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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起源和中药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劳动创造了人类和社会，同时也创造了医药。中药的发现和应用以及中药学的产生、发展，和中医学一样，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我国的医药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综合考古学、民族学、生物学和古代文献记载等多方面的材料，我们对原始社会中药物的起源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最初，原始人群在“饥不择食”的生活过程中，常不可避免地误食一些有毒甚至剧毒的植物，以致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中毒现象。如吃了瓜蒂、藜芦会导致呕吐，误食了大黄则造成腹泻。同时，也可因偶然吃了某些植物，使原有的病痛得以减轻或完全消除。如因纳谷不化所致的腹胀、腹痛、便秘等症，就可借助于服食大黄而得缓解甚至消除。处理外伤，早期人们可能用苔藓、树皮、草茎、泥土、唾液等来敷裹涂抹伤口，久而久之，便逐渐从中发现了一些适用于敷治外伤的外用药。经过世世代代无数次这样的反复试验，口尝身受，人们逐渐获得并积累了辨别食物和药物的经验，也逐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并进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进入氏族社会后，由于弓箭的发明和使用，人们进入了以狩猎和捕鱼为重要生活方式的渔猎时代，人们在吃到较多的动物的同时，也相应地发现了一些动物具有治疗作用，这就是早期动物药的发现。
至氏族社会后期，进入农业、畜牧业时代，由于种植业、饲养业的发展，发现了更多的药物。在处于母系氏族阶段的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遗址中，考古发现了众多的动物遗骸和植物标本，哺乳动物有鹿、麂、獐、羊、牛、猪、狗、水獭、象等，禽类有雁、鹤、野鸭、鹰等，还有龟、鳖及各种鱼类。植物标本除各种树类外，还有可以食用的菱角、酸枣、芡实，并发现了人工采集的樟科植物的叶片堆积。在这些樟科植物中，不少种类是药用植物，具有驱虫防病的作用。用药知识的不断丰富，形成了早期的药物疗法。因此可以说，中药的起源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实践和医疗实践的结果。西汉·刘安所撰的《淮南子·修务训》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神农尝百草之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汉以后，魏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唐代司马贞作《补三皇本纪》补入《史记》，清·茆泮林辑复的《世本》中引录宋·王应麟之补注，均将此段文字直接推演为：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尝百草”虽属传说，但在客观上反映了我国古代由渔猎、采集时代进入原始农业经济时，人们为了选择食物而尝百草、水泉，区别有毒无毒，由此发现了药物，进而积累经验的艰苦实践过程，也是药物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随着历史的递嬗，社会和文化的演进，生产力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人们对于药物的认识和需求也与日俱增。药物的来源也由野生药材、自然生长逐步发展到部分人工栽培和驯养，并由动、植物扩展到天然矿物及若干人工制品。用药知识与经验也愈见丰富，记录和丰富这些知识的方式、方法也就由最初的“识识相因”、“师学相承”、“口耳相传”发展到文字记载。这既有利于药物知识的保存、积累和传播，也为后世探讨和研究我国古代药物的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
至今尚无确切的夏代文字，故对当时药物治疗情况尚不甚了解。而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少量药物治疗记载，如疛（小腹病）用鱼，认为鱼有“行水”之性，可散瘀血；又有
（疟），秉枣，可能是殷人用枣治疟。而在河北省蒿城县台西村的商代遗址中，发现有植物种子30余枚，经鉴定为桃仁、郁李仁、杏仁，其药用的可能性很大。
西周时代（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出现了关于医药的正式文字记载。如《尚书·说命》云：“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周礼·天官·冢宰下》谓：“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以及“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此处所言“五药”，据汉代郑玄注：“五药，草、木、虫、石、谷也。”可见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可能是当时对药物的初步分类。《诗经》大约是周初至春秋中期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具体药物的书籍。书中记载了许多动植物，有动物100多种，植物140余种，其中后世作为药用植物的约有50余种，如车前、苍耳、益母草、芍药、枸杞子等。《诗经》对某些动植物的采集、性状、产地及服用季节等，也作了说明，如“七月蟋蟀”、“八月断壶”指明了采集或生长季节；“食其（指芣苢——编者注）实，宜子孙”，是关于服用效果的记载；而“中谷有蓷”则说明了产地。应当指出：《诗经》中很多诗篇采自民间，多是劳动人民对于一些动植物形态、色泽、产地、用途等的朴实赋咏，至于当时是否入药尚待考证，但其中100余种为后世诸多本草著作所收录而用作药用。《山海经》是一部记载春秋以前民间传说中的山川、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神话等的古代地理著作。它和《诗经》一样，并非药物专著，但却记载了更多的药物，并明确指出了药物的产地、形态、性能、功效和主治，说明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山海经》记载药物的统计，各家有所差异，主要出于鉴定药物标准上的某些歧义，现一般认为有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另有3种属类不详，共计126种。《山海经》所载药物，按广义的药物功用分类，包括医疗疾病的治疗药，强壮身体的补药，使人生子的种子药，令人色美的美容药，以及避孕药、预防药、毒药、解毒药、杀虫药、治牲畜药等。其中治疗药特别值得重视，其所载主治功效，与后代本草所载颇有联系。所治病种达31种之多，包括内、外、妇、眼、耳、皮肤等科疾患。服法方面有内服（包括汤服、食用）和外用（包括佩带、沐浴、涂抹等）的不同。书中有关补药和预防的记载，反映了当时我国预防医学思想的萌芽。可见当时药物的知识已相当丰富。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提高，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医家，以朴素的、唯物的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思想，以人和自然的统一观，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黄帝内经》的问世，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医药学由单纯积累经验阶段发展到系统理论总结阶段，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内经》虽然只载方13首，药26味，但对中药学的基本理论有纲领性的阐述。如《素问·至真要大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素问·脏气法时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等，奠定了四气五味学说的基础；《素问·宣明五气》“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为五入”，为后世归经学说之先导；《素问·六微旨大论》“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味厚者为阴，薄者为阴中之阳；气厚者为阳，薄者为阳中之阴”等根据药物气味之厚薄和性味之差异，结合升浮沉降的特征进行论述，宋代医家张元素等药物升降浮沉理论的创立均源于此。另外，《内经》中提出了五脏苦欲补泻，如《素问·脏气法时论》说：“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等以及五运六气与用药的关系，如《素问遗篇·刺法论》中对小金丹服用注明：“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对中药的临床应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书年代与《内经》同时或更早的1975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医方书。全书共有医方280个，用药242种，疾病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的各个方面。在药物使用方面，除用药外敷与内服以外，尚有药浴法、熏法与药物熨法。书中对药物的贮藏炮制也有较详的描述，足见先秦时期用药已具相当规模了。
同时这一时期人工酿酒和汤液的发明与应用，对医药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酒在医疗上的应用，是医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它是最早的兴奋剂（少量用之）和麻醉剂（多量用之）；与其他药物相配时，更能通血脉、行药势；又具有溶媒的作用，常用做溶剂，后世加工炮制药物也把酒作为常用辅料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距今五六千年），人们就已开始酿酒。随着人们医药知识的日益丰富，用药经验和药物品种的逐渐增多，为从单纯的用酒制病发展到制造药酒准备了条件。至商代，甲骨文中有“鬯其酒”的记载。据东汉·班固在《白虎通·考黜》中解释：“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可见，“鬯其酒”就是制造芳香的药酒，当时主要用于祭神，但此酒具有营养、医疗价值是无疑的。酒剂的使用，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仅《内经》所存13首方中即有4个酒剂；《金匮要略》、《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本草纲目》等书中有更多内服、外用的酒剂。《素问·汤液醪醴论》中将汤液醪醴的治疗作用归结为“邪气时至，服之万全”，认为上古之人备之，中古之人用之。《内经》中所称的“上古”、“中古”之人，当指商周以上之人。故后世谓“酒为百药之长”。从汉字构造来看，医字从“酉”，古代酉与酒通，形似酒坛，生动体现了酒在医药发展史上的突出作用和重要地位。
进入奴隶社会，手工业逐步发达。夏代已有精致的陶釜、陶盆、陶碗、陶罐等陶制器皿，殷商时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陶器更是得到了广泛使用，同时对食品加工的知识也不断丰富和提高。这些都为汤液的发明创造了条件。
相传商代伊尹创制汤液。从文献记载考察，《汉书·艺文志》中载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魏晋时期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称：“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又说：“仲景广论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资治通鉴》谓伊尹“闵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浊重，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伊尹为商朝初期人，善于烹饪，又兼通医学，说明汤液的发明与食物加工技术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汤液的出现，不但服用方便，提高了疗效，且降低了药物的毒副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复方药剂的发展。因此汤剂也就作为中药最常用的剂型之一得以流传，并得到不断的发展。
由于封建制逐渐代替了奴隶制，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随着农业和冶炼技术的发展，手工业有了进步，商业也逐步兴盛。这一时期，科学文化比较发达，在文学、史学、哲学和科学技术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天文学、数学、农学等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此外，随着冶炼技术、造纸术等的发明和发展，简单机械的广泛使用，也使古代物理学和化学开始发达起来。同时，内外交通日益发达，特别是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西域的番红花、葡萄、胡桃等药材不断输入内地；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的犀角、琥珀、麝香及南海的荔枝、龙眼等已逐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从而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西汉初年已有药物专书流传民间，如《史记》仓公传称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公乘阳庆传其弟子淳于意《药论》一书；《汉书》楼护传谓：“护少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汉书·平帝纪》云：“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遣至京师”。可见秦汉时期已有本草专著问世，并有众多的本草教授，本草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当推《神农本草经》（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是集东汉以前药物学大成的名著，一般认为该书约成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按药物功效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功能滋补强壮，延年益寿，无毒或毒性很弱，可以久服；中品120种，功能治病补虚，兼而有之，有毒或无毒当斟酌使用；下品125种，功专祛寒热，破积聚，治病攻邪，多具毒性，不可久服。《神农本草经·序例》中还简要赅备地论述了中药的基本理论，如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辨证用药原则、服药方法及丸、散、膏、汤、酒等多种剂型，并简要介绍了中药的产地、采集、加工、贮存、真伪鉴别等，为中药学全面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当时并无准数，而由陶弘景厘定365种，“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为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梁陶隐居序 》），并云：“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种，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 本草经集注·序录 》），《神农本草经》只录365味药，以应周天之数，恐与受道家思想影响有关。每味药物涉及药名、气味、功效、主治、产地、别名等内容，书中所载药物大多朴实有验，至今习用，如常山截疟，黄连治痢，苦楝子驱蛔，麻黄定喘，当归调经，阿胶补血，乌头止痛，海藻消瘿，水银治疥，猪苓利尿等等。另外，书中所载的无机药物，除叙述了它们的性味、出处及治病效能外，更蕴涵了化学知识和化学实践活动，如丹砂“能化为汞”，水银“杀金、银、铜、锡毒，熔化还复为丹”等等。
《神农本草经》的诞生，全面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用药经验，系统地总结了中药基本理论，成为我国本草学发展的基础，标志着中国药学的初步确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该书所载药物疗效确切，词简旨深，至今多数仍为习用，又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故被后世奉为四大经典之一。《神农本草经》成书之后，沿用500余年，原著在唐代初年已失传，但它的主要内容仍保留在历代本草著作中，现存多种版本都是自南宋至明清以来学者们考订、辑佚、整理而成。最早的辑本为南宋王炎的《本草正经》三卷（约1217年），其他较著名的有明代卢复辑《神农本草经》（1616年），清代孙星衍、孙冯翼合辑《神农本草经》三卷（1799年）；清代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四卷（1844年）；日本人森立之辑本（1854年）等。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前期，其间的文化起了继汉开唐的作用，科学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在天文、历算、医学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意识形态方面则出现了反玄学的唯物主义思潮，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继战国秦汉时期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之后，有了较快的发展。在临证医学和药物学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医学基础理论也有一定的发展。本草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由于中外通商和文化交流，西域、南海诸国的药物如乳香、苏合香、沉香等香料药输入我国，新的药物品种逐渐增多，并陆续有了零星记载，对原有的药物功效也有了新的认识，扩大了药物的治疗范围。这一时期产生了约70余种本草学著作，包括综合性本草及分论药物形态、图谱、栽培、采收、炮炙、药性、食疗等专题论著，反映了本草学的全面发展。可惜绝大部分早已散佚。而部分药物的性味、功效等与原来的记述不尽相同，并产生了一些错误而引起了混乱。正如梁·陶弘景所说的“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三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疗，互有多少，医家不能备见，或识智有浅深”（《本草经集注·序录》）。这种混乱情况，亟待进行整理总结，以促进本草学的发展。因此，陶弘景于公元494—500年间，“苞综诸经，研括烦省”参考大量的图籍、医方和标本，对《神农本草经》作了整理和研究，误者纠之，脱缺者补之，除厘定《神农本草经》365种药物外，同时又选择汉魏以来名医们在多种《神农本草经》传本中增补的“副品”，撰成《本草经集注》一书，做到“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名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为了区别《本经》原载的药品和新加的药品，他“以朱书《神农》，墨书《别录》”及小字加注的形式，对魏晋以来300余年间中药学的发展作了全面总结。
全书包括序录，合为七卷，载药730种，分为玉石（62种）、草木（294种）、虫兽（114种）、果（26种）、菜（28种）、米食（27种）、有名未用（179种）共7类，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后代本草著作的分类法都是在陶弘景的分类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书还首创“诸病通用药”的分类法。书中以病证为纲，根据药物的疗效，把药物分别归入不同的病证项下，共分为80余类。如治风通用药有防风、防己、秦艽、独活、川芎等；治黄疸通用药有茵陈、栀子、紫草等；治小便淋沥有滑石、冬葵子、白茅根等。这种分类方法有利于医生的临证处方用药和医药的普及推广。对药物的形态、性味、产地、采制、剂量、鉴别等方面的论述比较详尽且有明显进步，强调药物的产地、采集与炮制方法和其疗效具有密切的关系。此外，该书还考订了古今用药的度量衡，并规定了汤、酒、丸、散、膏、丹剂的制作规程。该书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的第二部本草名著，可惜流传至北宋即逐渐亡佚，现仅存《本草经集注》的残卷，一为敦煌出土的卷一，即序录部分；一为吐鲁番出土的残片，上面只有燕屎等四种药物的文字叙述。但此书的主要内容仍可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和《本草纲目》中窥测。目前辑本一是日本人森立之等人所辑《重辑神农本草经集注》七卷（1849年），一是国人尚志钧等辑的《本草经集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
汉、魏以后，出现了一些采药、制药（炮炙）、种药等方面的专书和药物图谱，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刘宋时雷敩撰著的《雷公炮炙论》、葛洪所著的炼丹著作《抱朴子》等。
此时我国南北统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交通的发达，国内各民族间的密切交往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促进了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意识形态方面，儒、道、佛三教及柳宗元、刘禹锡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并直接渗透到中医学中，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这期间，人们对药物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积累了不少新的用药经验。特别是随着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从印度、西域等地输入的外来药物日益增多。加之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成书之际，正值南北分裂时期，作者阅历所限，因此书中不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故有必要对本草作一次全面的整理、总结。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布了经政府批准，由长孙无忌、李勣领衔编修，苏敬实际负责，23人参加撰写的《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全书卷帙浩繁，共54卷，载药844种（一说850种），新增药物114种（一说120种），由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组成。其分类方法仍沿用《集注》的分法，按药物的自然来源分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有名未用共9类，比《本草经集注》增加了两类。在编写过程中，政府通令全国各地选送所产地道药材做实物标本进行描绘，从而增加了药图，这是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药物彩色图谱。该书还就药物基原加以文字说明，这是图经。这种图文并茂的编写方法，开创了世界药物学的先例。《唐本草》正文部分基本保持了《本草经集注》的格局，将《本草经集注》序录一卷析为两卷，仅增加了3条简短注文。卷3～20为各论，基本保持了《本草经集注》的内容及体例，新增药品条文的撰写大致仿《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次第介绍药物的性、味、良毒、主治、用法、别名、产地等，下以小字略述形态。唯正文中加用法与前者不同。该书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尊重经典又不拘泥，在保持《神农本草经》原文的基础上，对古书未载者加以补充，内容错讹者重新修订，做到“《本经》虽阙，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新修本草》孔志约序）。如纠正陶弘景谬误之处谓：“重建平之防己，弃槐里之半夏。秋采榆人，冬收云实。谬粱米之黄、白，混荆子之牡、蔓。异繁缕于鸡肠，合由跋于鸢尾。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铅、锡莫辨，橙、柚不分”（同上）等，纠正了陶氏对药物品种、产地、采集方面错谬之处，补充了药物形态、产地、功效、别名等，使这些药物的采认、使用更有所依凭。书中既收集了为民间所习用的安息香、龙脑香、血竭、诃黎勒、胡椒等外来药，同时又增加了水蓼、葎草、山楂、人中白等民间经验用药。可见该书内容丰富，取材精要，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反映了唐代本草学的辉煌成就。它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本草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快流传到国外。如公元731年即传入日本，并广为流传，日本律令《延喜式》即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由于《新修本草》是由国家组织修订和推行的，因此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公开颁布的最早的药典，比公元15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要早800余年。该书现仅存残卷的影刻、影印本，但其内容保存于后世本草及方书中，近年有日·冈西为人《重辑新修本草》（1964年）、尚志钧辑校《唐·新修本草》（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
此后，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陈藏器深入实际，在《新修本草》的基础上，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撰成《本草拾遗》一书。该书搜集了《新修本草》所遗漏的许多民间药物，如肉豆蔻、甘松香、骨碎补、谷精草、五倍子等。并对《新修本草》进行了增补和辨误，例如接骨木，《新修本草》曰：“味甘、苦，平，无毒”，《本草拾遗》纠正道：“接骨木有小毒，……《本经》云无毒，误也。”（此处《本经》指《新修本草》）。此书扩展了用药范围，仅矿物药就增加了110多种，且其辨识品类也极为审慎，全书增加药物总数尚无定论，然仅《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引用就达488种之多，为丰富本草学的内容作出了贡献。他还根据药物功效，在《本草拾遗·序》中首次提出“十剂”分类法：“诸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宣可去壅，……通可去滞，……补可去弱，……泄可去闭，……轻可去实，……重可去怯，……涩可去脱，……滑可去著，……燥可去湿，……湿可去枯，……”。这样系统地以药效来分类，使中医基本理论和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对临床辨证用药起了直接指导作用，并丰富了方剂学分类及治法的基本内容。《本草拾遗》中还记载了对药物毒性及腐蚀作用的认识及一些药物炮炙与药性的关系，特别是首载有动物药物实验观察的内容。如“赤铜屑，主折伤，能焊人骨。及六畜有损者，取细，研酒中，温服之，直入骨损处。六畜死后，取骨视之，犹有焊痕。”这种动物药物实验的内容，首次见于本草书中。
至五代（公元935—960年），翰林学士韩保昇等受蜀主孟昶之命编成《蜀本草》。也以《新修本草》为蓝本，参阅有关文献，进行增补注释，增加了新药，撰写了图经。全书20卷，原名《增广英公本草》，后世称《蜀本草》。该书对药品的性味、形态和产地作了许多补充，绘图也十分精致，颇具特点，李时珍谓：“其图说药物形状，颇详于陶（弘景）、苏（敬）也。”（《本草纲目》）故该书常为后人编纂本草时所引用，是一部对本草学发展有影响的书籍。
另外，隋唐时期较著名的还有唐代孟诜所著《食疗本草》、唐代李珣的《海药本草》等书。
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商业的旺盛，科学技术的进步，各民族科技的交流，为这一时期医学的发达准备了条件。此外，在“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思想支配下，当时士人知医成为风尚。文人志士由于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进入医学队伍之后，大大促进了宋金元医学的发展。如宋代的朱肱、许叔微都是进士出身，金代的成无己、张元素都是著名的儒医，元代朱震亨初为理学家，戴启宗曾任儒学教授。在意识形态方面，宋代盛行的“理学”提出的“格物致知”明确研究事物的根源，在学术上形成研究事物原因的风气，对宋元的医学创新有思想指导，促进了医学上“五运六气”的讨论。宋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敢于怀疑原来的经典，对旧有的文化持一定的分析批判态度，影响到医药学术界，出现了许多著名革新家，提出了新见解，总结了新经验，在理论上有突破，在实践上有创新，宋金元医学的重大成就是在其历史基础上产生的。临床医学的进步，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药品数量的增加，功效认识的深化，炮制技术的改进，成药应用的推广，使药学发展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开宝元年（公元973年），刘翰、马志等奉命在《新修本草》、《蜀本草》的基础上修改、增订宋代第一部官修本草《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发现其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经李昉、制知浩等重加校定，较《新修本草》增加药物133种，合计983种，名《开宝重定本草》，为第二部官修本草，苏颂称该书“其言药性之良毒，性之寒温，味之甘苦，可谓备且详矣”。
80多年之后，嘉祐二年至五年（公元1057—1060年），又出现了第三部官修本草，即《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此书由掌禹锡、林亿、苏颂等人编写，以《开宝重定本草》为蓝本，附以《蜀本草》、《本草拾遗》等各家之说，书成21卷，较《开宝本草》增加新药99种，合计载药1082种，采摭广泛，校修恰当，对药物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由苏颂将经国家向各郡县收集所产药材实图及开花、结果、采收时间、药物功效的说明资料，以及外来进口药的样品，汇总京都，编辑成册，名曰《本草图经》。全书共21卷，载药780种，其中增加民间草药103种，在635种药名下共绘933幅药图（包括动、植、矿物药），成为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编绘的刻版药物图谱。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该书作了如下评价：“考证详明，颇有发挥，但图与说异，两不相应，或有图无说，或有物失图，或说是图非。”此书后已散佚，但其主要内容仍可见于一些医著中，如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图经》，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后世本草中。
宋代本草学的代表作当推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作者唐慎微，四川崇庆人（蜀州晋原人），世医精于经方，医术高明，“为士人疗病，不取一钱，但以名方秘录为请”，由此搜集大量古今单方验方。他治学广泛，整理了经史百家近246种典籍（一说243种）中有关药学的资料，在《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基础上于公元1082年著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以其广辑经史百家药物资料以证其类而得名，简称《证类本草》）。全书33卷，载药1558种，较前增加476种，附方3000余首。该书资料丰富，除转录《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全部内容外，还广泛引证宋代以前的本草，如《雷公炮炙论》、《本草拾遗》、《食疗本草》、《海药本草》等15部本草著作，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肘后方》等92部方书，从而保存了大量医学文献和古代民间用药经验。为此李时珍曾高度评价说：“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本草纲目》第一卷“历代诸家本草”）此外书中还引证经史、笔记、地志、诗赋、佛书、道藏等计247种文献，集前人著作之大成，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该书内容广泛，丰富了本草学内容，补入《雷公炮炙论》，涉及药物288种，介绍了药物炮制方法，弥补了唐氏以前综合本草中炮制内容不多的不足。方例是药物功能的直接例证，该书每味药物均附有图谱，这种方药兼收、图文并重的编写体例，不仅保存了大量单方验方，而且汇集了丰富的临床用药经验，且编写体例也有创新。该书编写体例严谨，出处明确，清楚地展示了历代本草发展的脉络。总之，《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问世，把宋代本草学推向了高峰，成为本草学的范本，沿用500多年，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出版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出版的《政和新修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以及南宋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出版的《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直到金元时期（公元1302年）出版的《经史证类大全本草》等，都是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稍加修订补充而成的官修本草著作。这些著作，历代不断复刻重刊，直到明代《本草纲目》问世后，才逐渐地代替了它。作为本草学范本的《证类本草》，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历史使命，并为《本草纲目》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直到现代，它仍然是我们研究中药必备的重要参考书目之一。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药性理论方面的著名医籍如《本草衍义》、《医学启源》、《珍珠囊》、《汤液本草》、《本草汇言》等，食疗本草方面如元代吴瑞的《日用本草》，忽思慧的《饮膳正要》等，地方本草方面有南宋王介的《履巉岩本草》等。
明代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我国人民在科学技术与文化上取得多方面突出的成就，如造船业、航海业、技术工艺、地理等。明代的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多种有重大意义的医学创造与发明，许多医家通过对前人医学成就的总结，并结合个人临证经验，编撰了大量的医籍，其中不少是集大成者，而且中外医药交流空前频繁。明代的本草学著作数量多，超过了元代以前历代的本草学著述，其中又以个人编著者占绝大多数；并且内容丰富，既有集大成者，又有着重于临证治疗使用或某一方面进行编撰者，“博”“约”兼备，因而出现了多种本草学著述。
明初，朱丹溪的弟子徐彦纯集金元医家经验，重点阐述药性，编成《本草发挥》四卷，成为明初的用药依据。王伦按临床治疗用药需要著成《本草辑要》，将药物按性能分门别类，发展了陶弘景的通用药分类法，对临病用药制方，确能起到易于检寻的作用。由刘文泰等人具体负责的《本草品汇精要》是明代唯一由朝廷命令编纂的本草学专书。全书42卷，载药1815种，每味药物引历代主要本草文献，详述功能、主治、产地、采集、制法、真伪等，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叙述简要。此书编成后，长时间未出版刊行，所以对明清时期的本草学影响甚微。然而此书是继宋代《证类本草》之后的一部较有分量的本草学专书，列目详细，叙述精要，绘图考究，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共12卷，论述了药性总论、产地、收采、贮藏、鉴别、炮制、性味、配伍、服法等，收载药物742种，每种药除载明其别名、产地、采集、优劣、收藏、性味、方剂等之外，还有作者的按语，并绘有药图。李时珍曾评价此书说：“间附（作者）己意于后，颇有发明，便于初学，名曰蒙筌，诚称其实。”
明代本草学成就最大者当推李时珍。李时珍是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他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参考了800多部医药著作，对古本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理总结。他边采访调查，边搜集标本，边临床实践，经过长期的考查、研究，历时27年，三易其稿，终于在公元1578年完成了200多万字的中医药科学巨著《本草纲目》（简称《纲目》）。该书共52卷，载药1892种，改绘药图1160幅，附方11096首，新增药物374种，其中既收载了醉鱼草、半边莲、紫花地丁等一些民间药物，又吸收了番木鳖、番红花、曼陀罗等外来药物。该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在文前编辑了序例，介绍历代诸家本草，引证经史百家书目、七方、十剂、气味阴阳、升降浮沉、引经报使、配伍、禁忌、治法、治则等内容，全面总结了明代以前我国的药物学内容，保存了大量医药文献，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该书按自然属性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62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这种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的原则，即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基本上符合进化论的观点，因而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它比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一书要早170多年。而且“物以类从，目随纲举”，既使各种药物依其性质归类，又便于寻觅查阅。其百病主治药，既是临床用药经验介绍，又是药物按功效主治病证分类的楷模。《本草纲目》中的每一味药都按释名、集解、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分别叙述。之所以分列这么多项目，是各有其用意：“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次以修治，谨炮炙也。次以气味，明性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可见，从药物的名称、历史、形态、鉴别，到采集、加工、功效、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和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对药物的记载分析，尽量用实物说明和临床验证作出审慎的结论，内容精详，实事求是，突出了辨证用药的中医理法特色；该书在收集历代本草精华的同时，对其错误之处也作了科学的纠正。如对“葳蕤、女葳二物而并入一条”、“南星、虎掌一物而分二种”、“以兰花而为兰草”、“以卷丹为百合”等等都作了准确的更正。对水银，李时珍指出“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之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并通过他的临床实践和药物研究，对某些药物的功效作了新的概括，如对大风子治麻风、土茯苓治梅毒、延胡索止痛、曼陀罗麻醉、常山截疟、金银花疗痈等，都作了证实和肯定。《本草纲目》不仅对药物学作了详细的记载，同时对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症状、卫生预防等作了不少正确的叙述，而且还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天文、气象等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论述，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本草学范围。该书自1596年刻成第一版刊行后，很快风行全国，17世纪即流传到国外，先后被译成朝、日、拉丁、英、法、德、俄等多种文字，成为不朽的科学巨著，是我国科技史上极其辉煌的硕果，在世界科技史上将永放光辉。
此外，明代还有食疗本草如朱橚的《救荒本草》、卢和的《食物本草》、宁原的《食鉴本草》，地方性本草如兰茂的《滇南本草》，注疏性本草如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等。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其统治自1644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为早中期；自1840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为晚期。清朝前期，统治者采取了招民垦荒、分配明藩王庄田于民，治理黄河等措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经济获得恢复和繁荣，同时资本主义萌芽也缓慢增长。思想文化方面，考据古典文献之风盛行，形成了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治学作风，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尊经复古和故步自封的局面，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有不利影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入，我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之后又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发生，主张利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科学技术，来挽救国家的危亡。
这一时期的中药学在明代取得很大成就的基础上，又有一定的发展。在《本草纲目》的影响下，研究本草之风盛行。一是由于医药学的发展，西方药物知识的传入，对民间药物的进一步发掘整理，进一步补充修订《本草纲目》的不足，如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二是配合临床需要，对药物的主治、功能和临证应用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以符合实用为原则，由博返约，对《本草纲目》进行摘要、精简、整理工作，如汪昂的《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本草从新》等；三是受考据之风影响，从明末至清代，不少学者在《神农本草经》的辑复和注疏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如张璐的《本经逢原》，孙星衍、顾观光等人的辑本。
《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为赵学敏所著，全书共十卷约34万字，首卷列“小序、凡例、总目、正误、目录”，正误项下纠正《本草纲目》错误34条。药物分类，依《纲目》体例，分为18部，把“金石”分为两部，增加“藤”、“花”两部，去掉“人”部（认为“非云济世，实以启奸”）。书中载药正品716种，附品205种（于正品中兼述者），总计921种。是增加新药最多的一部药学专著。该书实为《本草纲目》的补编，补充了太子参、于术、西洋参、冬虫夏草、银柴胡等临床常用中药，马尾连、金钱草、独角莲、万年青、鸦胆子等疗效确切的民间草药；同时还收集了金鸡勒、香草、臭草等十余种外来药。该书尤其重视收录草药，遍及两广、云贵、台湾、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大大丰富了本草学内容。该书不仅拾《纲目》之遗，而且对《本草纲目》已载药物治疗未备、根实未详者，也详加补充。卷首列正误34条，对《本草纲目》中的错误加以订正，在《本草纲目》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本草学，如《本草纲目》将鸭跖草与耳环草误分为二，将长生草与通泉草误合为一，赵氏均据实以匡正。该书引用参考文献，医药书282种，引据的经史百家书343种，其中不少医书、本草已经亡佚，赖以该书保存部分佚文，如赵学楷《本草镜》、王安《采药方》、《李氏草秘》等多种，引证均注明出处，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书收录了200余名被采访者的辨药用药经验以及赵氏自己亲自考查鉴定药物的资料。总之，该书在《本草纲目》的基础上拾遗补阙，创造性地发展了本草学，不愧为清代本草学的代表作。
以《本草纲目》为基础，删繁就简，切合实用的本草著作还有：①刘若金的《本草述》（1666年）全书32卷，依《本草纲目》分类法，集691种常用药，重点介绍药性特点及临床应用，引证各家论述，参以己见，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惜旁采杂收，博而不精。1819年，杨时泰对该书“去繁就简，汰其见者十之四，达其理者十之六七”，编辑成《本草述钩元》32卷，简明扼要，很有参考价值。②汪昂的《本草备要》（1694年），全书八卷，从《本草纲目》选录478种临床常用药，卷首列“药性总义”专篇，总述用药理论和生药制备要则，下分草、木、果、谷菜、金石水土、禽兽、鳞介虫鱼、人共8部论药物。每药先以“十剂”之功效冠于首，以为纲要，之后依次叙述其气味、形色、经络、主治、功用、禁忌等。其间以小字作注，广采各家之论以作诠释，并附图400余幅。该书卷帙不繁，内容精练，其特色确如作者所言“主治之理，务令详明，取用之义，期于确切，言畅意晰，字少义多”，故广为流传。③吴仪洛的《本草从新》（1757年）为补订《本草备要》而作，载药721种，分类与《本草备要》略同。每药除介绍性味、主治、功用外，对辨伪、修治也有论述。其所增340多种药中，燕窝、太子参、西洋参等常用药为该书所首载。对于救荒和养生药品，收载也较多。该书继承了《本草备要》之特色，论述简繁适中，简明扼要，切合临床实用，深受医家喜爱。④《得配本草》（1761年）为严洁（西亭）、施雯（淡宁）、洪炜（缉庵）合纂，全书十卷，附药考1篇（《奇经药考》）。分部析类依《本草纲目》为准绳，载药647种。除论述药物的性味、主治、功效外，着重阐述药物之间相互配伍所产生的作用。畏、恶、反、使系摘引前人本草所载；得、配、佐、和则是精选临床用药经验。该书对药物的炮制和禁忌也作了必要的介绍。⑤黄宫绣的《本草求真》（1769年），十卷，载药520种，上编详述药物形态、性味、功用等，下编阐述脏腑病证主药、六淫病证主药、药物总义等内容。该书论述精要，编排严谨，注重于药物性能、功效和临证应用之阐述，是切合临床实际的本草。此外，王子接的《得宜本草》、黄元御的《玉楸药解》，都是属于这类由博返约的本草。
《神农本草经》大约佚失于中唐以后（8、9世纪），自明末至清代，从历代医药文献中重辑《神农本草经》的工作颇盛，取得了显著成就。现行版本有孙星衍、孙冯翼合辑本（1799年）三卷，载药365种，取材于《证类本草》，并校以《太平御览》等，每药正文之后，增加了《吴普本草》、《名医别录》、《尔雅》、《抱朴子》等文献资料，引证富瞻，考证翔实，是一部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重辑本。顾观光辑复本（1844年）四卷，其书经文依《证类本草》，目录排列依《本草纲目》。顾本只校刊《神农本草经》原文和佚文（多据《太平御览》），其他引证较少，不如孙本完善，但突出了用药原则，是该书特点。再有日本·森立之辑本（1854年），三卷，后附考异一卷。书中药品次序、文字均系采自《新修本草》，并参考了《千金方》、《医心方》及日本《本草和名》等书而辑成，载药357种。因《新修本草》所收《神农本草经》的资料最接近原书内容，故森立之所辑原文也最可靠。同时所附考异一卷，引证广博而严谨，很有学术价值，这是迄今较为完善的辑本。此外，还有明·卢复、清·黄奭等辑本，对学习研究《神农本草经》都有参考价值。
注释发挥《神农本草经》的著作，明末（1625年）缪希雍即写成《神农本草经疏》。全书30卷，载药490味，据经以疏义，缘义以致用，互参以尽其长，简误以防其失，以《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等主要文献为依据，结合临床实际，注释、订正、阐明药性，多有发挥，并附各药主治、配方、禁忌等内容，是部很有影响的本草学著作，故前人有“经疏出而本草云”的赞誉。继《神农本草经疏》之后，清代有邹澍的《本经疏证》（1837年）、《本经续要》（1840年），作者以《神农本草经》为主，以《名医别录》、《唐本草》和《本草图经》为辅，取《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方》、《外台秘要》各书古方，交互参考，逐一疏解。他以经方解释《神农本草经》，用《神农本草经》分析古方，注疏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对研究《神农本草经》和汉、唐经方、古方颇有影响。张璐的《本经逢原》（1695年），四卷，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载药700余种，阐述药物的性味、效用、真伪优劣等。论述中选用诸家治法及本人治验心得，是部侧重实用、宜于临床参考的著作。张志聪的《本草崇原》（1767年），三卷，收本经药物290种，每药先列本经原文，然后注释包括别名、产地、历代医家见解、临床应用等内容，阐述纲要详尽，且多有发挥。此外，《本草经解》、《神农本草经合注》等，都是很有影响的《神农本草经》注疏专著。
我国的药物学自汉代到清朝，各个时代都有它的成就和特点，而且历代相承，日渐丰富。据统计，现存本草书目达400种以上，记录了我国人民在医药方面的创造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本草学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除了涌现出上述代表不同时期药学水平的著作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外，还形成了许多诸如药性理论、炼丹、炮制、食疗、药用植物、地方本草等不同特点的专题本草著作，详见下述。
药性理论方面的本草著作：
宋以前重在四气五味、有毒无毒、辨证用药等方面，且理论较为简略和散在。其中著名的药性专书是唐代甄权所著的《药性论》（文献也有谓之为《药性本草》），该书列述药物正名、性味、君臣佐使、禁忌、功效主治、炮炙制剂及附方等，对君臣佐使及禁忌较为关注，对药物良毒，该书有一些新的认识。该书专于论药性主治，简明详备，又多有发挥，是一部总结前人药性理论的专著，对药性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惜原书已佚，其内容散见于后世本草中。宋金元时期可以说是药性理论发展的中间桥梁，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药性理论发展较大，研究药性理论著名的医籍有《本草衍义》、《医学启源》、《珍珠囊》、《汤液本草》等。《本草衍义》成书于宋代政和六年（1116年），作者寇宗奭。全书20卷，载临床常用药物460种。前3卷为序例，后17卷为药物，作者侧重于药性研究，结合自己的经验，参阅有关文献，对《嘉祐本草》、《本草图经》释义未尽者进一步阐述，对前人记载药性谬误之处进行纠正。书中强调按年龄老少、体质强弱、疾病新久来确定用药剂量。序例强调寒热温凉当属四性不是四气，指出气生于味，味由气化，阴阳互生的气味生成的机理。他还对张仲景医方进行了理论分析，开方论之先河，增寒热二剂补十剂之不足。它除重视药性理论阐述外，对药物辨析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药物产地、形态、采收、鉴别、炮制、制剂、禁忌等内容，对药物鉴别的见解常有独到之处，多能纠正前人之非。李时珍谓该书“参考事实，合其情理，爰引辨证，发明良多”。张元素（公元1151—1234年）在《医学启源》中，以《内经》为理论依据，介绍了脏腑诸病主治的用药心法，发展了脏腑辨证用药理论；根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阐发了气味厚薄寒热升降之说，使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升降浮沉”学说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依据《素问·至真要大论》阐发了五脏苦欲之旨。他的药学专著《珍珠囊》一书虽然只讨论了100种中药，内容却很丰富。他在书中倡导“药物归经”说和“引经报使”说，几乎每味药都有归某经的说法，还认为制方必须用“引经报使”药物才能更好地发挥疗效，使归经学说成为中药药性理论的又一主要内容。该书“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开创了后世以讨论药性为主要内容的本草体例。此外，该书对五味与五脏“苦欲”关系的理论进行了新的论述，既根据五脏的苦欲，安排有针对性的药物；又指出同一药物因五脏苦欲不同，其补泻作用也发生变化。张氏在药性、药理方面的贡献，丰富了药物学知识，李时珍称其“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珍珠囊》一书已佚，后世《本草纲目》等书中保留了一些内容。元代李东垣的《用药法象》又对其加以阐发，“书凡一卷，……祖洁古《珍珠囊》增以用药凡例诸经响导，纲要治法，著为此书”，其内容比《珍珠囊》更为广泛系统。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在《珍珠囊》、《用药法象》等的基础上，收集了张仲景、成无己等各家之说，附以己见，对药性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该书所载之药，皆从名医经验而来，虽为数不多，却条理分明，简而有要，重视常用药研究，利于临床，对金元药物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明代《本草汇言》是倪朱谟于1624年著成。他对《神农本草经》至《本草纲目》40余种本草书进行总结汇集，并作了若干订正补充，“甄罗补订，删繁去冗”。全书20卷，选自《本草纲目》常用药670种，全面阐述药物性能，对明以前30多家本草著作有关药性理论部分予以辨疑、正误和考订，深受医家好评。
炼丹方面的本草著作：
一般认为东汉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是我国最早的炼丹术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制药化学文献，它促进了我国矿物药提炼技术的发展。晋至唐代是炼丹风行的黄金时代。两晋南北朝的代表人物是葛洪（公元261—341年）。他总结了前人的炼丹经验，撰写了完整的炼丹著作《抱朴子》，其中内篇20卷，外篇50卷。内篇专门讨论炼丹，包括金丹、仙药、黄白等内容，炼丹用药有雄黄、雌黄、硫磺、曾青、胆矾、矾石、硝石、云母、磁石、铁、戎盐、卤盐、锡、砷等。书中记载了许多制药化学实验，如丹砂还原成汞，用升华法提炼赤乳结晶等。炼丹术的发展，既扩大矿物药的应用范围，又促进了制药化学的发展。炼丹术由我国传入欧洲，制药化学由炼丹术发展而来，因而可以说我国是制药化学的先驱。唐代《道藏》是我国关于道教著作的一部大丛书，共计1476种书。其中有关炼丹的书差不多全部集中在《道藏》“洞神部”的“众术类”里，共72种书，分订22册。《道藏》中的炼丹书多未注明作者姓名和成书年代。其中较重要的书有：《太清金液神丹经》、《太清石壁记》、《宝藏论》、《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太古土兑经》、《金石薄九数诀》、《铅汞甲庚至宝集成》、《真元妙道要略》、《诸家神品丹法》、《灵砂大丹妙诀》等书。至宋代，炼丹术逐渐向医药方面转移，以求养身却病，因而宋朝及其以后的炼丹书，除量的减少外，质的方面也起了变化。
药物炮制方面的著作：
中国最早的有关中药加工炮制专著是南朝刘宋时代（公元420—479年》雷敩的《雷公炮炙论》。在此之前，虽然《五十二病方》、《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书中都有制药的记载，但都是散在的经验。而该书则系统地介绍了中药炮制操作规范。可惜该书早已亡佚，但在《证类本草》多有记述。据其自序说，全书共上、中、下三卷，记载的炮制方法有蒸、煮、炒、焙、炙、炮、煅、浸、飞等，可见当时炮制技术已相当完善。药物经过炮制可以提高药效，降低毒性，便于贮存、调剂、制剂等。此书对后世中药炮制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书中记载的某些炮制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至唐代《新修本草》、《千金方》中也收载了许多炮制方法，如煨、燔、作糵、煅等，使炮制内容比前一时期更丰富。中药炮制在宋代发展较快，当时许多医药著作都涉及中药炮制问题。如宋政府颁发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不仅保存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名方，并设有专章讨论炮制技术，强调对药物要“依法炮制”、“修制合度”，将炮制列为法定的制药技术，对于保证药品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现代常用的许多炮制方法如水飞、醋淬、纸煨、煅、蒸、炒、炮等均与该书所列之法相似。中药炮制在明代发展较为全面。其中陈嘉谟《本草蒙筌》关于“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骨软坚，用醋注肝而住痛，童便制除劣性而降下，米泔制去燥性而和中……”的记载，影响至今，被视为炮制法规和理论依据。缪希雍的《炮炙大法》（公元1662年）载药439种，每药按出处、采集、良劣鉴别、炮炙材料、操作程序、贮藏方法等内容记述。在首卷指出：“按雷公炮炙有十七，曰炮、曰炙、曰煨、曰炒、曰煅、曰炼、曰制、曰度、曰飞、曰伏、曰镑、曰摋、曰
、曰曝、曰露、曰爁、曰煿是也。”这就是后世所称的雷公炮炙十七法。炮制方法不断完善的同时，炮制技术也不断提高。如《日华子诸家本草》（简称《日华子本草》）制成乌头浸膏剂“射罔膏”；而明末的《白猿经》记载了用新鲜乌头榨汁、日晒、烟熏，使药面上结成冰，冰即是乌头碱的结晶，比起19世纪欧洲人从鸦片中提出吗啡——号称世界第一种生物碱还要早100多年。清代的制药技术进步很快，然而文献记载不多。专论炮制的书籍《修事指南》是张仲岩将历代各家有关炮制记载综合归纳而成。该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各种炮制方法，条分缕析，一目了然。在理论方面，张仲岩对某些炮制辅料的作用亦有一定的研究。
食疗方面的本草著作：
唐代孟诜（公元621—714年）所著《食疗本草》是集唐以前食疗经验，收药241种，编成《补养方》，后经孟诜的学生张鼎增补86条（共277条）而成书的。这是唐代总结饮食疗法的专著，对饮食治疗、食物鉴定、药性甄别都有一定价值。该书仅存敦煌残卷，但主要内容散在于后世本草中。公元934年陈士良将《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本草拾遗》中有关饮食的药物加以整理，并载食医诸方及四时调养脏腑之术，著成《食性本草》十卷，为饮食疗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书早已亡佚，然而其对后世食疗本草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可泯灭的。元代吴瑞于公元1329年编成《日用本草》，共分米、谷、菜、果、禽、兽、鱼、虫八门，载药540多种，着重论述日用饮食物的性味功用。元代中医营养学的代表作是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1330年）。书中对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高营养物的烹调法、营养疗法、食物卫生、食物中毒都有论述，介绍了不少回、蒙民族的食疗方法。书中所记载的饮食疗法中，大量运用了滋补中药，从而促进了食疗本草的发展。书中还首次记载了用蒸馏法的工艺制酒，用此酒浸制药酒，由于酒的浓度高，药物的有效成分浸出较多，比旧时醇酒泡药效果更好。至明代，卢和仿照《日用本草》分类，编辑成《食物本草》，内容扩充了一倍。《日用本草》偏于治疗疾病，《食物本草》偏于饮食调养，接近营养学范畴。而朱橚的《救荒本草》（1406年）为饥馑年代救荒所著，书中将民间可供食用的救荒草木，按实物绘图，标明出产环境、形态特征、性味及食用方法。原书收载138种植物，后经增补，共414种，其中若干野生草药不见于一般本草书中。该书既扩大了食物资源，又丰富了植物学、本草学内容，有一定科学价值。
药用植物方面的著作：
晋代嵇含所撰《南方草木状》、明代李中立的《本草原始》、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等，都是有关药用植物来源、药材鉴别、真伪考订的专书。《南方草木状》一书记载了80种植物，分草、木、果三类，其中绝大多数是中药，主要叙述植物形态，并简述了药物功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药用植物学认识的提高，它对《本草经集注》的成书有一定影响。《本草原始》是李中立公元1612年编著，全书12卷，载药490余种，于本草名实、性味、形态加以考证，绘图逼真，注重生药学的研究。而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成书于1848年，全书38卷，收载植物1714种，其中大部分为药用植物。全书分谷类、蔬类、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类、木类，共12类。每种植物均详记形态、产地、栽培、用途、药用部位、效用治验等内容，并附有插图。该书既注重对所载植物药用价值的研究，更注重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的鉴别考订，凡引述前人著作均注明出处。对前人著作既有补充和匡谬，又有个人独特创见，为研究药用植物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同时该书也是清代学术价值很高的一部植物学专著。因此该书出版后得到国内外好评，对我国和世界药物学、植物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地方本草方面的著作：
现存最早的地方本草是南宋王介的《履巉岩本草》。该书附有杭州山地植物药的彩色图谱，也是我国最早带彩图的本草专著。明代兰茂（公元1397—1476年）编著的《滇南本草》，载药488种，搜集了不少单方验方，是一部专门记载云南地区药物知识的地方本草。此外唐代李珣所著《海药本草》一书，共六卷，载药120种，是李珣把当时从国外输入的新药编辑而成。是书对外来药的性味、主治、相恶、相须、配伍用药多有发明创见，对完善本草学的内容作出了贡献。
总之，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药学文献资料逐步积累、相当丰富，内容相当广泛，记录了我国人民在医药方面的创造和高度成就，包含着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政政体。此后，中国人民又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制度的剧烈变化，必然导致经济、思想、科学文化等的重大变化。经济、思想与科学文化的变化又必然对医药学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之国内政治腐败和战争连年不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已处于总崩溃的边缘，广大城乡人民都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中。思想文化方面，新文化运动向代表封建文化的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并进一步发展成更具战斗性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精神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这一切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改良中医药”、“中医药科学化”、“创立新中医”等口号风行一时，形成民国时期中医药学发展的一大特色。这一时期我国医学发展的总特点是中西医药并存。但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对中医药采取的多是不支持和歧视的政策，并多次提出废止中医，给中医药工作者带来了巨大压力，严重地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志士仁人的努力下，中医药学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依然继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民国时期的中药专书有260多种，不仅年均书数超过以往任何朝代，而且在内容分类上也更加丰富多彩。呈现了注重实用，注重临床与西医药理论汇通的新趋势。赵贤齐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著成《中国实用药物学》，只载常用药200余味，“皆平日实验确有功效者”，且“不专为医者设，乡僻小区，人手一编，以备缓急。可为卫生之助”，故深受欢迎。蒋玉柏的《中国药物学集成》（1925年），分总论与各论两部分。总论叙述药物功用、用药大法、配伍、服法、贮存等。各论则以药效分类，载药400余种，每药下记述别名、气味、形状、功用、制法、有毒、无毒、禁忌、用量等众多内容，是这一时期以功效分类法编写的较好的综合性本草著作。郭望的《汉药新觉》（1937）仿照西医药物体裁，参合生药学、药理学、药治学等有关内容，博采众长，中西并蓄，并十分注意与临床经验相结合，分类详明，论述精当，是一部较好的中西汇通型药物学著作。温敬修的《最新实验药物学》载药400余种，结合现代药物学研究将药物分类。每药之下又列有药名、异名、科别、产地、成分、性味、效用、单方、处方、用量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药物研究的趋向。
中药辞书的产生和发展是民国时期中药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成就，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当推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1935），全书约200万字，收录词目4300条，既广罗古籍，又博采新说，且附有标本图册，受到药界之推崇。虽有不少错讹，仍不失为近代第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药学丛书。
这一时期，随着中医或中医药院校的出现，涌现了一批适应教学和临床适用需要的中药学讲义。如浙江兰溪中医学校张山雷编撰的《本草正义》。该书分类承唐宋旧例，对药物功效则根据作者实际观察到的情况及临证用药的具体疗效加以阐述，且对有关中药鉴别、炮制、煎煮方法等亦加以论述，目的在于让学生既会用药，又会识药、制药，掌握更多的中药学知识。属于这类教材的还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秦伯未的《药物学》、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何廉臣的《实验药物学》、天津国医函授学校张锡纯的《药物讲义》等，对各药功用、主治的论述大为充实。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药学知识和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等近代科学技术在我国的迅速传播和发展，初步建立了以中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药用动物学、药用植物学、生药学、中药鉴定学、中药药理学等新的学科。在当时条件下，其成果集中在中药的生药、药理、化学分析、有效成分提取及临床验证等方面，对本草学发展所作的贡献应当充分肯定。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许多先进技术被引进到医药学中，大大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扬，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使中医药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本草学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从1954年起，各地出版部门根据卫生部的安排和建议，积极进行历代中医药书籍的整理刊行。在本草方面，陆续影印、重刊或校点评注了《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残卷）、《证类本草》、《滇南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等数十种重要的古代本草专著。60年代以来，对亡佚本草的辑复也取得突出成绩，其中有些已正式出版发行，对本草学的研究、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当前涌现的中药新著，数量繁多且种类齐全，从各个角度将本草学提高到崭新的水平。当下，中医理论被大多数民众所认可，随之各种中药养生保健书籍层出不穷，但是合理正确运用中药，需要在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指导下，否则管中窥豹将误人匪浅。当前书籍中最能反映当代本草学术成就的，有各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大辞典》、《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原色中国本草图鉴》、《中华本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了中药在当代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地位，也为中药材及中药制剂质量的提高、标准的确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中药大辞典》（1977年）由江苏新医学院编写，分上、下册及附编三部分，共收载中药5767种，包括植物药4773种，动物药740种，矿物药82种，传统做单味使用的加工制成品172种，如升药、神曲等。主要原植（动）物药材均附以墨线图。全书内容丰富，资料齐全、系统，引文直接标注最早出处，或始载文献，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药最全面的巨型工具书之一。《中药志》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编写，1959年出版。其特点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和手段，对中草药质量的真伪优劣进行鉴别和比较，以保证用药的准确性。另一特点是增加了本草考证等方面的内容。由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会同全国九省二市及北京的有关单位的代表组成编写组，负责编写整理及绘图工作，于1975年9月和1986年7月两次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分文字与图谱两部分。文字部分有上、下两册，正文收载中草药2202种，附录1723种，连同附注中记载的中草药，总数在4000种以上，并附墨线图近3000幅。为配合正文而编绘的《全国中草药汇编彩色图谱》选收中草药彩图1156幅。该书是在大量征集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整理了全国中草药关于认、采、种、养、制、用等方面的经验与有关的国内外科研技术资料，内容正确可靠、重点突出、便于应用，其实质相当于一部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实用本草”，是对新中国成立20多年来中药研究和应用的一次大总结。《中华本草》涵盖了当今中药学的几乎全部内容，它总结了我国两千多年来的中药学成就，资料收罗宏丰，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以往的本草文献，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中药学科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本草巨著。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先后三次组织各方面人员进行了全国性的药源普查。通过普查，基本上摸清了天然药物的种类、产区分布、生态环境、野生资源、蕴藏量、收购量和社会需要量等。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全国性的中药志及一大批药用植物志、药用动物志及地区性的中药志，使目前的中药总数达到12 000余种。普查中发现的国产沉香、马钱子、安息香、阿魏、萝芙木等，已经开发利用，并能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国内需求，而不再完全依赖进口。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及中药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中药的现代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瞩目成就，中药鉴定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等分支学科都取得了很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药鉴定工作广泛地开展，特别是在本草考证、基原鉴定、性状及经验鉴定、显微鉴定、理化鉴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做了大量化学研究工作，发现了不少抗癌药物、防治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抗寄生虫病药物、抗菌抗病毒药物、防治肝炎的药物，还对常用传统中药进行较系统的化学研究，有的还以酶或受体等生物学指标筛选化学成分，获得较好的成绩；中药药理学研究成绩也很显著，在系统药理学（如心血管药药理、抗癌药药理、免疫药药理等）、证候药理学（如清热解毒药、活血化瘀药、补益药等）、中药有效成分的代谢及药代动力学等方面均取得较好的进展；中药炮制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结合中医临床用药理论和经验，对古今炮制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应用化学分析、仪器分析及药理学、免疫学等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探索炮制原理，寻找制定合理的炮制方法，改进炮制工艺，制定饮片质量标准等方面；中药制剂的研究在工艺、剂型、药理、药效、毒理、质量控制、临床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使得中药的有效成分越来越明确，中药的疗效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然而大量中药的出口，使我国中药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探索出一条中药科学发展道路迫在眉睫。 ［1］ 我国现阶段中药行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基础薄弱、资源再利用率低、创新能力薄弱、缺乏行业标准，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只有借鉴先进技术，立足国际，才能使我们的中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
当代中药教育事业的振兴，结束了中医药没有正规大学的历史，使中医中药由家传师授的培养方式转入了国家高等教育的轨道，造就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专业人才。1956年起，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南京等地相继建立了中医学院，使中医教育纳入了现代正规高等教育行列。1958年河南中医学院首先创办了中药专业。之后，成都、北京、南京、湖南、云南等中医学院也相继增设了中药专业。自1978年恢复培养研究生制度后，全国不少高等院校及药学科研机构开始招收中药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研究生。我国的中药教育形成了从中专、大专、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多层次培养的完整体系。为了适应中药教育的需要，各种中药教材也多次编写修订，质量不断提高。
我国医药学源远流长，内容浩博。我们在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动员多学科的力量，使丰富多彩的本草学取得更大的成就，更广泛和不断地对世界人民的医疗保健作出新的贡献。
［1］杨浩.中药资源的科学发展探讨［J］.中国中医药资讯，2010，2（9）: 237.
［2］陈吉炎，杨光义，于萍，等.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遵从中药资源的自然属性［J］.时珍国医国药，2009，20（9）: 2281-2282.
（胡素敏 高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