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农业人手过盛。农民足以吃光他们收获的小麦，只给城里人留下让性格变得刻薄的合成食物。因此，所有人都想去务农。怎么宣扬返回工厂都无济于事，发热的脑袋只梦想扶住犁把子。去乡下盖房子形成风潮，不过数年，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就缩减了一半。收获的小麦甚至不够农民吃的了。统计人员于是惊呼起来，有人听进去了。在议会两院内部组建几个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用了二十年，确定了一项计划。

全国消防人员，包括预备队，都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千万大军，开往农村，肩负扫荡乡下居民的使命。他们士气高昂，不辱使命，在丰收之年，将全法国扫荡得光秃秃的。在农村居民中，也有个把残渣被杀害了，但是消防制服的威力，几乎全摆平了。

乡野清理得一干二净，合乎要求了，于是着手开始重建。每座大村庄，就重建成一座独栋的摩天大楼，种植面积多达数百万公顷土地。

农业摩天大楼的生活，组织起来也难免不遇到严重问题。

利益争端不算，虚荣心或政治争端又不断添乱。

住在三十三层和三十四层的穷人，按说住得很豪华，但是他们却眼红低层，就以不朽的平等原则，堵上中二楼（一楼和二楼的夹层）套房的锁孔。教堂通常设在大楼顶层，有时也被打发到地下室，因为无神论者主持的行政机构，首先考虑确保行政的崇高地位。这不免引起各方在议会上质疑，报纸登载报道。《未来报》发表一篇轰动的文章，表明地下室正适合宗教的蒙昧主义。而《过去报》则指出，世俗机构占据顶层楼的野心，就是报复潜伏在每个神经细胞里的神秘憧憬。牲口棚设在四十层区域是否适当，也争论很长时间。有些人断言，高空臭氧能延缓牛奶变质。另一些人则声称，大气压降低对牲畜有威胁，容易患心脏病。政府法令统一所有人意见，明确牲畜安置在第八层和第九层区域。不过，短语“奶牛的地板”，在我们的语言中始终指“实地”。

第十七共和国最后二十年间，农村弥漫着一种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氛围。农民付出的劳动与获得的成果不成比例（当时每天干七八小时活儿），个体经营收益少得可怜，各层楼道不和，发生争吵，他们就拼命寻求一种社会制度，大家结成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保证顺利发展的必备条件。事态正到这一步，议会两院又投票通过革命状态，导致红外线专制。穷人的这种专制政权持续两年多一点儿，处死了三百万资产者。反革命的血腥屠杀也毫不逊色，死难的穷人数目特别庞大，一时间有人以为消灭了贫困。正在这种节骨眼儿上，菲利西安三世国王当政了，他的统治受波坦王朝明智的传统启发。伟大的菲利西安，以其联姻和自己家族的影响——波坦家族的一位先祖，于1914年曾端着刺刀上战场——也凭着他在贸易领域的真知灼见，这位君主在全法国已经享有盛名，他也的确非同凡响，名副其实。他一登基，便集中全部精力解决农业问题：要给农村摩天大楼制定一部宪法。

每一座村庄有一名世袭的村官，由国王任命，对国王负责。在宪法赋予的权限内，村官享有绝对权威，不仅掌管司法、教育，还掌管整体经济大权。所谓自由职业，同样为世袭，而且，这种现象奇就奇在，能把人类引向天分自动优选为荣上，所有其他行业：农民、无线电操作员、鞋匠等，都变成世袭的，沿袭了一个世纪，丝毫也没有强制（根据这项法律，例外的唯独诗人，摩天等级中，永世无可慰藉者，他们被剥夺了当父亲的权利）。这种体制，大大得益于头脑的一种严格规范，如今却有人怀疑，那或许算不上肌体专业化的最高阶段，埃米尔一世则颁布“长子法令”，将这种体制永久固定下来，他同时又颁布“奴隶法令”，确立主人和仆人之间已然存在的一种原则区分——仆人包括侍从、马夫、楼层服务生，等等。埃米尔一世的这些法令，从伟大的菲利西安宪法已经预见的出身谨慎含量中，汲取了其全部价值，规定村庄里的所有居民，包括主人和仆人，都必须生两个孩子，头生男婴，次生女孩。这种生育男女的能力，我们今天看来十分自然，当年可是一件极大的新鲜事，由不朽的卡纳克学者伊于·飞总结出来。唯独村官可生育三胎，两男一女，最小的是女孩。两个男孩，长子继承父职，次子将成为摩天大楼的本堂神甫。

如果发生意外，不幸一个人早逝，或者哪个家庭生了一名诗人，那也不会打乱秩序，只需村官解一道算术题，指定某一对夫妇按性别需要生一个孩子。

虽然并不禁止独身，但是很少有人逃避婚姻，只因每人都有生两孩的义务，独身主义者本就寥寥无几，无不知难而退了。年轻人通常在十六岁至二十岁结婚，妻子刚完成学业，修好梳妆打扮的哲学，能协助丈夫干好本行，还善于施展受整个有先见性教育引导的偷情私通的游戏。

农业财产并没有废除，但是，在一座摩天大楼里，收益紧紧连在一起，就完全丧失了必要性，纯粹变成荣誉性了。一个公民尽可以夸耀，在他杜朗名下有三公顷土地，这不过是空头支票，有名无实。在主人的生活中，也同样在奴隶的生活中，劳动所占位置很小，生活准则和机械化，将劳动压缩恰到好处。

生存无忧无虑，居住舒适的布置，满足了农民的需求和行乐，同时也限定了他们的想象力。在这些摩天大楼里，每种渴望立时就能得到满足，同外界关联的概念逐渐淡薄了。地理上未知因素的诱惑力，也大大减退，变成一种空想的好奇心，通过电影的话音、电视的遥感，很容易就平复了。我进入摩天大楼，很快就感到一种本位主义，而起点也并不是教堂钟楼的远古精神。钟楼的远古精神，建筑在骄傲或者羡慕上，而这种本位主义则不同，仅仅是习惯的积数。此外，由于法律限制，农民只能同本村人联姻，每座摩天大楼居住同一个种族，具有非常独特的性格，尽管同一种生存模式，由宪法强加给法国农村各地，使得这些独特性并不怎么显眼。

表面上看来，农村一座摩天大楼的生活，比起波尔多或者巴黎的一座摩天大楼的生活来说，没有多大差异：在家里，同样营生，家庭经济、邻居、通奸和无线电广播。即使在外面，一个农民和一个城里工人，机械劳动也相差无几。城里居民和乡间居民之间，仿佛产生了一部类似的交响乐。其实恰恰相反。既然所有法国人都能吃饱面包，村庄的组织就算很完善了，可是，城里人偏偏忘记农民摩天大楼供应粮食的作用，总要伺机干蠢事，挫败政府的政策，大喊大叫，揭发农村封建体制的危险。激发一些骚乱，迅速被镇压下去，但是这给市民心里留下一种深深的怨恨，仇视“地主老爷”。从农村到城市，只剩下粮食交换的必不可少的关系了，这更助长了农村摩天大楼以“摩天乐派”著称的自私。即使村庄之间，关系也相当疏远。伟大的菲利西安宪法规定，每座村庄都是一个完整的组织，农村全按照同一节奏生活，结果就在毗邻摩天大楼之间，消除了利益或情感上的任何等差。竞争的目标不复存在，也没有了促进睦邻友好的互助。

当时的道德观念，同我们如今理性至上的观念大相径庭，很难准确判断那些农民的私生活 。历史学家要想掌握分寸，试图解释清楚，如果忘记钢筋混凝土时代的古训，神经细胞的价值是按照物质价值排列的，那么付出的努力必将徒劳。这些小规模的村庄，人口最多的不过一万五千人，乍一看很可能认为，根据当时对幸福的粗浅概念，农民在族长体制下，过着近乎幸福的生活。然而，那个时期的许多材料却向我们透露出，那些农民中间蔓延一种病态的不满意情绪，以及一种沉浸在绝望中的隐秘心理，而那些摩天大楼有益于身心的氛围似乎不宜滋长那类情绪。热尔布瓦先生精心研究了摩天乐派，阐述得引人入胜。他说，一个有机体的自治，就等于判处这个有机体死刑，同样，一个人群体精神孤立，也必然走向末日。在这里没有必要辩论，这种理论的架构是否牢固，我仅仅保留结论，我这样看重是因为个人的工作：

去年年底，我作为诗人在市政厅供职，自然而然在图书馆，研究“人生的狭路”，运气不错，发现了对开本的一本书，还盖有一家农村印刷厂的印章。这本书尘封了几个世纪，无疑是摩天乐派编年史非常珍贵的资料。我偏爱改编寓言，忍不住技痒，但是不忘求真，写出这篇记述文，其全部价值，就是求真务实，一丝不苟。 qGouYUHAIjlKOwGffqlNwIDQ4Q+CZD6GCEFw0Sjz4FchPE1Kw7DdOZBjOTrm/kj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