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庆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院长
我是在1978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系,并攻读妇产科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是围产医学,后来留校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一些妇幼卫生项目,包括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加强基层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项目,即300个贫困县项目。主要从事基层妇幼保健人员的培训和孕产妇死亡等项目的调查研究,并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项目的西南大区专家组的成员。在项目过程中,获得联合国奖学金到美国杜兰大学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回国后,作为系副主任参与了华西医科大学妇幼卫生系的建设,培养了大量妇幼卫生专业人才。2003年我从华西医科附属第二医院的业务副院长岗位,调至四川省妇幼保健院任院长,支持四川省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全系统的共同努力下,全省的孕产妇死亡率从2001年的66/10万,下降到2016年的20/10万;婴儿死亡率从25/1 000下降到6/1 000。全省的妇幼卫生人员的水平明显提高,特别是在经历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后,妇幼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妇女儿童的健康状况显著提高。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处,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国土面积42.58万平方公里,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在甘肃境内绵延1 600公里。甘肃辖12个地级市、2个自治州,总人口2 700多万,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包含55个民族,其中裕固、保安、东乡族是甘肃的独有民族。
甘肃贫困地区分布面广,在全省86个县(区)中有53个县是国列和省列贫困县,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相关报道显示,2013年甘肃省贫困发生率高达33.2%,同时,妇幼年报也显示,10年间,甘肃省孕产妇死亡率已从2007年的62.63/万降至2017年的14.45/万。在这样一个西部欠发达省份,妇女儿童的健康如何得以保障?从62.63/万降到14.45/万是如何实现的?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踏上了黄土高原,走进了甘肃,走进了贫困现象较为突出的临夏回族自治州。短短几天时间,我们走访了甘肃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深入东乡县河滩镇王户村和果园石山村分别采访了一组汉族和东乡族的家庭,向他们了解家庭生育情况和妇女儿童保健状况。
仇杰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院长
“每年200多例孕产妇死亡,5 000余例新生儿夭折,出生数千例先天缺陷患儿;部分县、乡、村妇幼保健三级网络‘网破人散’,人员、设备短缺,服务能力低下……”。2001年,我接任甘肃省妇幼保健院院长时,甘肃妇幼保健工作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医院的生存发展同样面临着巨大挑战。上任伊始,首先做的一件功课就是学习,要从根本上搞清楚妇幼保健是干什么的,愿景和奋斗目标是什么。甘肃孕产妇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是困扰甘肃人口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要缩小一个落后民族与发达民族的差异,缩小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就是去缩小两个民族或两个地区之间平均人口素质的差距。妇幼保健院不仅要承担全省妇女儿童的保健医疗工作,更重要的是从妇幼保健的专业角度,肩负起提高全省人口质量,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重任。
如何在欠发达地区走好医院的生存发展之路,那就是必须先把人心凝聚起来,把医院的“魂”找回来,快速形成战斗力。
随后,医院不惜重金,本着“见识比知识更重要”的理念,每年选派大量人员走出省门、国门,进修学习,把新的知识理念、专业技术带回来,为甘肃这一欠发达省份培养、留住了一批专家和骨干。逐步建立健全了以儿童健康、妇女健康、围产医学、孕产妇及儿童区域急救、男性健康监测与促进及家庭健康与社区卫生服务指导为主的妇幼保健网络及业务服务体系。相继组建了甘肃省新生儿重症救护中心、甘肃省孕产妇重症救护中心、甘肃省产前诊断中心、甘肃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研究所、围产医学中心等学科;这些新机构的建立,新技术、新项目的引入,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范围,完善了妇幼保健服务链。
新医改实施以来,医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管理的核心就是要培养员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体现医院的公益性。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没有触动心灵的感悟,仅仅靠制度约束远远不够。为此,从2008年开始,我们给年轻医生定了一项新任务,到甘肃最困难的乡村去了解民情,感受群众疾苦。走访过程中,需要了解3个基本问题,一是你中午吃饭的老百姓家里这几年有人看过病吗?二是花了多少钱?三是这些钱是怎么筹措的?第一次的走访是甘肃省古浪县横梁乡,短短一天时间,一群“80后”的年轻人走了30多公里山路,走访了当地的农户。走出大山时,几乎所有人脚上都磨出了血泡。他们当中不少人是第一次走进农民家里,第一次开口在农民家里讨饭吃,当他们得知手里开的一张处方就是农民一年的收入、一个人住院的花费竟然是全家6年的积蓄时,他们真切感到了沉重与压力,这样的触动比任何说教都管用。这不仅是一次磨炼意志的社会调查,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震动和感悟。近年来,经常组织医院专家、学者,利用双休日奔赴甘肃贫困乡村,为基层百姓义诊,帮扶带教基层妇幼保健机构。万名医师支农、医疗卫生援藏、精准扶贫等国家及省里的惠民政策,医院更是积极响应,全力贯彻。在不断走进基层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中,医院的医护人员越来越接地气。医生开处方时变得“小气”谨慎了,护士跟病人说话时更加耐心温和了。医院总收入中药品收入占比逐年下降,连续多年保持在20%左右,是全省省级医院中最低的。
播下一种理念,收获一种行为。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令我们倡导的“积极进取、团结互助、开拓创新、无私奉献和在艰苦奋斗中追求卓越”的精神深入人心,“博爱、至诚、创新、卓越”的院训,成为全院职工的行为准则。
十多年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省妇幼走出困境,在西部落后地区建成了国内一流的妇幼保健院。医院门诊量从2007年的31.07万上升至2017年的154.45万,出院人数由14 954人次增加至75 967人次,平均住院日由7.8天减少至5.5天。与此同时,次均门诊费用、人均住院费用和药占比等均保持在省属9家医疗机构较低水平,显著降低了群众的就医负担。全国妇幼保健机构运营监测中,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已进入省级前十位。
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医院以“管脚下,更要管天下”的使命与担当,引领甘肃全省妇幼保健机构明确定位,构建全省妇幼保健协作网络、搭建远程网络服务平台、派专家下基层帮扶、构筑出生缺陷防控体系、免费培训“陇原月嫂”……,全方位帮助基层提升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如今,甘肃省县级以上妇幼保健机构基本可以开展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婚前保健及咨询、基层指导等相关业务,三分之二以上的妇幼保健机构能够开展住院分娩、妇科疾病常规手术、高危孕产妇抢救、儿童眼保健、口腔保健、儿童早期发展等相关业务,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同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立了西部妇幼保健体系最大的孕产妇重症救护中心、新生儿急救中心和儿童急救中心,建设了覆盖甘肃全省的妇幼远程服务支持系统。截至目前,共有289家医院加入网络,其中综合医院146家、妇幼保健机构90家、乡镇卫生院53家。截至2017年11月,开展远程危重症抢救指导、疑难病例会诊等884例,远程手术指导1例。开展远程培训290期,共有795家不同层次保健医疗机构的16 716人次参加了培训。如今,孕产妇和新生儿重症救护,远程急救、会诊、培训等一系列服务基层的举措,把甘肃省妇幼人的情怀和责任点滴渗透进了基层医疗保健机构。从2008年开始,甘肃省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及孕产妇死亡率、出生缺陷总发生率逐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马秀芬
回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历任康乐县妇幼保健站站长、临夏州妇幼保健院院长。
高中毕业后,我进入临夏州卫生学校妇幼医师班学习,从此,就与妇幼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一干就是30多年。
1984年,从学校毕业后进入虎关乡卫生院任妇幼专干。少数民族地区妇幼保健工作底子薄、难度大。妇幼专干的工作纷杂烦琐,既要掌握全乡妇幼保健的基本卡册,又要宣传妇幼保健的知识,还要落实每位孕妇的保健措施,更重要的是高危孕妇的监测等等。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保健意识还很差,住院分娩率很低,甚至新法接生都没有普及,所以,新法接生培训是那时工作的重点。参加培训的都是30岁以上有分娩经历的女性,文化程度要求汉族初中以上,少数民族小学文化以上。经过两轮严格的培训、考核合格后发放产包,这样坚持了1年多,为每个村培养了一名村级接生员。次年全县的新法接生率、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有了明显的下降。
1988年来到康乐县妇幼保健站,从事管理工作。当时妇幼保健站和防疫站、疾病办、爱卫办、结核病防治中心等合并办公,叫“防保中心”,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地点。1989年成立了“康乐县妇幼保健站”,独立开展妇幼保健工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妇女儿童健康问题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支持,我们通过政府引导、财政补贴、社会支持、卫生实施等措施,使“加强基层妇幼卫生服务能力建设项目”“降消项目”“叶酸补服项目”“两癌筛查项目”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和基本公共卫生妇幼项目落地生根,全州妇幼保健机构的规模、人员、业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妇女儿童健康状况和健康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
30多年的妇幼工作生涯,让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幼专干成长一名妇幼管理者,也亲历、见证了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
黄德珍
东乡族,东乡县人,现任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1987年从兰州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在东乡县人民医院开始了自己的从医生涯。2009年,我由东乡县人民医院院长,转任为东乡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初来东乡县妇幼保健院之时,保健院没有电脑,没有医疗器械,只有一个听诊器,建筑面积仅为1 000m 2 。而妇幼保健工作除了要做好就诊者的诊疗工作以外,还有大量的健康体检、疾病筛查、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等内容,与原来做内科医生、全科医生相比,操心多了,压力也更大了。
更为严峻的是,保健院人才匮乏,危重孕产妇及新生儿的抢救能力严重不足,每次遇到危重症,必须依靠仅有的两辆救护车,转到23公里以外的临夏州妇幼保健院。而东乡县作为东乡族少数民族自治县,有其独特的民族传统。过去的东乡族将女性生育视为污秽之事,女性怀孕期间,到医院做检查会觉得不好意思,甚至会被周围人认为是不道德。一些女性分娩时只在屋子里倒上一堆土,生在土上,或生在毛坑、牲口圈中。产后妇女也不能得到很好地休息,两三天后即下地干活,产妇患病的很多,孕产妇死亡率及新生儿死亡率也远高于全国乃至甘肃省的平均水平。看着东乡的母亲和孩子连最基本的分娩安全都无法保障,生存生活质量更是堪忧,我作为县保健院的院长,深感肩头的责任重大。
要做好少数民族地区妇幼保健工作,还得从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抓起。上任后,我在妇幼保健院内部开展了多项管理革新,加大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同时加强人民群众的健康教育,扭转对女性生育的传统观念。上级部门也不断加大对东乡县妇幼事业的扶持力度,2011年,保健院获得滑坡灾后重建资金、省卫生计生委划拨资金210万元,加上单位筹资,目前医院建筑面积已达到2 230m 2 ,在职职工53名,拥有了彩超、DRX光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医疗设备,开展了艾滋病、梅毒、乙肝初筛等业务,这些在刚来保健院之初都是遥不可及的。
更可喜的是,随着健康教育工作的不断深入,人民意识也在逐渐转变,东乡族群众在医院产检和分娩是很自然的事,已是母婴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东乡县每个产妇国家住院补助经费450元,县新农合补助700元,在县妇幼保健院自然分娩的总金额达到1 180元,这其中还包括了顺产及新生儿疾病筛查的费用。意识的转变及费用的保障,使得东乡族女性来院产检及住院分娩人次明显提高,2017年,县妇幼保健院共分娩新生儿2 141人,日分娩量最高的一天达到17人。近年来,全县每年平均出生6 000多个新生儿,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在东乡县妇幼保健院分娩的。东乡县孕产妇死亡率及新生儿死亡率已接近甘肃省平均水平。
为了进一步做好所辖乡镇的妇幼保健工作,我们在全县24个乡镇卫生院及其分院配备了29个妇幼专干。
任东乡县妇幼保健院院长9年来所取得的进步与成绩,让我更加坚信,少数民族地区妇幼保健事业发展必将越来越好,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及生存生活质量也将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