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以教育方式传授现代绘画、设计技法的是“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真正以学校名义授课传技,沈寿夫妇 1894 年创办于苏州马医科巷内的同立绣校当属首创,该校由沈寿教授刺绣技法,其丈夫浙江举人余觉教授绘画基础与图案设计。在其影响下,此类女工传习所不断涌现,宗旨是‘采东西各国工艺成法传授,限以时日,课程更求速成,以期吾国女子人人能精工艺,俾得自立于文明世界’” 。一批脱胎于旧式师徒制的私立布景传习所、实用美术传习所也大量涌现出来。“当时在上海涌现出一大批既接受传统美术教育,又积极向西方美术学习的美术人才,他们绘制大量的照相布景、舞台布景和报刊广告绘画等商业美术作品,成为第一批现代商业艺术设计家。” 1907 年初,戴葆如创办上海图画音乐专修学校,聘请日本人教授西式绘画,次年更名为美术学校,以培养师资和布景画师为宗旨。1898 年,周湘因参加戊戌变法失败而逃到日本,两年后赴欧洲在法国又待了一年多。1911 年,他回到中国后便在上海开办了一所背景画传习所,教授西方绘画技法和照相间布景画法,刘海粟、乌始光、丁悚、陈抱一等都曾师从周湘学画。张聿光早年学习的是传统中国画,1904 年来到上海后为华美药房画照相布景,其间在杭州、上海两地教过图画,1908 年以后担任上海新舞台剧院的舞台布景画师。1909 年以后张聿光转而从事漫画绘制,为《新闻报》《民呼报》《民吁报》等报刊作插画。
此外,早期的人才培养还可以采用直接引进国外人才,如 1903 年商务印书馆在大量编印教科书时,“便大刀阔斧先后创办了一家新的印刷厂,雇用了三名日本顾问,并任命了一个由高凤谦领导,由蒋维乔计划的编委,编辑杜亚泉负责编订科学教科书” 。
官方的美术培训与“洋务运动”紧密结合。为了培养工程技术人才,“洋务派”官僚在各地开办工厂的同时,开设了很多或大或小的实业学堂,其中不少学堂开设与美术、设计相关的课程。1900 年清政府创办工艺局,共设工厂十余科,又分官办、商办、官助商办三大类。各地工艺局从国内外招募工匠技师,教习艺徒,学生毕业后或赴海外留学,或派往各地担任实业学堂的教员,或进入社会从事工艺设计工作。“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工艺教育就是一个各种影响相互糅合的混合体,其中既借鉴了英美等国的成功经验,也显示出德、法教育模式的痕迹,但这种情况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朝野内外流行起学习日本的风气。” “1898 年,全国各地均出现申办工艺学堂的热潮,国内工艺新兴,各级各类的工艺学校与工艺讲习所层出不穷,在社会大为普及,进入女学,甚至成为改造罪犯的一种有效途径。”
1902 年,图画手工课程作为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内容,先行进入师范学堂及中小学学堂。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开设图画手工课,引入日本的教育模式,主要教师也是日本人。
1906 年,工部开设艺学馆。在理论研讨方面,该年南京江南商务局编辑出版的《南洋商务报》中“记事”“公牍”“奏议”“论说”等栏目发表了有关工艺方面的文章。1907 年,《商工旬报》第 18 期“中国新闻”发表《组织美术工艺所》一文。
1947 年,雷圭元撰写《回溯三十年来中国之图案教育》,将 1918 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图案系建系后的 30 年图案教育按每个 10 年划分为三个阶段:从 1918 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创立至“北伐战争”后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为图案教育的初创阶段。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是在梁启超的倡议下成立的,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的美术院校。该校成立之际即设有图案系,它标志着图案教育的开端。从 1928 年杭州国立艺术院成立开设图案系开始,止于 1937 年抗战的爆发各美术院校内迁为图案教育的发展阶段。1942 年 8 月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成立标志着进入图案教育的完善阶段。该校最大的办学特色就是将长期时兴的单一图案教育分为几种专业设计教育,使长期依附于美术教育的艺术设计教育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因为“设计”的内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所以在雷圭元这篇文章当中,“图案”实际指的是“设计”,而非现在所说的图案。
无论是清末民初时由欧洲人主导的教会教育,还是在此之后由中国人主导的各类民间教育、官方教育,绘画都是作为一种技艺来教授和掌握的。绘画画报的早期设计家们也尝试了融汇东西,但他们无论是对中国艺术还是欧洲艺术都理解不深,对他们来说,建立中国现代绘画的担子太重,也太苛刻了。在这个建立的开始,首先要把东西方的艺术都牢固掌握,而在东西方之间,学好西方则是第一位的,要学好西方绘画,莫过于直接向欧美人学习。但直接向欧美学习的道路不太可能,只好退而求其次,于是近邻的日本便成为另一个最好的选择。1887 年李铁夫赴英国留学,这是近代第一个留学的画家。此后几年间相继出国留学的有李毅士赴英国、李叔同赴日本、冯钢百辗转墨西哥至美国。从 1887 年到 1937 年,出国留学的青年画家超过 200 人,大部分是去日本。
从 1902 年至 1949 年,在日本学习绘画的中国留学生超过 300 人,仅东京美术学校就有 134 人。中国近代的留学运动始于 1870 年,最初是以发达的欧美国家为对象,甲午战争的战败使青年们把目光转向日本。而且相对于西方来说,留学日本具有三个有利条件——文同、路近、费省。尤其是文字,掌握起来比体系完全不同的英语、法语要容易得多,即使不懂日文,借助里面的汉字也能猜出个大概,梁启超更有 48 小时学会日语的“传说”。鲁迅、丰子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去日本的,其他许多人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最受中国学生瞩目的东京美术学校是日本美术界的最高学府。1949 年与东京音乐学校合并升格为东京艺术大学,成为 19 世纪以后日本唯一的国立艺术学校。该校的建立由日本美术活动家冈苍天心推动,创办于 1887 年,开学于 1889 年。起初这所学校排斥西方美术,只设置属于日本传统美术体系的绘画、雕刻、美术工艺、漆工四科。1896 年,在曾留法的油画家黑田清辉的极力主张下,原绘画科改为日本画科,增设属于西方美术体系的西洋画科、图案科,1899 年又增设塑造科,1907 年增设图画师范科,具备东西方的美术教育体系。
艺术之都法国是中国留学生赴欧的主要目的地。自 17 世纪法国开始取代意大利成为世界美术的中心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中心转移至美国。1789 年法国大革命后,其教育制度走向现代化,国立巴黎美术学院走上舞台。它是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也是法国唯一的官方美术教育机构,设建筑、雕刻、绘画、版画四个学科,由于严格的工作室体系训练,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均毕业于这所学校。19 世纪中后期,它已经在世界享有盛誉,它的教学体系被称作学院派。20 世纪初,巴黎美术学院已经成为法国画坛上传统派和保守派的代名词,而其中的中国留学生则是中国美术界革新派和现代派的先驱。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因为他们的背景和目的的不同。法国教授作为西方艺术的传授者,他们所面临的是欧洲以往的艺术传统,其首要目的是要保持这个传统。而中国的留学生则是要通过学习彻底地掌握西画的所有技法和其要传达的精神,这对于当时的中国艺术来说是最缺失的、最重要的。无论这些中国留学生主观上是否要进行东西方的艺术融合,他们身上本来具有的东方影响都是不可抹杀的。或者说,他们背后的东西影响了他们的作为,而最终他们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成就。即是说,如果这些中国留学生一直留在法国,那么他们就远不可能有现在的声名。这也正如郎世宁、王致诚这些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能够以画名流芳,与他们同时的那些留在欧洲的传教士最终只能因其宗教地位而得名,对欧洲艺术界产生不了影响,充其量是某幅无名绘画的作者。
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分别成立代表日本和法国传统的两所美术学院——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和国立艺术院。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是中国现代第一所国立艺术学校,1918 年 4 月 15日创立于北京,它的名字仿自东京美术学校,后来先后用过“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0 年定名“中央美术学院”。它最初是以培养美术师资、实用美术人才、提倡美育为办学目的中专性质学校,设中等部和师范部。1922 年升级为大学,招收中国画、西画、图案三个系的本科生,停办中等部和师范部。1934年严智开任校长后改设绘画科(分中国画、西画组)、雕塑科(分雕塑、塑造组)、图工科(分图案、工艺组)。因为学校的第一任校长郑锦曾留学日本,所以学校采用日本模式,加上北京作为传统画派的大本营,教授以中国画家、留日学生居多,所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
国立艺术院于 1928 年在杭州创立,基本参照国立巴黎美术学院为蓝本而成立,其名称也仿自巴黎美术学院,首任校长为林风眠,1993 年定名为“中国美术学院”。早期的教授除在中国学画外大都在巴黎美术学院或其他西方美术学院留过学。学校初设国画、西画、雕塑、图案四个系及预科和研究部,践行蔡元培所提出的“美育代宗教”的宗旨。1928 年 3 月,学校提出了“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口号;8 月,部分教师组成的“艺术运动社”在宣言中提出“根本否定传统艺术之存在价值”。至此,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上形成了传统画派与欧洲画派这南北两大格局,在此后的历史中,两校的这一特征一直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