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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行为文化是指中医实践活动中创造、体现和反映出来的中医文化。贯穿于中医实践、中医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内容丰富，涵盖面宽广，影响深远。本章所论述的中医行为文化，主要侧重中医医疗行为文化、中医著述行为文化两个方面。
中医在对疾病的诊断上讲究“四诊合参”，注重整体审察、内外合一、天人相应，治疗方式上运用针、石、灸、药、导引、按跷等方法，针对性地单独或综合使用。医者在临证实践中，对于药物的辨别、采集、炮制等，也是中医医疗行为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中医在诊断疾病时以望、闻、问、切的方法四诊合参，来进行辨证施治。通过望而初知，闻而浅知，问而得知，切而多知，客观周密地对疾病做出判断。
在望闻问切四诊中，望诊居于首位。望诊即通过观察病人的气色、神态、形体、分泌物、排泄物等的变化，来了解病情，辨识疾病状态的一种诊断方法。我国医学最初对疾病的观察及病名的确立，都是依靠望诊来实现的。殷墟甲骨文中有对望诊的最早记载，中医经典著作中对于望诊的作用和方法也都不断地做出归纳，历代医家在临床实践中也极为重视望诊之法。
闻诊是通过听声音和闻气味来诊断疾病的一种方法。听声音包括听患者的语言、呼吸、咳嗽、喷嚏、呕吐、肠鸣、呻吟、哭泣等声音，来分辨每种声音的清浊、高低、轻重、缓急；闻气味是指闻患者的口气、体气、排泄物的气味，来辨别其腥、臊、臭，从而判断患者的病因、病势等相关情况，还可以据此对预后效果加以判断。五脏在人体的内部，虽然肉眼不能看到，但却可以通过外在的表象与声音表现出来。
问诊是与病人或者其他对病情知情者进行对话，询问病情、了解病史、病人现状以及过往治疗经过，以此对疾病做出诊断的方法。问诊在临床中能够收集到较为广泛的信息，因此历代医家都较为重视问诊。临证中的问诊，要对患者的性格、年龄、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饮食习惯等详加了解，注意询问发病原因和发病经过。明代医家张介宾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将问诊内容归纳为“十问歌”：“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胸腹，七聋八渴俱当辨，九因脉色察阴阳，十从气味章神见，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毋招怨。”医生问诊时要专心认真询问，并要对患者的想法加以尊重。问诊在体现中医个性化、差异化特点的同时，也体现了医生对待患者的态度与医德。
切脉是医生运用手指切按患者体表动脉，探查脉象，根据脉象的变化辨识病症的一种诊病方法。脉诊并无客观度量标准，凭手指感知，大脑意会，以功能状态为基础，从整体动态和个性化角度掌握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特点。脉诊是中医独有的诊断方法，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千百年来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将望、闻、问、切四诊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诊病方法称为“四诊合参”，它是中医诊察疾病的重要手段。四诊在运用时各有侧重，各有特点，因此临证时应该互相印证、彼此参照。不同的医家在临床实践中会体现出不同的诊疗特色，但四诊合参是运用最为普遍的诊疗方法，体现出中医学的整体思维观念。
中药以草药为主，故称“本草”。本草包含植物类草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历代本草著作对药物分类，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医者对中药的认知。本草类书籍为我们保留了药物的采集、药性配伍、药物炮制等珍贵的药物学史料。
从药物的毒性来分，有上中下三品之说；从药物的自然属性来分，有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之说；从药物的功效来分，情况便更为复杂和细致了。
我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收录药物365种，分上、中、下三品。书中认为：“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三品的分类原则和标准，主要根据药物的毒性或者偏性，其中也受到一些社会思潮和当时认识水平局限性的影响，对药物的三品认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明确提出不应当以三品来分类，而要按照事物的自然属性来分类。
按照药物的自然属性分类在甲骨文中有所记载，当时人们把植物药分为草、木，动物药分为虫、鱼、鸟、兽。梁代陶弘景首先采用自然属性分类法编著了《本草经集注》，将730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类，每一类中再分上、中、下三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1 892种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介、木、服器、虫、鳞、禽、兽、人部（纲），60类（目），其分类方法与近代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分类方法一致，对后世本草学分类影响很大。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首创了“诸病通用药”分类方法，就是以病证为依据，针对81种病证，分别列出常用药，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种按病证分类法一直被后世沿用和补充。唐代陈藏器编著《本草拾遗》，提出“十剂”分类法，依据药性药效来进行药物分类。金代张元素撰写《脏腑标本药式》，根据病证和治法治则的不同情况分列药物。清代黄宫绣的《本草求真》指出了按自然属性归类的弊端，提出应该按照药物气味为主来归类，书中收药520种，分为补剂、收涩、散剂、泻剂、血剂、杂剂、食物7大类，各类再细分。这种分类方法简明扼要，实用性强，是近代中药分类的基础。
中药的产地和采集时机对于药性的影响非常重要，因此中药性味便具有了得天独厚的时空特征。
中药药材的生长具有地域特点。那些历史悠久、产地适宜、品种优良、产量丰富、炮制考究、疗效突出、带有地域特点的药材，叫作道地药材。
药物的功效与环境紧密相关。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产于浙江的浙贝母，长于清肺祛痰，适用于痰热蕴肺之咳嗽，产于四川的川贝母，长于润肺止咳，治疗肺有燥热和虚劳咳嗽。不同的气候、土壤、地理、生态都影响着药性，使得各类药物因不同的生长环境而具有了寒热温凉的属性。
有些药物与环境相辅相成而成其药性。如肉桂生长在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南方火热之地，尤以两广多见，其性辛甘大热，具有补火助阳，散寒止痛，温通经脉，引火归原的功效；黄连因生在低温、湿润、荫蔽的高山地区，而具有大苦大寒之性，可清热燥湿，泻火解毒。还有些药物在与环境的抗争中成就相反的药性。如附子辛甘大热，却生在天寒地冻、积雪皑皑的至阴之地；黄芩苦寒清热，却生在干旱向阳的山坡；人参甘温，大补元气，却长在阴面山谷；雪莲、冬虫夏草甘温补益，却生长在海拔3 800米以上的雪山草甸；藿香化湿，芦根利尿，均长在潮湿之地。
药物必须在适当的时节进行采集。多数全草类或叶类药物在枝叶茂盛、花朵初开时采收，有些就要在特别时候采收，如桑叶就以冬至经霜后的为上品。花类药材一般在花蕾未放或初放时采收，例如像野菊花、金银花等，如要用花粉，则需待花完全开放时采用，比如松花粉、蒲黄之类。果实类药物采收时机更是多种多样，青皮、乌梅要在未成熟时采收，栝楼、槟榔要在完全成熟时采收，枸杞子、女贞子等容易变质的浆果要在清晨或傍晚采收。根茎类要以初春或秋末的二月、八月采收为佳。动物昆虫类药物采集更要抓住它们生长活动的时机，随季节采集。而矿物药则不拘时间，择优选采即可。
炮制就是通过必要的处理方法，去除或减低药物毒性，或者加一些辅助材料，增强药性。炮制的作用主要有八个方面：一是纯净药材，去除原始药材上夹带的砂石和其他非药物成分；二是切制饮片，便于调剂制剂；三是干燥药材，防止霉变；四是对一些气味特殊的药物进行麸炒、酒制、醋制，便于服用；五是减低药物毒性，确保安全用药；六是增强药效，如酒制红花提高其活血功效；七是改变药物性能以满足治疗不同病情的需要，如生地黄和熟地黄等；八是引药入经，如醋制入肝经，盐制入肾经。
夏朝已经开始用药酒治病，也有一些散剂和外敷用药。商朝出现汤剂，标志着以汤液治病为主体的中医临床医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黄帝内经》收载的方剂包括丸、散、膏、丹、酒剂等；《伤寒杂病论》有栓剂、软膏、浸膏、糖浆等十多种中药剂型；《千金方》中有铅硬膏、煮散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有蜜丸、水丸、糊丸、蒸馏水制酒等。到了明代《本草纲目》，剂型的发展已有40多种，是现代药物剂型的主要来源。
历代医家将自己的医学经验、理论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流传后世，是中医文化得以继承并保存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医文化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中医文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先秦时期还未有专门的医学著述，与中医学有关的内容只是在甲骨文与《周易》《诗经》等典籍中有部分记载。秦汉时期已有专门的医学著述出现，《脉书》《引书》《五十二病方》等便是代表。
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时期的《伤寒杂病论》，分别是中医理论、中药学、中医临床的经典著作。三部医著共同奠定了中医文化的基本体系，指导后世医家从事医疗活动，阐发中医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了中医文化。尤其是唐宋时期的一些著名文学家、政治家、科学家习医、论医、行医之风盛行。如刘禹锡有名篇《鉴药》，著有《传信方》；题为苏轼、沈括合著的《苏沈良方》，以及许叔微《普济本事方》等，反映了社会对于医学的重视以及中医文化普及传播的情况。
此外，中医学的总结和推广、医学教育的开展、医疗水平的提升等与医书的保存整理密不可分。例如隋炀帝组织医官撰写《诸病源候论》《四海类聚方》；唐代官修的世界上第一部政府制定的药典《新修本草》；宋太宗命医官校勘的最早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宋徽宗敕编的大型方书《圣济总录》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校订《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等；明代官修的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普济方》；清代政府编纂的我国最大的一部医学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大型综合性医学丛书《医宗金鉴》等。
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珍品。《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的出现，共同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9卷共162篇，是由多人、多时、多次搜集、整理、综合而成的一部经典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系统的理论阶段，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难经》，又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3卷，大约成书于西汉时期，是继《黄帝内经》之后的又一部中医经典之作。《伤寒杂病论》为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后经整理成为《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全书概括了中医学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以及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理法方药齐备，正式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共3卷，收载药物365种。书中根据药物功效分为上、中、下三品，是中国药物学最早的药物分类方法。
这一时期对于医学理论的阐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继承整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并阐发其理论，如杨上善、王冰对《黄帝内经》的注释和发挥，王叔和、孙思邈对《伤寒杂病论》的整理和研究；二是重视总结临床经验，揭示疾病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并使之上升为理论。如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奠定了脉学理论与方法的系统化、规范化的基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一部病因学、病理学和证候学专著，它反映了我国11世纪中医学理论与临床医学的发展水平，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系统地论述了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禁忌等内容，建立了较完整的针灸理论体系。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详尽地记载了唐以前医学著作的理论、方剂、诊法、治法、食养等作为一个医生所必备的各种医学理论和实践知识，代表了盛唐医学的先进水平，是我国第一部医学实用百科全书。
这一时期的许多医家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独创见解，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开创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医学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寒凉派”刘完素、“攻下派”张从正、“补土派”李杲、“滋阴派”朱震亨，后世尊之为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勇于创新，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开创了中医学术发展的新局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和临证实践。他们的创新精神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清时期的中医学理论和临证医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医学创新与发明，整理了已有的医学成就和临证经验，编撰了门类繁多的医学全书、医学类书、医学丛书，以及古典医籍注释等医学著作。
温病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取得突破性成就。吴又可著成《温疫论》，叶天士著有《温热病篇》，吴鞠通著有《温病条辨》，薛生白著有《湿热病篇》，王孟英著有《温热经纬》。以薛己、张介宾、赵献可为代表的温补学派，李中梓提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等，都对当时中医学的发展、创新做出了新的贡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学研究的成果，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中医药学理论。
在长期医疗活动的基础上，中医逐渐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医疗行为规范，对医术水平、诊疗步骤、医德医风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皇甫谧对医学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徐春甫把精通医道、医术精良作为行医的首要条件。《黄帝内经》中的论述既体现出中医诊治的整体观念，也反映了中医文化的人文关怀。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两篇文章，对医者的专业学习、医术水平、诊疗规范、医德医风等，均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如在专业学习上“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在行医动机上“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在对待病人的态度上“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在诊治中“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在医术水平上“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等。
明清时期，随着医学分科的细化，出现了许多关于规范中医的论著，如明代龚廷贤的《万病回春·医家十要》、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缪希雍的《本草经疏·祝医五则》、清代喻昌的《医门法律》等，从不同角度、层面进一步细化，丰富和完善了中医规范。在处理同行之间的关系方面，主张要尊师重道，谦和谨慎，不骄不妒，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中医文化中的有关医疗规范的内容丰富全面，既有对以往医疗活动经验的总结，也有对行医规范的进一步要求，这不仅符合中医学的特点，也体现出中医文化的特色，对于促进中医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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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