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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有另一个直接受欧洲人影响的绘画团体——十三行风俗画家。这些直接或间接受西方画家的作品影响的画师模仿西方的绘画表现方式，画了大量包括个人肖像、中国风景风俗等题材的作品出售给外国人。1825 年，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 年）来到澳门，他收了一名后来被称为“林呱”（传为关作霖）的中国学生，这位学生的绘画技巧很快达到了他的水平，作品还被送往欧洲参展。受钱纳利影响的还有新呱和煜呱，后来又有南昌、周呱等人。
十三行的形成是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直接相关的。1684 年，康熙帝废除禁海令，设粤、闽、浙、苏四海关与外国通商。但清政府因没有交涉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健全的外贸体制，所以无力接待外来商船。1686 年，广东海关官搭民办，招募了 13 家有实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贸易业务，俗称“十三行”。十三行覆盖的区域大约为今天广州东至仁济路、西至杉木栏路、南至珠江岸边、北至十三行路的一片地区。此后，虽然商行的家数经常变动，少则 4 家，多则达 26 家，但“十三行”已成为这些商人群体约定俗成的称谓。1757年，乾隆缩至“一口通商”，四大海关仅留广东一处，“十三行”达到鼎盛。所有与中国交易的亚洲、欧洲、美洲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直接贸易关系，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白银大量流入中国。1856 年，繁盛一时的“十三行”在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的炮火焚毁，英国商人将经营中心转至香港，“十三行”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这些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被限制在“十三行”这块海关区域，所以这里开设了大量画店，画师们的作品就是在这里被售出的。所以说，除了宫廷的传教士外，可能“十三行”外的另外三个贸易区在没有被关闭之前，也都有类似的情形，它们成为西方绘画流传的主要渠道。
对于“某呱”这个称呼的产生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因为澳门是葡萄牙语绘画“quadro”一词的简写，但也有可能是粤语方言的原因。这些“呱”们生活在广东，“qua”是一种拼音，它的读音来自粤语，如黄飞鸿被读成“王飞鸿”。“呱”字读音“qua”可能来自“guan”，即“官”，作为称呼男子时的一种尊称。对此，如果发现女画家的话，看一下她的署名方法，如果不是沿用“qua”的话，那么“呱”字的名称就可确证是“官”。当时有名的画家“林呱”，他的真名可能就是文献里的“关作霖”。他真名中的“霖”在被翻译时用了简单的“林”来代替。如果这种推测无误的话，就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某“呱”是一种对男子的称呼。这种称呼所取的不是姓，而是名字的末字，这样连起来的称呼就应是一种尊称或较为亲切的称呼了。
在使用现代汉语拼音之前，中国人用的是威妥玛拼音法，这种拼音对于习惯使用现代汉语拼音的中国人往往读不准确，而欧美语系的人则能读得很像中国人的发音。从拼写看“Linqua”或“Lamqua”（林呱）这种写法可能正是用一种类似威妥玛拼音法的拼写方式拼读“lin”的。至于某“呱”被当作画店、作坊的名称，依此解释，外销画的目的是销售给洋人，店主将标示自己的名称作为招牌，直书其上，这种广告方式实在是最直接有效不过了。而“某呱”成为简单易记的广告名号之后，则可以被袭用，或者形成品牌，署“林呱”的画可能根本不是林呱本人所画。美国设计师雷蒙德·罗维就曾这么做。所以历史上的林呱画作分为不同的时期，这里除了林呱本人确有风格变化外，便是因为人的不同，风格自然也不同了。最初，可能是当地人按照当时的习俗来称呼这些外销画画家，然后，洋人们入乡随俗，也用这种名称来称呼他们，最终形成了这桩当时人可能根本意料不到的谜案。只是“十三行”的这些画师们对中国人的影响可能很小，毕竟，这些作品都流向了国外。这些画师除了对他周围的人能产生一些影响外，另外的可能就是在“十三行”被关闭之后这些画师流向了哪里，是否继续从事绘画行业。但到这个时候，门户已经大开，西画已经大量进入中国，传教士们也能够大批培养中国学生了。
在19 世纪中期，科学介绍西方绘画技法的书籍已经被编译出版。1851 年，英国医生合信（B．Hobson，1816—1873 年）的《全体新论》在广州出版。这本书共 99 页，分 3 卷，39 章，附录各种人体解剖图。1853 年，张福僖与艾约瑟合译的《光论》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的原著，正文 6000 字，附图 17 幅。该书介绍了几何光学的内容，包括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与折射、光的照度、色散和光谱等，并首先提出了“光线”等基本概念。1875 年《论画浅说》这本目前发现最早的以白话文介绍透视学、色彩学、构图法和素描写生技法的图书在《小孩月报》上连载。到这时，可以说，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终于将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工作接上头。
通过种种渠道，西洋画法在清末终于“不只在宫廷画家中甚为流行，而且在民间中也相当普及，与中国传统的平行透视法相并行。例如乾隆朝的许多版画已能准确地运用西洋透视法了。因此，到了晚清即使运用标准的西洋透视法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了”
。这为新画法在日后的迅速繁盛提供了接受基础。“某种新的观念和新的事物，须先使民众相信它十分有用、十分便利，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才会被广泛接受。”
当这种新形式的优点表现出来时，在上海、天津、广州这些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中外厂商的促销需求促使商业美术迅速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对商业美术人才提出了迫切的需求，照相布景、舞台美术、书籍装帧、商业广告、商品包装等设计行业兴盛一时。社会对专业设计人才的需求量巨大而紧迫，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内基本尚无培养此类人才的专业化学校，因此，起初一些报社、印书馆、剧院、生产厂家开始采用师徒相授的方式自行培养设计人才。例如上海新舞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英美烟草公司以及南洋烟草公司广告部等曾招收练习生，自行培养设计人员，中国近现代许多装帧设计名家如张光宇、叶浅予、万籁鸣、杭稚英等均出身于此类培训。”
“题记‘仿泰西笔意’的民间年画大量出现，如苏州、北京等地画工绘制的‘西湖景’采用了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法，其画面达到了‘令人几欲走进’的视觉效果。”
此前的人才储备只是为了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潮中获利，画师们迅速转入商业美术中，最著名的便是吴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