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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00年里，由于疫苗接种、消毒剂和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全世界范围内感染性疾病作为死亡原因的比重显著降低，人类寿命显著延长。随着生活质量的改善和人民素质的提高，一些预防保健措施，如均衡营养、适量运动和减少吸烟等，逐渐成为寿命延长的主要原因。根据 The Lancet 杂志发表的最新数据，世界范围内人均寿命将显著增加，预计2040年中国人均寿命将从2016年的76.3岁增至81.9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年龄有关的疾病，如癌症、脑卒中、心力衰竭、阿尔茨海默病和代谢性疾病等，发病率明显上升，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卫生和经济挑战。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老龄人口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是世界之最。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按照该标准，我国于21世纪初，就已迈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17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已达2.4亿，占比17.3%。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对未来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作出了这样的预测：“在未来的25年里，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在全人口中的构成比将增加一倍以上，将从2010年的12.4%（1.68亿）增长到2040年的28%（4.02亿）”。
人口老龄化问题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其应对面临着诸多难题。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即“未富先老”。生产力不发达、社会财富不充足、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相对薄弱等问题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显著增速的人口老龄化和规模壮大的老年人口，对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乃至政治生态等方面都将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养老问题已成为涉及广泛、备受关注且牵动民生的重大问题。但养老金缺乏、养老服务业的政策瓶颈及精神养老未受重视等将带来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养老服务总量供给不足、结构失衡、资源浪费、服务质量不高以及护理人员极度短缺等问题也亟待解决。老龄化的不可逆转性及其对人民生活、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全局性、长期性、重大性影响，决定了它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并需要全面、系统、综合应对的重大问题。2016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近期，我国已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等机构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健康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防治衰老相关疾病等。可见，老龄化问题在我国已受到高度重视，解决老龄化问题已迫在眉睫。
其中，增龄性衰老相关疾病已成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随着现代医学水平日趋进步，衰老研究成果的逐渐积累，人们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也在发生转变。衰老，在过去几千年间，人们一直将它视为一个巨大的敌人。生老病死被认为是自然规律，代表着自然这一造物主拥有着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然而，人与衰老的关系就如同人类文明的演进一样，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人类的文明经历了敬畏自然的神话时代、认识自然的石器时代、利用自然的农耕时代、征服自然的机械时代、主宰自然的信息时代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生态时代。人们对衰老的认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了衰老是自然的生理现象、衰老伴随着增龄性疾病的发生、年龄相关疾病受基因调控、寿命是受基因控制的遗传性状、调控相关基因和通路的表达能延长寿命以及延缓衰老等颠覆性的过程。目前，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衰老不再是听天由命的自然生理现象，而将其视为一种可以干预的病理过程。这种认识的转变源于1939年人们发现热量限制能够延长啮齿动物寿命。值得一提的是，热量限制不仅延长了整体寿命，而且推迟或抑制了年龄相关疾病的发生。由此，健康寿命的概念被提出来。一时之间，“衰老是可以干预的”这一观点激起了衰老研究领域的千层浪花。自此，衰老研究舞台的大幕就此拉开。
随着衰老的神秘面纱被层层揭开，调控衰老的众多遗传基因与关键通路纷纷登场。1952年，一项果蝇衰老与繁殖的研究表明，其寿命与繁殖时间的早晚有关，且此差异可以遗传。从此，人们认识到，基因可以决定寿命。1988年的一项线虫研究表明单个 age - 1 基因就能决定个体寿命。后来科学家陆续发现了其他决定寿命长短的基因，并基于此建立了GenAge数据库。而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发现寿命基因与鉴定衰老表型，转而进一步研究决定表型的遗传通路。明确这些基因调控衰老的方式将为后续干预衰老奠定基础。1993年，人们发现了能将线虫寿命延长近一倍的 daf - 2 基因，该基因能够编码胰岛素样受体。随后，抑制胰岛素信号通路可延长寿命的效应在线虫、果蝇和小鼠上都得到了证实。上述研究提示了遗传的保守性，使得干预人类衰老的设想具有了可行性，为人类与衰老的博弈增加了决胜筹码。同时，从具有细胞周期阻滞特性的酵母突变体上鉴定出的编码雷帕霉素靶蛋白Tor1和Tor2的基因在哺乳动物上也有同源基因 mTOR 。作为一种保守的营养传感器，TOR通路和胰岛素信号通路也为热量限制延长人类寿命的设想提供了充分的依据。随后在人类与小鼠身上也发现热量限制延长酵母寿命过程中的关键蛋白Sir2。后续研究表明人类表达的7种sirtuin蛋白可以预防年龄相关性疾病，从而提高健康寿命。通过预防年龄相关性疾病来延长健康寿命的这一可能性令人雀跃不已。衰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受多因素、多环节、多机制的影响和调控。研究衰老的机制及基于其机制探索延缓衰老、延长健康寿命的策略从未停止。在整体寿命和健康寿命延长的条件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NAD + ）水平的升高揭示了其在衰老过程中发挥的保护效应。基于线粒体和氧化应激的自由基衰老理论被认为和寿命及衰老显著相关，仍有待充分依据证实。鉴于衰老过程中端粒酶的缩短与衰老细胞的累积，针对清除衰老细胞的“长生不老药”（senolytics）对抗器官衰老或延长寿命的动物研究与临床试验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同时，与年龄相关性疾病有关的多种免疫和炎性因子的研究也开启了对免疫性衰老和炎性衰老的探索。衰老过程中失稳蛋白的累积使得蛋白质稳态失衡也成为衰老领域的一大热点。综上所述，衰老是一个内在的、普遍的、多因素的、渐进的过程，其本质特征是器官功能的退化及逐渐丧失，最终导致死亡风险上升。衰老这一复杂网络受基因组稳定性、营养感知、表观遗传改变、端粒损耗、蛋白质稳态、细胞衰老、线粒体功能与自由基等多种方式调控。上述调控方式通过各自的分子通路损伤细胞和组织，继而引起多器官衰老及整体寿命的缩短。
器官衰老是衰老问题的核心。器官衰老是指个体生命进程中，因内外因素引发的组成器官细胞的丢失和细胞外基质聚集，导致器官整体功能下降、对损伤因素易感性增强和应激反应能力下降。器官衰老可引起多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如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骨质疏松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器官衰老带来的严重危害已成为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世纪科学难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器官衰老以及衰老相关疾病给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国家、社会和家庭都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目前，中国约33%的疾病总负担归因于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中国的疾病谱已经从传染病转向以高血压、心脏病、脑卒中、癌症等慢性衰老相关疾病为主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到2030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将至少增加40%，在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大约80%将死于这些器官衰老相关疾病。
几十年来，降低器官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率和病死率一直是老年医学研究的基本策略，也是卫生与健康领域研究的焦点与难点。健康期望寿命指一个人在某个年龄不受疾病、死亡和机能障碍的影响，有望在健康状态下生活的年数。延长健康寿命是实现“最佳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佳寿命”的定义是活得长，且拥有令人满意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既往以延长人类寿命为目标的研究曾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大家忧虑上述努力可能导致老龄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从而引起与年龄有关的慢性器官病变的高度流行，结果与初衷适得其反。然而，实验数据不断显示，寿命延长通常伴有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延迟和/或发病率降低。与动物研究结果相一致，大多数百岁老人不仅表现出超长的寿命，而且通常在非常高龄之前并没有慢性疾病和残疾的发生。越来越多的观点提出衰老是一个病理性过程，延长健康寿命或延缓衰老被认为是防治器官衰老及相关疾病最好的方法。器官衰老已越发受到重视，逐渐被推动至需要治疗的状态。通过调控衰老相关通路，人们可以发现或设计干预衰老的药物与措施来预防器官衰老，从而达到延缓衰老、延长健康寿命的目标。二甲双胍、雷帕霉素类似物、清除衰老细胞的药物、sirtuin活化剂、NAD + 前体等一系列药物已在临床前研究和试验中。除了药物策略，热量限制与适度锻炼也是预防机体及器官衰老，对抗衰老相关疾病的重要措施。
卵巢作为女性的生殖器官，兼具有生育功能和维持机体内分泌稳态的作用。伴随着卵子数量减少和质量衰退，卵巢衰老导致女性生育能力和生殖质量的下降，是关系到自身及下一代健康的重要问题。卵巢衰老速度远超机体其他绝大部分器官，呈现出连续性、渐进性和阶段性特征。女性的生育能力随着年龄增加逐渐下降，35岁之后下降更为明显。目前女性平均绝经年龄为51岁，随着寿命延长，越来越多的女性有近1/3的生命将在绝经后度过。据统计，目前我国围绝经期妇女有1.3亿，预计2030年将超过2.8亿，全球围绝经期妇女将增至12亿。另外，尚有一部分特殊人群，由于遗传、行为、心理、免疫等种种原因，或因为罹患其他疾病特别是恶性肿瘤而需要进行治疗，其卵巢功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导致40岁之前卵巢功能衰竭，如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卵巢功能早衰（简称卵巢早衰）。延缓卵巢衰老，以及预防随之而来的多器官衰老已成为老龄化社会的迫切需求。
本书将从基础到临床，在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及分子水平上，全面系统地阐述卵巢衰老的病因和影响因素、发生和发展过程及内在机制、卵巢储备和功能的实时评估及早期预警、预防和治疗的策略及方法等重要问题，以便统一相关概念和标准，聚焦研究方向和目标。希望能为广大读者认识、理解卵巢衰老奠定理论基础，作出实践指导，启迪新的方向。
（张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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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与身体中的其他组织器官，尤其与男性性腺睾丸相比，极具特殊性。卵巢衰老发生早，进展迅速；一般35岁即出现卵巢功能急剧下降，其最终结局为永久性衰竭。自古至今，中外研究均关注卵巢衰老的危害。部分研究虽没有提及“卵巢衰老”的概念，但“更年期”“绝经综合征”“卵巢早衰”等均是关于卵巢衰老的研究。卵巢衰老是女性机体衰老的起搏器，是绝经的罪魁祸首，其影响因素涉及遗传、环境、行为、医源性等诸多方面，核心是卵巢功能由盛至衰的病理过程，从而影响生殖内分泌、精神神经、骨骼、心血管等全身多个系统的健康。因此，研究卵巢衰老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探索、规范卵巢衰老的评估、管理及预防意义深远。
在2 000余年前，早在西方医学对女性生殖功能进行系统研究之前，我国传统医学以“七”为周期论说女性生殖功能的阶段性变化。《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写道：“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通俗的翻译就是说：女子14岁月经初潮，具备生育功能；49岁月经断绝，形体衰老，丧失生育能力。以“形坏而无子”描述绝经后女性的内分泌功能和生殖功能衰退，生动而贴切。
远在17世纪，西方国家曾就女性年龄和生育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研究。1670年及1789年的法国人口学研究表明：20～24岁结婚的女性平均生育7个孩子，约3.7%女性无生育；25～29岁结婚的女性平均生育5.7个孩子，约5.0%女性无生育；30～34岁结婚的女性平均生育4个孩子，约8.2%女性无生育。女性最后一次生育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20世纪中叶，美国对未进行任何生育控制的人群进行大规模人口调查，研究者们就女性的年龄和不孕症发生率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以30岁、35岁、40岁及45岁为节点，不孕的女性分别占7%、11%、33%及87%。尽管生育力受多个因素影响，但卵巢的生殖功能是其核心环节，卵巢衰老势必导致生育力下降甚至不孕不育。
早在1939年，卵巢早衰女性高促性腺激素低雌激素的特点就已受到关注。1942年，Fuller Albright提出“原发性卵巢功能不全（primary ovarian insufficiency，POI）”的概念。1950年，Atria提出“卵巢早衰（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POF）”的概念，并详细讨论了POF的临床特征。
在可查阅的文献数据库中显示，20世纪中叶已有科学家对衰老过程中卵巢的组织学及血供变化进行研究，并提出“卵巢衰老”（ovarian senescence）的概念，以及早绝经和激素治疗的文献报道。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初步探究了卵巢衰老的激素分泌变化及下丘脑-垂体的调控。近30年亦有多个相关研究陆续开展，如1981—199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妇女健康研究，历时10年调查了近万名女性围绝经期的主观感受。首次国际绝经大会于1976年在法国召开，定义了女性的更年期。WHO专家组在1994年对绝经问题的相关术语给出了定义。1999年，国际绝经协会（International Menopause Society，IMS）提出，更年期的概念包括围绝经期的概念。2001年在美国召开的生殖衰老分期专题研讨会（the stages of reproductive aging workshop，STRAW）提出STRAW分期系统。在随后的10年中，STRAW分期系统逐渐被广泛应用，并作为描述生殖衰老到整个绝经期的金标准。2011年又提出STRAW+10分期系统。
自20世纪50年代始，以Zuckerman为主的多数学者提出哺乳动物“固定卵泡池”的学说，这一传统理论雄踞生殖生物学领域50余年，认为卵巢中的始基卵泡池是唯一的卵泡储备库，卵泡随时间不断消耗直至耗竭，驱动卵巢衰老的发生。2004年起，Tilly等学者发现，哺乳动物出生后的卵巢中存在卵原干细胞（oogonial stem cells，OSCs）能够定向分化为卵母细胞，参与始基卵泡池的更新。随后，在育龄期女性卵巢中亦分离出人OSCs。进一步研究表明，分离获得的小鼠OSCs移植入成年小鼠卵巢，可分化成卵子，并受精及产仔。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王世宣教授团队成功移植OSCs并改善了化疗导致卵巢衰老小鼠的生育功能。OSCs的发现为卵巢衰老的研究开启新的方向和思路（详见第五章）。但是，关于OSCs是否存在，至今仍然存在争议。
卵巢衰老作为一个连续渐进性变化的过程，根据衰老的不同程度及其对生育力和内分泌功能的影响而区分为不同的临床概念，包括：卵巢储备功能减退和卵巢衰老。根据卵巢衰老的发生因素是自然衰老、病理性衰老及衰老进程的快慢不同，可分为：卵巢早衰、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早绝经及绝经。此外，卵巢低反应是专用于辅助生殖技术领域的一个概念，评价卵巢对促排卵刺激的反应性，与妊娠结局直接相关。
卵巢衰老（ovarian aging，OA），即女性卵巢功能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衰退的过程，受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多因素影响，以卵泡数量和卵子质量下降为基础，最终表现为绝经，并且影响全身多个器官，导致相关疾病发生的一种病理过程。卵巢衰老从广义上来说，是指卵巢功能衰退的一个进行性变化的过程（ovarian aging，OA）；从狭义上来讲，是指卵巢功能衰竭的一个最终状态（ovarian failure）。
卵巢储备功能减退（diminished/decreased ovarian reserve，DOR）是辅助生殖领域中的常用名词，尚无确切定义。国内也有学者称其为“卵巢储备功能低下”“卵巢储备功能减低”“卵巢储备下降”“卵巢储备减低”，常指育龄期女性卵巢反应性及生殖力下降。DOR女性的卵巢内卵母细胞的数量和/或质量下降，同时伴有抗米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水平降低（<1.1ng/ml），和/或窦卵泡数减少（<6个），及/或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水平升高（>10U/L）。
这一概念的提出及临床评判主要依靠实验室检验及超声检查结果，关注患者生育力降低，但不强调年龄、病因和月经状态。
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premature ovarian insufficiency，POI）指女性40岁前由于卵泡耗竭而丧失卵巢功能。临床表现为持续4个月闭经或月经稀发，间隔超过4周两次检测FSH均超过25U/L，伴或不伴低雌激素症状。
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以往也被称为“卵巢早衰”，指女性40岁之前出现闭经时间≥4～6个月，两次间隔4周以上FSH>40U/L，伴有雌激素降低及绝经症状。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POF不能体现疾病的发展过程，且疾病诊断的表述令患者难以接受，故推荐采用POI，并将FSH诊断值从40U/L降低至25U/L。美国生殖医学学会以FSH水平、生育能力和月经情况为参数，将疾病进程分为正常、隐匿性、生化异常和临床异常4个阶段。
临床上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患者可表现为原发闭经，甚至青春期发育缺失，多数为继发性闭经，由染色体或基因缺陷、自身免疫性疾病、环境因素及医源性因素等所导致。
临床上40岁前闭经并伴有FSH升高的除了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患者以外，还有卵巢抵抗综合征（resistant ovary syndrome），又称卵巢不敏感综合征（insensitive ovary syndrome），卵巢内有卵泡存在，但对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呈低反应或无反应。因此，这类患者AMH接近同龄女性的平均水平，这一点是POI与卵巢抵抗综合征的鉴别点。
早绝经（early menopause），早于正常绝经年龄，在45岁之前进入绝经状态，理论上包括卵巢早衰。卵巢早衰的年龄界定是40岁以前，因此，早绝经通常指40～45岁绝经。
绝经（menopause），分为人工绝经和自然绝经。人工绝经是通过指手术或放化疗等医疗手段切除卵巢组织或破坏卵巢功能，使其停止分泌雌激素，不再有激素刺激子宫内膜生长，导致绝经。
自然绝经是指卵巢内卵泡自然耗竭，或剩余卵泡对促性腺激素失去反应，卵泡不再发育，停止分泌激素。自然绝经是个回顾性概念，指妇女一生中的最后1次月经，需要在最后1次月经的12个月之后方能确认。绝经的真正含义是指卵巢功能的衰竭，并非指月经有无。
绝经是卵巢衰老的终点事件。年龄相关的卵泡数目的下降引发月经周期不规律并最终绝经。与此同时，卵母细胞质量下降导致生育力逐步下降，并以自然绝育告终。
卵巢低反应（poor ovarian response，POR），国内也有学者称为“卵巢反应不良”，是指女性在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控制性超促排卵时，卵巢对刺激药物的反应低下，获卵数少。卵巢低反应性被认为是卵巢储备下降的早期征象。其诊断标准各生殖中心有一定差异。2011年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Embryology，ESHRE）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标准：①高龄（≥40岁）或其他发生POR的高危因素；②前次体外受精（ 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周期卵巢反应低下，常规促排卵方案获卵数≤3个；③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如窦卵泡数（antral follicle count，AFC）<6个，或者AMH<1.1ng/ml。以上标准同时满足2个或以上即可诊断为POR。
卵巢低反应性可导致促排卵治疗周期的获卵数少，而卵裂率、卵子成熟率、受精率、优质胚胎率降低，周期取消率升高，可移植胚胎数减少，胚胎着床率降低，影响妊娠结局。
20世纪前人类寿命普遍不足50岁，近80余年人类寿命显著延长，卵巢衰老所导致的健康问题才逐渐被人类重视和研究。自20世纪以来，尽管人类寿命有所增长，初潮年龄提前，但是绝经年龄并没有明显推后。在女性一生中接近1/2的时间里卵巢停止发挥功能，处于衰老状态，且不可逆转。卵巢衰老是女性多器官衰老的起搏器，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病理过程。
卵巢衰老是女性生殖衰老的核心环节。生育年龄女性的卵巢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衰退，直至绝经时完全消失；生育质量也随之平行性下降。当今社会中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同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取消，施行全面两孩政策，高龄孕妇日益增多；生殖衰老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研究发现卵巢衰老是高生育年龄女性发生低受孕率与高出生缺陷率的直接原因及决定性因素。高生育年龄女性流产率、出生缺陷发生率亦显著增加，直接关乎人口健康与国民素质。因此，卵巢衰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需要临床干预的病理过程。
卵巢衰老以往被称为“更年期”。“更年期”（climacteric period）起源于希腊语单词klimaktēr，意思是“临界点”“关键节点”，其字面意思是“梯子的一阶”。更年期女性卵巢功能衰退，排卵不规律，可发生月经失调及异常子宫出血。因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水平下降，体温调节失衡，引起血管舒缩症状，如潮热、出汗等；还可引起抑郁、烦躁、疑心等情绪波动及睡眠障碍等神经精神异常。早在1966年，Wilson就提出“绝经期是一种雌激素不足的疾病”。此外，生殖器官逐渐萎缩，阴道上皮糖原消失，分泌物减少，易发生老年性阴道炎及反复发作的泌尿系感染。更年期的上述种种表现，确实可以说是女性一生中的一个节点。
卵巢功能衰退，由于雌激素分泌缺乏，直接影响女性身体多个系统的健康，启动了多器官的衰老过程。女性50岁后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显著升高，其终生危险约为40%，是同年龄男性的3倍。心血管疾病被称为“性别差异性”疾病，根本原因在于绝经后女性心血管疾病发生率骤增。此外，肿瘤、老年痴呆、肥胖、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率都随着绝经而增加。因此，卵巢功能衰退导致的低雌激素状态严重影响女性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目前多数医务人员甚至部分妇产科医师对卵巢衰老认识不足，对绝经后的远期并发症及治疗未能正确认识，存在器官保护意识缺乏、治疗不规范甚至对患者错误宣教的现象。同时，广大社会女性对卵巢衰老的危害及治疗现状认识不足、理解片面甚至存在误解，亟待科普。
本书旨在对目前的传统共识、社会误解，进行正本清源，全面系统地解读“卵巢衰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揭示卵巢作为一个器官的全生命周期的变化，其功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继而出现由盛转衰，由衰至竭的全过程，以及卵巢衰老过程中对机体各系统的影响及其病理生理机制，包括生殖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内分泌系统，肿瘤发生、发展等方面。
2.以精准医学分类法，从内因和外因及相互之间的作用，对卵巢衰老的危险因素与内在机制进行阐述，包括年龄、遗传、神经内分泌、社会心理、环境、行为、医疗相关因素及免疫、感染等众多因素，以及卵泡闭锁的分子调控、DNA损伤、表观遗传、端粒与端粒酶、线粒体功能、自由基、微环境、能量感知障碍、卵巢生殖干细胞与细胞衰老等机制。
3.从临床应用角度，探讨卵巢功能评估的指标、卵巢衰老及相关疾病的预测，并提出卵巢衰老的防治理念及卫生管理策略，系统解读绝经激素治疗的历史与现状、原则及利弊、问题及未来，探讨手术、放疗、化疗相关性卵巢损伤的防治策略与方法，以及POI、DOR、POR的临床处理。
4.紧跟卵巢衰老研究领域的国际最新进展及医学前沿，探索卵巢衰老的防治方法及卵巢功能的日常维护与保养，包括抗氧化剂、表观遗传调节药物、热量限制类似物、激素类药物、小分子化合物与植物提取物、干细胞治疗、线粒体移植、卵巢体外激活、中医药治疗等可能改善卵巢功能的方法，以及通过保持心理健康、避免有害物质接触、热量限制和饮食补充、规律生活及充足睡眠、坚持适度锻炼等保护卵巢功能的生活习惯。
正确认识卵巢衰老及其危害，深入研究其机制并探讨卵巢功能保护策略，规范卵巢衰老的临床处理，不仅可改善女性的生活质量，提高幸福指数，延长妇女具备完好生理功能和有贡献力的年限，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能显著降低常见老年病的发病率，在经济方面给政府巨额节支，从而部分缓解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对减轻社会医疗负担亦具有深远意义。
（罗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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