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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多元的次级物价水平

埃奇沃思是区分不同类型物价水平的先驱人物。他在编制英国协会的备忘录 (1887—1889年) 时,第一次对物价指数进行了全面分类,迄今为止,这仍然是这一问题最重要的论述。他划分了六大主要类别:资本标准、消费标准、货币标准、收入标准、不确定标准以及生产标准。近四十年后 [《经济学杂志》第35卷(1925年)第379页] ,埃奇沃思又把指数分为三大类:福利指数、非加权指数和劳动水平指数。在这三类中,第一类和第三类是上述消费和收入标准的变体;关于第二类,我和埃奇沃思的观点截然不同,这一点将在第6章第二节中讨论。

但是除了这些基本物价水平,还有多个次级物价水平。与之相对应的,不是货币对总体消费或总体劳动力的一般购买力,而是用于特殊目的的购买力,例如,货币对于大宗商品批发的购买力,或者对债券、股票等的购买力。这些物价水平虽然只是表现一部分物价但却比较普遍;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物价水平,可用于特定目的,或是构成更一般的物价水平。其中最具实用价值的是,那些目前为特定行业和服务编制的越来越准确完整的物价水平,例如,海运、铁路运输、棉织品、毛织品、建筑材料、钢铁制品、化学品、电力、谷物、家禽和奶制品等的物价指数。未来衡量一般购买力的消费标准,可能正是对这种分类指数进行适当组合,而不是像斯奈德先生那样,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将批发物价指数和工资指数等其他现存的更普遍的指数组合起来。

吴淞铁路

吴淞铁路是英国商人出资修建的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于1876年建成。铁路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快速、最便捷的货运方式,但受到了清政府的反对。1877年,清政府赎回吴淞铁路并拆除。

除了第4章已经讨论的消费标准,以及第6章将要讨论的货币标准,还有两项标准特别重要,值得单独提出来,即批发标准和国际标准。

一、批发标准

这一物价水平由基本商品的批发价格组成。基本商品有不同的分类,有时分为食品和原料,有时被分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批发标准几乎完全根据不同完成阶段原材料的价格,无论是生产阶段还是消费阶段,也就是说,批发标准大致相当于在下一章中被称为营运资本的物价水平,即半成品的物价水平。

旧的批发指数要么是未加权,认为所有主要的基本商品都同等重要,要么最多也是大概加权,例如人们认为小麦的重要性是锡的两到三倍,而实际上其相对重要性可能是锡的十倍甚或更多。然而,最近根据生产普查所指出的不同物品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我对最好的官方指数进行了详细科学的加权。到目前为止,这些改进的最高成就是美国劳工局的精确批发指数,该指数自最近一次修订 (1927年9月) 以来,便以550种经过科学加权的单个商品为标准。

早期杰文斯、索特比尔(Adolf Soetbeer)、索尔贝克以及“经济学家”等的指数,几乎都是批发型指数,这主要因为过去很多年里,只有编制这种指数能够得到充分的统计数据。由于没有其他指数,所以大众和学者在讨论货币问题时,都不加限制地用这些指数表示“货币价值”。我们之中大多数人,历来随意使用诸如索尔贝克或“经济学家”此类的指数,也没有人建议说,尽管没有更好指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计算出这些指数和货币购买力之间的实际差异,可能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种随意的态度受到了广泛流传的权威理论的极大鼓励,该理论的大意是:根据理论统计学,任何指数如果包含大量独立的报价,那么实际上计算出来的结果,将与其他任何指数的结果基本相同,所以无需各种不同的物价水平。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种态度深深影响了流行的经济学,至今仍广泛流行,是许多误解的根源。第6章第二节中,我们将详细讨论其错误的地方。

批发标准和消费标准之间之所以可能存在差异,是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为了方便后面讨论,有必要对此加以区分。这两个标准的变化可能不同,一是因为前者把未成品考虑在内,后者把制成品考虑在内,两者类型不同,抑或比例不同;二是因为前者考虑的未成品的预期价格与制成品价格相同,这种制成品与后者计算的制成品存在时间不同。

支出对象不同,对批发标准和消费标准的重要性也各有不同,也就是权重不同。显而易见,除了权重上的其他差异之外,前者忽视了个人劳务、大部分营销成本,以及由享受固定消费资本 (如住房) 而产生的所有消费,其中利率也是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项目在消费支出中占比很大。因此,我们绝不会希望这两种标准长时期内一起发生变化。

此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批发物价指数的波动会比消费物价指数更剧烈,因为前者受高度细分商品价格的影响更大,而后者则更多地考虑划分相对不细分的服务,如运输和营销。例如,农产品价格对农民的影响,要比相同产品价格对消费者的影响大得多,包括运输和营销费用。 [5]

在短期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会造成批发标准与消费标准的波动之间存在差异,即无法消费的半成品除了有成品组成部分的预期价值之外,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半成品反映的不是成品的当前价值,而是现在处于生产阶段的半成品在完成生产过程后的预期价值。就信贷周期而言,批发指数由将来某个日期消费指数的预期水平决定,这一点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二、国际标准

在现代经济中,许多国际贸易物品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运费、关税等障碍都不足以阻止这种流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指数,称之为国际指数。国际指数实际上由具有国际市场的主要标准商品 (大多为原材料) 组成,并参照这些商品在有关国家贸易中的重要性进行加权。当然,完整的国际指数还将包括棉织品等制成品,是国际贸易大宗商品贸易的主要商品。在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国际指数都相当于现在通常所说的无保护物价水平。

扣除关税和运输费用后,当把国际指数各个成分的价格换算成同一种货币时,所有国家的价格肯定相同。如关税和运输成本有变动,要予以调整,因此,以一国价格表示的任何国际指数与以另一国价格表示的同一指数之比的波动,与两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货币之间的汇率必须与这些货币对国际贸易主要商品的相对购买力相等。

然而,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关税和运输成本在一段时期内,可能需要做出非常大的调整,即使是具有国际市场的物品也是如此。下表是1896至1913年这十七年的统计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数据来源于米尔斯(F. C. Mills)搜集的统计资料 [见《物价的性状》( The Behavior of Prices )第二节]

1896与1913年美国、德国、法国价格变化与同时期英国价格变化的比较

续表

有些数据可能有误,严格来说不具有可比性。就土豆而言,列入国际贸易有待证实,英国的数据可能受到收成或季节等的严重影响。但是很明显,这个表大体上还是有意义的。棉花、羊毛、兽皮等原材料不征收关税,运输方便,各国之间的价格相差不大。但小麦和生铁等其他重要商品,国家不同价格明显不同。

然而,一国货币购买力的变动,与其国际物价水平的变动存在显著差异,对理解当地货币均衡和价格变动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 (1927年) ,当时最有趣的货币现象是,在许多国家,国际物价水平相对于当地货币购买力指数普遍呈下降趋势。

另一个对理解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是,任何国家国际物价水平中进口价格相对于出口价格的变动。这些变动之间的比率,是表示进出口相对价格的衍生指数,也就是表示贸易条件的衍生指数。该指数衡量的是,为了获得一单位外国商品所需提供的国内商品的数量。正如鲍利(A. L. Bowley)教授指出的那样,某些类别的货物出口或进口比重变化频繁又迅速,从而导致贸易构成千变万化,而该指数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这一指数最初是吉芬为贸易委员会做计算时引入的 (1878—1879年议会文件第2247号及往后几年的文件)

外汇购买力平价理论近年来引起了激烈讨论,其本质不过是对上述命题的重述,大意是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动方式,和以一国价格表示的国际指数与以另一国价格表示的同一指数之比的变化方式相同。

事实上,这不过是老生常谈,如果没有扩展到货币购买力本身 (在我看来这不合理) ,即使得到卡塞尔(Gustav Cassel)教授权威意见的支持,也不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由于进出口价格会对其他价格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国际标准的较大变化与其消费标准的变化之间通常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即使从长期来看,两国货币汇率的变化与其消费标准的相对变化之间,也没有任何确切、必要或直接的关系。如此,若假设两者之间有关系,则忽略了贸易条件可能发生变化。

荷兰商船

在20世纪,大商船是国际贸易(尤其是跨洋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货物依靠大型商船在各国间流通。在金本位的时代,货物用黄金支付,物价有统一标准。但在纸币时代,两国之间的汇率有波动,就会对物价产生影响。

购买力平价理论,不仅仅是老生常谈。与其说其声望是依赖于背后的粗糙理论,不如说是依赖于对一些最熟悉的国家指数的假设验证。 但是这些明显的验证,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许多历史悠久的批发指数主要由国际贸易中的大宗商品构成,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连续多年以来,最容易获得令人满意的报价正是这些商品。如果这些批发指数完全由大宗商品组成,并且每种商品的权重都是一样的 [6] ,那么这些验证将几近完美。因为购买力平价理论不仅适用于进入国际贸易的物品的价格,而且适用于其中每件商品的价格,但须考虑到运输成本等方面的变化。但是,由于这些指数一般包括两种或三种不能自由进入国际贸易的商品,同时由于权重体系、所选物品的等级质量不同,所以“验证”过程中存在这种程度的差异,这使得该理论乍一看似乎很有趣。

但是,如果真的以不同国家的货币购买力为基础进行比较,那么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事实依据就无法证实外汇购买力平价理论。过去我认为这一理论 [7] 非常有趣,现在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现在真正重要的、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国际物价水平在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扩散问题,这一问题要更加复杂。卡塞尔教授不久前将其理论运用到时事上,我认为,他的应用基于贸易条件不会改变这一潜在假设,而这一点站不住脚。因为事实上,贸易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外商投资变化是一个国家维持外部平衡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接下来第21章也会说到这一点。

发布各种版本的指数,然后不加限定将其称为物价指数,这一常见做法显然会使人误解,这很危险。我认为卡塞尔教授自己也差点被误导,因为他将适用于某一种物价水平的结论应用于国际物价水平,这已经超出其实际适用范围。当英国恢复金本位时,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被引向了错误的结论:批发指数随着黄金交易的变化迅速进行调整,而作为一个国际指数这是必须的;因为批发指数几乎和英国国际贸易物价指数一样,所以,“一般价格”也是如此。研究信贷周期理论的学者以及研究所有与短期现象相关的经济理论的学者,实际上都忽略了物价水平之间的暂时差异,所以有时会假设这种理论要研究的事实不存在。而从长远来看,这种差异很可能同时变化。

自战争以来,编制指数所依据的各种物价水平大幅增长,物价水平所依据的统计数据更加充分。不过,这些变化让人们开始怀疑索尔贝克或“经济学家”等物价指数能否在各种情况下恰当地表示货币价值,因为这与编制这些指数的目的不同。我认为,官方统计部门的职责,首先应该是编制一个真正良好的货币购买力指数;其次应该在贸易机构和贸易专家的协助下,增加其编制出版的专门次级指数和分类指数的数量和种类,从而使人们更容易通过这些分类指数的各种组合,建立更复杂的适合于特定用途或探究的指数。 SBBZXWKfQC1upg/I6oxxVEHkCt3aqnnVPf963ZDxItBXFYzhZZPHlkFecD1axF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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