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账户所做的诸多交易中，有两笔交易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第一笔涉及标准石油管道公司，第二笔涉及美国最大的烟花和爆竹制造商卓越烟花公司。第一笔交易是成功的代表，第二笔则遇到了诸多麻烦，最终也没能赚到钱。

在年报中发现宝藏

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标准石油管道公司因为垄断被强制拆分。公司旗下31家子公司，有8家属于规模很小的管道运营商，它们需要从各种渠道获取原油，再进行精加工。这些受到社会关注的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几乎不为人知。它们每年只发布一行“损益表”信息，表明当年赚了多少净利润，同时还会发布尽可能简化的资产负债表。华尔街只有两家经纪商分析过标准石油管道公司所有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它们每月发布一份公告，包括每个子公司的新项目和数据，但这些公告没有提供这8家管道公司的财务数据，而是把这些公司已经发布的极不充分的收入和资产负债表信息又公告了一次。

有一天，我正在查阅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想获取铁路公司的某些详细数据，在报告结尾处，我发现了8家管道公司的某些统计数据表格上写着：“摘自公司递交给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我突然意识到，它们的年度报告可能包含没有向投资者公布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也许非常有意思、有价值。我给州际商业委员会写了封信，如果可能的话，请求他们寄给我8家管道公司年度报告的复印件。一个厚厚的信封寄来了，里面装有一份50多页的报告，报告中有很多表格，披露了公司运营和财务状况的每个细节。让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公司披露的对外投资成本和市场价格的相关表格。所有的管道公司都在年报上列出了大量的投资，但没有提供相关细节，投资者不可能知道这些投资的具体构成。

第二天，我乘坐火车赶到华盛顿特区，急匆匆来到州际商业委员会大厦，进入档案室，请求查阅8家管道公司1925年的年报。他们很快给了我，而我很快意识到，我已手握至宝。让我惊讶的是，我发现所有这些公司都持有大量的优质铁路债券；在某些情况下，单是这些债券的价值就已经超过了公司在股市上的市值！此外，我发现这些管道公司的经营规模相对较小，利润率很高且没有存货，因此没必要投资这些债券。以北方管道公司为例，它的股价是65美元，每年支付每股6美元股息，而它每股隐含了95美元的现金资产，这些资产几乎可以在不影响其经营的情况下全部分配给投资者。这就是所谓的廉价证券！

你可以想象，我此刻的心情就像矮壮的科尔特斯和巴尔博厄 ⁽¹²⁸⁾ 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太平洋一般兴奋。卡尔·福兹海默（Carl Pforzheimer）和其他经纪商已经研究标准石油管道公司旗下的这些公司多年，但他们显然不知道我现在掌握的信息。要是他们看到了这些债券组合，他们绝不会让这些公司的股票以如此低的价格卖掉。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多年来，竟然没有一家经纪商想到来州际商业委员会查阅相关数据。即便不考虑大把现金和债券资产，只考虑北方管道公司每年要支付每股6美元股息之后还能创造净利润，就应该想到它的股价怎么可能只有65美元？答案就在于，管道公司的股票完全不受市场欢迎。它们以前赚的利润更多，分配的股息也更丰厚，但拆分后新组建的巨头带走了它们以前的很多业务。华尔街的做法通常是忽视公司细节，只关注股价趋势，于是投资者就认为这些公司的前景十分暗淡。投资者能从北方管道公司那里获取高达9%的股息，这一事实只不过预示着公司面临麻烦，而未被华尔街视为买入的理由。

我复印了这些公司好几年的年报，极为兴奋地回到了纽约。由于北方管道公司持有与其股价有关的大量债券，我开始专注于买入它的股票。通过审慎而持续地买入，我已经持有其4万总股本中的2 000股，这使我成了除洛克菲勒基金会之外公司最大的股东，后者持有其23%的股份。现在时机似乎已经成熟，我应该说服北方管道公司管理层做明显正确的事情：将相当大一部分不必要的资本金返还给投资者。我本以为这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然而，我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

初次较量以失败告终

我与北方管道公司主席D. S.布什内尔（D. S. Bushnell）约好在其办公室见面，该公司位于百老汇26号标准石油管道公司那栋标志性建筑内。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那些传奇公司的办公楼。两位长相酷似的老人正等着见我，一位是公司主席布什内尔，另一位是他的兄弟，公司的总顾问。当时有个惯例，凡是涉及复杂的金融交易，在与访客面谈时公司都要派出额外的证人，以免以后出现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提出了建议。我指出，公司目前的年经营规模只有大概30万美元，因此，公司持有高达360万美元与其经营范围无关的债券是很荒谬的。我表明，加上多余的现金资产，公司的股价应该值90美元，但股价完全没有把这一因素合理地反映出来，使得市场长期认为公司的业务在持续萎缩，并没有考虑到公司持有大量铁路债券，而后者又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显然，投资者的诉求在于，这些资产应该分派给他们，只有让他们直接持有这些资产，才能体现其全部价值，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将其与公司的经营性资产混在一起，只体现了不到一半的公司价值。

“那是不可能的。”布什内尔马上说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额外的盈余，所以我们分配的股息不可能多过我们赚取的利润；事实上，我们的分配是相当慷慨的。”“哦，”我自信地说道，“方案很好设计，你们只需要把股票的面值从每股100美元降到比如说，每股50美元或25美元，然后你们就可以支付差额部分，比如，每股50美元或75美元，作为资本回报。” ⁽¹²⁹⁾ 布什内尔又补充了一句：“公司没能力支付差额，这需要支出公司全部的资本。”“但为什么不能呢？公司不需要几百万美元的资本金来做30万美元的生意，尤其考虑到这些资本金几乎都是现金资产。”事实证明，类似布什内尔这样的管理层，他们寻找理由侵占股东利益的办法总是比提升利润的办法更多。

“债券代表了我们的减值准备，它们最后必须用于更新公司管道。”

“那么具体什么时候更新管道呢？”

“我们可说不准。”布什内尔连做个预测都不愿意。事实上，那些地下管道可以永远使用下去。“你该不会是想告诉我你真的要使用属于股东的360万美元去更新只能产生30万美元收入的管道吧？那可真是疯狂的举动。”每当我提及公司的经营规模，布什内尔的表情都很不自在，因为这是他们非常不愿意让投资者知悉的信息。

招待我的主人还找了其他说辞，这让我想起了“狼和羊”的寓言故事。他们不会吃掉我，但决心让我一无所获地离开：“我们可能会在现有管道上增加新的管道，生意总是存在很多可能性，我们必须为任何一种可能性做好准备。”

“可是，布什内尔先生，你只有一条运输线路，从印第安纳州边界穿过宾夕法尼亚州边界，再到纽约州边界。你们只有前标准石油管道公司主干线上很短的一段，你有可能用什么样的合理方式延长你的线路呢？”

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也是我最后一个问题。布什内尔已经不想跟我争辩了，于是他说道：“你瞧，格雷厄姆先生，我们已经很有耐心地接待了你，给你的时间也超出了我们的安排。经营石油管道是一项复杂而特殊的业务，你对此了解得不多，而我们一辈子都在从事这项事业。你必须相信我们比你更懂得怎么做对公司和股东更有利。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你可以做成熟投资者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卖掉你的股票。”

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听到过无数类似的说辞，它们只有细微的区别。为什么这类事情如此频繁地发生在我身上呢？这里存在着一个特殊原因。我的交易大多是基于可靠的分析买入被严重低估的普通股。而大多数被严重低估的靠谱股票正好就有像北方管道公司那样的情况：利润很少，可变现的资产很大，但又不肯分配给股东。我的策略是首先要获取这类公司极高的债券利息，然后想方设法适当改变公司的市值或运营策略。然而，几乎所有管理层都使用了与布什内尔相同的策略，拒绝了我的想法。他们最喜欢使用的武器就是声称他们的业务非常特殊，我对此了解不多，他们比我更懂得公司需要运用什么样的政策。

当我在1926年第一次作为股东试图说服管理层改变做法时，老华尔街人都把我视为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式的疯子。没有哪个有经验的人会浪费时间去试图从外部改变任何一家公司的政策，尤其不会在标准石油管道公司的大本营干这事儿。“如果你不喜欢管理层，或者不喜欢他们的做法，卖掉你手中的股票”，这一直是华尔街在这方面的“智慧”，至今仍是流行的教条。不仅如此，任何试图改变公司行为的外来者要么被视为疯子，要么被认为居心不良。多年前，有一个名叫克拉伦斯·文纳（Clarence Venner）的聪明人通过起诉管理层涉嫌各种徇私舞弊行为而赚了很多钱，也因此声名狼藉，而其中有些完全是技术性问题。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想礼貌地要求公司做出改变，你仍然会被拒绝，但管理层或多或少会对你更客气一些。如果你坚持己见，并且表明你将诉诸法律或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管理层立刻就会抨击你的动机，给你扣上一顶“大帽子”，说公司将要成为“要挟艺术家，另一个文纳”的牺牲品。在大多数类似情况下，股东就给了自己一个不长期持有公司股票的借口。而不长期持有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投资者的股票之前是在高点买入的，那么他肯定既不够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也没有足够精力去搞明白公司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并以股东身份去推动公司变革。唯一可能长期为自己和其他投资人持有这类公司股票的是那些新近以低价买入的专业投资者，他们的目标就是通过努力改变公司政策，获得合理合法的回报。

然而，管理层几乎总能成功找到借口，强调麻烦制造者是最近才买入的公司股票，这表明他们不是长期投资者，而只是寻求私利的人。我从来没在伦理上质疑或谴责过我的行为，因为我所做的努力不仅可以让我的投资人受益，也可以让所有其他新老股东受益，他们不过是得到了作为公司股东应得的东西。

在早期，华尔街的生意大多属于绅士游戏，他们会遵守一些复杂的规定。一条基本规则是：“不要在他人的禁猎区打猎。”这意味着，我们如今称之为“华尔街建制派”的人不会采取任何举动去挑战类似“上市公司建制派”的既得利益。银行和经纪商总是把它们的股东大会表决权自动赋予了管理层，至今很多金融机构还在这么做。上市公司或投行从未想过在对外并购或收购时为股东提供要约收购选项，或者也没有考虑过要首先与管理层达成交易，同时为股东提供同样充分的保护条款。由于投资银行家希望与管理层保持良好关系，因此他们任何人都不想获得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名声。当然，公司高管也绝不会支持任何会危及其他公司高管工作或利益的举动，因为他们期待其他公司高管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优待因为犯错而被“俘虏”的高管，会让“俘虏”了这些高管的人感到非常开心，因为他们也期待当自己公司的高管被其他公司的人“俘虏”时能得到同样的优待。

时代已经不同了。公司的并购方会直接地绕开高管，或者不先与高管协商，就给予股东要约收购权。投资银行家也会为了自身或客户利益而这么做。比如，在1964年成为弗朗哥-怀俄明州石油公司绝对大股东的交易中，股东就收到并接受了要约收购条款。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北方管道公司，公司管理层持有大量可交易的证券，而这些证券与公司经营没有任何关系。

在我失望而愤怒地离开布什内尔的办公室之前，我告诉布什内尔兄弟，我将在明年的股东大会上以口头方式向其他股东表达我的看法，并将其记录在案。他们似乎对我的提议感到惊讶，但很快就回复说，欢迎我参加股东大会。我说了句“祝你们今天好运”，然后就离开了办公室。

股东大会于1927年1月初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石油城召开，那真是一个偏远的地方。人们得乘坐火车到匹兹堡，然后再经过一段崎岖的路程，才能到达石油城。我是一个人去的，先坐了一个晚上的卧铺，然后在一个十分寒冷的下雪天乘坐一列颠簸的当地火车到达了目的地。公司位于石油城的办公场地有点小，但足够召开股东大会。加上我和5名员工，一共有6人出席。我徒劳地发现，没有其他外部投资者参会。与此同时，布什内尔先生的助手仔细地打量了我，并审查了我的证件，就好像我是来自外星球的某种奇怪物种，事实上，在他们看来，我的确是奇怪“物种”。经过某些仪式后，一名员工宣读了一份事先写好的稿子，然后宣布1926年年度报告已经获准通过。很快，另一名员工开始宣读第二项议案，这时我站了起来，大家的目光向我投来。

“请问主席先生，年度报告在哪里？”现场一片尴尬的沉寂。

“抱歉，格雷厄姆先生，报告还有几周才能出来。”

“可是，布什内尔先生，”我有些困惑地问道，“如果报告还没准备好，无法提供给股东，那股东怎么可能批准该报告？”布什内尔与他兄弟耳语了几句。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开股东大会的，而参会者总是会说‘通过’。”

除了我，所有股东代表都为议案投了票。又经过了一些流程后，主席宣布，股东大会圆满结束。我急不可耐地再次站起来，说道：“我们在纽约说好了的，我要宣读一份与公司财务状况有关的备忘录，并将其记录在案。”公司管理层又开始交头接耳。

“格雷厄姆先生，你希望把你的请求当作议案吗？”我当然希望。

“有其他人附议吗？”会场安静而沉默。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来这一招，因此我没有叫上其他人跟我一起从纽约来这里支持我。

“我很抱歉，格雷厄姆先生，我没听到有人附议，它不能被当作议案。”

“可是，正如你已经看到的，我大老远赶到这里，只想把这份备忘录记录在案。你当时同意了我这么做的，布什内尔先生。我认为你欠我一份尊重，没能让我的议案得到附议并宣读。”他们又一阵交头接耳，然后说道：“我深感抱歉，但似乎没人愿意附议你的议案。我倒是听到了休会的提议。”很快，会议结束了。布什内尔的助手们带着不加掩饰的窃笑走出了会议厅。

我产生了一种被人玩弄的羞辱感，也自责于自己的无能，因他们对待我的方式而感到愤怒。我很好地控制了我的情绪，心平气和地对主席说，我认为他不允许我宣读备忘录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我明年会再来，到时我将带上一个甚至更多的支持者。

反败为胜，跃居北方管道公司董事

我说到做到，兑现了自己的威慑之辞。实际上，我在1927年1月遭遇的令人沮丧的失败反倒成了一件交易上的幸事。现在我有一整年的时间准备应对方案，并加大对公司的持股比例。随着我账户上又增加了可用资本，我买了更多的北方管道公司股票。我将合伙人的资金几乎都放在了北方管道公司的股票上。作为顾问，我为在公司法领域享有极高声望的格林曼所在的律所服务，律所名叫库克-内森-雷曼（Cook, Nathan, & Lehman）。阿尔弗雷德·A.库克（Alfred A. Cook）是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一个能力很强、声誉卓著的人，但我必须补充一点，他也是个极其自大和爱慕虚荣的人。

在我阅读投资领域的材料时，我知道了一个那时不太为人所知的事实。我发现，很多州已经通过法案，要求公司用累计投票数选出董事。通过将所有代理选票投给某个董事，只持有少量股票的股东就能选出自己中意的董事。宾夕法尼亚州正是这些州当中的一个，而北方管道公司就注册在该州。考虑到公司只有5名董事，只需要1/6的累计代理人票就可以选出一位董事，只需要1/3的累计代理人票就可以选出两位。我向各个股东发了消息，以期成为他们的代理人，让他们支持我提出的减少资本金的议案，为此我需要选出两位董事代表他们的利益。我们没有提议占据董事会多数席位，因为那样做会让我们承担起经营公司的责任，而我们知道对此我们无法胜任。

库克向公司索取股东名册，公司允许我们复印一份。显然，布什内尔兄弟认为我们不可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否则他们就会拿起昂贵的法律武器反对我们获取名册。我们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我们的方案。经过我、库克和格林曼的仔细打磨，我不得不说，这份方案简直太出色了。公司以其惯有的高傲态度回复了我们，回避了所有实质性问题，声称他们有极强的能力可以决定怎么做最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并用不太委婉的方式批评了我们这群“捣乱者”的动机。

公司没有很多持股比例较大的股东，我们准备逐一拜访所有持有100股以上的股东。公司员工和布什内尔兄弟也在做类似的努力。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的那些日子，很多公司都会搜集股东代理人票，哪怕股东大会上根本就不存在内部斗争，而这种做法至今仍在沿用。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拿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理人票，它持有9 200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23%。我安排了与基金会的财务顾问伯特伦·卡特勒（Bertram Cutler）会面。他很有礼貌地听我讲完，然后相当坚定地表示，基金会绝不干涉他们投资的任何公司的经营。这一声明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从投资经理那里听到，然而他们的确应该认真承担起他们真正的责任。我试图解释，我们想做的事情与北方管道公司的经营无关，这是一个由股东做出的简单决定，它与公司盈余资本的使用有关。但我还是无功而返。

我发现，这是我第二次与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近在咫尺。第一次是我接受了上面印有他名字的一份邀请函，参加由他牵头的在“休会俱乐部” ⁽¹³⁰⁾ 举办的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基金会募集资金的活动。我知道参加这场午宴可能花费不菲，但能与几十亿身价的富豪碰面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也能让我改掉花钱节约的习惯。所以，我参加了这次活动。洛克菲勒让捐款金额大的一群人坐在他那一桌，对此我只能忍气吞声，因为我只捐了500美元。我认为能帮助洛克菲勒是一次非常独特的体验。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基金会很快建立起来了，此后还发行了《美国学者》这一优质刊物。

回到1927年北方管道公司代理人之争。我和格林曼在休会俱乐部与库克碰面商讨对策，尤其是如何争取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理人票。我们运气很好，认出了洛克菲勒正好坐在我们旁边的餐桌，与一位身穿运动服的年轻人共进午餐，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年轻人就是小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亿万金融富豪、艺术品收藏家和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儿子。我们对这一偶遇很是兴奋，有那么一瞬间，库克认真考虑过要去结识洛克菲勒，让他与我们一起探讨代理人之争的问题，并得到他的基金会的支持。但很快，我们就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妥当。

然而，我们还是出乎意料地搜集到了我们需要的代理人票数。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我们的成功颇为感慨，因为更多的经验告诉我，当某个人诉诸搜集大量小股东的代理人票来绕开和反对固执的公司管理层时，这一可靠的、有逻辑的方案并不一定能走得很远。

1928年1月，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那天到来了。我再次前往石油城，但这次我不再单独前往。我带上了库克邀请的3名律师、令人敬畏的库克本人，以及亨利·施耐德（Henry Schnader），费城一家知名律所的合伙人，还有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顾问。施耐德之后很快当选了他所在州的司法部部长。我们还搜集了相当多的代理人票，足以实现我们想达到的目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提前一天抵达了石油城，住在最好的、也许是当地唯一的酒店。为了节省股东大会的时间，当天晚上我们与布什内尔兄弟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他们同意仔细检查代理人票。看到有很多本来属于他们的代理人后来居然把投票权委托给了我们，公司管理层很是惊讶，也很不高兴。这次股东大会过去多年后，我仍然记得当老布什内尔知悉我们获得了某个持有300股的股东的代理人票时，无奈悲叹的痛苦表情。“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叹息道，“我为了让他把他的投票权给我，还请他吃了顿午饭。”

第二天早上会议开始前，管理层先开了个闭门会。我们的代理人票超过了1.5万股，足以让我们选出两位董事。这意味着，除了我们认为可能由管理层掌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投票权之外，我们获得了其余一半的投票权。布什内尔主席在会上显得很平静，他没有理由在会上与我们公开争执，这么做只会让所有参会者觉得尴尬。他本可以非常高兴地接受我方对两位董事的提名，将他们的名字写在白板上，然后一致投票通过。库克提名我和施耐德成为董事，然而布什内尔兄弟做了一些工作，试图让库克本人或者其他任何他显然不在意的人来取代我。库克没有跟我商量，直接答复说不行。他说，这是属于我的战斗，我有权赢得胜利。布什内尔兄弟做出了让步，两位新董事很快得到提名，并获得投票通过，整个会议顺利地结束了。

现在，我成了第一个与标准石油体系没有直接关系而当选其子公司董事的人。尽管北方管道公司的体量比多数子公司都小，我还是为我的抗争结果感到自豪。

在石油城的那次“休战会议”期间，D. S.布什内尔主席说了一些调和矛盾的话。他说：“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双方完全有可能就公司的财务安排达成一致。”当时，我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安抚之辞，并没有当真。然而，几周之后，他邀请我到他办公室磋商。这个老滑头以柔和的语气说：“你知道，格雷厄姆先生，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过你提出的把资本金还给股东的想法；我们只是觉得时机尚未成熟。不过事到如今，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提出一个计划，我们认为，该计划能够得到你的完全赞同。”

他们的计划是将股票面值从100美元降到10美元；用50美元现金和3股新股交换1股老股，另将每股老股中包含的20美元作为资本公积。布什内尔补充道，这些资本公积中的一部分随后可能会再次分配给股东。但首先要提出恰当的方案，保证忠诚的员工能获得养老金。事实上，每股包含的全部70美元资本公积最终都分配给了股东。按每股老股计算，新北方管道公司股票的总价值加上现金返还，最终超过了每股110美元。

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先前固执的对手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后来库克获悉，通过将他们的投票权赋予管理层，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他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将资本公积分配给股东，因为他们可以用这笔钱去发掘从事慈善事业的好机会。这一解释很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几乎所有管道公司后来都效仿了北方管道公司的做法，将各自的资本公积分配给了他们的股东。

我第三次见到洛克菲勒是在多年以后了，当时我很自豪地代表自己单独发起了一次行动。那是1945年，我成了相当古板的纽约州商会的会员。我加入商会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可以让我参与公共事务，但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可以利用商会的午餐俱乐部建立人脉。国会的民主党人正在支持一项相当具有革命性的提议，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项提议就是《1946年完全就业法案》（ Full Employment Act of 1946 ），它承诺政府应该采取所有合理的措施维持高就业率。商界人士通常不信任和讨厌民主党人，而这一法案引发了他们本能的厌恶。纽约州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严厉批评了这部法案，报告得到了在场会员的一致通过，但我那天不在场。然而，1945年秋天，法案还是在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我们很多会员对此深感失望，委员会认为应该提交第二份报告，再次批评很快就将颁布实施的法案，以向公众表明，商界领袖并不赞同这部法案中的新提议。

当我从每月会刊中读到第二份报告时，我认为，纽约州商会应该有人站出来告诉其他会员，从1929年以来，政治和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我给商会秘书长写了一封信，恳请他允许我在下次审议该报告的会员大会上发表不超过3分钟的演讲。理所当然地，我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会上，大通银行总裁、洛克菲勒的女婿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Winthrop Aldrich）发表了会长致辞。巧合的是，洛克菲勒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而我发现自己就坐在他旁边。当主持人提到关于就业法案的报告时，作为唯一一个希望对该报告发表看法的人，我被叫上了台。可以理解，我当时有些紧张，然后在台上滔滔不绝地念了3分钟稿子。演讲结束时，我对我的会员们提出了一个不相干的忠告，希望他们不要让自己显得“像波旁皇族一样，什么都没学会，也什么都没忘记” ⁽¹³¹⁾ 。我的话让所有会员鸦雀无声，包括洛克菲勒先生。走下台后，我正好从他身旁经过，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当会员投出赞成票，压倒性地支持商会发布的这份谴责性报告时，我只听到旁边的洛克菲勒先生说出了一个“不”字。

成为奢华游艇“雷波索”的荣誉船长

我与洛克菲勒家族的另一场“战斗”与股东代理人争夺无关，而与国家运输公司的一项法律操作有关。该公司是标准石油管道公司的子公司，运营着两条管道，旗下还有一家泵业制造公司。公司管理层向州政府申请采取某个行动的权利，而我们代表股东拒绝公司的做法，因为管理层希望将公司的一大笔现金资产用到不合理的地方。不管怎么说，他们撤回了申请，随后，可能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干预下，他们将这一大笔现金分配给了股东，而我们是分得最多的股东之一。

我之所以提及国家运输公司这件事，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多年后，我们联合纽交所的会员机构沃特海姆公司（Wertheim Company）控制了这家非常重要的公司。我稍后会介绍这笔交易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另一个原因是，它与我早期投资成功带来的影响以及与“巴鲁克”这一神秘名字有关。随着事业的发展，我们放弃了在纽伯格-亨德森-洛布公司的小办公室，把总部搬到了位于比弗街60号的棉花交易大厦，而纽交所的老牌会员机构H.亨茨公司（H. Hentz Co）的总部也在那里，它的两个高级合伙人分别是杰尔姆·卢因（Jerome Lewine）和赫尔曼·巴鲁克，他们都是我的熟人。还有一位更年轻的合伙人，名叫阿瑟·纽马克（Arthur Neumark）。早在我们一家还在英国时，他的家人就已经是我们的朋友。我教过纽马克几何学，那时我特别想赚钱。多年后我又帮助他在《华尔街杂志》的研究部门开启了他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随后，他去了H.亨茨公司做分析师。事实证明，他干得非常不错，还晋升为合伙人。出于很多原因，我们发现有必要在最初的纽伯格-亨德森-洛布公司之外，再增加两个经纪商账户，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丰富我们的借券渠道，而这些证券都与我们进行套利和对冲交易有关。纽马克说服我们成了H.亨茨公司的客户。此外，我们又通过别的渠道让古德博迪公司（Goodbody & Company）成了我们的经纪商。

赫尔曼是伯纳德·巴鲁克的兄弟中的一个，他们一共四兄弟，身高都超过了1.8米。赫尔曼追随了他那著名的父亲的步伐，在新泽西州海滨胜地朗布兰奇地区短暂地当过医生。随后，作为当时的一种糟糕传统，美国内战存活下来的当地人劝告他不要再从医 ⁽¹³²⁾ ，于是他在职业上做出了重大改变，成了华尔街经纪圈中的一员。事实上，伯纳德·巴鲁克的兄弟们都成了经纪人，这一情况很容易理解。当我第一次遇到赫尔曼时，他刚满50岁。他高高的个子、温文尔雅的举止、茂密的白头发和整齐的白胡须，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离长岛很远的地方，他买下了一处名叫“巴加泰勒”的房产，而它的第一次亮相是范德比尔特家族的某个成员将其赠送给了迷人的莉娜·卡瓦列里（Lina Cavalieri） ⁽¹³³⁾ 。在那里，赫尔曼开始将种植圣诞树作为一项爱好，并最终将这项爱好发展成了一门很大的赚钱的生意，而且似乎还享有很大的税收优惠。他还拥有一个大型而奢侈的手工制作品，那是一辆将近30米长名叫“雷波索”的兼具快艇和居住功能的游艇。

1929年春，赫尔曼告诉我，他已经跟随我的步伐买了很多国家运输公司的股票，并且已经赚了很多钱。他觉得亏欠我一些奖励，因为我为所有股东争取了利益，却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过任何回报。所以，他决定把“雷波索”借我使用一周。对此，我不会付出什么，唯一付出的是，我表达了对这位“船长”兼“船员”的感激之情。游艇可以睡6个人，我可以邀请任何我愿意邀请的人。

所以，我在国家运输公司上的付出和成功让我成了赫尔曼奢华游艇“雷波索”的荣誉船长，并给我带来了愉快的8天。

入股美国最大的烟花制造商

另一笔交易和所谓的妙招注定将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和某种怪异的体验，并且我几乎没赚到钱。让大家感到惊讶的是，这笔交易的主要受益人是我的孩子们，因为我成了美国最大的烟花制造商的副主席。现在，我要讲述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在投资廉价证券上的成功让我们在大型柜台市场经纪商那里获得了名声。这些经纪商交易的是没有在纽交所上市的证券，而其中或许最著名的一家经纪商是J. K.莱斯公司，它的首席交易员和销售员是一个名叫比尔·柯里（Bill Currie）的男人。他总是在电话里称自己为“莱斯公司的柯里”。1928年末的一天，他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向我们详尽地介绍了一家名叫“卓越烟花公司”的烟花制造商。我当时认为，这家公司的账上有大笔现金，生意经营得也很好。有人想出售相当比例的公司股票，而股价只有9美元，比每股运营资本还低，它当前的每股收益为1.5美元，市盈率只有6倍。买下这些股票能确保把酒精重度上瘾者的老主席B.V.宾格尔（B. V. Bingle）赶下台，从而将公司控制权转移到一个新的群体手上，该群体的核心人物就是情绪稳定、能力突出的副主席汤姆·贾丁（Tom Jardine）。柯里已经向这一群体提出建议，让我在新组建的管理层中担任一名优秀的财务顾问。如果我买下那批股票，他们愿意让我担任公司副主席，并且还能因为担任兼职财务顾问而拿到一份很不错的薪水。

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其中也包括被选举担任一家大公司高管的因素。我和杰里·纽曼决定为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账户购买1万股，从而占据有利地位。但我们的地位受到了伯纳德·巴鲁克的挑战，他听说过我，并逐渐对我的交易风格产生了兴趣。

卓越烟花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于1929年1月召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宾格尔，他年纪很大，身材矮壮，情绪乐观。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即将进入宣读年度报告环节时，他看到我坐在前排，说道：“你看上去是个优雅高贵的年轻人，上台来，为大家宣读报告。”然而这份报告没有提前公开披露，掌握在主席手里。我照主席的吩咐做了，尽管我意识到，我正是那个试图终结主席地位的阴谋的主角，而主席从来没伤害过我。我当时预感到了我将对我的做法后悔终身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在想要是我有那样的预感就好了。

会议圆满结束，我们以十分微弱的优势赢得了多数选票。宾格尔既惊讶又失望，愤怒地说道，他提拔了贾丁，现在他的盟友却背叛了他。他补充道，不管怎么说，贾丁没有一丁点儿胜任能力，将会使这家他运营了超过25年的伟大公司彻底衰败。他边说边走出会场。我得知，他后来喝得酩酊大醉，回到了他即将离开的办公室，并在那里大发雷霆。与此同时，我们召集了另一个会议，选举产生了新董事，贾丁担任董事会主席，我担任分管财务的副主席，每年薪水为60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