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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质量不仅取决于医疗技术还取决于沟通技能。调研结果显示，许多临床医生对自己的沟通技能并不满意。沟通欠佳的原因在于缺乏信心或者缺乏知识。沟通技能训练可以协助医生开展诊疗工作，持续的培训是大有裨益的，并且这项技能需要不断巩固和加强。
目前在国际上应用比较广泛的两个告知模式，一个是在西方国家运用较多的SPIKES模型（SPIKES model）。另一个是在东方国家运用较多的SHARE模型（SHARE model），这两种模型的简要介绍如下。
回顾一遍病例，认真考虑一下你准备告知的信息。选择一个安静而不会被打搅的房间，将通讯设备调至静音。
如果有必要，可以让患者带一个或多个家属。
与患者面对面坐下来，平视患者，这样可以减轻他们面对医生的紧张情绪。
查明患者当前对病情和化验结果的理解程度。这样医生就能清楚患者对疾病的认识程度与实际情况间的差距大小。
简单的陈述：“在我告诉您结果之前，我得确定我们对病情的掌握情况是一致的。那么，请您给我讲一下您对当前病情的了解。”
在这个步骤中，要避免将大量信息托盘而出。
首先提问：“我现在能谈一下检查结果的情况吗？”当有家属在场时，这样的提问尤为重要。因为患者可能不愿意让家属知道。
有些患者（特别是晚期患者）可能不愿意听到详细的情况。
最好通过下述带有共情的陈述来让患者做好心理准备：“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而不至于太突兀。然后要用清楚的语言告诉患者这个消息，避免使用专业术语而造成误解。
虽然医生有时会设法让一个坏消息看起来没那么糟糕，但沟通过程中需要注意，保留部分信息或将错误信息告知患者，反而可能会导致患者丧失对医生的信任感。
在告知时要尽量做到诚恳、共情，也可以适时握住患者的手，表达对患者的关切。
避免引起患者产生恐慌的陈述。
当告知的消息很糟糕或是出乎意料时，患者往往会表现出一系列的情感和情绪反应，如惊愕、哭泣、愤怒等。
不论患者出现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医生都应表现出耐心和理解。如果患者痛苦不已，甚至哭泣，你可以靠上前去，递给患者纸巾。下列的陈述也会有帮助：“我知道这件事在你的意料之外……”或者“能告诉我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这些方法往往可以预防患者情绪恶化，也会让患者感谢医生并感到“医生是关心我的”。
如果再告诉患者“情况虽然不是太好，但是我们要一起努力战胜它。”也可以再次让患者相信医生对他的关切是不会因为病情的变化而改变。
一个策略可以为患者指明方向，帮助其减少因为对疾病和对未来的不确定而带来的紧张情绪。
鼓励患者带一个家属或重要的人，帮助患者记忆因为紧张而没有记住的信息。
应该和患者谈及这个消息对整个家庭的影响。例如“我不知道该怎样告诉我的孩子”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告知坏消息后，一定要将你推荐的治疗计划告知患者。
永远都不要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在保有隐私的场所进行（避免在病房床边或楼道里，宜使用面谈室）。
设定充分的时间。
确保面谈不被中断（在传达坏消息时，不要接手机，事先调为静音，如果必须接听，要向患者和家属致歉）。
建议家属一同在场。
态度诚实、清楚易懂，仔细说明病情，包括疾病的诊断、复发或转移。
采用患者可以接受的说明方式。
避免反复使用“肿瘤”或“癌症”字眼。
用字遣词应格外谨慎，恰当地使用委婉的表达方式。例如“接下来要说的是你这几天一直担心的问题（停顿），你准备好之后，我再继续说明（停顿，面向患者，视线停在患者身上，等待患者回应）。我可以继续说吗？”
鼓励对方提问，并回答其问题。
讨论今后的治疗方案。
讨论疾病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
鼓励患者说出疑问或不安。
依照患者情况，适时提出替代治疗方案、备选意见（second opinion）或预后情形等话题。
表现体贴、真诚、温暖的态度。
鼓励患者表达情感，当患者表达情感时，真诚的理解接受。
同时对家属与患者表达关心。
帮助患者维持求生意志。
对患者说“我会和你一起努力的。”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推荐向恶性肿瘤患者告知病情时使用SPIKES沟通模型，可以有效减少恶性肿瘤患者心理负担。Wünsch的一项关于对中国31名医护人员进行SPIKES培训之后的研究显示，参与者在接受培训后，在告知家属和患者诊断、预后及死亡方面的胜任感都有所改善。Pang的研究显示国内培训师与国外培训师在SPIKES的培训方面无差别。肿瘤病情告知也是存在文化差异的，为了探讨病情告知的文化差异，日本将美国MD Anderson癌症中心所使用的病情告知偏好量表（the measurement of patients’preference，MPP）翻译成日语版本，以此来给日本恶性肿瘤患者进行测试，结果显示日本恶性肿瘤患者的想法倾向于“情绪性支持”的因子。例如“医生会安慰患者的情绪”“鼓励患者说出内心感受”。同时在美国的研究中发现恶性肿瘤患者看重“内容与传达方式”因子。中国台湾地区采用了日本的SHARE模式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进行了培训的257名医疗人员在告知坏消息的技能方面都有提高，而且也增强了告知的信心。这项研究是一项前后对照研究，非随机对照研究，且只对培训的医疗人员进行了评估。日本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将医生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是进行了SHARE模式培训的干预组，另一组是空白对照组，对1 192名患者进行告知，干预组的医生在随访中比对照组医生更自信，干预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证据显示两种告知方式都会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生告知的压力，但应注意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SPIKES模式出现较早，国内多采用该种模式。SHARE模式出现较晚，但可能更适合东方文化人群，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因此我们更推荐使用SHARE模式（强烈推荐，高质量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