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1932年开始，美国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Service，PHS）在Tusgekee医院进行了一项观察黑种人感染梅毒后不加治疗病程将如何进展的研究，目的是研究男性黑种人梅毒患者的自然发展史以及梅毒在黑种人和白种人身上所侵犯的主要器官是否有区别（以心脏或以神经系统累及为主）。共研究了400例患者，200例作为对照的健康人。 ① 这些黑种人受试者没有知情，不知道自己在被用于试验，研究过程中也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治疗（但曾告诉受试者要给予治疗，实际上根本没有，尽管早在1945年青霉素就已问世）。该研究引起了激烈的伦理争论和种族质疑，尽管那时“纽伦堡法典”及其他伦理准则已经众所周知，但经过几次的调查，由白种人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仍认为研究应继续下去，直至1972年这项研究才被迫终止。
① 翟晓梅，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414.
1956年，Saul Krugman及其同事开始开发一系列有效预防传染性肝炎疫苗的研究。当时纽约Staten岛的州立柳溪学校是纽约州专收严重智力低下儿童的学校，共有住校学生6000名，还有许多人等着排队申请入校。研究者称如果答应进入医院参与研究，学校就让排队的儿童优先入学。研究者故意使身体健康的新入学儿童感染肝炎，将分离出来的肝炎病毒株注射到健康儿童身上，以获取感染前、潜伏期、感染期、恢复期的全面系统资料。在14年内从700名儿童获取25 000份血清标本。这样做的辩护理由是：即使不参加研究，将来也会感染肝炎；参加研究有利于开发疫苗。这项研究得到纽约州、美国陆军和纽约大学的批准和支持，最后肝炎疫苗的确开发出来了，但却用了上述不符合伦理的做法。 ①
① 伍天章.医学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76.
1963年，纽约Sloan-Kettering癌症研究所的Chester Southam医生说服该院院长Emmanuel E.Mandel，同意对21例癌症患者注射外源的肝癌细胞悬液并进行研究，以观察患者身体排斥能力的下降是由于癌症引起还是由于这些患者身体衰弱引起。Southam说，这项研究是非治疗性的，通常无需患者同意，曾口头通知某些患者说他们要参加试验，但没有告诉他们要注射癌细胞。研究没有获得患者书面同意，有些患者甚至没有表示同意的行为能力。两年后该项研究的负责人被选为美国癌症研究会会长。后来，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对他们两人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他们弄虚作假、欺骗和违反专业的行为。
尽管Tusgekee梅毒研究开始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但后来青霉素问世以及《纽伦堡法典》诞生都没有让这项不道德的研究停止，而且经历几次调查仍在继续，直至“1972年才被迫终止”；针对智力低下儿童弱势人群进行的柳溪肝炎研究得到支持。这都说明当时伦理规范和制度保障的苍白无力。如果允许人们利用不符合伦理的手段去得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那么，这些不符合伦理的手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可能超过研究价值。犹太人慢性病医院癌症研究告诉我们，医学研究的专业性通常使人们难以对其研究内容有全面、客观的了解，一旦研究者道德失范、弄虚作假，其行为的危害后果可能很严重。
人类历史上的不合伦理的试验都违反了不伤害和（或）知情同意两大伦理原则，需要更加具体、切实的原则和制度保障，也需要明确、有效地对研究者的行为进行监管。作为对历史的反思与总结，1974年7月12日美国国家研究法（Pub.L.93-348）生效，建立了国家保护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受试者委员会。委员会职责之一是鉴定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的基本伦理原则及制订这类研究应该遵循的符合这些原则的准则。委员会经过4年的努力，于1978年4月18日出台了《贝尔蒙报告》，该报告是有关研究伦理的经典文件。《贝尔蒙报告》针对以人为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强调保护受试者的伦理“三原则”：尊重人、有利、公正，对现代医学研究伦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医学伦理需要更加具体、切实的原则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