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乳腺X线检查最早可追溯到1913年，德国柏林大学外科医院的外科医师Albert Salomon受1例乳腺癌病人术前胸片乳腺肿块被投影到肺内而误诊为肺转移的启发，对3 000多个乳腺切除标本行X线摄影，将X线表现与肉眼及镜下所见进行对照，发现X线检查对肿瘤扩散到腋窝淋巴结、区别高度浸润性癌及局限性癌有帮助。此外，他还最先观察到恶性肿瘤在X线片上可伴有微小钙化，虽然当时他还未意识到这些微小钙化的意义和诊断价值。
Salomon的论文发表后，寂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才陆续见到一些文章。1927年，德国Kleinschmidt报道用乳腺X线摄影作为辅助诊断的经验。1929年，乌拉圭的Dominguez以及随后（1934年）巴西的Baraldi，分别介绍乳腺气造影术（pneumo mammography），将二氧化碳注入乳后及乳前间隙后再行X线摄片，并认为此法有助于改善病灶显影。虽有少数人推崇，但此法未被普遍接受。1931年，西班牙的Goyanes根据56例乳腺X线摄影，描述了正常乳腺的X线表现以及炎症与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并强调投照时摆位的重要性。1932年，德国Vogel讨论了良、恶性及慢性囊性乳腺炎与乳腺癌之间的鉴别诊断问题。
在乳腺X线摄影研究方面，美国的放射医师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1930年，Warren应用立体镜技术（stereoscopic technique）、细颗粒胶片和增感屏以及活动滤线栅行乳腺X线检查。结果显示，在119例中，有些病例未能取得一致的诊断意见，8例诊断错误，包括58例乳腺癌中有4例假阴性。同时描述了正常乳腺、妊娠期及乳腺炎时的X线表现。1931年及1933年，Seabold首先报道了正常乳腺从青春期至绝经期各个生理阶段的X线表现，包括月经周期中的改变。Ries于1930年及1938年率先报道应用乳腺导管造影（galactography）。1938年，Gershon-Cohen及Strickler报道，正常乳腺可随年龄及月经周期而有所变化，并强调，在诊断乳腺病变前，必须了解它在生长发育及生理活动下的变化。1952年，Gershon-Cohen与病理学家Ingleby合作，通过全乳组织切片的X线病理对照研究，确立了良性及恶性病变的乳腺X线诊断标准，并于1960年强调应用高对比影像器及对乳腺压迫投照，对近胸壁的较厚部分与前方较薄部分分别用不同条件投照。在法国，Gros及Signist先后发表多篇有关乳腺X线摄影的文章，提出了乳腺良性和恶性病变的诊断标准以及乳腺X线检查的适应证。1951年乌拉圭的Leborgne报道了乳腺癌的典型X线表现，并首先描述了良性和恶性钙化之间的差异以及亚临床乳腺癌中可伴有微小钙化，强调微小钙化在恶性肿瘤诊断上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乳腺加压制动可明显提高图像质量，方法是用一远端扁平的长遮线筒对乳腺施压，靶片距60cm。其他技术条件为：低千伏（20～30kVp）；5mA/cm乳腺厚度；无增感屏。尽管有上述这些进展，乳腺X线摄影由于临床价值有限及重复性差而未能被广泛接受。
1960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M. D. Anderson医院的Egan在Fletcher教授指导下，经三四年时间的摸索，创造了用高毫安秒、低千伏、无增感屏的投照方法（即所谓Egan投照法），使照片的清晰度与对比度有了明显提高，在634例1 000次投照中，取得了满意的诊断正确率，并于1962年报道检出了53例“隐性乳腺癌”。他采用的技术条件包括：26～28kVp；300mA；90cm靶片距；6s曝光时间；圆锥形遮线筒压迫乳腺；使用具有高清晰及高对比度的Kodak M型工业用胶片；无增感屏。1963年，经美国公共卫生署、国家癌症研究所及M. D. Anderson医院倡导，联合全美24家研究所，对Egan的研究进行论证。1965年公布论证结论，确认：①其他放射医师可学到Egan投照法；②能可靠获得可接受质量的乳腺X线片；③可对良、恶性病变作出鉴别诊断；④可用作无症状妇女的筛查工具。
虽然Egan在乳腺X线摄影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由于仍使用普通的钨靶X线机，所产生的X线波长较短（0.02nm），穿透力过强，不利于用作软组织X线摄影，无法获得高清晰度和高对比度的乳腺图像。有鉴于此，1967年法国Charles Gros与CGR公司合作，研发出首台乳腺X线摄影专用机，命名为“senographe”。该机具有两个创新点：首先它用钼代替钨作靶面，所产生的X线波长为0.07nm，此种低能X线产生明显光电效应，提供了高对比度，使乳腺实质、脂肪与钙化之间产生较大的对比；其次，它设计了可更换的、大小尺寸不同的压迫板和可旋转的C形臂，前者是依据乳房大小采用不同尺寸的压迫板，更合理地行全乳加压、制动，可旋转的C形臂可使病人在坐位或立位时从各个方向进行投照。钼靶X线机的问世，是乳腺X线诊断中一次最关键性的突破，乳腺结构的清晰度和对比度有了显著提高，使一些微细结构、钙化和小病灶能清晰显示。钼靶X线检查已成为目前诊断乳腺病变最有效、最可靠的手段。
随后，各大厂家亦相继推出乳腺专用X线机，在性能和功能上逐年均有所改进，使设备日趋完美。在X线发生器上采用恒定电势高频反相器，最大限度保证了有效的X线。在X线球管方面，加快了阳极旋转速度（9 600r/min以上），增加热容量，缩小焦点（大焦点0.3mm，小焦点0.1mm）。压迫板从单纯手控改进为兼有手动、自动及脚踏板控制几种联合方式。滤线栅从静止型发展到1978年飞利浦在Diagnost-U型上首先推出的往复式活动型及Lorad公司在LoradⅣ型上的蜂窝状高能透射滤线栅（high transmission cellular grid，HTC）。20世纪 80年代初，自动曝光系统亦应用到乳腺X线机上，通常有多达20个以上自动曝光控制传感器分布在投照区，操作员可任意选择自动定时、mAs、kV或滤波器，有利于筛查中每次投照条件的恒定，便于比较。为保证对致密型乳腺亦能有高对比、高清晰的照片，近年来各厂家作了多方努力，包括X线球管采用钼铑或钼钨双靶，钨、铑靶用作对致密型乳腺的投照，滤波窗口亦分别使用钼、铑双靶，可人工或自动切换。
为克服散射线导致的影像模糊，早在1930年Warren即推荐使用滤线栅，尽管它需提高放射剂量。1986年Sickles及Weber报道，滤线栅对改进致密型乳腺的影像质量有效，对脂肪型乳腺作用不大。Lorad&Hologic公司于2000年初推出有专利的蜂窝状高能透射滤线栅（HTC），可有效去除 x 和 y 方向上的散射线，增加原始X线的透射量。据测量，HTC的原始射线透过率达75%，而普通活动式滤线栅的原始射线透过率仅有50%。
乳腺钼靶X线机虽可获得较高的影像质量，但放射剂量亦较大。为减少曝光时间及放射剂量，1970年英国的Price及Butler倡导将高清晰度增感屏及胶片置于一真空的聚乙烯封套内，使之完全紧贴在一起。Ostrum与DuPont公司合作，对增感屏-X线片的组合作了进一步实验研究，并于1972年首先推出商用乳腺摄影专用屏-片系统，将单面涂有感光乳剂的CronexLoDose Ⅰ型胶片置于真空的聚乙烯封套内，涂感光乳剂胶片的对侧有一层CronexLoDose钨酸钙增感屏。这一系统可缩短曝光时间，放射剂量减少10～20倍。此后，各厂商纷纷生产出各种不同组合的乳腺专用屏-片系统，目的都是为了缩短曝光时间、避免运动模糊、减少放射剂量。1974年3M公司推出稀土族增感屏，它在将X线能量转换成可见光上较钨酸钙屏更有效，故可与高速感光胶片相匹配。1975年Kodak公司生产出乳腺X线摄影专用影像记录系统，由高感光度的Min-R胶片及稀土族Min-R增感屏组成，紧密相贴，置于一特殊X线低吸收的Min-R型暗匣内。1980年Kodak公司又推出Min-R型增感屏与Ortho-M型胶片组合的乳腺专用记录系统，较原先的Min-R组合，曝光时间可缩短一半。1986年Kodak公司更进一步，计划采用双面增感屏及双面乳胶X线片，虽然放射剂量可明显减少，但分辨率及清晰度有所下降，因之未被放射医师所接受。
因技术参数的条件要求较高，数字化乳腺X线机的问世略晚于其他部位的数字化X线摄影。乳腺专用数字化平板探测器可分为间接数字化和直接数字化两种，前者由非晶硅和碘化铯组成，X线捕获后先转化为可见光，然后再转换为电信号，由影像接收器接收。直接数字化则由非晶硒构成，X线被非晶硒吸收后，在外部电场作用下，直接产生正负电荷而被电路板捕获读出。平板的大小，按美国《乳腺摄影质量标准法规》（Mammography Quality Standards ACT，MQSA）和美国放射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ACR）的要求，必须具备 18cm × 24cm 和24cm × 30cm两种尺寸。探测器像素（pixel）越小，分辨率越高，像素单元大小可做到0.07mm，此时空间分辨率可达到7.2Lp/mm。由于数字成像，数据可输入计算机进行图像后处理，提高照片的清晰度和对比度，从而提高诊断的正确性，并可与HIS/RIS系统联网，实行医院内部和远程图像管理、传送、会诊及光盘存储等。
数字乳腺X线摄影更进一步带来了计算机辅助检测和诊断（computer-aided detection and diagnosis，CAD）。CAD由系统软件根据存储和积累的病灶特征自动扫描影像全部，将可能的病灶（肿块和微小钙化灶）标记出来，供影像诊断科医师进行参考，最终的诊断结果由医师作出。CAD相当于第二个阅片医师，特别当阅读大量筛查的乳腺片时，可有很大帮助。有证据表明，在乳腺筛查中，采用“双重阅片”，可增加10%～15%的乳腺癌检出率。CAD亦可能有相同效果。此外，CAD还具备人类无法比拟的优点，它不会疲劳或分心，亦不会发生阅片者之间的分歧。早期的CAD敏感性高，而特异性低，常常导致较高的召回率。
鉴于致密型乳腺仍是乳腺X线诊断中的最大难点，各研究者及厂商一直在不懈地探索如何克服致密腺体组织对病灶的掩盖。1985年John提出双能量乳腺X线摄影（dual-energy mammography），用两种不同的X线能量进行投照，产生一混合的影像，可去除大部分重叠的腺体组织，保留了需要观察的结构。另一减少影像重叠的方法是采用体层摄影，称为体层摄影合成（tomosynthesis）。该两种影像检查技术经过多年的研究进展，成为乳腺X线摄影两种重要的新技术，即数字乳腺断层融合X线摄影（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DBT）和对比增强能谱乳腺X线摄影（contrast-enhanced spectral mammography，CESM），各大厂商已推出相应设备进入临床应用。
数字乳腺断层融合X线摄影（DBT）是一项基于平板探测器技术的高级应用，是在传统体层摄影的几何原理基础上结合数字影像处理技术开发的新型体层成像技术。与常规数字化乳腺摄影时X线球管、影像采集板保持固定模式不同，断层摄影时球管在一定角度内移动并进行投照。常规摄影一次投照获得一副图像，断层摄影连续多点投照可获得多个层面的重建图像，每层可薄至1mm。DBT采用断层合成技术，排除了腺体重叠所造成的干扰，能很好地显示在常规摄影中可能被正常组织遮盖的病灶，在致密型乳腺中优势明显。
2011年DBT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用于乳腺疾病的筛查和诊断，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关注。现有研究显示，DBT可以显著提高乳腺肿块的检出率及诊断准确性，降低诊断的假阴性率，并可降低乳腺癌筛查时的召回率，对乳腺疾病的筛查和诊断具有更大的优势。多项研究显示DBT对乳腺肿块、结构扭曲的显示优于全数字化乳腺X线成像（FFDM），这是因为断层图像能有效排除致密乳腺对高密度肿块的干扰。此外，DBT对肿块的边缘、轮廓、大小等特征显示更清晰，不仅使病变检出更容易，同时显著提高了影像医生诊断的准确性。DBT对钙化的显示与传统FFDM相当或略优。Wallis等发现，当观察可疑乳腺癌时DBT对病变征象的显示比传统2D图像增加20%。
2014年我国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CFDA）批准了DBT在中国的临床应用。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医院开始开展DBT的临床工作。国内一项关于DBT的回顾性研究采用DBT、FFDM及超声，分析三种检查对致密型乳腺非钙化肿块的检出率及诊断准确率，结果显示DBT较FFDM对致密型非钙化肿块的检出及诊断均具有更大优势，对乳腺恶性肿块诊断的敏感性分别为89.39%、79.93%，特异性分别为81.51%、73.33%。国内另一项对227例乳腺病变的临床研究结果与其相似，显示DBT对乳腺良恶性病灶的诊断效能高于FFDM，诊断敏感性提高约10%。
作为一项新技术，DBT在临床应用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包括成像时间较长、辐射剂量稍高于传统X线成像、费用稍高等。现有技术可利用DBT获得的薄层三维（3D）图像重建出类似FFDM的二维（2D）图像，以便在维持原有剂量的前提下同时获得3D和2D图像。研究显示，DBT 3D与合成2D技术联合应用，诊断效能与DBT结合FFDM相当，高于单独应用FFDM。
DBT在乳腺癌的筛查和早期诊断中均优于传统X线摄影，尤其适用于绝经前女性的致密型乳腺，在中国女性以致密型乳腺为主的背景下，DBT有望在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和诊断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CESM是在传统乳腺X线摄影基础上结合静脉注射造影剂的一项新的检查技术。CESM利用碘剂在33.2keV处因边缘效应出现X线显著吸收衰减的现象，采用略高于33.2keV的高能X线和略低于33.2keV的低能X线进行两种能量投照。低能图像采用的管电压范围为26～31kVp，与传统乳腺X线相似，图像与传统X线相仿；高能图像采用45～49kVp管电压范围。低能图像与高能图像经过计算机后处理可获得减影图像，即CESM特有的摄碘图，反映组织内的血供情况。该技术可以对病灶的形态和血供情况作出判断，主要用于诊断和病灶分期，不适合用于筛查。由于一个体位上要获得高低能量2次曝光，所以剂量比常规多20%。
研究显示CESM诊断乳腺病变的敏感度、特异度均高于单独使用乳腺X线摄影，尤其对致密型乳腺中病变的检出和诊断更具优势。Cheung等对比CESM和FFDM在致密型乳腺中病变的诊断价值，发现CESM的敏感性（92.7%）、特异性（67.9%）及准确率（86.8%）均高于FFDM（分别为71.5%、61.8%、65.9%）。现有研究显示，CESM在乳腺病灶检出、良恶性鉴别诊断、新辅助治疗疗效评估等方面均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为不适合MRI检查的病人提供了新的可选检查手段。CESM临床应用也面临一定的局限性和挑战，包括剂量的增加、碘造影剂不良反应，以及对强化图像的解读和评价，在今后的工作中尚需进一步探讨。
超声是乳腺病变另一个重要的影像检查方法。乳腺的超声检查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880年法国物理学家Pierre及Jacques Curie发现机械施压于某些晶体时可产生电荷，称为压电效应（piezoelectric effect）。在法国政府赞助下，Langevin首先将此效应用于实践，研制出高频超声波探测器，探测水下的潜艇，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了声呐（SONAR）［声波导航和测距的缩写（sound navigation ranging）］。至20世纪20、30年代，超声逐渐被引入到医学领域。1942年，奥地利的Dussik用超声显示出颅内结构，成为用超声作影像诊断的第一人。1949年Wild认定肿瘤组织的回声与正常组织的回声不同，因而可用超声作肿瘤探测。乳腺的超声检查始于1951年，Wild等首次完成乳腺肿瘤的超声图，并能可靠鉴别囊性与实性肿块。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B超逐渐被广泛使用，它无放射损害，在鉴别囊、实性肿物时有独特的优势，正确率达96%～100%。乳腺B超不足之处在于：对脂肪型乳腺的显像有困难；无法显示出微小钙化，而此种微小钙化对诊断早期及隐性乳腺癌具有重要意义；对鉴别实性肿物的良、恶性有一定困难。1991年Ophir提出超声弹力成像（elastography）理念，并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应用到乳腺，根据乳腺实性肿块的相对弹性硬度、定量参数直径变化率和面积比来确定肿块的良恶性。当时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automated breast volume scanning，ABVS）亦在积极开发完善之中。目前超声弹性成像及ABVS均已进入临床应用。
超声弹性成像以生物组织的弹性（或硬度）与病灶的生物学特性相关为理论基础，通过了解所检测组织的硬度以判别其性质，是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新方法，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一项关于弹性成像的荟萃分析（meta分析）显示弹性成像对乳腺良、恶性病变具有较高的鉴别诊断价值。弹性成像诊断乳腺恶性肿瘤的敏感度为78%～89%，特异度为84%～100%。
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ABVS）采用自动化的图像采集，使超声检查降低了对操作者的依赖，提高了成像的标准化程度；超声图像也能像其他医学影像一样胶片化；并且自动乳腺扫查功能使医生的工作时间大大减少。ABVS可提供全乳的扫描，直观全面地显示乳房的解剖，提高了医师的诊断信心，准确定位病变。此外，病灶的位置和特征能准确显示，有很好的重复性，利于随访。冠状面与手术切面同为一个切面，对外科医生来说更加直观，而且冠状面可提供比常规超声更多的诊断信息。ABVS的局限性是不能显示血流信息及腋下淋巴结。
乳腺的磁共振检查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磁共振检测肿瘤的观念于1971年首先由Damadian报道。1975—1978年间，有数篇报道，表明活体中正常及乳腺恶性组织间的T 1 及T 2 弛豫时间有所不同。1980年，Mansfield等在乳腺切除标本中用MRI成功地作出癌瘤的定位。1982年Ross报道65名妇女的MRI研究结果，发现结构不良组织、纤维腺瘤与恶性组织之间的T 1 弛豫时间有重叠。1984年，EL Yousef报道了对10名正常志愿者及45名乳腺病变病人的MRI研究结果，其中20名病人用乳腺表面线圈。结论认为，病变的形态学表现是鉴别良、恶性的主要依据。以上这些研究基本都在0.5T或以下的低场强磁共振机上进行，故结果都不甚理想。1986年Heywang等开始探索用钆喷酸葡胺（Gd-DTPA）作强化扫描来提高良、恶性乳腺病变的鉴别能力。结果发现，大多数恶性肿瘤显示有强化，且强化速度快，注射后2min内信号强度升高100%；而大多数良性病变则不显示强化。随着MRI场强的不断提升，已从单纯的形态学表现、信号强度及内部结构等静态观察，发展到早期强化率和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等动态增强观察，以及各种MRI的功能成像。
近年来，随着MRI技术的不断改进，特别是乳腺专用线圈、磁共振造影剂及快速成像序列的开发、应用，使乳腺MRI图像质量及诊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临床应用亦日趋广泛。除用于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其在乳腺恶性病变的疗前分期、评估是否存在多灶或多中心肿瘤、监测新辅助化疗的疗效、寻找腋窝淋巴结转移病人的原发病灶以及高危人群的乳腺癌筛查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价值。目前磁共振新技术研究进展仍主要集中在功能成像，如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及其相关新技术［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弥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等）］、磁共振波谱（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灌注加权成像（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PWI）、定量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DCE-MRI）等。这些功能成像可进行相关半定量及定量参数测量，如DWI成像的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MRS 成像的总胆碱化合物测量分析等，能提供其他影像学方法无法提供的重要信息。这些新技术部分已成为临床常规扫描序列，如DWI序列，通过测量病灶ADC值，在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疗效预测等方面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是常规乳腺动态增强MRI扫描的补充。而其他多种新技术目前尚主要用于研究阶段。现有研究显示，这些新技术定量数据在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乳腺癌分子分型、新辅助治疗疗效监测等方面均具有较好的价值，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乳腺X线摄影、超声和MRI是目前乳腺疾病最主要的影像检查方法，是诊断乳腺病变的“黄金三组合”。这些检查方法各具优势，在乳腺癌的筛查和诊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乳腺的其他影像学检查方法，有的已被历史淘汰，如透光检查（diaphanography）、热图像检查（thermography）等，有的仍处于初创阶段，尚未被普遍接受，如锥光束乳腺CT（cone beam breast computed tomography，CBBCT）、专用乳腺 PET成像设备等，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研究。
近年来，随着影像组学（radsiomics）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医学影像领域的应用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已在部分领域取得初步成果，在乳腺影像中的应用也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影像组学（radiomics）是在2012年由荷兰学者Lambin首次提出的概念，即高通量地从放射影像图像中提取大量的影像特征，采用自动或半自动分析方法将影像学数据转化为具有高分辨率的、可挖掘的空间数据。乳腺影像检查技术多样，从这些影像中获取的疾病信息也越来越详尽，尤其是乳腺MRI可进行多模态、多参数成像，每个图像含有很多不可视的信息，影像组学作为一种高通量提取特征的无创性新技术，用于乳腺多种影像技术中，可为乳腺疾病的精确诊断提供帮助。目前乳腺影像组学研究涉及诊断、乳腺癌分子分型、腋窝淋巴结评价、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预后预测、复发评价以及影像基因组学等方面。初步研究显示，影像组学通过无创的方式可以了解肿瘤内部及其周围的微环境情况，反映肿瘤的时空异质性，在乳腺癌的应用中具有独特优势。但该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每个研究在图像处理、特征提取及统计分析等方面均存在差异，需要建立多中心、标准化的数据库，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动分割图像的精确度，优化处理流程。同时现有研究结果亦存在样本量少、临床实用性不强等局限性，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研究及临床实践的考证。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技术科学。其主要通过机器学习来实现，包括传统的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2014年以来，基于深度学习人工智能逐渐成为计算机视觉的主流方法论，研究者们利用深度学习算法使用大规模数据训练预测模型，在无需手动干预的情况下，在包括乳腺X线影像、眼底影像、皮肤影像等多个临床场景下实现了疾病的准确预测与分类。人工智能具有影像识别和深度学习的能力，其在乳腺X线、超声、磁共振等影像均有研究及应用。基于乳腺X线摄影的初步研究显示，AI能够对乳腺腺体类型进行分类，并能够帮助医生标注疑似病灶区域，如微钙化、肿块、不对称致密影、结构扭曲等，同时还能够根据这些特征进一步诊断分类，从而让医生阅片更加精准、高效，提高病灶检出率的同时降低假阳性，提高诊断准确性。由于常规手动超声存在操作者依赖性，单纯依赖医师所采集的二维图像进行AI诊断和病变分类识别会存在漏诊问题，而基于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的无人为依赖的AI软件，将有可能避免筛查中所存在的漏诊问题，目前国内已有相关初步研究。人工智能处理海量数据速度快、能力强，用于乳腺癌的筛查可以提高病变检出率和效率，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但目前AI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在乳腺影像中的进一步应用仍需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李 静 周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