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北塔：圣保罗大教堂

3.1.1 历史概述：由穹顶统率的天际线

现今的圣保罗大教堂由克里斯托弗·雷恩在伦敦1666年大火后重新设计建造，其横轴长69.3米，纵轴长156.9米，最高点距地面111米，是世界第二大圆顶教堂。中世纪时人们对宗教与皇权的崇拜催生了这座宏伟的教堂建筑，但今日的圣保罗大教堂增添了更多的市民色彩：它的广场及其周边街道经常成为重要节事活动的举办地，如丘吉尔的葬礼、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世纪婚礼等；它也是伦敦城内吸引游客最多的旅游景点，每年到此参观人数可达157万 ；它在建筑、装饰、绘画等方面的研究价值也为各界所公认（图3.2）。

圣保罗大教堂在重建后的三百余年内一直是伦敦最高的建筑物，统率着城市的天际线，在其顶部观看全城风光一直是重要的城市传统。19世纪，英国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建筑规模与城市规模均显著扩大，为其天际线带来了新的可能性。随着经济与建筑技术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伦敦的新建建筑已对教堂穹顶形成遮挡之势，引起市民的争议与不满。为保护圣保罗大教堂的景观与视线，伦敦于1938年制定了以圣保罗大教堂高度为参照的建筑高度控制政策《圣保罗大教堂高度控制》（St. Paul’s Heights），成为最早的高度控制平面图示 ^[1、2] ：文件围绕圣保罗大教堂划定出高度控制区（Height Policy Area），并按一定的比例在区内划分网格，每个网格内部的边缘视点标高与圣保罗大教堂眺望标高（海拔52.1米）构成的楔形平面即为高度控制平面，其中心点的高度即为该网格内的建筑高度上限。其最终成果表现为一张赋值的网格平面图，高度控制区内的建筑高度不允许突破网格内的数值。该文件中规定的高度控制区范围、制图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图3.3）。

20世纪中期，伦敦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扫除式”的破坏，城市的重建需求迫在眉睫。同时伴随着此时期建筑结构技术的巨大发展，商业与住宅高层塔楼不断拔地而起，伦敦城内的高层建筑呈现出了“插铅笔楼”式的点状分布。 ^[3] 至20世纪70年代，伦敦城内75米以上的建筑已有23座 ^[4] ，且呈继续增多的趋势（图3.4）。圣保罗大教堂穹顶对伦敦天际线的统率作用已不复以往，政府需要更明确与更规范的政策对其进行保护。

3.1.2 当代挑战下的政策指引

伦敦市政府于1976年通过了《大伦敦发展规划》（Greater London Development Plan），首次确定了伦敦关键性地标的眺望景观保护，其中就包含《圣保罗大教堂高度控制》中规定的3条景观视廊。 ^[5] 1991年，伦敦市政府出台《战略性景观规定》（Government’s Strategic Views），旨在从伦敦自治市（Lon don Boroughs） 层面上对远距离的眺望景观作出保护 ^[6] ，共规定10处战略性眺望地点，其中8处都以圣保罗大教堂为观景对象，各自形成一条视线通廊。文件根据眺望点至圣保罗大教堂的视线宽度不同，划分出观景点和景观视廊（Viewpoint and Viewing Corridor）、广角眺望协议区（Wilder Setting Consultation Area）、背景协议区（Background Consultation Area）三类区域。前两类区域的眺望宽度分别为300米及440米，后一类区域的具体宽度则根据不同眺望点到圣保罗大教堂背景的最宽观景范围确定 ^[7] （图3.5）。此种分层次、分区域的管理方法，保证了具体眺望点的观赏效果，也使教堂周边的城市区域长期处于“扁平”状态（图3.6）。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逐渐深入，作为“全球城市”的伦敦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容纳不断聚集的人才和资本，建筑空间开始趋向“竖向发展”。同时，伴随着英国的城市更新进程，伦敦市政府对景观视线的管理也逐步由针对单个点状空间的条例性规定，发展为对大伦敦地区整体空间进行规划的管理框架，其中针对主要标志性场所的景观视线保护也与高层建筑的建设紧密关联。2000年，大伦敦市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成立并出台《伦敦规划》（London Plan），以加强对大伦敦范围内三维空间的管理；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政府出台《伦敦本地规划》（London Local Plan），对金融城内的历史遗迹保护、景观视线保护、高层建筑开发作出详细规定，其中核心策略第12—14章均与圣保罗大教堂的景观保护密切相关，并附有详细的图则来保证规划的落实 ^[8] （图3.7）。2007年，伦敦市长办公室颁布了修订版《伦敦视景管理框架》。作为《伦敦规划》的补充性文件，它首次建立了系统的景观控制体系，并一直沿用至今。文件规定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宫、伦敦塔为三个战略性眺望对象，并在大伦敦范围内标明了27处景观眺望点，其中保留了1991年规定中圣保罗大教堂的8条视线通廊，沿用了广角眺望协议区、背景协议区的分区方法 ^[9] 。此外，LVMF还在图像技术上作出改进，采用全景照片、影片等形式对每个眺望点的观赏效果进行评价与展示；对建筑高度的表示方法也由平面图发展为二维与三维视图相结合的形式，使视景管理朝着更加灵活与精细的方向发展。

2007年版LVMF中对圣保罗大教堂的视线通廊宽度要求明显小于1991年规定中的原始宽度，2012年修订版LVMF虽然对视线通廊进行了适当拓宽，但仍然窄于原始宽度（图3.8） ^[10]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伦敦市政府对高层建筑的认可与鼓励，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接连涌现的高层建筑持续挑战着圣保罗大教堂穹顶在伦敦天际线中的主导地位。

3.1.3 高层建筑发展

英国皇家美术委员会（Royal Fine Art Commission）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中认为，“谨慎地组织高层建筑成组群地建设，优于其以独栋形式出现”，并认为这更符合大众审美、更有利于对关键视线的组织与保护 ^{[11、12 ]} 。圣保罗大教堂周边最显著的高层建筑群位于其东北部的金融城（City of London）内，该区域刚好避开了LVMF中对三处眺望对象的视线保护区及不宜建设高层区（图3.9），因此成为最先发展高层建筑的区域。根据伦敦市政府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高层建筑群对圣保罗大教堂显著的轮廓有两种可能的影响：一是作为“幕布”般的背景衬托出教堂穹顶，并形成对比；二是通过模糊或分散眺望视线来削弱教堂穹顶在天际线中的主导地位 ^[13] 。金融城高层建筑群即依照“幕布”原则进行设计：首先，高层建筑群的整体轮廓被控制为“山体”形状 ^{[14 ]} ，整体紧凑，内向又边界鲜明，以凸显其前方教堂半球形穹顶的独特轮廓（图3.10）；其次，为保证不对教堂穹顶形成视线遮挡，许多高层建筑的布局或者形态都进行了调整，如主教门大厦（Bishopsgate）在原本的设计上向南移动，兰特荷大厦对体量进行斜切以显露教堂穹顶（图3.11），“对讲机”大厦的高度降低了30多米，以使从关键眺望点的视线可直达教堂穹顶。除金融城外，另一重要的高层建筑群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金丝雀码头高层建筑群，其中的标志性建筑加拿大广场一号（One Canada Square）及花旗、汇丰银行大楼等都为伦敦天际线带来了不小的起伏。但金丝雀码头高层建筑群与圣保罗大教堂间的视线联系被金融城高层所阻隔，因此其整体形象更像是位于伦敦东侧边缘的建筑组群（图3.12）。

近年来，个别新建的高层建筑单体也以独树一帜的形象，不断突破伦敦整体较为平缓的天际线。例如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碎片大厦（309.7米）、黑衣修士大楼（One Blackfriars Road Tower，170米）、南岸塔（South Bank Tower，155米）等，它们不仅在体量上明显盖过教堂穹顶及金融城高层，其所附带的“明星效应”与争议性更是引发了伦敦市民的持续讨论。例如2013年竣工的碎片大厦，其高度刷新了伦敦建筑物的记录。支持者表示它可能取代圣保罗大教堂成为伦敦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物，可以为伦敦天际线带来激动人心的改变；反对者则称其为一个“扭曲和折叠的镜面玻璃怪物”，削弱了伦敦城区历史上紧凑、水平的城市视觉整体性（详见第4章）。此外，福斯特事务所于2018年11月发布了其在伦敦城内的观光塔方案——郁金香大楼观光塔（the Tulip，全楼高305.3米），现已获得伦敦城规划委员会（City of London’s Planning Committee）的建设许可 。建设完成后，郁金香大楼将成为伦敦市仅次于碎片大厦的第二高建筑物。郁金香大楼的观光塔与碎片大厦隔泰晤士河相望，二者都占据显赫的地理位置，具有醒目的造型及“明星建筑师”作品身份的加持，从侧面显示出伦敦市政府愈发大胆与具有野心的开发态度（图3.13）。

总体而言，近半个世纪以来，圣保罗大教堂面临不断升级的建筑高度挑战；伦敦市政府也在努力维持着历史与现代的平衡，其建立的精细化景观管理框架较有效地实现了对圣保罗大教堂等标志性场所的景观保护。在不断完善的政策指引下，伦敦中心区形成了以圣保罗大教堂为视觉中心、以泰晤士河为界，两岸呈现总体水平、部分区域超高层建筑聚集的形态 ^{[15 ]} 。但近年来南岸高层的接连兴起是否会打破这一较为稳定的视景格局，伦敦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3.1.4 周边项目：新交易巷一号

沿着圣保罗大教堂东西轴线展开，向东即为落成于2010年的商务商业综合体新交易巷一号（One New Change，ONC）。这一项目的综合体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米，包括约2万平方米的零售空间与3.1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建筑屋顶作为360度观景平台对公众开放。 ONC作为金融城内唯一的购物中心，面对着兼顾场地文脉、建筑功能与面积、建筑造型等多方面的挑战。ONC紧邻圣保罗大教堂，且部分位于教堂高度控制区内（西侧限高39.2米），竖向获取空间已不可能，建筑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采取水平发展的策略，让建筑铺满整个街区，只利用必需的内部通道进行体量切割。最终建成的 ONC实际高度为33.4米，“匍匐”在百米高的圣保罗大教堂身边，从高度上与周边历史建筑保持一致（图3.14）。但ONC的建筑风格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查尔斯王子认为它严重破坏了周边的古典城市风格，甚至写信给开发商要求替换掉让·努维尔 ；伦敦市民与学界、政界人士也对由法国建筑师主导伦敦核心历史区域内的建筑设计表示不满。

建筑师本人则认为，该项目是对周边环境多样性的一种补充和揭示：该设计在场地内引入一条新的穿越路径，作为圣保罗大教堂东西轴线的延续，同时也将场地周围的街道相互连接起来，最终将人流导引到圣保罗大教堂（图3.15）。在建筑材料方面，该项目建筑物棕色亚光的全玻璃外立面备受争议，但建筑师认为建筑能时刻反射出教堂的雄伟身影，实则是对周边文脉的一种反映（图3.16）。

得益于努维尔本人的声誉以及开发商与政府间不断沟通的努力，项目最终按照原设计落成。它很好地延续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城市空间关系，在玻璃幕墙与钢铁表皮下，中心广场与街巷空间遵循了周边古典街区的空间逻辑；它的建成也完善了金融城内的消费系统，使其正在成为整合圣保罗大教堂周边不同类型人群、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新触媒。 hrObPjYApiKH+5229WoVvL7f1oMMziuSFu7M2rxaiORce7joG04wd/1v59fOi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