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现了急速推进:1978年时城市化率为17.92%,到2016年时已达57.35%,其中,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城市化率均超过80%,达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在此阶段,中国的城市问题正显得日趋错综复杂:一方面,一线城市的“大城市病”急剧凸显,包括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困难、环境恶化等;另一方面,许多传统工业和资源型城市又面临资源枯竭、产业单一、人口流失、经济衰败、生态破坏等深重的“发展危机”。有研究者指出,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过去四十年中“增长主义”式的城市化范式,即通过物质空间的大扩张和对资源的过度攫取,来达到城市资本的快速增值与积累;在此过程中,有关社会空间建构与生态系统保护的需求则被压缩或忽略。但近年来,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层面,化解前述城市问题并促进城市化转型正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目标: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城市建设要由“以土地和经济为导向”的外延式增量扩张转向“以人和生态为本”的内涵式存量更新,倡导实施“精明增长”“城市修补”“生态修复”等 。这是一次基于新时期城市发展新需求,同步寻求“解决城市现存问题、促进城市经济转型、修补社会与生态空间”等多重目标的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的战略尝试 [1] 。而“城市设计”的作用在其间被多次强调,被认为是有助于实现这一战略的重要技术手段和政策工具 。可以看到,这种重大的城市战略变化呼应了西方国家在后城市化阶段的转型历程。以英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同样面临严峻的城市发展不平衡及复杂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作为一种顶层对策,英国实施了“城市复兴”战略(Urban Renaissance),并大力倡导城市设计在其中的价值与作为。结果就是,近三十年来,英国一些大城市中心区(尤其是英格兰地区)的物质形态、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城市设计被广泛内嵌于多个层面的城市政策框架之中,与城市发展的联系日趋紧密。然而,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城市建设图景:在随后的近十年时间中,英国进入所谓的“后衰退时期”(post-recession age),其城市复兴面临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在首都伦敦则涌现出大量与城市设计相关的开发行为。可以认为,英国的经验具有研究的样本价值,对其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城市复兴背景下的城市设计进行概要式回顾,将对中国现阶段的城市转型具有较好的镜鉴意义,也有助于加深对城市设计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和政策工具的内涵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