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随着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制度的变革，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对医生产生了相互冲突的角色期待与角色要求，当这些期待彼此出现矛盾或个体对过多的角色期待难以应付时，就必然会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恶性肿瘤患者面对威胁生命的疾病时需要肿瘤临床医护人员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情感，患者希望医护人员提供亲人角色和专家角色，但医护人员更愿意尊重患者的自主权而放弃专家角色，医患双方对医生角色认识的差异容易导致医患双方互不理解，因此肿瘤临床医护人员在与患者沟通时面临巨大的挑战。
研究发现，79%的终末期恶性肿瘤患者和70%的家属希望知道预后，知晓终末期病情的患者生活质量更好，症状更少，心理痛苦更低。因此如何告知坏消息和预后则是医患沟通的重点和难点内容（详见第六章）。国内一项研究表明，肿瘤外科医生的共情能力相对较低，其共情能力受性别、学历、职称、用工形式影响，建议医院管理者应重视医生共情能力的提升，开展有针对性地培训，提升医生的人文胜任力，为患者提供更有温度的诊疗服务，最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照顾恶性肿瘤患者的过程中，肿瘤临床医护人员常体验到心理社会方面的影响，如应激、职业耗竭、抑郁、同情心疲乏等，尤其是照顾临终患者的医护人员。He等的研究表明，经历心理社会肿瘤学培训具有双重角色的肿瘤科医护人员职业耗竭程度更低，纯粹的肿瘤科医护人员职业耗竭程度更高，提示肿瘤科医护人员在常规的临床工作中加入心理社会肿瘤学的照料，可以获得更高的职业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