，而我和黑兹尔也在受邀之列。这真是一种荣幸，因为年轻的客人中包括了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 ⁽¹³⁹⁾ 和他颇有天赋的妹妹雅尔塔，以及另一位神童鲁杰罗·里奇（Ruggiero Ricci） ⁽¹⁴⁰⁾ 。这些身着短裤的名人在整个派对期间保持着严肃和高贵的仪态。就在那天晚上，一位伟大的俄罗斯男高音歌唱家来到我们家拜访，他名叫马克西姆·卡罗利克（Maxim Karolik），大概有30岁。他一贯喜欢插科打诨，带着夸张的表情讲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第二天，当我们评论起前一天的活动时，玛乔丽敏锐地观察道：“艺术家都很有趣，是吧爸爸？当他们是小孩时，他们喜欢模仿大人的行为；当他们长大成人时，他们又像小孩那样可爱。”

我们早在1923年就通过音乐圈的朋友认识了马克西姆，他是俄罗斯人，也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他的长相还酷似亚伯拉罕·林肯。当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几乎快要饿死了。我们当时住在曼哈顿河边大道160号的一楼，对我们来说，晚饭时间听到熟悉的敲窗户声并不奇怪。“那是马克西姆。”我们会说，然后邀请他与我们共进晚餐。

没过几年，马克西姆受邀在某人位于罗得岛纽波特的别墅中献唱。尽管他是专业歌唱家，但他的嗓音也只能说是不好不坏。在那里，他赢得了两位未婚姐妹的芳心，而她们是极为富有的贵族的后裔。只不过，科德曼姐妹至少比他大了30岁。他很快就娶了其中一位。我至今也不清楚他是如何在两位姐妹中选了其中一个成为自己的夫人的。就像一个男版的灰姑娘，如今马克西姆进入了纽波特、华盛顿和波士顿令人炫目的上流社会，与诸如法恩斯托克家族 ⁽¹⁴¹⁾ 之类的名流成了邻居，并且能接触到所有奢华之物。他甚至有能耐在卡内基大厅举办了两场独唱会，而这两场我们都去听了。不过，演唱会的宣传册对他的介绍既表达了对他的尊重，又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他的夫人很少允许他到纽约来。一旦有机会，他就会到我们家来吃饭。他会说，他是来享受我们的美食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来充饥的。他会与我们分享他在纽波特上流社会中的成功经历，那里的名流都把他视为天堂派来的救兵，期待他将他们从无聊中拯救出来。有一次，他充满激情地讲述了他是如何在纽波特发起了一项新的疯狂之举的。这项举动就是喂养鸽子。至今，在纽波特的宅邸里，人们仍在养鸽子，就像他曾在家乡比萨拉比亚的小村庄所做的那样。后来，他的夫人为波士顿博物馆赠送了一份豪礼，将她收藏的大部分美式家具捐给了博物馆。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她没有将这些藏品冠以科德曼的姓氏让它流芳百世，而是难能可贵地把它们共同冠以马克西姆·卡罗利克先生和夫人的名字。波士顿博物馆专门开辟了几个展厅，用于摆放这些贴有他们名字的珍品。

在我漫长的人生中，我见过很多人命运的转变，但我们那位让人觉得不靠谱的年轻朋友马克西姆无疑是其中最离奇的一个。他为了参与改变命运的游戏而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吗？我不知道，但我倾向于认为“值得”。

我的第二个女儿将成为伊莱恩·格雷厄姆·贝尔博士，而后成为西里尔·索弗（Cynl Sofer）的夫人。伊莱恩出生于1925年我事业的腾飞期，她有着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可爱的容貌和迷人的性情。她的哥哥和姐姐与我们一样都很喜欢她。哥哥姐姐分别比伊莱恩大7岁和5岁，他们完全没有显示出我们经常从心理学家那里听到的兄妹之间的嫉妒心。戈尔小姐很快把她专注的情感转移到了这位新生的小宝贝身上，同时对玛乔丽犯的小错误更加不能容忍。黑兹尔经常评价说，伊莱恩是她的3个孩子中行为最乖巧的一个。戈尔小姐很快就把她称为“贝斯蒂” ⁽¹⁴²⁾ ，而其他孩子竟然没有任何抱怨就接受了这一相当招人嫉恨的称谓，随后这个名字一直被我们叫了好些年。

我为伊莱恩的1岁生日写了一首诗，牛顿在她的小型派对上朗诵了它。遗憾的是，他没能活着见证她过2岁生日。我至今仍能记得他清晰而稚嫩的朗读声：

我们快乐地迎接这位小小的生命旅客，

在她人生长路的第一个里程碑；

愿每一天都如今日一般幸福，

良善、健康和爱时刻眷顾着她。

她来到世上时充满甜蜜，

她成长的日日月月将更加甜蜜；

爱之手将我们亲爱的贝斯蒂紧紧呵护，

警惕的目光看护着她，免于一切疾病。

贝斯蒂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个性，包括一些意想不到的特点。她自作主张，并采取行动，有时还在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竖立起一道界限分明的墙。我不免觉得她的这一特点遗传自她的父亲，虽然带有一些属于她自己的不同印记。她最基本的独立性在很小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当她还只是个小孩时，她就与警察打过多次交道了。6岁那年，她决定早早起床去中央公园听鸟儿叫。某个周日早上，她起床，自己穿好衣服，大约6点钟就带着她的弟弟悄悄离开了家，那时弟弟只有3岁。警察在公园里发现了这两个小孩，由于那个时点中央公园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警察就把他们送回了家里，我们这才被警察叫醒，知道了这件事。这个迷人的小孩做出如此离奇的越轨行为，我们因此惩罚她了吗？我已记不得了。

第二次冒险更离奇，事态也更严重。12岁那年，伊莱恩和林肯学校的密友心血来潮，想去某个地方。她们登上一辆大巴，坐了大约250公里，到达了宾夕法尼亚阿米什乡村的腹地兰卡斯特（Lancaster）。她们后来解释说，她们想去看看那些“真正的乡村风光”。她们在兰卡斯特外面的马路上艰难前行，在一个农场停了下来，想要点牛奶喝。那附近有个妇女，是一个州骑警的母亲，正好看到她们。她的儿子把这两个女孩当成了流浪者送进了镇监狱，等待进一步安置。那天深夜，身在纽约的我们正焦急万分，一个电话打来，告诉了我们失踪的女儿在哪里。第二天早上，她们被送上了前往纽约的大巴。我们在终点站迎接她们，她们显然很高兴能回家，却对她们具体经历了什么闭口不提。后来我们才知道，她们在监狱里与酗酒的女人和妓女共处一室待了一个晚上。我们可怜的小贝斯蒂啊！

玛乔丽和伊莱恩都很幸运，能在林肯学校读书。那是一所由洛克菲勒资助的卓越学校，并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运营。它的教育宗旨是要在小学和中学推行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学校吸引了最优秀的老师，学生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不过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的孩子有优先录取权，而我正好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友。我的孩子们从林肯学校自由而富有挑战的教学环境中受益良多。当伊莱恩刚进小学时，老师提醒她说，她要取得她姐姐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很困难的，因为她姐姐是她那一届的毕业演讲生。但伊莱恩并没有在学业上差姐姐太多，事实上，她的老师认为，她的天赋比玛乔丽更高，只不过她缺乏玛乔丽强烈的内驱力。跟她父亲一样，伊莱恩不会在课本上花太多时间，只用一半的时间就能完成她姐姐的功课。

在很小的时候，伊莱恩就在好几个场合让我们感到骄傲。不到9岁，她就登上了市政厅和卡内基大厅的舞台。孩子们加入了用新理念教授学生音乐的迪勒-奎尔音乐学校，这个学校的学生每年都有机会在市政厅表演。年龄在7岁以上、表现最好的一群学生通常会组成一支小型打击乐乐队，包括鼓手、三角铁手、铙钹手和架子手。经过试训之后，伊莱恩被选为乐队指挥。我们的小宝贝要让每样乐器相互配合，在她的指挥和团队的努力之下，他们将《坎贝尔一家来了》（ The Campbells Are Coming ） ⁽¹⁴³⁾ 演绎成了一个相当出彩的版本。当我观看她演出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同时我悄悄看了看其他观众，想知道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被如此非凡的演出迷住。又过了一两年，伊莱恩在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邻里儿童舞蹈剧学校”。学校想要演出颇有难度的舞台剧《魔法玩具店》（ La Boutique Fantasque ），而主角是迷人的、令人敬畏的专业独舞表演家亚历克西斯·科斯罗夫（Alexis Kosloff）。在其中一段舞蹈中，科斯罗夫身边各有一只小“贵宾犬”表演后空翻和其他把戏。你猜怎么着！其中一只“贵宾犬”就是伊莱恩。当她和科斯罗夫结束了他们的表演时，卡内基大厅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与我热爱的运动在一起

当我们从弗农山庄搬回纽约时，我们先是住在位于第88街河边大道160号的一楼，邻近著名的希纳西别墅，与士兵和水手纪念碑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在我看来，我们那时的公寓似乎又大又奢华，并且我很骄傲能住在河边大道，因为它是金融人士成功的象征。我们还通过选择我们的避暑之地来彰显我的成功，或者至少体现我的自豪，该避暑胜地位于新泽西大西洋海岸独特的迪尔镇（Deal）。1925年，我们第一次在那里避暑，住在哈撒韦旅馆。1926年，我们在赌场附近租了一间漂亮的别墅，并且还成了该别墅的会员。

在纽约，我也加入了纽约运动员俱乐部。那个时候，该俱乐部的第一条规则是“俱乐部里不允许打牌”。不过，随着第一批会员年龄增大，参与运动的次数越来越少，该规则就被废除了。当我退出俱乐部多年后再重访俱乐部时，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每层楼都有人在打牌。在俱乐部里，有两项新运动让我屡屡受挫，分别是壁球和高尔夫球。我的壁球教练是一个年轻人，他是当时的职业壁球世界冠军。一个忠实的俱乐部会员在与我交谈时信誓旦旦地宣称，他是竞技体育界活着的最伟大的运动员。他会在与学生的每场训练赛中跟大多数学生打5美元的赌：在每局21分制胜的比赛中他让学生19分，学生只需要拿下2分，就能赢得赌注。即便如此，他也能很轻松地率先拿下21分。不过，这位年轻人后来因为精神崩溃，自杀身亡。关于这件事，我从未听到过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我认为必定事出有因。据我所知，他没有患上精神疾病，也没有其他可焦虑的事情。从这件事可知，我们对他人所思所想的了解是多么地少啊！

我在高尔夫球上的表现也相当糟糕。与其他人一样，我常常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窍门，结果又重新陷入了右曲球、左曲球和常见的无效球的泥沼。由于这项运动打击了我的自信，没过多久我就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偏见。对自己打出的好球和坏球的无尽讨论、拍着胸脯的自我吹嘘和屡遭打击、对某人能用多少杆把球打进一个洞的争论以及一成不变的赌注，所有这些都会让一个从小喜欢打网球的人感到厌恶，因为网球有着严谨的、富有人情味的规则。在打了7年高尔夫球而不得其法之后，我放弃了这项运动，重新回到我擅长的网球上来。我一直很喜欢这项让我感到愉快的运动，直到60多岁才不得不因为健康原因告别了它，从此我再也无法从事这项让我觉得轻松愉快的运动了。

我还喜欢滑雪。我最早从事这项运动是在1924年冬天，地点是在梅欧帕克湖边的“迪恩别墅旅馆”。那里的雪很厚，旅馆还为想来冒险尝试这一运动的客人提供滑雪板。不过，滑雪板做得非常粗糙，只在脚上捆绑一条皮带。从旅馆通往湖里有一段坡度很低的路，跟我们的小牛顿一样，我也穿上滑雪板从旅馆滑到了湖里。那时，我们已经拥有了一部早期的业余摄像机，还有投影仪和屏幕，它们是我的老东家纽伯格-亨德森-洛布公司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因为过去一年我给他们介绍了不少业务，却没收他们一分钱。我们的家庭档案至今还保留着那台摄像机拍摄的第一个视频，它显示出我们有多么享受我们第一次滑雪的经历。

黑兹尔拥有“贝尔&霍威尔”牌摄像机这件事的意义，比她想象的更为重大。后来，摄影成了她的事业。多年来，她一直是哈达萨组织 ⁽¹⁴⁴⁾ 的官方摄影师，也长期担任其美国分会董事会董事。她拍摄的反映以色列风景和以色列人生活的纪录片在全球各地上映。

在我参与滑雪运动的将近40年期间，我见证了该项运动从很不起眼到广受大众喜爱的过程，而且很多坡道都打造了各种各样的滑雪设施。但在1924年，人们甚至还不知道滑雪用的拖曳缆是什么东西。当我们第一次爬向佛蒙特州曼斯菲尔德山的斯托滑雪胜地的顶峰时，既没有电梯，也没有拖曳缆。为了防止下滑，我们在滑雪板下面裹了一层皮囊，然后沿着公路花了4个小时登到山顶，接着沿同一条路只用20分钟就滑到了底。我们听说过诸如克里斯蒂安娜平行转弯法和屈膝旋转法之类的滑雪技巧，但只有生来就穿着滑雪板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才能熟练掌握它们。我们只能依靠老式的、很好用的脚趾朝里弯曲的雪犁来控制刹车和转弯。多年后，我熟练地掌握了克里斯蒂安娜平行转弯法，并且永远不会忘记我在人前显摆技巧时的那股兴奋劲儿。

我人生中度过的某些最开心、最有活力的时刻就发生在滑雪场。我们经常会在圣诞假期坐晚班火车前往普莱西德湖。在我们入住的酒店附近有一座地形很简单的斯蒂文斯山，我们大多数时候在那里滑雪，而且那里还有一根拖曳缆。刚开始，斯蒂文斯山被胆子很小的初学者挤爆了，我随时都能看到别人在我面前摔倒。拖曳缆不得不时不时停下来，以便让摔倒的新手重新抓住线缆，或者把他们拖离滑道。5天后，我见证了惊人的变化。恐惧和笨拙的初学者似乎成了准专业运动员；而且拖曳缆也运行得更为顺畅，很少有人摔出线缆。我认为原因可能在于，那些绝望的“菜鸟”放弃了斯蒂文斯山，去到了滑雪难度更小的地方。但即便如此，这一变化也堪称奇迹。

后来，我们还与我们的好友查尔斯·古德曼夫妇及其孩子一起，在普莱西德湖度过了圣诞假期。在这几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是一个名叫罗伯特的大学生。我记得我们坐在一张下层床铺，谈论哲学、朗诵诗歌直到深夜，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30年后，当我写到这里时，我得知罗伯特及其夫人正在密西西比州的某个地方，在绝望中希望能找到他们亲爱的儿子安迪，并且希望他仍然活着。安迪是致力于为黑人争取民权的3个工人中的一个。20天前他们失踪了，除了被烧焦的汽车，没留下任何踪迹。我的心与正在经历丧子之痛的父亲罗伯特紧紧相连，很早以前我就知道罗伯特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热诚的理想主义者，他把他的理想传递给了儿子，现在他多少应该能够接受安迪殉难的事实。我对他的同情更多与我自己的儿子小本杰明有关，因为就在此刻，1964年7月，我的儿子正在密西西比州与数百个冒着生命危险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人在一起，他们的良心告诉他们，完成这些工作是他们这类人的使命。

注定失败的婚姻

回到普莱西德湖，在那里发生的一件事反映出我和黑兹尔在性格上的不和。由于我们是在酒店度过跨年夜，我决定穿上正装。出于某种原因，黑兹尔反对参加跨年夜活动，可能是因为她的发型没有专门打理，所以她试图劝我也不要参加。我说，我知道古德曼夫妇将穿正装出席，我也想这么做，而且也确实这么做了。当然，我们的酒店举办了一场欢快的新年晚会，古德曼夫妇盛装出席，我也是。但在酒店房间里，黑兹尔求我不要穿晚礼服，如果我穿了，而她没穿，这会让她十分尴尬。我仍然没有退让。我说，这要怪她自己考虑不周，她没有理由出门时不带上她的晚礼服。我已经厌倦了总是服从她的命令，既然我大老远把晚礼服带来了，对我来说，不穿它出席就显得太愚蠢了。

随着争吵越来越激烈，黑兹尔拿起我放在床上的衬衣，把它扔到窗外的雪地里。我冷静地从衣柜里取出另一件衬衣，准备穿上它。黑兹尔从我手里一把夺过来，再次将它扔出窗外。我没有第三件衬衣了，只好放弃。我敢保证，我的妥协是非常不情愿的。然后，我无奈地穿着普通服装走出房间去吃晚饭。黑兹尔取回了覆盖着雪的衬衣，然后我们尴尬地把这件事向我们的朋友做了解释。当我们最后回到房间时，发现有人已经将我的晚礼服整齐地摆放在地板上，就好像某个平面人正穿着它们，而摆放衣服的人正是波比·古德曼，他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让整件事得以善终。

毫无疑问，一位心理学家或者一个精神分析师可以从这件事中看出我们的婚姻有很多问题。在我看来，我和黑兹尔都是好人，我们的优点大大多于我们的缺点。我们有着广泛的共同爱好，首先我们都深爱我们的孩子，其次我们都喜欢戏剧、歌剧、音乐会、假日旅行、运动和慈善事业。在我们结婚之前，黑兹尔对我的盲人慈善事业产生了兴趣。她曾经在位于戴克高地的别墅里教盲人孩子跳舞，后来又在新成立的犹太人盲人协会纽约分会教跳舞。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那一年，名字稍作了变更的协会正在庆祝成立50周年。为了迎合黑兹尔的兴趣，我开始成为行动非常不灵便的盲人孩子们的一个“老大哥”。后来，我又相继成了协会预算委员会的董事和主任，最终担任了协会的主席，而协会每年的预算也从3万美元增长到了13万美元，年增速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相匹配。

相较于很多夫妻，我们更有理由期待一段幸福而成功的婚姻。但为什么我会失败呢？也许，一个不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一致性，而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对婚姻的重要性。但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性格上的缺陷导致我无法应对黑兹尔性格上的缺陷，而本来我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妻子最突出的优点是精力充沛，有很多实用技能。不过，与多数人相比，她更容易把有些事情做过头，导致优点变成了缺点。比如，她相信她可以比任何人都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她会自行安排所有实践活动；而这反过来又导致她养成了喜欢控制身边人的习惯，包括她的丈夫。我不是那种能容忍这种控制的人。尽管我可以做到听命于她，也厌恶为任何事情争吵，但我是个非常独立的人，内心憎恶所有形式的强迫。

如果我在23岁时就能达到现在的认知水平，我们的婚姻状态将大为不同。从一开始我就会拒绝服从她的命令，坚持在所有事情上做到一视同仁地对待我的看法与黑兹尔的看法，甚至时不时故意与她作对，好让她知道她不能总是把自己的做事方式强加于人。我仔细回想了她曾经采用的让她占据上风而让我处于下风的诡计和策略。我本可以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但我犯了大错，我认为这类事情并不重要，不值得去抗争。我想，真正让我不够重视这件事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我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一直在稳步攀升，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尤其是我母亲，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认定我只是个空想家。

早在我或黑兹尔意识到我们的相处存在严重问题之前，已经有迹象表明我们的婚姻注定会失败，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失败。1926年夏天，我们在迪尔镇舒适的度假屋度假。每周三我会在炫酷的迪尔乡村俱乐部与麦克唐纳公司在当地的分支机构的总经理伯特·帕克（Bert Parker）打高尔夫，而麦克唐纳公司是为我提供证券买卖服务的经纪商之一。生活的诸多方面似乎都让我感到安逸、享受、有趣和值得。某个周末，我的哥哥维克托拜访了我们，他说起了我们现在幸福美满的生活。我同意他的看法，然后补充道：“也许一切过于顺利，说不定某个巨大的不幸正在前方等着我们。”事实证明，我果然一语成谶，然而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我结了婚，有了3个孩子，用培根的话说，我已经“成了金钱的俘虏”。事实上，我比自己想象的更脆弱。

痛失爱子

1927年3月初，我们结束了在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发现牛顿患上了耳疾。我们请来了西奈山医院伟大的耳科专家弗里斯纳博士。经他诊断，我们的孩子患上了乳突炎，需要动手术。手术做完后，牛顿又患上了脑膜炎，并于1927年4月20日去世，而接下来的5月12日就是他的9岁生日。

与牛顿生病和去世有关的诸多悲伤故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但我没有勇气复述它们，而读者也一定会理解我不这么做。如果我想这么做，我也会效仿代达罗斯 ⁽¹⁴⁵⁾ ，把他心爱的夭折的儿子的故事刻在石头上，他的儿子伊卡洛斯因为飞得离太阳太近，羽毛上的蜡封融化殆尽，最后坠亡于大海。维吉尔的文字让我有一种亲切感。若干年后，当读到赫胥黎的《针锋相对》（ Point Counterpoint ）中讲述孩子去世的故事时，我不禁想起我们的牛顿，并潸然泪下。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有我们这样的遭遇。不过，每当想到青霉素已经攻克了脑膜炎，并且也能治好白喉以及诸多夺走孩子生命、让父母伤心欲绝的其他疾病时，我就感到欣慰多了。

牛顿被埋葬于威彻斯特希尔斯公墓。我们作为会员加入“自由犹太会堂”的时间不久，但没想到这么快就用到了会员权利。 ⁽¹⁴⁶⁾ 墓脚的台石并不大，上面写着：“最勇敢的、最心爱的孩子”。他配得上这些赞美，甚至这样的赞美还不够。那个时候，我的母亲正在欧洲走访她的诸多亲戚。在她出发前，黑兹尔拍摄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视频，那是牛顿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中。我们试图向母亲隐瞒牛顿患病的消息，最终她猜到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恳请我们告诉她。这一令人悲伤而艰巨的任务只能交由我来完成，我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悲痛，引用了我能想到的哲理来缓冲她即将面对的巨大的心灵冲击。然而，她却在回信中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但我知道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她跟我一样，一定是泪流满面。

我和黑兹尔都十分悲痛，但这种共同的悲痛也更清晰地向我们传递出，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之间的隔阂有多么大。葬礼之后不久，我们在一家中餐馆共进午餐，谈到应该共同开启新的更美好的生活。黑兹尔觉得她应该向我袒露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在她看来，我是一个冷漠的、不怎么称职的丈夫，过度沉湎在自己的事业中，没给她更多的关心。她需要得到更多的温暖和理解，而在与我们的家庭医生的友谊中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她说这只是一段友情，无涉其他。我没有怀疑她，也接受了她的批评，并承诺从今以后要成为一名更好的丈夫，黑兹尔也承诺要减少控制欲。

我们都想再要一个孩子，希望我们失去的牛顿可以换来一个新牛顿。没过多久，黑兹尔怀孕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本应该更亲密，但情况并非如此。想要扭转夫妻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靠着巨大的悲痛和最大的决心也是不够的！我们很快又回到了过去的相处方式。到了秋天，尽管还在怀孕期间，黑兹尔宣布她想与她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保利娜·H来一次横穿俄罗斯之旅。当然，我忙于赚钱，无暇与她一同前往。

因此，我可以过上两个月的单身生活。保持了10年的婚姻忠诚之后，在我33岁时，我的人生有了第一次婚外情。我不想在此像弗兰克·哈里斯 ⁽¹⁴⁷⁾ 那样描写我的性爱经历，更不会效仿卢梭在《忏悔录》中的直率。但我也不应该效仿夏多布里昂，拒绝在其《墓畔回忆录》中揭示自己那些著名的绯闻，也对自己与那个伟大情人 ⁽¹⁴⁸⁾ 的关系保持虚伪的沉默。由于没有编者注，那部非凡的回忆录的读者可能很想知道，夏多布里昂为什么在5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只花了很少时间与他的妻子在一起。我打算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更坦诚一些，这么做只是因为我希望能帮助读者对人性多一些了解。

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私生活跟大多数人是相反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年轻人喝酒、赌博、滥交，在结婚成家并肩负起家庭责任之前，他们会与很多女性发生性行为，甚至生下私生子。但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放荡不羁的事情。我不喝酒、不抽烟、不嚼烟草、不赌博、不骂人、不使用污言秽语。即便很多广告牌上刊登着女主角那充满诱惑的曼妙躯体，我也从来没去看过任何色情演出。虽然在我的青春期阶段，朋友们经常谈论相关话题，但去妓院的想法从来没在我脑海中出现过。我认为我与其他年轻人不同，毫无疑问，在能力和品格方面我都比他们优秀，我绝对是个正经人！从根本上讲，我知道我也有跟其他人一样的性本能和冲动，而压制和拒绝这种本能和冲动似乎是我应尽的义务。但我远谈不上取得了彻底的成功，我有时会去看诸如皮埃尔·路易 ⁽¹⁴⁹⁾ 的《阿芙洛狄特》（ Aphrodite ）或阿普列乌斯 ⁽¹⁵⁰⁾ 的《金驴记》（ The Golden Ass ）。但我的确很少阅读情色书刊，并且总是为读这类书刊而感到内疚，光是摆脱这种内疚感就花了我几十年时间。

几年前，我十几岁的女儿正待在家里，我走进她的房间，在她的台灯下发现了一本《芬妮希尔》（ Fanny Hill ） ⁽¹⁵¹⁾ 。我对这本书的唯一了解来自詹姆斯·鲍斯威尔 ⁽¹⁵²⁾ 某篇日记中的注脚，他在注脚中提到，他与约翰·克莱兰曾相处过一段时间。他客观地评价说克莱兰是《芬妮希尔》的作者，而该书“是有史以来出版过的最色情的图书”。尽管那时我已经快满60岁，但在我家里发现这本书还是让我感到震惊。我随便翻了几页，一想到我女儿竟然沉溺于如此淫秽的书籍，我就惴惴不安，于是我将这本肮脏的书扔掉了。15年后，当我正在意大利的阿拉西奥写这些文字时，我日常的阅读书籍已经变成了诸如格雷夫斯的《白色女神》 ⁽¹⁵³⁾ 、卡夫卡的《给米莲娜的信》（卡夫卡可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神经衰弱患者）、里尔克的《战时书信》（里尔克远没有那么神经质）、西默农 ⁽¹⁵⁴⁾ 随手写就的两部杰作、亨利·米勒 ⁽¹⁵⁵⁾ 的《北回归线》，以及《芬妮希尔》。我发现，虽然《芬妮希尔》的确属于人们可以想象或感到恐惧的那类色情书，但至少作者是充满活力和灵气在写作，并且使用的是符合18世纪风俗习惯的语言文字。《北回归线》则是完全不同的作品。在导论中，美国诗人卡尔·夏皮罗（Karl Shapiro）将米勒誉为我们时代真正的预言家和天才。米勒的确提出了很多原创性的、触及要害的洞见，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在我看来就像在公共建筑中的男厕所里的涂鸦之作。如果我活得再久一点，也许能学会理解和欣赏米勒对使用由4个字母组成的词汇的热衷。我并不急于进入能理解那种品味的年龄段，但我现在对《芬妮希尔》的欣赏并没有让我受到良心上的谴责，我只是认为我更能理解这部作品了。

在我23岁结婚之前，我对与女人发生性关系的看法就像拉斐尔·霍林斯赫德 ⁽¹⁵⁶⁾ 在“爱尔兰的蛇”（Snakes in Ireland）中做出的解释。 ⁽¹⁵⁷⁾ 当时的主流观念认为新郎和新娘应在婚前保有处子身。从理论上讲，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不同于以往，但我当时的做法与主流观念没什么不同。我相信人们应该根据他们的总体品格和性情，而非根据外界强加的某些标准来过自己的性生活。但如果我在刚成年的时候就有现在的看法，我当时的性行为会有很大的不同吗？很可能不会。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天生的性情总是会先持禁欲主义，再转向性爱享乐主义，而非相反。

让我以最客观的方式讲述我的第一次婚外情。那个女孩，就让我们称她为珍妮吧，跟我年龄差不多大，长得并不漂亮，说话直率，嗓音尖细，她跟我们家成为好友已有15年。她没有结婚，似乎也从来没对男性表现出太大兴趣。这么多年来，我会以朋友的礼节亲吻她。但在我们开始婚外情之前的那个夏天，亲吻方式已经远不是朋友般的了。黑兹尔远在俄罗斯的那两个月，有天晚上，听完音乐会后，我把她带回了家。一切都很适合开始一段婚外情，并且也确实开始了。在我看来，发生一段婚外情，有20%的因素是彼此吸引，剩下80%要看机缘。我应当分享我俩对话中的两句话，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各自的性情。

我立即说道：“如果我们应该成就我们的爱情，我想知道这段感情是会带给你更多幸福，还是更多悲伤。”

她不假思索地说道：“只有一种办法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试一试。”

接下来我又做了些什么呢？也许我应该站在珍妮的角度，用我曾经用于描述一个老处女如何看待强奸的玩笑话来概括这场婚外情：“它比死亡更糟糕，但比什么都没发生更好。”我远谈不上是一个理想的爱人，甚至从浪漫的意义上讲，我几乎完全算不上是爱人。从根本上讲，我一直把珍妮当作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她对我有肉体上的吸引力，我也很喜欢和她在一起。由于我自己不幸的婚姻经历，也考虑到占有和嫉妒是情感问题的一体两面，我对于浪漫的爱情总是小心谨慎。在我看来，理想的关系应该是真诚的友谊与性爱的结合，至少对于我这样的人或者说对于一般人而言都是这样。这种结合似乎具备爱情的大多数优点，而又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缺陷。相对而言，很少有女性会赞同我的这种实用理论。但珍妮似乎比多数女性更认同它，因为她一直就是一个坚定的实用主义者，但即便如此，我也确信，她对我不全身心投入这段感情很不满意。

我们的婚外情遇到了很多障碍，主要在于我真的太忙了。我们很少见面，即便在一起，时间也很短暂。我以我自己的方式对珍妮保持了将近7年的情感忠诚。在此期间，她对我非常好，很少责怪我，也很少向我索取更多的东西。但在1933年或1934年的时候，她告诉我，这段感情令她很不满意，让她觉得太累，因此她决定结束它，然后去墨西哥待一段时间。我们分了手，但仍是很好的朋友。事实上，我至今还能充满感情地记起，我们在她的沃德莱恩轮船的船舱里一起度过的最后一小时。那时我根本没想到，我的公司后来会掌控这家成立时间很长的轮船公司。珍妮仍然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尽管有那段情欲经历的瑕疵，但总体而言，我们的关系对于我们两个人而言都是很健康的。

我们的“小牛顿”降生

从讲述婚外情到讲述迎接一个孩子的出生，这一转变似乎是无情的或者轻浮的，但人性有时的确可以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很多自相矛盾的事情，体验很多相互冲突的情绪。歌德不是说过，短暂的一瞬就可以让人的想法由善变恶吗？反之亦然。

我们的小牛顿出生于1928年4月10日，而10天后，我们将纪念大牛顿去世一周年。他的降生给我和黑兹尔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似乎神秘的上苍又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天清早，我在位于曼哈顿的“医生医院”焦急地等着消息。当那一刻来临时，似乎有种外在的力量让我脑海中浮现出了一首关于重生的诗歌，我花几分钟把它写了下来，在这里与各位读者分享：

他归来了

从暗黑、空虚的寂夜

所有恒星停止了燃烧。

他归来了

我们的孩子，我们心灵之悦

他没有完全消殒

他归来了。

他归来了

尽管之前死亡夺走了他

但永恒使他轮回。

他归来了

就像每年繁花再度盛开

假使我们如是观之

他就归来了。

他归来了

就像他的离去，都在春天。

他嘲讽了无趣的死亡。

他归来了

为了爱的新生

我们内心唱起欣喜的歌声

他归来了！

小牛顿是个漂亮的男孩，长着大大的棕色眼睛，一头黑色的、卷曲的头发。没有哪个孩子比他受到的欢迎更热烈，被更多的爱意包围。我们多年的家庭医生梅·威尔逊（May Wilson）在寻求治疗儿童心脏风湿病的方法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而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让人不安的消息：小牛顿的胸腺似乎没发育好，未来有可能遇到严重的健康问题。这一告诫使得我们更加小心地照顾他，让他免受疾病困扰。在小牛顿出生之前，我们已经搬离了位于河边大道的公寓，因为我们觉得那里冬天刮起的凛冽狂风可能是导致大牛顿患耳疾的原因。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出生后的前几年，小牛顿没给我们带来多少欢乐，倒是带来了很多焦虑和悲伤。他似乎并不喜欢我们这个家庭，也非常难以相处。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有严重的神经质，并且很有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有时候我们会责怪自己，因为我们给这个孩子取了跟大牛顿一样的名字，并且从一开始就把他看成大牛顿的轮回归来。难道这种做法让他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了吗？难道他厌恶我们一家将他与去世的优秀的哥哥进行对比吗？难道在他身上投入的特别的身心关怀损害了他的品格吗？我深知，这些猜测都是没有依据的，一切只是因为小牛顿和我们的不幸，他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身份。

用学术生活疗愈伤痛

为了不让我胡思乱想，使我从悲伤中摆脱出来，我又从事了一份新工作。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想过要写一本关于证券分析的书。我认为那时出版的相关书籍已经过时了，并且内容也不全面，尤其是那些书籍很少关注普通股的重要性或者公司财务的异常和陷阱。我决定在把我的想法写成书之前，先就这一主题在大学里开设一门课程。我联系了哥伦比亚大学成人教育中心的主任詹姆斯·埃格伯特（James Egbert）教授。他赞同我的主意，并于1927年夏天为我开设了一门名叫“证券分析”的课程。报名情况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有超过150名学生踊跃选报了这门课。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盛况很容易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牛市正如火如荼，公众很想获得信息和指导，以及最为关键的股票推荐。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来自市场一线的华尔街人士开设类似课程。最终，由于报名人数太多，教室门口还安排了保安，以防有人破门而入。尽管我忠告我的学生，我提到的任何股票只能作为例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荐股行为，但还是有一些我在课堂上讨论的低估证券随即在市场上出现了显著上涨，尽管很有可能整个市场的火热氛围也带动了这些证券上涨。这样的情况只需发生几次，就足以在学生心目中建立起我的课程可以帮助他们赚钱的可靠声誉。到了1928年秋天，报名的学生数量远超上一年，很多人坚持要求再上一次这门课，以便听到一些可以赚钱的新案例。

我的学术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并持续了40多年。其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各种教授头衔，还在其他机构举办了很多演讲课程。在我1927年的秋季课程中，有一位名叫戴维·多德的学生，当时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助理教授，后来成了我的助教以及“华尔街圣经”《证券分析》一书的合著者。他还是我投资事业的重要合伙人以及可靠而忠诚的朋友。在准备第一年课程的过程中，我脑海里时常会涌现出很多专业问题，这在我看来显然意味着，我还远没有做好写出一本令人满意的教材的准备。事实上，直到7年后，《证券分析》才正式出版。事实证明，如果出版时间早一点的话，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直到1934年，我还在实践中付出沉痛的代价，从而为该书注入了更多的洞见。

再访欧洲

自从我作为一个7岁的小男孩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去过一次英国之后，直到1928年夏天，我才再次到访欧洲。那时黑兹尔要照顾小牛顿，不得不留在家里。出发前，我们一家在宾夕法尼亚州靠近雷丁的丘陵地带避暑，租了一家名叫“加仑厅”的大型酒店的一栋小别墅。我计划在欧洲与母亲相聚，并带她游览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在瓦格纳迷的朝圣地德国拜罗伊特市听瓦格纳的系列歌剧，还想在莫扎特的家乡萨尔茨堡参加夏季节日。

在拜罗伊特，我们住在一家名叫“金色之锚”的高档酒店。该酒店大约修建于1750年，但看上去更为古旧。尽管它缺乏任何一种现代化的便利设施，但当我们登上小山来到音乐剧院时，我们就忘了第一个晚上对酒店的各种抱怨。根据惯例，酒店的观众只能站着，大家都好奇地彼此打量。这真是一个令人炫目的场景，女性观众身着长外衣、戴着珠宝和头饰；男性观众大多身着晚礼服，少数人戴着印第安人的无檐帽，或者身着军装。演出包括六幕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四幕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演员的表演让我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之情。他们的演技毫无疑问是非常出色的，但让人联想起传统和音乐的巨大力量的现场氛围，则使得一切事物充满了近乎超自然的神秘感。

瓦格纳家族在演出中明显扮演着重要角色。瓦格纳的儿子西格弗里德，即瓦格纳谱写的《西格弗里德田园曲》 ⁽¹⁵⁸⁾ 中的那个西格弗里德，指挥了三场歌剧。西格弗里德金发碧眼的妻子威妮弗雷德颇有女王范地坐在后排包厢，而她对希特勒的认同早已为人熟知。每个人都会去参观瓦格纳家族的居住地“瓦弗里德” ⁽¹⁵⁹⁾ ，瓦格纳的传奇遗孀科西玛就住在那里，她已经90岁了，据说已处于弥留之际，但事实上她之后又活了好几年。游客可以上楼通过门洞偷看一眼她的房间。我和母亲认为这一举动很不妥当，因此我们没有上楼，而是参观了她的孩子们的房间。其中沃尔夫冈和威兰 ⁽¹⁶⁰⁾ 的房间里陈列了丢勒 ⁽¹⁶¹⁾ 的蚀刻版画复制品，而游客进入房间参观需要付一点门票费。这两位特别受宠的男孩罕见地在他们十几岁时就显得很有行动力，而且思维敏捷。当我再次见到他们时，他们已是体型肥胖的中年人。他们已经开始全面负责拜罗伊特节日，并且不得不向他们祖父的在天之灵和很多活着的当地居民解释，为什么他们彻底改变了已经执行了许多年的神圣的节目规程。当时我没见到他们的妹妹，她的年龄一定还非常小，但若干年后当我在美国见到她时，她已经成了希特勒和她母亲的反对者。

瓦格纳是一位伟大的非凡音乐家，挂在他家墙上的典型的瓦格纳式诗句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Hier wo mein Waehen Frieden fand,

Wahnfried sei dieses Haus genannt.

（这里是让我的想象保持安宁之地，

我将这栋房子命名为“瓦弗里德”。）

回到美国后，我对那位德国牙医提出了建议。我知道他把自己的椅子称为“牙安宁”（Zahnfried），我好心地建议他在诊所挂上如下贴切的格言：

Hier wo mein’ Zähne Frieden fand,

Zahnfried sei dieser Stuhl gennant.

（这里是让我的想象保持安宁之地，

我将这把椅子命名为“牙安宁”。）

出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他拒绝了我的建议。

有很多原因使得拜罗伊特市的瓦格纳演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瓦格纳演出。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餐食安排。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邻近音乐剧院的餐厅预订一个餐桌，这需要你给服务主管一笔数额惊人的小费。然后，在歌剧开始前，或许在演出之夜开始前，你要提前确定两顿餐食。我记得很清楚，歌剧《众神的黄昏》的开演时间非常奇怪，安排在下午4点。大约下午3点45分，所有观众身着晚礼服走进音乐剧院。第一幕刚好表演两个小时，接下来是一小时的短休时间，在此期间，观众可以好好吃顿饭。然后，7点钟开始第二幕表演，时长为一个半小时，接下来是长休时间。在此期间，观众可以大吃大喝，直到10点才开始第三幕，而这一幕时长为两个小时。此后，全剧终。疲惫又满足的观众散场，去吃夜宵。整个演出耗时8小时，令人难忘地结合了过瘾的音乐和过瘾的餐食。

我们继续从拜罗伊特前往萨尔茨堡。我们最想做的事情是在宽大的浴室洗个舒服澡。幸好我们预订了刚修好的欧洲酒店的大套房。当我们乘坐火车到达酒店时已筋疲力尽，我们发现有一群人聚集在大厅。我穿过这群人来到前台，得意地询问格雷厄姆预订的房间。等了很长时间后，服务员告诉我们，他很抱歉，没有我们预订房间的记录，并且现在也没有其他房间可以提供了。“请再确认一下，”我大声说道，“我有你们签字确认的今日预订电报。”当时，那个服务员感到非常抱歉，一定是某个工作人员犯了可悲的错误。现实情况是，没有其他房间了，他对此无能为力。换种方式理解他的话，意思就是，有其他游客给了他们一笔大额贿赂，占用了我们的房间。我非常生气和沮丧，将这一丑陋行为向萨尔茨堡的旅游局进行了举报。旅游局官员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说，由于有很多美国游客涌入，这个城镇的所有酒店都没有房间了。最后，他们为我们在弗赖施塔特找到了一个房间。弗赖施塔特是一条破烂的街，完全配得上它的名字。我们怎么使用这间房呢？女房东在房屋中间架起了一条绳索，并将一张床单挂在绳索上，作为遮挡。洗澡的工具是一个洗衣盆，里面有少许热水。这一场景让我想起了1910年夏天住在巴曼农场洗澡时的场景。所以，这就是我们从欧洲酒店豪华套房换到现在这个房间之间的巨大落差。

然而，萨尔茨堡还是给我们留下了美妙的体验。我很荣幸能在大教堂广场看到《世人》（ Jedermann ） ⁽¹⁶²⁾ 的演出。著名的莫伊西是主角，莱因哈特 ⁽¹⁶³⁾ 的妻子海伦·蒂米希（Helen Thimig）扮演“费斯”（Faith，意为信仰），她的妹妹扮演另一个角色。好在我提前买了该剧的剧本，并在夏日的黄昏读完了它。因此，我能理解演员说出的每句话，而且我被海伦·蒂米希对费斯发表的伟大演讲而深深感动。当然，莫伊西的表演是无与伦比的。正是在萨尔茨堡，我再次看到莫伊西扮演了歌德剧作《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 Iphigenia in Taurus ）中的俄瑞斯忒斯，也再次看到海伦·蒂米希在该剧中的演出。15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详尽的研究文章，将欧里庇得斯的《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与歌德的版本进行了比较。我认为古典剧作更吸引我，但能有幸看到那个年代最伟大的舞台剧演员演出该剧，实属珍贵的体验。我还看过莫伊西在易卜生的剧作《群鬼》（ Ghosts ）中的精彩表演，那场演出是在纽约古老的欧文广场剧院，所有演员都说德语。

我们在慕尼黑待了几天，我惊叹于那里有好多漂亮的公共建筑，老绘画陈列馆 ⁽¹⁶⁴⁾ 里有大量鲁本斯 ⁽¹⁶⁵⁾ 的画作，无与伦比的德意志博物馆 ⁽¹⁶⁶⁾ 里有众多的科技艺术品。我们去了户外娱乐场所奥斯特朗斯公园（Ausstellungs Park），在那里看了两场精彩的娱乐演出。其中一场是名为《有两个丈夫的女人》的木偶剧。女主角既嫁给了一个白天异常忙碌的官员，又嫁给了一个昼伏夜出的强盗。在我印象中，所有场景都发生在床上，专业的木偶剧表演者指挥木偶做出了很多色情动作。我惊叹于这样的演出竟能在1928年出现在公园里。

看完表演后，我们去了一家很大的户外餐厅。总是吃得很少的母亲点了两个半熟的煮鸡蛋。服务员抱歉地说，没有煮鸡蛋。他可以为我们提供炒鸡蛋、荷包蛋和煎蛋，但不提供煮鸡蛋，因为菜单里没有。母亲不敢相信她的耳朵：“如果你们可以煎蛋，你们当然也可以为我煮蛋。”服务员还是表示歉意，没有商量的余地。后来我们认为原因可能在于，他们不知道如何煮半熟的鸡蛋。有一个老故事是这么说的，当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询问正在出差的销售员需要点些什么时，他回答说：“我想要一盘火腿和鸡蛋以及一些善意的建议。”服务员悄无声息地把食物端上来了，然后这位销售员问道：“善意的建议呢？”“不要吃盘里的鸡蛋。”女服务员回答说。

我们按照既定行程，继续前往苏黎世，拜访母亲的侄女。如果坐火车，会穿过多座大山，而且要耗费可怕的8个小时。母亲听说慕尼黑和苏黎世之间刚开通了航班，飞行时间只需要两个小时。我有胆子赌一把改坐飞机吗？我们从来没坐过飞机，我只坐过马戏团的观光飞机，升空后停留3分钟，俯瞰大西洋城。如果母亲不害怕，我显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怕的。我记得乘客并不太多，大家纷纷走进机舱，然后在两边过道上排成队，就好像我们将要奔赴刑场。什么麻烦都没发生。我们飞越了离德国腓特烈港不远的博登湖，腓特烈港当时正在建造和测试第一艘大型齐柏林飞艇。飞机下面的小型湖艇看起来就像在水面上爬行的甲壳虫。当我们从德国飞越瑞士领空时，我注意到了景致上的某种差异。德国人将树种在土地的边角处，而瑞士人则把树种在土地的中央，这样农场主可以更容易看到树影的位置，从而掌握时间。

关于在苏黎世的日子，我只记得自然界中发生的一个奇怪场景。我和表亲去苏黎世湖野餐。我坐在一块大石头附近，注意到有两群蚂蚁正在激战。一群有翅膀，另一群没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我观看了很长时间，对这一景象并无兴趣的其他家人对我的行为很不高兴。但我想起了《多佛海滩》 ⁽¹⁶⁷⁾ 中的话：“无知的军队整夜搏杀。”这种奇怪的激情甚或更奇怪的利益算计驱使着蚂蚁以及人类产生冲突，并造成了大规模毁灭。

1928年秋天，我们一家准备再次搬家，而这次搬家绝对算是奢侈狂妄之举。当时，很多写字楼和毫无特色的公寓大楼正在纽约所有的繁华地段拔地而起。我们听说中央公园西部第81号街的老牌酒店贝雷斯福德将被改建成一栋30层高的极奢公寓大楼，而我们的好友格林曼夫妇婚后曾在这所酒店住了好几年。这正是如日中天的格雷厄姆想要实现的梦想。我们看了规划图，选择了一所带有阳台的跃层公寓，分别位于大楼18层和19层。它有10个房间，天知道有多少卫生间。在靠近屋顶处，还有几个提供给用人的房间。公寓的年租金是1.1万美元，租期为10年。

我们完全不在意支付这点租金，因为相比于我一直赚取的金额，它完全是个很小的数字。那一年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在初始本金150万美元的基础上赚了大约60%，我自己的税前收入超过了60万美元，而这还是通过采用了我认为十分保守的投资方法实现的，回避对高估证券的疯狂投机，将损失风险控制在最小程度。在灾难发生前，我一直把自己视为天才！那一年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我们的贝雷斯福德酒店签下了10年租约，我是在前往棕榈海滩过圣诞假期的火车卧铺车厢里签署协议的，而该协议将于1929年秋天正式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