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困于候车厅的一晚

1910年6月，某日凌晨3点半。泽西城伊利铁路终点站的大厅里空空荡荡，只有适应了黑暗的眼睛才能辨识出候车厅由拱形和梁柱构成的轮廓。在角落处，能看到一束黄色的光线，那是从半开着门的电话亭里发出来的。

这个巨大的候车厅里，只有一个即将满16岁的年轻人正坐在狭小的电话亭里。他在靠近电话的一张小凳子上极为难受地缩成一团，身体抵着电话亭另一侧的墙壁。他手里拿着一本厚重的绿皮书，书封靠在发出绿幽幽光线的灯架上。这本书是韦鲁勒姆男爵 ⁽⁷²⁾ 弗朗西斯·培根撰写的“环球文学系列”的第44卷，要么是《伟大的复兴》（ The Instauratio Magna ），要么是《论学术的进步》（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

我已经困到极点，我以前从未这么晚还没睡觉。努力保持清醒又让我觉得浑身疼痛。时间、压力和前一天的疲累，周围的黑暗、安静和孤寂，我正在阅读的沉闷的书，这一切像千军万马一样朝我袭来，不断加剧我的困意。但我还是下决心不能睡过去，因为我不想再次错过火车，否则这事想起来就太过荒唐了。

离早上5点的火车出发还有好几个小时，我想让自己从昨天下午犯的愚蠢错误中缓过劲儿来。我怎么会如此无能，如此幼稚害羞呢？

昨天吃过午饭后不久，我跟母亲道了别，准备前往纽约的新米尔福德，在雅各布·巴曼（Jacob Barman）先生的农场打一份暑假初级工。这份工作是由男子高中的数学教授韦弗博士全程安排的。在他无檐便帽和刻薄的态度之下，韦弗总是热情地帮助城里的孩子在乡村体验各种生活和劳动。我很快就被他的雄辩折服了，与其他三个人一起签署了去农场做暑期学徒的雇佣协议，工资是每月10美元，包吃住。

自从父亲去世后，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母亲。分别时，我看出她非常不舍，但她湿润的眼睛里还是露出了坚强的微笑，她像往常一样说了句：“照顾好自己，亲爱的。坚持写作！”我匆匆跑下三层楼，提起母亲的黑色行李箱就走了，箱子里装的东西并不太重。似乎突然之间我就成了一个男人，或者几乎成了一个男人。我衣兜里装着去新米尔福德的车票，那是巴曼先生送给我的。另外，我身上还有5美元现金。

我乘坐地铁到了科特兰街，然后坐摆渡船来到新泽西。在火车出发前好几个小时我就到了伊利站。我在一张不太舒服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打开行李箱，拿出了培根的书。我还带了一些其他书，但它们完全是用作正式学习的，比如，希腊语的《长征记》（ Anabasis ）和一本由格里诺和基特里奇编写的标准希腊语法书。这本书是布鲁克林男子高中的古典语系主任赖斯博士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我在他讲授的“维吉尔”课上表现十分突出，于是他带着他的范戴克式胡须 ⁽⁷³⁾ 用浓厚的德国腔力劝我在漫长的暑假期间一定要学习希腊语。除了这本轻薄的书，我还带了一本红色封皮的册子——《完美书法之帕尔默方法》（ The Palmer Method for Perfect Penmanship ） ⁽⁷⁴⁾ 。这也是一位老师赠送的礼物，但不是为了表扬我的字写得漂亮，而是为了帮助我改进书法上的缺陷，因为我写的字太难看了。我的家人不仅不把它当回事，还认为这一缺陷只会更加证明我是个天才。但我的英文老师爱德华兹先生因为我糟糕的书法将我的作文分扣了5分。“5分不多不少，”他说，“足以弥补你的书法对我的视力和心情造成的负面影响。”所以，爱德华兹用友善的姿态送给我这本帕尔默练习册，要求我在漫长暑假的晚上一定要聚精会神地练习书法。

在我家书房所剩无几的书中，只有培根的著作是我一本都没读过的。最早书房里有全套的“环球文学系列”以及很多其他书籍，可悲的是，这些年来几乎所有书都被我的两个哥哥悄悄卖掉了。

我坐在候车厅里艰难地啃着培根的书，一直读到火车就要出发了。然后，我走到售票窗口问去新米尔德福的火车在哪个站台。“5点12分发车，9号站台。”售票员不耐烦地回答。我很是惊讶，因为巴曼给我的车票上所写的发车时间是4点30分，但我不好意思再问那个不太友好的售票员，于是我回到座位上继续等待，继续读书。

快到4点30分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可能是售票员说错了。于是我匆忙跑到窗口，再次问他。然后，我和售票员都意识到我们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因为我只是问了“新米尔福德”，所以售票员说的是去往宾夕法尼亚州新米尔福德的火车出发时间，而那是个比纽约州新米尔福德更大的城镇和站点。是的，开往纽约州的新米尔福德的火车确实是下午4点30分发车，而且还有10秒钟就要发车了。

我冲到进站口，发现站门已关闭，而下一班火车将在第二天早上5点始发。那是一趟返程的牛奶专列，把空牛奶瓶从纽约市送回牛奶之乡。所以，我还要再等待将近13个小时。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想回家吃饭，然后在床上睡一会儿。但我的虚荣心拒绝让我这么做。我无法向母亲承认我的错误，也无法面对下班归来的哥哥们带有嘲讽的同情。

我认为独自等待这么长时间才是更有男子气概的做法。于是，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在伊利摆渡船上游览了哈得孙河。只要一直待在船上，我就可以不用花额外的钱无时限地饱览两岸风景。我先是看到了纽约的天际线，然后是河上的船只。6月中旬的天气令我感到舒爽，我几乎快要觉得错过了班车是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了。然而，到了第10趟往返时，我已经无聊得要死了。然后，我简单地吃了晚餐，散了很长时间的步，在车站打了会儿盹儿，然后又坐了6趟摆渡船。最后，我还是坐回了木凳上，捧起培根的书，等着早上5点出发的火车。

我有一大把时间可以进行自我反思，想想刚从高中毕业的事，对大学做一些展望和计划。虽然我犯的这个愚蠢的错误会时不时浮现在我脑海，让我忍不住去想“一个人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但事实上我对自己过往取得的成绩还是满意的。我天生就是一个好学生，我每门科目都学得很好，成绩名列前茅。当然，我的理想是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而且我还认为，我很有希望成为获得普利策奖学金的12个学生之一，这些奖学金足以支付我离家在外的所有学费和生活费。出于这一目的，我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我看到一些我熟悉的朋友也参加了考试，我坚信我一定能在数百位考生中名列前茅。

如若梦想成真，我该有多高兴啊！自从父亲去世，这些年的贫穷让我感触颇深。它让我开始对金钱产生了真切的兴趣，让我愿意为了赚点儿小钱努力工作，并且让我养成了极为节约的习惯。

凌晨2点，我遇到了一个新的麻烦。候车厅里的所有灯都熄灭了，我完全身处黑暗之中。显然，直到清晨不会再有火车发出了，因此没有必要在空荡的建筑中浪费电能。那时，我困得眼皮打架，我很想知道如何才能克服睡意。我漫无目的地在黑暗中从大厅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然后，我发现在候车厅里有一个电话亭，这个小隔间里有一盏小灯。令我欣喜的是，灯是亮着的。我终于找到救星了。这本绿色的大书我已经读了不少页，我在电话亭里重新打开它，把它靠在灯架上，努力睁开眼睛学习培根阐述的新知。

过了一会儿，我起身瞧了瞧周围，之前淹没在黑暗之中的大厅开始透出一丝微弱的灰白光线，伊利火车站已经迎来了夏季的新的一天，开始有乘客来到候车厅，我不再孤单。我知道我不会再错过火车了。

在农场做暑期学徒

我在巴曼先生的农场做了两个月雇工，如果以1958年为节点的话，我相当于在那里度过了人生0.25%的时间。然而，不知何故，那段时日在我脑海中留下的记忆比很多更长久的经历都要深刻。这倒不是因为我在新米尔福德过得十分开心，实际上我发现这份工作很难，也很枯燥，我每天干活的时候都盼着下班时间尽快到来；也不是因为我后来成了靠脑力谋生的老板，于是产生了一丝重返农场的想法；更不是因为我在农场受的苦让我记住了当时的诸多场景。事实上，我没有受到任何不公正对待，而且不管怎么说，我还在那里获得了宽容对待他人犯下的错误的能力。我想正是在那个尤其敏感的年纪，我的人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才解释了这些记忆的准确性和持续性。

巴曼先生大约63岁，他的白胡子和布满皱纹的脸庞让他看上去更显苍老一些。他和他的父母在1848年后从德国来到了美国。美国内战快要结束时，巴曼先生刚满18岁，加入了北方联邦军。我不敢肯定他是否真的参加过任何战斗，但他绝对是一个专业老兵，而且每个月领取抚恤金，而这笔钱是他现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曼先生有一个小农场，即农舍周围的几亩地，外加一片离公路有些距离的草地。他有两头奶牛，名字都叫露西，还有几头猪和很多只鸡。他还有一匹必不可少的马，名叫查理，查理既能干农活，又能当运输工具。巴曼先生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水果，还为家畜种植了干草和苜蓿，作为它们的口粮。他会卖出一部分牛奶，剩下的自己食用，其中一部分用来制作黄油和奶酪。

巴曼一家有3人：巴曼先生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以及在学校教书的女儿，女儿是巴曼先生与第一任妻子所生。两个女人对他都特别好，但她们彼此不合。巴曼先生总是需要在两个女人之间进行调停。吃饭的时候，斯内德克先生会加入进来，他经营着村上的一个杂货店。斯内德克是个脾气暴躁的单身老男人，整个夏天，我跟他也没说过几句话。与村上的其他人一样，他的一生悲喜交加。他似乎与新米尔福德的一个年轻女士维持了18年的婚约，如果他的商店足以支撑他的妻子和孩子的生活的话，他们就会结婚。然而，他的小生意似乎从没做得更大，婚期推迟了一年又一年。最后，当这位不幸的女士失去了所有与其他男人结婚的机会时，他们的婚约就成了“永久”婚约，也就是说，结婚是毫无希望了。

有时候，在村里做其他工作的男人会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们每天付给巴曼不菲的伙食费，但他们的胃口也大得惊人。我至今记得，有一次我在吃东西时，有一个人轻蔑地看着我说：“你这也算是在吃鸡蛋？我的盘子里从不少于12个鸡蛋！”

巴曼的农舍还颇有神秘感，里面住着一个从未露面的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到农舍不久就发现每个人都避开房子的某个角落，而那里面住着一个人！

我住在屋顶的一间小阁楼里，里面有床、橱柜、洗手盆和煤油灯。房间里没有电或自来水。与那时的大多数农舍一样，厕所在户外，里面放着西尔斯百货前一年的商品目录。不消说，巴曼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话。家庭用水通常是我从庭院的井池中打上来的。偶尔，我想洗澡时，要把水装在水壶里再放在煤炉上加热，然后将热水和一两桶冷水一起倒进洗衣盆里，再把洗衣盆端到楼上，在我的房间里洗澡。

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长，早上5点30分，巴曼夫人会叫醒我；我会快速穿上衣服，睡眼惺忪、踉踉跄跄地去仓库干我的第一件农活儿——给大露西和小露西挤奶。然后，我会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但实际上，我干的活儿比起一个真正的农场工要轻松得多。随后，我会给鸡和猪喂食，给马套上挽具，完成每天该做的工作。再一次挤奶、喂食之后，全天的工作在晚饭时间宣告结束。周六也跟工作日一样，但周日只干一些必要的家务活。我每周的工作时长是60～65个小时。

我在农场学到了很多东西。挤奶是一项很难的工作，我从奶牛的4个乳房里挤了不到12升牛奶，手指就已经相当酸软了。如果不小心一点儿，奶牛还会“故意”踢翻奶桶。给马上挽具也需要很小心，这是一件复杂得令人惊讶的工作。我还需要定时喂它，把燕麦放进挂在马脖子上的粮袋里，把干草放进马厩。还需要经常用马梳子为马梳毛。当然，马和奶牛都有一个固定需求，那就是时不时地要洗澡。我发现这份工作非常令人厌烦，每当我想抱怨时，我都会把自己比作为奥吉亚斯国王效力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但我没有得到任何帮助，而他得到过流动的河水的帮助。 ⁽⁷⁵⁾

农场里的鸡养在工具房上方的大房间里，我要爬上很高的梯子才能看到鸡舍。我每天喂它们两次，每次喂一桶鸡食。每当我踩上梯子最低的一块踏板时，就会有一只鸡开始在鸡舍里蹦跳起来，然后很快，其他鸡也会兴奋起来。我爬梯子时能听到鸡群蹦跳的声音，而且声音越来越急促。当我推开鸡舍的门时，喧闹声变得更大了，然后我就会看到一个奇观：鸡群里不再有领袖，每只鸡都跟着前面的鸡不停转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奔跑。它们完全不把注意力放在我这里，它们显然忘了奔跑的目的是什么。没必要等它们停下来，当它们快速冲过我身旁时，我会把几捧鸡食撒到它们面前。不一会儿，一只特别饥饿的母鸡会停下来，开始吃鸡食；然后另一只也会跟着效仿。逐渐地，疯狂奔跑的鸡群停止了它们的“游戏”，开始静下心来吃东西。当我把桶里的食物撒完，走下梯子时，一切都安静了下来。但每一次喂食时吵闹的奇观都会再现。

猪的行为也很蠢笨，但与鸡的笨法不同。它们每次要吃两大桶潲水，一旦我靠近饲料槽，它们就会把自己的大猪嘴伸进去。喂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潲水浇到它们头上。猪的视力并不好，但只要猪食倒下去，它们就会立刻活跃起来。

巴曼为自己曾是学农业专业的学生而感到自豪，他是周边唯一种植苜蓿的人，而在那时，美国东部的人们还不太了解这种植物。巴曼说苜蓿是非常棒的东西，它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氮含量，也是动物喜欢的一种食物。遗憾的是，品质最好的苜蓿必须种在山坡上，所以他就选择了一块最陡的坡地。当丰收季到来时，我们必须用割草机割苜蓿，开割草机的人就是老实的查理。割草机总是会滑下山坡，这个时候就该我出手了。巴曼坐在割草机相对舒适的后排，而我必须在烈日下行走在下坡道上，然后使出浑身力气向上推割草机，防止其进一步往下滑。

在大草地上装运干草就不那么遭罪了。我站在运草的马车上，接收不知疲惫的农民用铁叉抛给我的干草，然后尽可能把它们堆放平整。那个年代还没有机器可以在草地上以几何间隔方式把干草打包成精巧的平行六面体。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15分钟休息时间，我可以在枝繁叶茂的大树下用小牛奶瓶盛一些冷水来喝，这可真是件惬意的事。更惬意的是，在每天工作结束后回家的路上，我会懒洋洋地躺在装满干草的马车的最上方，嘴里嚼着一根秸秆。不过，接下来堆放干草的活儿就不那么惬意了。我们收获的全部干草需要存放在仓库上方的阁楼里。巴曼会拿着他的干草叉站在马车上，我则站在干草棚狭小的入口处。我会用手臂接住抛过来的干草，然后把它放到棚里合适的位置。干草棚里很热，扬起的灰尘令人窒息。干这活儿的时候，时间可真是过得太慢了，似乎看不到尽头。但最终还是干完了。当最后一叉干草被塞进已装得满满的干草棚时，我还是相当有成就感的。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农场是学习性知识的最佳场所。当你与农场动物待在一起时，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害羞。有一天，大露西发情了，这个时候需要让它去跟一头公牛交配。我们定下了日子，用邻居的公牛跟它交配。但巴曼那天要去参加乡村集市。“没关系，本，”他说，“你自己把露西带到琼斯家，这不是件很难的事情，他们会帮你的。”我担心自己无法胜任，但命令就是命令。

第二天，巴曼坐着查理驾驶的马车扬长而去。我和露西开始沿着大路往前走，我用绑在它脖子上的一根短绳牵着它。奶牛是很难驯服的动物，我得牢牢拽着它才行，最后我把露西带到了琼斯的农场。农舍门廊前的摇椅里坐着一位大约14岁的女孩。

“有什么能帮你的吗？”她问道。

我一下子尴尬起来，脸变得通红。

“我从巴曼先生那里过来，我……我……我想让这头奶牛……”

“哦，你是带它来跟公牛交配的吧？”她淡定地回复道，“公牛在仓库附近。”

“可是，琼斯先生在哪里呢？”我急切地问道。

“爸爸在去南边草地的路上，但没关系啦，你可以自己去搞定。”

我根本不敢开口告诉这位冷静的姑娘，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让奶牛与公牛交配。我希望自己有好运，就拉着露西来到了仓库附近。还好，我发现牛棚里只有一头巨大的公牛。它一动不动地站在棚里，我敢发誓，我能从它鼻息里闻出情欲之火。我把露西绑在围栏上，四下张望，想寻求帮助，但我一个人都没看到。我不记得我在那里站了多久，我一直在想应该拿这头公牛怎么办，每过一分钟都让我感到越发害怕，越发无助。

最终还是琼斯小姐和她母亲救了我，虽然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耻辱。她母亲说：“年轻人，我不认为你自己能搞定这头公牛，我想你最好还是把你这头活泼的奶牛带回家，让巴曼再找时间亲自送过来。”

当我不情愿地去牵露西准备往回走时，她还在喋喋不休。我仿佛觉得那个懂行的女孩在用嘲讽的眼神看着我的后脑勺，但我那时高兴坏了，所以也没觉得有多耻辱。巴曼听了我的故事后只觉得好笑，并没有责备我。“我想我犯了个小错误，不该让你独自把露西带到公牛那里去。”他说道。几天后，我们一起去了琼斯家。这一次，露西总是试图跳过我们路经的每一个围栏。等我们到了琼斯家，露西又不知何故开始忸怩起来，我们只得硬把它拖进“洞房”。相反，公牛则欲火中烧。巴曼先生和琼斯先生一起拽住了公牛的缰绳，而我则像伴娘一样，把露西拖到公牛面前。我得抱歉地说，我们干的这些活儿，无论作用是什么，都多少让我对这个过程产生了一些偏见。

吃过晚饭，干完收尾的家务活后，我拿着一盏灯回到卧室，开始自学。在希腊语法书的帮助下，我读了《长征记》。这本书虽然我一直没读完，但也完成了一大半。它没能激起我对文学作品的热情，尽管我知道这是一部经典著作。故事中有个情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阿波罗在一次音乐比赛中击败了玛息阿后活生生剥掉了他的皮。书中有一张从古代的监狱或者壁画上复制的配图，对这一残忍行径做了描述。在刹那间的顿悟和绝望中，我看到了人类邪恶和残暴的本性。虽然古希腊人追求真善美，用“适可而止”这一伟大的哲理来指导自己的言行，但他们仍然沉迷于对痛苦的想象，仍然让代表着光、音乐与喜悦的阿波罗神残忍地享受着施以他人酷刑所带来的快意。在我看来，玛息阿的遭遇可以与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发生的真实事件直接联系起来。 ⁽⁷⁶⁾ 波德莱尔 ⁽⁷⁷⁾ 觉察到了隐藏在所有人类文明背后的这种野蛮回潮现象，他在《旅行》（ Le Voyage ）中写道：“鲜血成了野蛮人的调味品和香水。”

我还有一项工作就是要筛掉所有积在大煤炉中的煤灰。在农舍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煤灰堆。我的老板在它旁边安装了一个用白铁制作的筛子，然后向我演示了如何使用曲柄把手。煤灰被扬起后会漏经筛子，而煤渣则留在了桶里。这项工作要花掉我很长时间，而且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在烈日下工作。为了让工作变得有趣，我把筛子放在几个蜂巢附近。当我铲起煤灰时，我能听到很多忙碌的蜜蜂嗡嗡地飞过我脸庞的声音。我不像丁尼生那样对蜜蜂着迷，他还专门写过关于蜜蜂的诗句：

古老榆树上鸽子发出的叹息声，

以及，无数蜜蜂的低语声。

然而，我还是度过了最初的不适应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我还与这些不知疲惫的工人结下了工作情谊，而他们是如此忠实地执行着老板巴曼夫妇的严苛命令。

我在新米尔福德认识了几个与我同龄的家伙，也花了些时间与他们一起玩耍。我记得发生过一件特别荒唐的事情。我在大路上漫步时，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述纽约市的见闻，吹嘘纽约的汽车太多，几乎没人会特别在意它的存在。说到这里，路上突然出现一辆车，朝我们飞速开来。我的同伴们迅速跳到路边的田地里，而我还在大路上继续神侃。司机疯狂地按起了喇叭，汽车侧倾着从我身旁开过，差一点点就撞到了我。司机一定认为我是个疯子。的确，我当时真的像个疯子，把我的同伴们吓坏了。

巴曼的苹果树能产出优质的苹果，而且我发现那是我见过最大、最红的苹果。我决定寄一些给我母亲。我把它们包装好，写上邮寄地址，然后带到了位于杂货店角落里的邮局。身兼邮递员的老斯内德克问我：“你想怎么寄，小伙子？”

“我不知道哪种方式最好，我寄的是苹果。”

“苹果！”他带着惊讶的语气，仿佛在说：“你看这些蠢笨的城里人。”“如果你要寄苹果，你得按一类邮件走特快专递，否则苹果肯定会在途中坏掉，不过你得支付相当于苹果价值5倍的费用作为邮递费。”

我的智商、孝心和慷慨都受到了这番话的挑衅。“就按一类邮件走特快专递。”我坚定地说。89美分邮递费对我来说可是一大笔钱。母亲给我回了信说她很感激我的孝心，但是花那么一大笔钱用在邮递费上会不会不太明智？因为苹果寄到的时候有些已经坏掉了。

没过多久，母亲就来看我了。她几乎每年都会设法抽出时间度个暑假，这一次她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作为付费游客在巴曼农场待上一周。巴曼一家很欢迎她的到来，也很高兴能收到8美元的费用。她是1910年8月初来的，那可真是一次开心的团聚。母亲很快就成了巴曼一家三口的朋友，并且她只用了两天时间就了解了他们一家的情况，比我一个月了解的内容都多得多。

事实上，她揭开了那间隐秘厢房的秘密。那间房里住着巴曼的姐姐，她患有癫痫病。我只能猜测为什么她患的这个病非得让她成为终生“囚犯”。也许在那个年代，这是对付癫痫病的唯一有效方法。你可以想象，当我看到母亲在跟一个坐在摇椅里的老妇人聊天时，我有多么惊讶。关于她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母亲只是告诉我，那个病人能够相当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有一天，我收到了哥哥维克托写给我的信，用的还是诗歌体。信中透露了关于普利策奖学金考试成绩的好消息：“太好啦，太好啦！你通过啦，你通过啦！你的成绩排名第七！”

在纽约州，公立高中毕业生大约可以分到20个宝贵的奖学金名额。如果我考了第一或者第二，哪怕是第三，我都会由衷地感到兴奋，但我的名次只能说差强人意，每个人都笃定地说，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肯定会拿到奖学金。负责审核奖学金的老师按照约定时间走访了我家，母亲跟他们谈得很愉快。然后他们约定了跟我面试的时间，只要我一回到纽约，就可以去面试。

1910年8月28日那天终于到来了，我依依不舍地向巴曼一家道别，但没有流眼泪。这次我没有错过回家的火车，巴曼先生亲自把我送上了火车。

与普利策奖学金失之交臂

一回到纽约，我就去了位于公园地区的世界大厦参加普利策奖学金面试。我的面试官是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先生，他是奖学金委员会的主席，这项奖学金是根据伟大的报业大王普利策先生的遗愿而设立的，哈姆斯沃思先生担任的这一职位与普利策报系的主编相当。虽然我很紧张，但哈姆斯沃思先生很快就让我放松下来，然后我发现自己热情地谈起了我的兴趣和抱负。他问我最喜欢哪本书时，我激动地回答：“《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我是手不释卷、从头到尾读完了的。”哈姆斯沃思先生似乎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他说我是他第一个遇到的表现出了文学功底的男孩。我认为，面试进行得很顺利。当我向家人汇报情况时，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之情。

根据约定，一周后，我给哈姆斯沃思的秘书打了电话，想获知结果。“我很遗憾，”秘书带着官腔回答，“你落选了。”我一下子几乎说不出话来。然后，我以微弱的声音问道，“你能告诉我格林曼拿到奖学金了吗？”“格林曼？是的，他拿到了。”“那好，谢谢你。”对话结束。

这一结果对我而言不光是失望，简直是一种毁灭性打击。所有的美好和希望骤然间从我生活中消失了。那个时候的普利策奖学金远不如今天丰厚，它会给获得者每年150美元的学费，为期4年。此外，如果获得者在校住宿，还会每年额外获得250美元用于生活开销。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刚刚够一个学生在顶级学府的学习和生活。虽然我很想效仿格林曼，毫不犹豫地选择伟大的哈佛大学，但母亲从来不希望我长期远离她身边，我只能尊重母亲的意愿，选择哥伦比亚大学，因为我可以住在家里，每天往返校园。然而，现在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哈佛大学不行，哥伦比亚大学也不行。

母亲和我的两个哥哥似乎跟我一样，对我的不幸遭遇深感沮丧，甚至有些愤愤不平。他们排名第七的本杰明怎么可能落选，而排名远不如他的几个朋友却被选上了？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母亲竟然把这一糟糕结果归咎于我们的家具！虽然以前的很多家具都没有了，但我们还是保留了路易十六时期的椅子和沙发，以及一些其他的高雅东西。尽管那个时候它们已经破坏不堪，但至少还是透出了一点奢侈的意味。普利策奖学金是基于需要，也是基于学业成绩和良好品格发放的。母亲说，调查员肯定认为尽管我们递交了贫困证明，但我其实不用奖学金也能负担得起大学学费。如果真如母亲所言，那调查员真是大错特错了！

对于落选这件事，我有我自己的解释。我认为，这要归咎于我品行上的弱点。多年来，我一直在与法语所说的“坏习惯”（Mauvaises Habitudes）做斗争。它是两种情况的结合：一方面，我内心遵从清教徒式的礼俗；另一方面，我又参与了那个年代盛行的可怕的嗑药行为，而这在道德和健康方面都给我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我告诉自己，明察秋毫的哈姆斯沃思肯定看穿了我精神上的隐秘缺陷，于是，把属于我的奖学金授予了比我更纯洁、更优秀的学生。然而，这种解释似乎比母亲的家具理论更离谱。在对我自己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后，我发现，我在1911年2月12日那天重新审视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品行优点，而那一天正是我们都会庆祝的林肯的生日。我将林肯视作我的榜样，希望他能帮助我持续执行那时我新拟定的品行整改计划。这一办法奏效了，我的坏习惯得到了纠正。

就读纽约城市学院

第一波打击过去了，母亲很快变回了那个严肃而实用的她。如果我不能去哥伦比亚大学，那么我就只能去纽约城市学院。谢天谢地，那里免学费。而且我还可以去找兼职工作，为自己赚点零花钱。于是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去纽约城市学院报了到。为什么呢？纯粹出于势利心。纽约城市学院不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它没有很多优秀的教授，这是事实。但它有很棒的、严格的课程体系，能够培养出很好的毕业生。它的校友包括很多名人。可它是一所免费的公立大学，社会底层、不修边幅的穷学生占了入读学生的很大比例。去纽约城市学院而不是去哥伦比亚大学意味着我接受了自己低人一等的现实，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我尽可能客观地看待这件事，但我必须承认，我对纽约城市学院的负面评价有些是得到了证实的。相比顶尖大学的毕业生，纽约城市学院的学生在职业生涯和社交圈方面都处于劣势。我的这一态度反映了在1911年的美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势利心，而我对这些扭曲的价值观的接受又强化了我的耻辱感。

我在纽约城市学院过得相当不开心。以我病态般的心态，关于这所学校的每件事都令我厌恶和不满。有一天，我忘了关储物柜，里面的两本书不见了，而我得重新购买。我感到非常沮丧和憎恶，而且我也没有零花钱去买书。在绝望之下，我做出了一个极端决定：我辍学了，然后找了一份工作。

辍学打工的高光时刻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组装电门铃的按钮。大约6个男孩围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些篮子，里面有各种需要组装起来的零件。经过简短培训后，我熟悉了这份简单的工作，成了这群人中的一名熟手。我们从早上7点开始工作，直到下午5点30分下班，中途有45分钟吃午饭的时间。粗略测算，我一周要工作54个小时。我每周不知道要重复多少次同样的初级手工操作，而我其实并不想知道这一具体数据。

为了消磨漫长的工作时间，我会在工作时默默吟诵诗歌。庆幸的是，我能背诵很多诗歌，包括托马斯·格雷 ⁽⁷⁸⁾ 的《墓畔哀歌》（ Elegy ），《鲁拜集》里的所有诗歌，甚至古罗马史诗《埃涅伊得》（ Aeneid ）开篇的四百行诗。我坐在桌边，与他人保持距离，一边用手指忙碌而熟练地完成这一相对简单的工作，一边在心里默诵这些伟大的诗歌。

没过多久，大概两周的样子吧，我就厌倦了这份单调的工作，于是我又在周日版《纽约时报》的“招聘男工”栏目上寻找新工作。有个广告提供了一个在电话商店工作的机会，该商店位于富尔顿街95号，远离纽约城区。商店每周支付5美元薪水，似乎很有吸引力。周日一大早我就到了昏暗的电话商店，有很多人来应聘这份工作。很快，老板莱夫勒先生也到了，开始面试我们。莱芙勒问了我的受教育情况，当听说我是一名高中毕业生时，他感到很高兴。然后，他问了我的工作经验，特别关心我是否操作过钻床。当我给了他肯定答复后，他告诉我，我被录取了，第二天就开始上班，工作时间是从早上7点30分到下午6点。我的这份新工作需要我乘坐更长时间的地铁，但这也让我能像以前那样早起。真正给我带来不便的是，晚上到家已经7点了，刚刚好赶上吃晚饭。

除了我之外，莱夫勒还招聘了另外4个男孩，这间小店的空间已经被我们挤满了。显然，他不会留用我们所有人。其中一个老员工及时地向我们解释说，招新只不过是对老员工的年度激励策略。因为莱夫勒先生要储备大量的零件，所以，如果工期很长的话，我们大部分人都能留下，直到这些零件做完。

莱夫勒电话商店只在一个很小的商场中占了一层楼，但店铺里有很多承担了大量制造作业的机器。店铺的最终成品是卖给私人用户的电话机。客户大多是来自公园大道、第五大道、西区大街和滨河道上的大型公寓里的住户。电话机安装包括大厅总机和每个住户的电话，还有连接两者的复杂线路。在我做完这份工作多年后，当我拜访住在这些大街上的朋友时，我经常能注意到总机上刻有“莱夫勒”的商标，并且我很想知道我的双手是否为安装该系统做出过贡献。

莱夫勒的原则是“自己能做的事情，绝不外包”。因此，他买的所有零件都是最便宜的原材料，然后再由工人进行钻孔、研磨、塑型、组装，最终制作为成品。为了制作电话机中的铃铛，莱夫勒先生买了长铁棒，由我们切成铃芯大小，然后再冲压出卡纸环套在两端，做成一个卷轴，接着我们用特殊的绕线机在卷轴上绕紧铜线。铃铛的所有其他零件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在店铺里做出来的，包括连在电线架上的铃舌末端的小圆球。我们利用车床将更重的金属部件打造成型；在火上锻造金属制作其他零部件；在抛光机上打磨由硬橡胶制成的按钮；组装复杂的线路系统；用某种白石膏在喷过黑漆的铭牌上印上商标；我们甚至还要在信号传送器的震动隔板上镀上金色薄膜。

我可以自豪地说，所有这些工序我都做得很好。刚来这里时，我的手相当笨拙，而且对如何使用手工工具和电动机器一无所知。但我学会了很多商业技巧，我的双手也逐渐变得灵活，我的眼神也变得更自信。我开始对操作电话系统有关的力学和电学问题产生兴趣。很快，我就开始研究安装电话机的复杂线路图。有一天，莱夫勒先生不在店里，一个电力包工头打电话来，急匆匆地问我如何解决某个电路系统中的复杂问题，我看着线路图副本教会了他怎么做。从那天起，我就成了莱夫勒最信任的员工。

澄清乌龙，重新拥抱哥伦比亚大学

我对母亲做了承诺，在秋季开学前，我会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询问我是否能申请1911年2月开学的普利策奖学金。我得到的回复是，2月不会提供奖学金，但我可以在4月写信给学校，看能否再次申请1911年9月开学的奖学金。我的确在4月初写了这封信，没过几天，我收到了一封相当奇怪的回信，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务长弗雷德里克·F.凯佩尔（Frederick F. Keppel）写的。信中说我希望申请的奖学金名额已经发放完毕，但他愿意在我方便的时候与我聊聊，问我是否愿意跟他的秘书约个时间。我在电话中解释说，我每天要工作到下午6点，但我可以提前一个小时下班。于是，凯佩尔教务长说他很高兴能于第二天下午6点之前在他家里与我见面。但这场见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第二天下午，我用油脂溶剂尽可能地洗净了我的双手，搭乘曼哈顿西区地铁从富尔顿街坐到第116号街，然后步行至离地铁出口不远的教务长家。我按响了门铃，心怦怦直跳。教务长夫人开了门，把我带到了楼上的书房里，我看到壁炉里的木头正在燃烧，教务长夫人说，教务长马上就来。没过几分钟，凯佩尔走了进来，他是个高个子、相貌英俊、衣着得体的绅士，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但又不乏庄重。教务长夫人为我们端了茶进来。我痛苦地意识到我穿着破旧的工作服，我的指甲里还有残留的污垢。趁我们喝茶的时机，凯佩尔就我现在这份工作与我亲切地交谈了几分钟，然后开始言归正传。

“你知道，我们招生办对于你的情况深感抱歉。我也不例外，因为在我成为教务长之前，我是招生办主任，我得为招生办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

我感到特别困惑，也特别紧张，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事实上，格罗斯鲍姆，”他继续说，“你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拿到奖学金了，但我们没把它授予你。”

“怎么……怎么回事呢？”我脱口而出。

“你有一个哥哥或者堂哥，叫路易斯·格罗斯鲍姆，他已经在这里读了三年书，并且是普利策奖学金得主。正当我们准备把奖学金授予你时，招生办的同事把你们的名字搞混了。他们不会把奖学金发给已经领过的人，所以他们就把本属于你的奖学金授予了排在你后面的同学。”

他接着告诉我说，我去年获得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奖学金，提供所有学费。这一奖学金每年授予在哥伦比亚大学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平均分的考生，而我去年获得了该奖学金是因为成绩在我前面的6名考生要么也获得了该奖学金，要么去了别的大学。如果我仍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可以安排在接下来的秋季开学季授予我校友奖学金。这一奖学金在奖金额度上与我错过的普利策奖学金是一样的。

“这真是太有趣了，”我只能这么说，然后，我补充道，“可我已经耽误了一整年。”

“是的，是的，”凯佩尔回答说，“我们真诚地为我们的错误道歉，不过，你今年多大了？”

我告诉他，我刚满17岁。

“好吧，我现在没那么内疚了。如果你一年前进入大学，很有可能会因为年龄太小而难以应对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你在电话商店的历练对你而言是最好不过的经历。你将比你的同龄人拥有更多的才能和更成熟的心智。不管怎么说，如果你足够勤奋，你有可能只用三年就能拿到学位。”

谈话结束了。我欢欣雀跃地回到了家。在我们位于凯利街的房子里，全家人简直欣喜若狂。但母亲一边擦拭眼泪，一边反复说：“我绝不会原谅他们曾让我的本尼那么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