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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疆域辽阔，是一个以华夏文明为源泉、中华文化为基础，并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数超过13.8亿人。
古代中国，传统医学中就有妇科、产科、儿科等，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所著《千金要方》中将妇人胎产列于卷首，精辟地论述了妊娠、临产、产难、月经及产后护理等内容，而早至战国时代的《山海经》《烈女传》《左传》等著作中也记录了胎教、难产、育儿等与妇女儿童健康相关的问题。由于古代对一些医学现象不明确，医学知识的缺乏，使得一些地区尚遗留一些不够卫生、不够科学的分娩习俗或者养育习惯，这些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步得到改善。
尝鼎一脔，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知全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作为中国妇幼保健工作的业务指导单位，也是本书的编辑撰写单位，组织了记者对相关专家、学者、妇幼保健服务提供者和妇幼保健服务对象进行了访谈，访谈者所处的时代和具体工作不同，看妇幼卫生的视角、对妇幼卫生工作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在展示中国妇幼卫生各项工作和具体状况前，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和思想，去感受中国妇幼卫生的发展。
David Hipgrave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原处长
David Hipgrave是一位澳大利亚儿科医生和全球儿童健康专家，在非洲、南亚和东亚工作了20多年，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David于2004年在印度尼西亚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并于2007年来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公室。在中国，David领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70多个县为儿童公共卫生提供广泛的支持，并与中国政府密切合作，推动卫生体制改革，改善妇幼保健和儿童营养状况。David现在常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纽约总部，领导着一个专注于加强卫生系统的全球团队。他还在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现场卫生项目的负责人。David是墨尔本大学人口健康学院的副教授，发表了50多篇关于各种儿童健康、营养和卫生体系问题的论文。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大量人口脱离贫困，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人民健康水平的提升。中国社区公共卫生行动中，最为世界所熟知，也是最具影响的行动是20世纪60—70年代开展的所谓的“赤脚医生”工作。此后，在20世纪80—90年代间，由于职能下放、监管弱化、市场冲击及地方政府对公共卫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中国公共卫生工作发展速度开始缓慢。尽管如此，在千年发展目标时期，中国在减少孕产妇和儿童死亡方面取得的成绩仍是举世瞩目的，尤其是在新生儿死亡率下降速率上，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速率基本保持平行下降。
中国在妇幼卫生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在探索公共卫生特色性道路上的强烈意愿。例如，全球对于破伤风的防控建议各国实施孕产妇计划免疫的策略，但中国未予以采纳，而是采取推广住院分娩的策略。它通过整合公共资源，为农村和城市广大人群提供补助和其他需方激励措施，以确保住院分娩和儿童疾病机构治疗的覆盖。中国还非常重视供方的激励措施，以保证边远贫困人口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对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等可预防疾病的免疫接种）的普遍可及，并注重服务质量以及开展综合妇幼保健服务（涵盖新生儿保健服务）。中国还持续鼓励地方政府制订地方卫生筹资和支付机制，以减少重大疾病费用风险，并加强改善地方社区卫生门诊保健服务。中国还推行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全国孕产妇死亡评审项目，对妇幼保健机构开展评审，以及全国孕产妇死亡和危重症的准确报告和监测。
基于这些努力，中国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持续降低。实际上，中国代表了全世界20%的人口，在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结束时就已经实现了在新生儿、5岁以下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等方面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虽然目前中国微量营养素的缺乏仍然普遍存在，尤其在农村两岁以下儿童中，但儿童低体重发生大量减少；除了极贫困的农村地区以外，生长迟缓目前在儿童群体中的发生率已非常低。
中国广大地区仍存在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与上一代相比，中国很多大城市的儿童正在享受世界上最好的公共卫生服务。但是，尽管针对最弱势人群中国也开展了引人注目的国家项目，不公平的情况依然存在，尤其对贫困儿童造成很大影响。在中国，即便是1%的发生率，也代表着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下一个十年将为那些未能从既往项目中平等获益的儿童群体健康改善提供一个机遇。除此以外，关注的新领域还应包括确保对儿童发育迟缓或残疾筛查的可及，以及早期干预的可及；确保新的农村-城市流动家庭可以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确保患病新生儿和流动人口能够被健康保险自动覆盖；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病毒的母婴传播；减少迅速进展的环境和空气污染（包括吸烟）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减少意外事故导致的残疾（通过预防和康复）以及成年慢性疾病在儿童期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