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学校读书时，我在多个行业做了12份不同的兼职工作。但我在华尔街的全职工作只有两份：第一份是在一家经纪公司从员工做到了初级合伙人，第二份是成为我自己公司的老板。在我自己创业之前，我认真考虑过离开经纪行业，成为《华尔街杂志》的专职撰稿人。我从小就喜欢写作，这是一个把“文学”和投资结合起来的机会。但当我把我想要离开的决定告诉公司合伙人时，他们设法挽留了我。

1920年，在我的大女儿玛乔丽出生后，我决定过一过郊外生活。我们搬到了位于弗农山庄有两层楼的房子的顶层。我们家离弗农山庄乡村俱乐部只有半个街区的距离，我很快就加入了俱乐部，成了网球会员。我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朋友，加入了一个极端排外的弗农山庄居民圈子。很快，我们就发现大家经常朝夕相处。圈子里有一对夫妇名叫阿伦·霍维茨（Aaron Horvitzes）和格特鲁德·霍维茨（Gertrude Horvitzes）。前者是格林曼在哈佛大学的同学，他读的是法律专业，但从未进入律师行业。相反，他成了另一个同学卢·哈里斯（Lou Harris）的得力助手，而卢与他的兄弟把一家名叫“哈里斯雨衣”的公司经营得相当成功。

阿伦·霍维茨逐渐理解了我的很多投资理念和具体操作方法。哈里斯兄弟提出了一个重大建议：我应该离开现在的公司，为他们管理大额资金，他们会为我提供薪水和盈利提成。他们将为账户注入25万美元，并承诺如果我的账户管理得好，收益不错，他们还会追加资金，且上不封顶。我还可以把我管理的其他账户作为初始资本金的一部分。他们开给我的工资是每年1万美元，在每年获得6%的资本回报之后，我有权从多余的累计盈利中提取1/15。1923年初，这一提议正式实施。

我预料到公司不会轻易放我走。不过，我运气不错。纽交所限制了允许会员机构使用的自有资本，因为这些资本中的一部分要用于弥补客户融资交易造成的亏损。这类交易在公司发展得极为迅猛，因此公司已没有额外资本让我来从事套利交易，哪怕我曾经通过套利为公司赚了不少钱。因此，公司只好被迫拒绝我提出的一些很好的操作建议。他们最终还是意识到，我很擅长套利，如果让我留在公司，才华施展将会受到极大限制，这对我来说是极不公平的。毫无疑问，他们还有其他的心思，如果我把新管理的大资金账户开在公司的话，他们也将受益匪浅，此外他们还能留下我手上的大多数客户，而无须支付额外的属于客户经理的交易佣金提成。所以，公司很讲道义地解除了我的合同，这一过程比我预计的要顺利。我们达成了共识，我会把我所有或者几乎所有的交易都放在公司完成；作为回报，他们让我免费使用办公室，外加提供一套私用的股票行情报价系统和各种其他服务。那个时候，所有这些特权都是得到认可的，不过后来受到了纽交所规则的严格限制。

格雷厄姆公司成立

新业务被整合到了格雷厄姆公司（Graham Corporation）名下。为了节省部分公司所得税，除了发行一些用于投票和其他目的的普通股，我们还发行了“参与债券”（Participating Bonds） ⁽¹²⁵⁾ 作为公司的主要资本金。1923年7月1日，在我以周薪12美元加入公司9年之后，过往的交易宣告结束，新的交易开始了。我对这次职业转变毫不后悔。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不适合从事经纪业务，并对它深恶痛绝，因为至少在那时我觉得它只会以牺牲客户的利益的方式来为公司赚钱。

几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了伯纳德·巴鲁克的回忆录的第一卷，而我曾在1927年见过他。在讲述了自己在投资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并成为百万富翁的故事后，巴鲁克做出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并写道，既然他已经功成名就，实现了财富自由，他该如何度过余生呢？在用了几个段落探讨这个问题之后，他在书中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选择退出经纪业务，不再与公众客户保持联系，或者对他们的交易负责，他只为自己的账户做股票交易。我记得当我读到这一在我看来没有说服力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决定时，我脸上泛出了多少有些轻蔑的笑容。我心想，这样做可真丢脸。一个极具天赋、非常富有的年轻人对待人生的方式居然是正式决定致力于赚大钱，并且仅仅为自己赚钱。此外，他还把这一点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完全没有一丁点儿悔意或自我批评。

可是，我的决定就比巴鲁克更高尚吗？我也离开了证券经纪行业，开启了以赚钱为目的的事业，而在做证券经纪时，至少我还能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有帮助的建议。但以华尔街的标准来衡量，我离成为一个富豪还差得远，我只不过是为需要钱的朋友和亲戚赚过不少钱。我说服了极不情愿的哈里斯集团，允许我继续管理我的老客户账户，并将它们的资金作为我公司资本金的一部分。

格雷厄姆公司运营了两年半，直到1925年解散。它运作得很成功，为投资者创造了很高的回报。我只将投资范围限定在我擅长的套利和对冲操作上，外加我认为价值被严重低估的证券。我做的第一笔交易是买入了杜邦公司（Du Pont）的一些股票，同时做空7倍于杜邦公司股票买入数量的通用汽车股票，以对冲风险。那个时候，杜邦公司普通股的市值低于其持有的通用汽车的市值，因此市场完全没有对其整个化学业务和资产赋予任何价值。所以，相比通用汽车的市值，杜邦公司的市值被严重低估了。很快，随着杜邦公司股价上涨，通用汽车股价下跌，我了结了整个交易，赚到了预期中的利润。

另一笔操作则以有些搞笑的方式让我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我一直为自己能同时发现被严重高估和严重低估的股票感到自豪。我通常会对这两类证券进行配对交易，买入便宜股票的同时做空高估的股票，以对冲风险。有一只我认为被高估的股票是沙夫特连锁餐厅的大股东沙特克公司（Shattuck Corporation）。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但投机者把股价炒到了我认为高得离谱的程度。所以我买了一只被低估的股票，而它只是我持续挖掘出来的众多便宜股票当中的一只，然后我做空了几百股沙特克股票，作为对冲。

从新公司经营一开始，我就安排了每周一次的午餐，与卢·哈里斯讨论公司的业务进展。碰巧的是，我们的午餐都被安排在了哈里斯喜欢的沙夫特连锁餐厅。当谈到要做空沙特克公司股票时，我们都觉得用我们的钱来支持“敌人”的生意有违我们的利益，于是我们就换了一家餐厅。随着时间的推移，沙特克公司股价持续攀升。这是受到市场追捧的股票的一个恼人的特征，它们总是被高估，而且有时会受到持续追捧，导致股价涨得越来越离谱，直到随后跌回正常的合理价格。当沙特克公司的股价从我们买入的70美元涨到令人心烦的最高价100美元时，我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认为再“负隅顽抗”是不明智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从未奢望过每一笔交易都能成功，但我们的平均赢率是足够高的，我们应该遵守交易纪律，时不时接受亏损。所以，我们了结了这次交易，损失了几千美元。哈里斯的评价是“好吧，接受这次损失的一大好处在于，我又可以回到沙夫特连锁餐厅吃午饭了”。那个时候，我们真是需要哈里斯这样的笑话。

然而，这些午餐最终导致了我们商业合作关系的终结。哈里斯充满了各种想法和主意，甚至从不同经纪商那里获取各种投资建议，但很少有建议被我们审慎的投资框架所采纳。他会忘掉所有不成功的投资建议，然后绝口不提；却能清楚记住那些事实证明可以赚钱却没被我采纳的投资建议，并且每次都会在午餐时表示对此耿耿于怀。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自己厌倦了这种事后诸葛亮和越俎代庖的行为，难以与有权给出各种建议而又无须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的人长期相处。

到了1925年，大牛市正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市场。那个时候，大多数客户经理都可以自由操作客户的账户，而客户也给了他们无须特别授权或指令进行自由买卖的权力。这些账户都是以五五开的方式操作，客户与客户经理均分交易盈利，同时客户经理还无须承担任何交易损失。我在华尔街的很多朋友告诉我，我采用20%提成模式的做法太愚蠢了，他们可以把他们能够募集到的所有资金交给我打理，只要我有能力管理大资金，而盈利分成比例则是50%，同时再把我分得的一部分给他们，作为对他们募集资金的奖励。

我开始觉得哈里斯兄弟占了我的便宜。在31岁的年纪，我相信我已经懂得了一切。至少我掌握了在股市和债市赚钱的方法，了解了华尔街是怎么回事，明白了我的未来就像我的野心一样是不可限量的，知道了我注定将获得巨大的财富以及财富能买来所有的物质享乐。我想在纽波特 ⁽¹²⁶⁾ 拥有一辆快艇、一栋别墅，拥有赛马场，也许甚至还想雇一些用人，尽管我觉得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放进我的梦想清单有点过于幼稚。另外，我当时还是太年轻，没有意识到我犯下了自大的严重错误。

1925年，我对卢·哈里斯提出了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我将放弃自己的年薪，然后在取得超过6%的投资回报率之后，如果收益率为20%，我要拿20%的提成；如果收益率在20%～30%，我要拿30%的提成；如果收益率在50%以上，我要拿50%的提成。这种机制在我看来似乎是相当合理的安排，但卢·哈里斯被这个方案吓到了，因为我竟然想在盈利超过50%之后平分利润。我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终止现有的合作协议，在年底解散公司。但凡哈里斯兄弟能做一些妥协，我相信我一定不会对某些具体的条款固执己见。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已经想与我分开了，哪怕我为他们赚了不少钱。原因何在呢？跟我密切交流了两年的操作心得之后，他们听到了我支持和反对每笔买卖的完整阐释，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专业知识和能力，可以单干了。如果他们自己就可以干得更好，又何必给我高于20%的提成呢？所以，我在1926年有了自己的安排，而他们则有了他们的安排。既然我们都对新的安排感到十分满意，所以，虽然我们和平分手了，但仍是好友。

在为格雷厄姆公司的剧本写大结局之前，我必须提到一个名叫“科恩&格雷厄姆”的关联账户。账户合伙人中的科恩是个瘦高的戴着眼镜的律师，年龄大约35岁，也是哈里斯和阿伦·霍维茨的哈佛大学同学兼好友。他看起来更像学者，而不像从事法律实务的律师。我想他应该有10万美元的本金，而卢·哈里斯好心地为他做了特殊安排，将他的账户独立于格雷厄姆公司，但运作模式又是相似的。事实证明，该账户运作得也很成功，但也在1925年底与格雷厄姆公司一样解散了。为什么我要提及这一不太重要的细节呢？因为“科恩&格雷厄姆”中的科恩就是本杰明·科恩（Benjamin V. Cohen），他注定要与汤米·科科伦（Tommy Corcoran）结伴，组成著名的“科科伦&科恩”团队，而该团队是极为重要的“罗斯福新政”中涉及证券行业监管法规的设计者，并辅助罗斯福总统推动该法规在当时持不同意见的国会中得到了批准。

又过了几年，到了1934年，本杰明·科恩送了一份《证券交易法》（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草案给我，该法案属于系列法案当中的第二个，第一个法案促成了美国证监会的成立，从此彻底改变了金融圈的很多规则。本杰明·科恩向我征求意见。我只注意到了一个条款，即上市公司要将年度股东大会的委托代理人声明文件连同其他信息寄送给每个股东，并且要列出“该声明需要被送达的股东名册”。这一无伤大雅的正当规定意味着，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之类的上市公司要列出数十万个股东名字。科恩感谢我发现了这个小瑕疵，把它从法案中删掉了。随后，法案很快就通过执行了。

格雷厄姆公司落幕，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账户成立

1926年1月，我把我的客户和我自己的基金转到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账户中。其中大多数本金来自我的老友，包括格林曼、马罗尼和海曼兄弟。分配机制与我向哈里斯兄弟提出来的机制一模一样：没有薪水，但提成比例是浮动的，最高可达50%。那时的我的确过于自信，几乎没想到6年后我会恳请投资人采用修改后的前格雷厄姆公司的条款，在市场不好时，为我支付适当的薪水。投资人每个季度可以收到年化5%的可分配收益。

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账户的初始本金为40万美元，3年后，我们的资产达到了大约250万美元，大多数来自赚取的利润，其中有不小的部分来自我提成收入的再投资，外加我自己的本金赚取的利润。由于口口相传，每年都有新的朋友想加入基金账户。吸收新资金对我而言是件毫不费力的事情，事实上，我拒绝了很多资金，因为我不认识那些资金提供人。不过，我所结识的熟人数量还是在持续增长。

我的聪明合伙人杰里·纽曼

早期投资人里面有道格拉斯·纽曼，他是我在男子高中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一位成功的律师。几年前，他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弟弟杰里·纽曼（Jerry Newman），后者比我们晚3年入读了同一所高中，然后入读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杰里娶了一个富有的制棉机厂老板赖斯的女儿，埃斯特尔·赖斯（Eestelle Reiss）。杰里没有从事法律工作，而是帮他岳父打理生意，很快他就成了工厂的2号人物。我为赖斯打理资金，也为资金量较小的杰里管理投资账户。

到了1926年底，杰里来拜访我。他说他不想再打理赖斯的生意，想到我这里来工作。显然，赖斯不是那种容易相处的老板。杰里希望无薪为我打工，直到证明他是有价值的。他还会为公司投入一大笔资金，而这些钱是他经营棉花生意赚来的。我对这个想法感兴趣，但我坚持要求他接受每年5 000美元的基本薪水。这是我俩合作的开始，却一直延续到我随后的职业生涯，直到我退休搬到加州，同时解散了格雷厄姆-纽曼和纽曼&格雷厄姆两家公司 ⁽¹²⁷⁾ ，而这两家公司的前身就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账户。

从一开始，杰里就向我证明了他的巨大价值。他思维敏捷，在所有实操领域，他都有一颗敏锐的商业头脑，也远比我擅长评估企业运营的细节。在为各种交易进行谈判时，他精明而又高效，同时又特别诚实可靠，这些都是在华尔街取得持续成功的关键品格。然而，他不是一个理论家，尤其不擅长在投资领域做出创新。我必须承认，我们所有的操作策略和数量更多的个人交易策略都是由我设计出来的。他当然也有一些缺点，主要的一个就是缺乏亲和力。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管理者，就像他那个不好相处的岳父一样，急于求成、吹毛求疵，多少有些过于斤斤计较。不过，他还是足够理智，能够在重大事件上意识到其他人应该得到友善对待。

总体来讲，杰里即便在他众多的朋友中也远谈不上受欢迎。他几乎总会与他亲密的助手就工作问题发生无数的争吵。他对批评他的人显得颇有怨气，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最终他都能与每个人和好如初。几乎所有人都会问我，我怎么可能与杰里相处这么多年。事实上，在我们相处期间，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我记得的唯一一次还是发生在我们合作快结束的时候，杰里认为我不公平地独贪了我们事业成功的功劳，因为《财富》文章中的某些表述似乎让他产生了误解。

两年后，杰里成了跟我平起平坐的合伙人，这一身份一直持续到公司解散。我们一起分享了很多类型的收入：薪水、管理费、交易利润提成等。我们草拟了一份简短的协议，各执一份，一致同意均分所有收入。然而，多年以后，杰里创造的利润远比我多，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个企业估值专家。后来，我们把为每个投资人额外创造的收益的提成比例降为了25%，因为我们觉得这么做似乎是合适的。

在我与杰里相处的过程中，我孤僻的弱点再次体现了出来，导致我与杰里从未成为知己或密友。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但事实上我们几乎不会在工作之余彼此往来。他的妻子埃斯特尔总是对我很友善，我去过他们位于纽约至康涅狄格州州际线路上的乡间别墅好几次，但我不记得他们是否来过我家。我们两家人也从未一起出去旅行过。我和杰里很少谈及个人生活。事实上，谈论这些话题通常会在远不如我与杰里关系亲密的男性朋友间建立信任感。

至少从表面上看，杰里过着远比我成功的生活。他在打理自己的个人财务方面也比我更精明，这使得他能在1929年之后的艰难岁月里没有遭遇真正的尴尬。当我们在上升期重新开始时，他的经济状况要比我好得多，正因如此，他最终比我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但这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各种场合对我都很慷慨。然而，在他看来是庆幸但在我看来也许不那么庆幸的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像他帮我一样帮到他。

杰里妻子的名字跟我妻子的名字一样，都叫埃斯特尔。同样的名字导致这些年来时不时会闹出一些笑话，但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会经常把彼此搞混，因为我们的社交关系一直都不太亲密。

埃斯特尔·赖斯比杰里大3岁，长相平平。显然，人们会说，杰里娶她是因为她父亲有钱。但杰里凭着自己想要取得成功的那种雄心壮志，一定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吃软饭”的人。与很多年轻时就当家庭主妇的女性一样，尽管年岁在增长，但埃斯特尔·赖斯的容颜一直保持着年轻状态，似乎从未变老，仍然保有她的黑发和灵动的眼神。显然，她充分利用了美容术来对抗衰老。她的性情有些孤僻，往好了说，人们会认为她有贵族气派；往坏了说，更多的人会觉得她很势利或者傲慢。但她绝对是一个很棒的女主人，总是能特别殷勤周到地为她所喜欢的人服务。埃斯特尔·赖斯继承了她父亲的很多商业嗅觉和实践能力。当我那时成为纽约犹太人盲人协会主席时，我成功地让她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兴趣。她创建了犹太女性分支协会，并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筹集了大量资金。很快她成了这项逐渐变得重要的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之一。她和杰里一起捐助了大笔资金，用于在我们协会所在地修建一所医院，而医院就以他们夫妇的名字命名。

每当反省自己一路走来的人生时，我总会被突发状况以及尤其被地理位置在人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所震惊。人们之所以成为密友，是因为他们住得很近。我从来没有成为杰里夫妇的社交密友的主要原因也许在于，我们一直住在纽约大都会的不同区域。在差不多25年的时间里，纽曼夫妇住在长岛劳伦斯的大别墅里，它是新娘父亲经过精心挑选送给女儿和女婿的结婚礼物。而在此期间，我一直住在曼哈顿岛，与他们相距甚远。当杰里夫妇最终买下了第五大道的一所公寓时，我们又搬到了斯卡斯代尔（Scarsdale），在那里结识了一帮朋友，随后我们又移居到了加州。

不过，虽然距离妨碍了我们一家与杰里夫妇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但他们因为与我哥哥维克托住得近，关系倒是很亲密。维克托在1927年娶了美丽活泼的西尔维娅·古德曼之后，在劳伦斯买了一栋漂亮的新别墅。这使得他们一家成了作为西达赫斯特高尔夫俱乐部正式会员的杰里夫妇的邻居，并很快与杰里夫妇成了好友。后来，维克托生意失败，不得不卖掉房子，离开了劳伦斯。

即使是十分亲近的人，也有不为人知的生活

1927年，我们公司的员工只有两个，一个是速记员，一个是会计。而公司会计是我10多年前在位于布朗克斯的亨特高级公寓的网球场上遇到的。完全出于对网球的兴趣，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但除了网球，我们其他的兴趣毫无交集。我俩的单打水平旗鼓相当，多年下来基本上各有输赢。

当我第一次跟会计员打网球时，我还是住在凯利街的一个穷小子，而他父亲把鞋子生意经营得很成功，他们一家住的是亨特高级公寓中最好的寓所之一。然而几年后，他父亲突然去世，家道中落，就跟当年我的父亲去世后一样。他在斯塔特勒酒店从事一份卑微的工作，他很高兴能为我们公司效劳，而且薪水还更高一些。

除了1929年至1933年期间，每年我们都会给会计员发年终奖，并且在大多数年份，我们都会给他涨工资。由于这个原因，他曾经制作过一张详尽的历史对比图，比较了他的收入与公司利润的关系。后来，我们每年1月召开合伙人会议时，他的薪水和奖金都会成为讨论的话题。最终我们给到了他高达1.6万美元的年薪，在那个年代，对于他所从事的这样一份重复性工作，这一薪水已经相当不错了。他和他的妻子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小孩。他自己也做点投资，虽然做得并不成功。在25年间，我们觉得他非常忠诚，并且在其能力范围内做事非常可靠。

某天晚上，他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我们查看了他的账户，发现他贪污了少量公款，总计有几千美元。我和杰里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事。若干年后，当我读到龚古尔兄弟的《日记》（ Journals ）时，又想起了这件事，以及我当时对它的反应。书中有一篇日记描写了他们的女佣之死，这位妇人从龚古尔兄弟小时候就开始照顾他们，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接下来的一篇日记讲述了另一个故事，他们很快发现这位多年来非常顾家、非常自律的好用人也有自己的隐秘生活。她曾经花掉她所有的工资去交换各种年轻男人的性服务。龚古尔兄弟反思道，即便是与我们十分亲近的人，他们为人所见的生活与不为人知的生活也存在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