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三）云锦的历史考证 |
从出土文物看，早期的织锦墓葬出土以蜀锦、宋锦为主，直到辽金元时期才大量出现了织金锦。织金锦是云锦最初的品种，单色妆金妆彩也开始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妆花到明代才开始成熟，国内不少博物馆都可以寻找到它们的影子，其中首推北京定陵博物馆。1958 年在定陵出土男女衣着、匹头170余种，在很多整卷的锦缎织料上都有黄色的封签，其中许多都是标明南京织造的“织金”和“妆花”锦缎，如“南京供应机房织造上用纱柘黄织金彩妆缠枝莲花托捌吉祥一匹，宽贰尺，长肆丈；应天府江宁县织匠赵绪，染匠倪全，隆庆陆年拾月”；“南京供应机房织造上用银丝莺哥（绿）龙一匹，长伍丈，上元县织匠张鸾、张科，万历贰年”；其中就有一件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另外还有 1980 年在南京市东郊明魏国公徐达五世孙俌墓中出土的“本色暗花缎麒麟补服”、在苏州市明代吏部尚书王锡爵墓出土的“斗牛补服”和“穿枝四合云花纱”等。江宁织造府曾经是明清江南三大织造中特供皇家的机构，定陵中出土的许多织物内衬上都写明是应天府上元县织造。而历史上较大一幅云锦是慈禧太后墓里出土的一件云锦陀罗尼被，宽1.44米，长2.17米。这些出土文物都可以说明，云锦真正的成熟期在明、清两代。
仿明魏国公徐达五世孙俌红地织金两色金麒麟补（金文大师工作室收藏）
仿明斗牛纹织金妆花纱（金文大师工作室收藏）
从民族习惯看，汉民族长期看天吃饭的农耕生活使他们养成了消费保守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不会大量用金。而游牧民族则不一样，迁移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通过战争掠夺到大量的金银，豪爽彪悍的他们习惯于立刻“显金”，也就是把金做在器皿上和穿在身上。所以到了元代，游牧民族占据统治地位时，大量的织金锦开始出现。《马可·波罗游记》曾记载，看到用著名的织金锦“纳石失”做的军帐，能延绵数里长。而织金对云锦的风格又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妆花的“金包边”，金宝地的“金地”，所以云锦呈现了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风貌。
从古代工艺看，自蜀锦、宋锦到云锦，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蜀锦和宋锦因为出现较早，纹样小，图式相对简单，而云锦都是大纹样，工艺技术也相当复杂，同时借鉴了蜀锦和宋锦之长，并融入了缂丝的工艺。按照制作工艺通常都是由简到难、由易到繁的发展规律来推断，云锦的真正出现应在蜀锦和宋锦之后，也就是辽金元时期。
为了满足王公贵族们对云锦的享用需求，元、明、清三代在南京都设有官营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供皇室享用。三个朝代历经600多年的历史发展，使得官营织造的工艺水准不断累积而精进，使得当时的“云锦”既保存了元代织入金线的特色，并在宋锦、缂丝的基础上结合了明、清大花楼机的织造工艺技术，织就的锦缎质地光滑而又绚丽。根据云锦织造工艺的逐渐成熟我们可知，南京云锦的诞生并非一步登天，而是累积历代丝织技术和设计艺术的精华逐渐形成的一种风格。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清朝康熙年间，朝廷取消了开机不得逾百张的限制，使得南京民间的丝织业得到迅速发展，机杼之声，此起彼伏。也就是从那时起，云锦的生产在民间深深扎下了根基。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呢绒等洋布舶来品开始大量来到中国进行倾销，加之现代电力织机的兴起，人们开始了机械化的生产，南京云锦才随着封建王朝大厦的轰然倒塌“无可奈何花落去”，渐渐呈现衰落的态势。
东汉“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蜀锦（残件长34.4厘米，宽22.8厘米，经密每厘米43根，纬密每厘米24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
米黄色地盘绦填花宋锦（原件长43厘米，宽31.5厘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收藏）
明妆花都御史獬豸补子（长37厘米，宽40厘米，私人收藏）
明五彩金蟒纹织锦妆花缎（高121.5厘米，宽69.5厘米，私人收藏）
民国蓝地牡丹莲花纹织金妆花缎（长100厘米，宽77厘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收藏）
通过相关历史记载、出土文物、织造工艺的相互印证，我们可以推断，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一直到了晚清，“南京云锦”才最终定名，并与历史悠久的“蜀锦”和“宋锦”并驾齐驱，世称“三大名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