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开发多肽类激素的放射性免疫分析法,罗莎琳·萨斯曼·耶洛(Rosalyn Sussman Yalow,1921—2011)被授予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于1999年为本书第二版撰写了这篇序言。
我的一些女性朋友崇拜电影明星,而我的偶像则是玛丽·居里,她为所有女性科学家树立了一个卓越的榜样。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对科学充满热情,并感到有必要在科学领域乃至整个社会中将女性与男性平等对待。我相信科学的价值,它对社会有着强大而积极的影响。但是多年来,我意识到伟大的科学是罕见的。因此,它一旦发生就应该受到珍惜和鼓励。
有些读者可能认为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或医学研究者,但我都不是。我毕业于纽约工程学院,专业是物理学。学院离我在北布朗克斯的家不远,我从小在那里长大,并一直居住在那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是第一个上这门课的女性。我于1941年9月加入该学院,那个时期男生生源短缺,否则我怀疑很可能因为我是女性身份而不被接收。我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于1947年回到家附近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工作。50多年后,我仍然每天在那里工作几个小时。
我的合作者是已故的所罗门·柏森,1950年7月他是该医院的住院医师。他不仅临床做得很出色,还非常擅长数学,喜欢数学谜题。免疫检测的发明汇集了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知识。我从他那里学习生物学,而他从我这里学习物理学。
我相信大多数的科学突破都来自艰苦的研究和实验,这是罕见灵感闪现的必要前提,然而最令人兴奋的是新想法往往可以把科学家带入意想不到的新领域。当时我们是在研究一个与糖尿病有关的医学问题,并没有试图去发明一种新的检测技术。然而,当我们完成这项研究之后,这一技术就变成了一种用来研究不同领域医学问题的工具,其范围之广远超我们的想象。
当时,所罗门和我正在基于米尔斯基博士的建议进行研究工作,即成年型糖尿病可能是由于胰岛素的酶促降解过度引起的,而非由于胰岛素分泌的绝对量的不足而引起的,而后者是当时主流的理论。我们对糖尿病和非糖尿病患者都给予 131 I-胰岛素,结果发现,无论患者是否患有糖尿病,接受过胰岛素治疗的患者其标记胰岛素消失的速度都较慢。我们想知道动物源性胰岛素是否导致抗体的形成,从而改变了标记胰岛素消失的速度。通过分离的方法,我们证明接受治疗的患者体内与胰岛素结合的蛋白质的确是抗体。这个结果在当时是无法让免疫学家接受的,于是我们的论文被《科学》杂志拒绝,而其最初还被《临床研究》杂志拒绝。科学的目的是有新发现,但讽刺的是,证实已被认可的数据往往更有可能被发表,而新发现通常不受欢迎。在我这个年龄,我可以不用担心后果地发表看法。仔细想来,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状态,并且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秀科学家必备的性格特征!
自1920年以来,胰岛素就被用来给予患者治疗。但令人惊讶的是,在此之前并没有人意识到它可以引起免疫反应。在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发现,因为其在医学上的应用价值意义重大,而随之发明的免疫检测方法很大程度上只是个衍生产品。
我们在1956年就设计了放射免疫分析法的原理,但是花了几年时间才让它开始发挥作用。1959年,我们发表了第一篇描述免疫检测技术的论文,但在前两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已经暗示了我们的开发工作。这个想法并不是一时的灵感,而是对科学方法刻苦研究的结果。我们把这项技术称为免疫检测法,并在随后称其为放射免疫检测法。这一称谓合乎逻辑,但不得不承认由于它相当拗口,多年来给人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从居里夫人的例子里我意识到像X射线这样简单的名称会更容易念和被记住!所以,它很快被改称为RIA。
有时我会被问及,是否会后悔没有为免疫检测原理申请专利。我不仅不后悔,而且非常强烈地认为作为科学家,我们不应该利用科学发明来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我们意识到这一新技术应该有广泛的应用,因此我们每年都会组织课程,并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来学习我们的发明以及如何开发他们自己的检测方法。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这项技术能够迅速扩展到不同的分析物并传播到许多国家,以及为什么如此多的公司制造出免疫检测法的产品。
对于与制造商之间的商业联系,我也有同样的认知。我拒绝了一些担任免疫检测公司有偿顾问且报酬丰厚的邀请,否则我将如何能保证科学的诚信呢?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只有一个小实验室,并且无人打扰。我必须在自己已有的学术教育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医学,这样才能为科学知识做更多贡献;随后我们开设课程来传授所学到的知识,这才是科学实践和科学传播的合理方式。我相信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实验室工作,并且只对发现真相感兴趣。直到1970年,我才停止在实验台上工作,并仍然每天在办公桌前进行几个小时的科学研究。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对糖蛋白的异质性进行了研究,并开发出了针对乙型肝炎的首批检测方法之一。最近,我一直在研究放射性对环境的影响。
在撰写本文时,我是10位诺贝尔奖女性得主中唯一一个来自没有受教育背景家庭的科学家。巧合的是,格特鲁德·埃利安(Gertrude Elian)也毕业于曼哈顿的亨特学院。
我对我和Sol的这份合作工作感到非常自豪,希望这听起来不那么自大。但是我很幸运地看到我们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切实的回报。我想,如果居里夫人了解了我的工作,她也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或许在我撰写本文的时候,她和Sol正在就一种有争议的新理论进行激烈的辩论。如果是这样,那就真的有天堂了。
罗莎琳·耶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