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5—2009年，笔者在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School of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Cardiff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院的整体研究能力在英国首屈一指，连续多年在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评比中占据第一。关于城市复兴的议题，是学院很多学者钻研的对象。笔者的博士导师约翰·庞特（John Punter），在城市设计领域的造诣很深。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笔者对城市设计与城市复兴的关联产生了较大兴趣，系统地阅读了该领域内的英文文献，并利用求学之便，游览了许多英国城市设计与城市复兴的典型城市：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布里斯托、爱丁堡……其中最熟悉的，除了卡迪夫之外，就是伦敦——前后去探寻、考察当地的城市场所十几次。在此过程中，笔者搜集了很多有意思的资料，做了一些文字记录。在2007年，基于当时的研究认知，笔者写了一篇文章《城市设计在城市复兴中的实践策略》，发表于中文期刊《国际城市规划》。

笔者毕业回国后，陆续参与、主持了许多城市设计实践及研究项目。在近几年时间里，笔者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中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范式在快速地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更新转换；而如何运用城市设计的策略与方法，来有效促进城市更新乃至复兴，正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表现在实践层面，是越来越多更新类型的城市设计项目的涌现；在研究层面，则是大量剖析先进与发达国家复兴历史的参照性研究和基于本土更新实践的建构性研究并重。笔者延续着对英国的观察，又写成一些论文，尝试对英国城市设计与城市复兴的历史脉络及总体框架进行分析，陆续发表在《建筑师》《城市规划学刊》《规划师》等期刊上。2016年夏季，笔者短暂访问英国，在重游故地及拜访师友之外，更有意识地参观了一些新涌现的城市复兴的热点区域，如本书中述及的利物浦滨水区及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由此对城市设计与城市复兴的互动影响有了更新的认识。此后，笔者产生了一个想法：何不对英国城市设计与城市复兴的典型案例进行系统性的总结与阐述，形成一些对当前中国城市更新工作有价值的借鉴？

2016年11月，笔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中，遇到《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的孙志涛主任。她谈到正在策划公众号专栏，希望笔者能提供一个关于英国主题的系列，这正好与笔者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接下来的工作就顺理成章：笔者与周怡薇、于丹阳合作，在《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张祎娴博士的支持和配合下，以大约一个月一篇的速度，在公众号上完成了共计九篇的连载，这便是本书第2—10章的雏形。文章连载后，在业界内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每篇的网络阅读量都较为可观，并被一些自媒体转载，一些机构还邀请笔者进行该主题的学术宣讲。这些都是笔者在写作之前未能预料到的。笔者因此感到欣慰：一方面，有机会对多年的英国城市研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另一方面，为国内当前的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一些经验与参照。

但是，当文章全部连载完成之后，笔者也发现有一些不足：由于自媒体文章篇幅的限制（每篇3 000~4000字），许多内容难以进行更详细的阐述，一些观点难以得到更透彻的分析。于是，笔者萌发了重新修改并结集出版的想法。在征得《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同意之后，笔者团队对每篇文章进行了大幅度的润色、扩展与优化，使其更适合学术普及阅读；同时，又承蒙《建筑师》编辑部许可，将笔者另一篇发表于该刊的总论性文章修改后一体纳入（本书第1章），从而形成了本书。

本书的主题聚焦于城市设计与城市复兴。关于城市设计（Urban Design），学界较多地将其视为一种以塑造城市三维形态和公共空间体系为核心的技术或者政策工具；而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则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城市面貌全面提升的过程。相对于较为负面的城市改造（Urban Renewal）和较为狭义的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城市复兴的价值导向更为正面，内涵更加丰富。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城市化之后，中国城市在生态、形态、社会等许多方面所积累的问题，已不仅是进行简单的改造或者更新所能解决的，而且更需要一种系统的重构及全面的复兴。当然，城市设计只是复兴大战略下的一个抓手，但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随着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城市设计或许将超越长期以来从属于规划的“二级”定位，逐渐成为与后者等量齐观的、更加独立的学科及实践门类（在英国，城市设计与规划的分野就已经十分明显）。

本书的实践色彩较强，同时也揭示了许多在英国的城市设计实践与城市复兴进程中常见的理论辨析和社会矛盾。本书希望借由对英国城市设计与城市复兴典型实例的分析，提炼出具有足够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原则乃至一些规律，以供中国城市参考。

本书的写作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过程，笔者借此重温了在英国读书时的美好时光，并不时怀念在英国时结识的朋友们。笔者和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保持着联系，并且大家都仍然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内持续地努力和进步。最后，笔者衷心地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张婷、杨敬等几位编辑，她们在编审与校核中体现出的尽职尽责，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震
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