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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医学与文学、哲学、史学有密切关系。因此，古人说：“不大儒者不大医。”这个“儒”就是指哲学、史学、文学等古代文化而言。试看历史上的大名医，哪—个不是有学问的人。如汉代张仲景写《伤寒论》；唐代孙思邈写《千金方》；王焘写《外台秘要》；明代李时珍写《本草纲目》；清代陈念祖写《陈修园医书》；吴谦等编撰《医宗金鉴》等，都是大套的著作，既是医学名著，又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这种例子，多不胜举。所以，古代的医学、文学同源，文学修养是一个医生修养必要的一部分。
文人学医，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而中途学医的人，往往有很高的成就。这是因为他们有较深的学问，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如：晋代皇甫谧四十二岁因病学医，著有《黄帝针灸甲乙经》，为我国第一部针灸专著，一直流传至今。南北朝陶弘景四十二岁学习医药，编有《神农本草经集注》。朱震亨三十岁才开始读《素问》，四十四岁拜罗知悌为师，专攻医学，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著有《丹溪心法》等书。清代沈金鳌四十岁之后致力于医学，写了一部《沈氏尊生书》，共七十二卷。何书田三十三岁弃儒学医，一举成名，为江浙大医。他医文并茂，以文会友，和大政治家林则徐交往，林称赞他：“岂徒方技足千古，盛业应归文苑中。”他著有《救迷良方》。江苏武进恽铁樵早期从事文学，四十岁左右开始苦读中医，兼学西医，刻苦自励，孜孜以求，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求医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他还热心教育，办过函授，著述有《论医集》《伤寒论辑义按》等26种之多。清末最后一科进士曹颖甫三十八岁辍仕为医，在上海行道，名噪一时，编著有《经方实验录》等。以上医家事例说明，医学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的文化，文化底蕴越足，医学上的成就也就越大。
另外有些不是专业医生的文人，也能编写医书。如唐代大诗人刘禹锡，非常重视民间防治疾病的经验，编有《传信方》。宋代沈括，官至翰林学士，通天文、历法、物理、数学、地质等。他是科学家，又兼晓医药，著有《良方》。后人把大文学家苏轼写的医药杂论《学士方》和《良方》合编为《苏沈良方》。明代王肯堂，江苏金坛人，曾任翰林院检讨等职，后还乡研究医学，用十余年时间编写成《证治准绳》。清代陈梦雷辑《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五百二十卷。还有近代人陈璧琉，杭州人，原是《东南日报》的总编辑，解放初期成为双盲人，由他儿子念医书给他听，他用耳听手写的方式和郑卓人合编了《灵枢经白话解》及《针灸歌赋选解》等医书。
以上都是博览经史、通晓百家的大文人，他们都写成了医学著作，为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俗话说：“秀才学医生，只要一油灯。”由此看来，“文是基础医是楼”，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现在有些人只知学医而不重视文学，虽然长期努力，往往领会不深，成就不大，甚至闹出许多笑话。如有一位医生把“麻黄不宜轻用”误认为是“麻黄要重用”。至于念错字、写错字的更是比比皆是。由于文化程度不高，词汇贫乏，书写病案时，往往词不达意，文理不通，即使有点经验也不会总结，执医多年写不出一篇文章来，有的甚至因文字不通闹出差错事故。
“医古文”就是从古代医学著作中选辑出来的医学文章，文字精练，言简意赅。许多医论、医案、医话、医书的序文、医家传记等，都是很好的“医古文”，但语法有别，文字深奥，如果不专门学习，文学素养又不深，就不易看懂。有些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知难而退，甚至产生厌恶情绪。
经验证明，学医必须有高深的文化基础。特别是学习祖国医学，更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才能直接阅读古典医籍，才能领会其真谛。因此，古文是学习中医的良好工具，古文是打开祖国医学宝库的金钥匙。“磨刀不误砍柴工”，要学好中医，首先要学好古文，这是有成就者的普遍的成熟经验，决不允许忽视。我们学习古文，主要是为了学习中医药学，阅读古典医籍，从中吸取精华。所以，迅速提高词义理解能力和阅读能力为首要任务。那么如何学好医古文呢？我们认为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