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复兴的深化：泰晤士河空间重塑

泰晤士河滨水空间的复兴过程与英国城市政策的发展密切相关。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河上的运输贸易减少，河畔仓库和码头被重新开发用作办公空间，然而河滨形成的宽阔的双车道自然阻断了行人接近河道的可能性。20世纪70年代，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后，试图以经济改革促进社会转型。在此期间，泰晤士河滨水区的更新以提升当地经济发展、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苏两大集团对抗格局的解体，全球社会经济形势走向了多元化与合作化，英国政府重新调整战略，转为倡导更面向全球经济竞争及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复兴”。在此背景下，泰晤士河沿岸空间被越来越多地视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是提升城市中心区吸引力的重要元素。在大伦敦市域范围内，泰晤士河流经的欠发达城市区域被划定为泰晤士河政策区（Thames Policy Area），伦敦市政府在区域内大力加强保护生态环境、扩展旅游娱乐、改善城市形象等工作，以期将该区域重建为城市的“前门”（front door），达到促进城市复兴的战略目标 ^[17] 。建筑师特里·法雷尔（Terry Farrell）将泰晤士河流经大伦敦的区域分为四个区段：上泰晤士河（乡村地带）、城区泰晤士河、老港区泰晤士河及泰晤士河入海口 ^[18] （图2.5），其中城区段和老港区段是这一时期更新的重点，具体做法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2.3.1 滨水功能转型

第一部分，促进滨水区城市功能转型：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产品贸易等传统功能转向复合化的、更加适应社会与经济需求的新功能。

①文化旅游功能。泰晤士河岸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发展条件，因为沿岸汇聚了大量历史风貌区和登录保护建筑（listed buildings），其中包括四处举世闻名的世界遗产地：基尤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Kew）、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和格林尼治天文台（Maritime Greenwich）。在延续与更新这些历史遗迹的基础上，伦敦进一步将沿岸大量有历史内涵的近现代旧工业厂房改造为文化旅游设施，形成与古典遗迹的空间联系与功能互动。例如，泰晤士河南岸南华克地区（Southwark）的旧电厂被改造为泰特现代美术馆，并采用造型新颖的千禧年步行桥（Millennium Footbridge）连接泰晤士河北岸的圣保罗大教堂，构成泰晤士河两岸最醒目的两座“文化地标”（图2.6）。该美术馆现在已成为伦敦最受欢迎的美术馆之一，并形成显著的“催化效应”，带动了南岸地区长期落后的文化发展和城市开发。此外，伦敦眼（The London Eye）、千禧巨蛋（The O ₂ Arena）等千禧工程（Millennium Projects）也进一步丰富了泰晤士河沿岸的文化旅游路线（图2.7）。

②办公居住功能。为强化伦敦“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政府也大力鼓励在泰晤士河沿岸增加适当的商务设施，尤其是高档办公空间，著名的建成项目包括汇聚于金融城（City of London）及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一系列标志性商务楼宇、More London商业广场、碎片大厦等。这些商务建筑主要为金融、传媒、酒店等行业服务，吸纳了大量国际企业及海外人才。另外，处于新自由主义经济背景下的伦敦被认为是住宅地产投资的“巅峰之城”，寻求功能转型的河畔“棕地”更成为重点发展地段 ^[19] 。

③休闲游憩功能。为将休闲游憩功能作为文化旅游和商务办公的配套功能，泰晤士河沿岸增加了大量的酒吧、河道巴士、俱乐部、休闲餐饮、豪华旅馆等设施。这些设施分布于景观视线良好的地段，与精心设计的公共空间紧密联系，成为不仅服务于游客及办公人群，也广受城市居民欢迎的休闲游憩场所，但高档的休闲游憩空间占据了最佳河畔景观，使一部分公共空间被商户圈占为“私属化空间”（需要消费才能进入），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绅士化”现象。

2.3.2 公共空间再造

第二部分，加强滨水区公共空间再造：整合彼此割裂的公共场所，植入联系要素，建设一体化、高质量的滨水公共空间网络。

①强化公共属性。政府制定相关规划及政策来强调泰晤士河两岸空间的公共属性，为滨水区公共空间治理奠定行政基础，并促进广泛的社会共识。例如，2004年的《伦敦计划》（The London Plan）将泰晤士河及城市水道统合为“蓝丝带网络”（Blue Ribbon Network），强调伦敦的水系及滨水空间是“伦敦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不应是握有特权的人才能接近和享有的私有财产，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 ^{[20 ]} 。由于河畔土地大量由私人资本拥有，为防止岸线被私有化，大伦敦政府（GLA）强制要求开发商提供或资助河滨公共空间系统的建设，以换取开发资格 ^[21] 。

②建设滨水步道。2005年，伦敦金融城公司（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率先展开了金融城段滨水步道的建设，在2005至2014年期间，先后实施了16项改善工作，包括步道的增设、连缀、拓宽、设施植入等。例如，在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附近的河滨步道上架设了特色照明设施和曲面镜，既扩大了视觉空间，又创造了一处富有艺术气息的步行环境（图2.8）；格兰特码头（Grant’s Quay）的原有台阶被斜坡取代，以改善可达性，同时引入了重要的植物景观和休息座椅（图2.9）。改造后，该处的行人数量增加了34%，行人停留时间延长了29％，使用满意度则提高了48% ^{[22 ]} 。泰晤士河滨水步道不仅是“步行伦敦”（Walk London）网络的一部分，更是全长290公里的国家级步道“泰晤士走廊”（Thames Path）的一部分。对于市民和游客来说，如今的滨水步道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一处安静、放松的休闲场所。

③增强纵向连接。除了持续进行横向的步道建设以外，公共空间再造的另一个重点是加强城市腹地-滨水步道-滨水岸线三者之间的纵向连接。其中，泰晤士河北岸上、下街联通不畅一直是造成滨水空间纵向步行可达性差的主要障碍。为此，政府在若干关键道路节点打通步行联系。例如，在黑衣修士桥新增了人行横道，同时改善黑衣修士站的外部流线，使行人能安全、便捷地从城市腹地到达滨水步道 ^{[23 ]} 。此外，泰晤士河畔周边土地大部分为私人所有，但其前岸线通常被建设为开放性的步道、草坪或公园。这些公园的位置一般比岸线的防汛标高低，因此可再通过踏步、台阶等防汛设施与滨水步道连接，方便游客近水、亲水。

通过上述措施，滨水公共空间的品质得到显著提升，但使用者问卷调查显示，目前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滨水步道铺装材料使用混杂，照明设施的质量、设计、位置和颜色不具备一致性，休息座椅数量不足，非法骑行影响行人活动的安全，艺术装置、水景或滨水建筑细节方面缺乏特征等 ^[24] 。

2.3.3 公共活动提升

第三部分，增加滨水区公共活动数量：充分利用“水资源”来创造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提升滨水空间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①开展水上运动。每年有一系列以水上运动为主的公共活动在泰晤士河举行。例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间著名的赛艇比赛，每年吸引约25万观众前往观看，带来总计630万英镑的交通和餐饮消费；再如每年9月的“大河马拉松”（Great River Race），从金丝雀码头划船35公里到萨里郡（Surrey）的汉姆（Ham），吸引超过33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船员参加 ^{[25 ]} 。据估算，全年发生在泰晤士河畔的各种体育运动至少为1 000万次，所带来的消费保守估计为1.32亿英镑；同时，体育锻炼有可能帮助政府每年节省50万英镑的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费用 ^[26] 。

②开展水上观光。为了更好地发挥泰晤士河的“宜人价值”（amenity value），政府对泰晤士河的观光、旅游功能进行全方位发掘，将其宣传为伦敦的“一处水上娱乐目的地”，“一个可以享受历史名城优美风景的地方”，“一个在繁华都市中享受宁静的避风港”等，并鼓励游客及伦敦人来“共享河流”（sharing the river）。自2014年起，每年9月，泰晤士河畔都会举办“完全泰晤士（Totally Thames）”艺术节，每年百余场大大小小的艺术活动吸引了几百万人参与其中 （图2.10）。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对泰晤士河（伦敦段）2014年年度经济影响力的统计结果，当年2 340万人游览了泰晤士河畔的景点，470万人在泰晤士河上参与乘船或其他水上娱乐活动；泰晤士河旅游业及相关行业共创造了约24亿英镑的经济价值；在附近区域提供了9.9万个与观光旅游相关的工作岗位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