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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infectious disease）是指由病原体侵入人体导致健康受到损害的各种疾病，包括传染病和非传染性感染性疾病。对人类有致病性的病原体在500种以上，包括微生物（如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细菌、真菌）和寄生虫（如原虫、蠕虫等）。
以前，部分学者把感染与传染看成同义词，混淆一谈，表现在传染病学专著中则将“感染病”定义为“传染病”。事实上，感染与传染的含义并非完全相同，感染不一定具有传染性，而传染则属感染范畴，反之则不能成立。感染病应包括一切感染因子即病原体所致疾病，其中一部分具有传染性；而传染病属于感染病，是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所致的疾病。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感染性疾病占据着绝对的领导地位。人类的历史绝大部分是感染病的历史。感染病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众多感染病的暴发流行被称为瘟疫，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痛苦，甚至改写过人类历史。20世纪末以前，人类的疾病主要是感染病。微生物的不断发现，推动了感染病学乃至整个医学的发展，19世纪末细菌学几乎占领了整个医学舞台；疫苗的研究推动了感染免疫学乃至整个免疫学的迅速发展；抗生素的发现和应用则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就。20世纪70年代西方医学界曾认为，感染病正在消亡。但1981年开始被报道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埃博拉出血热等新发感染病不断敲响警钟，又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感染性疾病占全部死因的25%以上，仍然是人类头号杀手，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2 400多年以前的雅典瘟疫，翻开了瘟疫的编年史，希波克拉底用大火挽救了雅典，至今雅典瘟疫的病因仍未明确。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瘟疫既不是鼠疫也不是天花，而是几乎人人都得过的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有记载的流感第一次流行发生在1510年的英国，此后，文献记载了31次流感大流行。1918年，世界暴发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流感——“西班牙流感”，又称“西班牙女郎”，它夺去了超过5 000万人的生命。1957年“亚洲流感”、1968年“香港流感”、1977年“俄罗斯流感”均导致数万人死亡。2009年，墨西哥出现猪流感病毒（病毒类型为H1N1）致死的病例。流感病毒就像一个幽灵，飘荡在世界各个角落，至今仍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
鼠疫是称霸中世纪数百年的死神。历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6世纪，起源于中东，流行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这次疫情持续了五六十年，死亡总数近1亿人，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14世纪，在短短5年内，就导致了欧洲1/3~1/2的人口死亡。第三次大流行始于19世纪末（1894年），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死亡达千万人以上。
天花与鼠疫相比肩。古代世界大约60%的人口受到了天花的威胁，1/4的感染者会死亡，大多数幸存者会失明或留下瘢痕。1798年，英国医生Jenner首创接种牛痘，使天花被人类彻底消灭，成了第一种被消灭的传染病。
狂犬病是不可治愈的疾病，在公元前5世纪的欧洲首次发现，到了19世纪后期，狂犬病已经在世界各国流行和被认识。迄今本病一旦发病，全部死亡，甚至还没有延长生命的方法。法国微生物学家Pasteur从1880年开始研究如何治疗狂犬病，最先研制出狂犬病病毒疫苗，并研制出用于人类的狂犬病疫苗，从而为现代免疫学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霍乱是最可怕的瘟疫之一，滋生地在印度，因水源污染所致。近100多年来，有7次世界性大流行的记录。其多年后卷土重来，与环境恶化、卫生设施落后、居住条件恶劣、营养不良等因素有关。
结核病是惨白色的瘟神，又叫白色瘟疫，从滑铁卢战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20~60岁的成年人中，肺结核的病死率高达97%。目前通过有效防治，本病的病死率已经降低，但仍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死因之一。
从1981年首次报道艾滋病以来，由于其病死率极高，被称为“超级绝症”。虽然全世界众多医学研究人员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至今尚未研制出根治艾滋病的特效药物，也还没有可用于预防的有效疫苗。
2003年的SARS则拉开了新世纪病毒肆虐的序幕，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病死率达9.64%。其后的禽流感、甲型流感等不断给人类的公共卫生造成巨大的威胁。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造成了大规模的疫情，是人类迄今发现的病死率最高的病毒之一，感染者病死率高达50%~90%，其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高于3级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及SARS冠状病毒。同年，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在沙特阿拉伯、韩国等地造成了较大范围的流行。新的病毒正不断威胁着人类健康。
以上种种感染病暴发的历史给了我们以下启迪：①感染病只能控制而不可能消灭，这是因为病原体不可能被消灭，而只能交替和消长；②感染病多为人类侵犯自然的结果，这些侵犯可追溯到人类第一次农业定居所致天花流行、水源污染所致霍乱流行，以及人类与各种动物的接触导致鼠疫、SARS等的流行；③忽略感染病的防控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最好的例子是各种新发感染病的出现和多种再发感染病的回潮；④感染病的格局可能发生很大变化，但历史常常重演，如战争、贫穷、灾害等因素不断再现，新的生物恐怖主义行为更具威胁，日益发达的商贸和旅游使疾病的传播更快、更广、更容易，人类居住更加拥挤，对大自然的侵犯和破坏日益增多，因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耐药，微生物适应和改变更为明显；⑤正确的策略应当是预防为主，即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新中国成立前，卫生条件落后，医药水平低下，鼠疫、霍乱、天花、疟疾、血吸虫病、黑热病等广泛流行，使民众贫困交加。新中国成立后，在“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免疫接种率逐年升高，天花得到消灭，脊髓灰质炎、破伤风等发病率逐年下降，但由于病原体变异、自然环境及社会行为改变等原因，近年来某些感染病又有死灰复燃的趋势，如结核病、血吸虫病等过去被控制的“老”感染病都有上升的趋势。
新发感染病包括以下三类：①已存在的被认为是非传染病而又被重新定义为传染病，如消化性溃疡、T细胞白血病等；②已存在的近代才被认知的传染病，如丙型和戊型病毒性肝炎、军团菌病、莱姆病等；③以往不存在，新发生的传染病，如甲型H1N1流感、SARS、艾滋病等。近30年来，全球新发40多种传染病，我国新发20多种。
经典传染病的回潮：经典传染病卷土重来是当前感染性疾病疾病谱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结核病发病率持续不下，甚至有上升趋势，多重耐药结核菌成为结核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关键因素；A组链球菌疾病的复燃；细菌对抗生素耐药问题；登革热、艾滋病流行病学的演变与病原体的进化等。同时，传统疾病的病原体方面也在发生变迁，如临床最常见的肺炎，肺炎链球菌独占鳌头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卡他莫拉菌、大肠埃希菌、肠杆菌、军团菌、厌氧菌等的感染大幅度增加，肺炎衣原体和肺炎支原体引起的非典型肺炎在老年与儿童中亦不容忽视。
1.微生物的发现
1346年以后，欧洲鼠疫的大流行使人类意识到疾病传染的可能性。1683年，荷兰Anton van Leeuwenhoek用自制能放大266倍的显微镜发现了牙垢中的微小生物（包括细菌），以后又检查了汗水及粪便等多种标本，并正确地描述了微生物的形态有球形、杆状及螺旋状等，在技术方法上为发现引起传染病的微生物病原体开辟了道路。在前病菌理论时代，感染病的治疗也有所进展。17世纪，秘鲁天主教教士发现印第安土著居民使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从1627年起，这种含有奎宁的金鸡纳树皮被进口到欧洲，能有效治疗疟疾。1796年，Edward Jenner开创性地应用牛痘疫苗预防天花，为预防医学开辟了广阔途径。此外，卫生改革亦有很大发展。19世纪，法国拿破仑时代曾用巴黎塞纳河水清洁街道路面，同时代英美开展的卫生运动改善了清洁卫生问题，但通过跳蚤和蚊虫或人体接触传播疾病的问题仍未解决，甚至未能解决饮水和污水排放的分隔问题。19世纪60年代，法国科学家Pasteur首先通过实验证明有机物质的发酵和腐败是由微生物引起的，发明了Pasteur灭菌法，成功研制了鸡霍乱疫苗、炭疽疫苗和狂犬病疫苗。同时代的德国科学家Koch提出了著名的“Koch法则”。至19世纪末，研究主要集中在细菌学，相继分离出众多人类致病微生物。
2.免疫学的兴起
免疫学的兴起主要与疫苗相关。早在我国北宋时期，即11世纪时，就已创造性地发明了人痘苗，即用人工轻度感染的方法，达到预防天花的目的。至17世纪时，人痘法已传入朝鲜、日本及俄国，并由俄国传入土耳其，后经中东再传入欧洲。1721年，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Montagu将人痘法传入英国，在英国曾进行了人体实验；将接种人痘者移居至天花流行区，结果发现接种者均获得免疫力。继人痘苗以后，免疫学上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是18世纪末英国Jenner首创的牛痘苗，牛痘给人接种后，只引起局部反应，对人的毒力并不增加，对人体无害，此后就完全代替了人痘苗。
到19世纪末，由于微生物学的发展，免疫学也随之迅速发展。其中Pasteur受到人痘苗和牛痘苗的影响，通过系统研究，找到用理化和生物学方法，使微生物的毒力降低，以减毒株制备菌苗或疫苗，研制鸡霍乱疫苗、炭疽疫苗及狂犬病疫苗获得成功。德国Behring于1891年用白喉脱毒外毒素注射动物，在血清中发现一种能中和白喉外毒素的物质，称为抗毒素。此种中和毒素的能力能被动转移给正常动物，使后者获得抗白喉毒素的免疫力。后来用含白喉抗毒素的动物免疫血清成功治愈一名白喉患儿，此为首次被动免疫成功的病例。自此激起了免疫血清的研制热潮。同时，疫苗研制方面亦有很大进展，病原体的各种疫苗层出不穷，如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卡介苗、肺炎球菌多糖疫苗。随着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广泛开展，众多传统感染病大幅度减少或绝迹。
3.抗生素的发现和应用
抗生素的应用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就，许多感染病因而得到有力的控制和根除，医师得以开展前所未有的手术和疗法而不用担心可怕的感染。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Alexander Fleming在研究葡萄球菌的菌落形态时，在实验平板中偶然污染了青霉菌的一个菌落，并于1929年把青霉菌培养物的滤液中所含有的抗细菌物质命名为青霉素，并予以报道。1935年，英国病理学家Florey和侨居英国的德国生物化学家Chain合作，解决了青霉素的浓缩问题。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霉素的大量生产，拯救了千百万伤病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原子弹、雷达并列的三大发明之一。
20世纪40年代是抗生素的快速发展期。Waksman和其学生Dubos等于1942年首先给抗生素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抗生素是微生物在代谢中产生的，具有抑制各种微生物生长和活动甚至杀灭各种微生物作用的化学物质。1944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种新抗生素——链霉素，由灰色链霉菌产生。链霉素发现的重要意义是，它改变了结核病的预后，宣告了无特殊治疗只能靠卧床静养和一般支持治疗的结核病治疗时代的结束。此后，他们抛弃了传统的靠碰巧来分离抗生素的方法，开始通过筛选成千上万的微生物来有意识、有目的地寻找抗生素。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相继发现了金霉素、氯霉素、土霉素、制霉菌素、红霉素、阿米卡星等。这些抗生素的问世，使当时的细菌性疾病与立克次体病得以成功治疗，使人类的寿命显著延长。
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了半合成抗生素的时代。1958年，谢汉合成了6-氨基青霉烷酸，从而开辟了生产半合成青霉素的道路。1961年，Abraham从头孢霉菌代谢产物中发现了头孢菌素C，并将头孢菌素C水解，加上不同侧链后，成功地合成许多高活力的半合成头孢菌素。此后，相继出现了头孢菌素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及第五代。如今，以青霉素和头孢菌素为主体的β-内酰胺类抗生素已成为最重要的化学治疗药物。
4.治疗新挑战——耐药菌问题
随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亦存在一些问题，如细菌耐药性。耐药菌问题是21世纪全球关注的热点，它对人类生命健康所构成的威胁不亚于艾滋病、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所构成的威胁，是当前抗感染治疗中遇到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也是临床难题。耐药病原体繁殖、进化很快，人类在这场抗战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加上滥用抗生素现象依然存在，也许有一天人类将会面对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制伏的“超级病原体”。同时，抗生素的研发也不断获得进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临床上感到棘手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和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等耐药菌，从微生物代谢产物中不断地开发了一系列非常有效的药物，如替考拉宁、达托霉素等，以及新型抗真菌抗生素卡泊芬净、米卡芬净等，对控制耐药菌和真菌引起的感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耗资巨大，抗生素新品上市的速度很慢，而细菌却一直在朝着耐药的方向进化。因此，控制细菌耐药性绝不能单纯寄希望于研制和开发新的抗生素，应加强感染的预防和抗生素的合理使用。
治疗感染病的目的不仅在于促进患者康复，而且还在于控制传染源，防止进一步传播。病原治疗是首要措施，但要坚持综合治疗的原则，即治疗与护理、隔离与消毒并重，一般治疗、对症治疗与病原治疗并重的原则。机体、病原体、药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三方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抗感染治疗的难易程度。心理因素在感染病的治疗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必须考虑各方面因素，设计综合性个体化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