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什么？

现象与本质

平时我们一说起“哲学”这个概念，你们的头脑里马上就会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把哲学与政治等同起来。大家往往很自然地就把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块，好像讲哲学就是讲政治。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们这些讲哲学史的人，通常有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学习哲学必须要从学习哲学史开始，只有通过学习哲学史才能真正地理解哲学。因为哲学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也有它的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有它的青年、成年和老年时期。哲学生长的这个历史过程，是在思想的环境中展开的，我们只有把握了思想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哲学。因此，这一讲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哲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要我简单地回答哲学是什么，我只能说，哲学就是一种在永无止境的自否定过程中不断生长和发展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意识。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很难用一种肯定的方式来表述哲学是什么。这是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说，当我们学习其他学问时，老师一上来往往就会讲，物理学是什么，数学是什么，计算机原理是什么，等等。但是对于哲学，我们很难进行这样的表述。

在座的同学大多是大二以上的学生，你们都曾经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一上来往往就会按照书本上的说法对哲学下一个定义：哲学是一套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认识。这种关于哲学的定义对不对呢？从表面上来看，它当然是对的。但是，这种说法太笼统、大而化之，一个大而化之的界定，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按照这个定义，哲学就是一门无所不包的学问，这样的学问是缺乏确定性的内容的，就如同“无限”“绝对”这些概念一样，看起来很不得了、很唬人，实际上却是空洞无物的。因此，即使我们把这样的哲学定义背得滚瓜烂熟，我们在心中仍然对哲学一无所知。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哲学史的人来说，关于哲学是什么的答案只能在思维的历史、哲学的历史中去寻找。但是，如果我们循着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古希腊哲学一直进展到现代哲学，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实际是一个没有确定性答案的问题。从古到今，曾经出现过一些大智慧者，当他们面对这个问题时，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感到困惑。哲学史上有许多成就卓著的哲学家，都曾一度认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回答了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但是，甚至还没有等到他们去世，一批新兴的哲学家又开始批判和否定他们的观点了。通过对哲学史的学习，我们就会发现，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世界从根本上来说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心与物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似乎都是一些难以有确定性答案的问题。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着见仁见智的不同结论，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的见解。

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哲学与自然科学是很不一样的。在自然科学中，一个问题一旦解决了，它的答案就具有了某种确定性，后世人们就不会再去怀疑它的真理性。比如牛顿经典力学的三大定律，自从牛顿提出来以后，一直到今天，学习物理学的人都不会从根本上对它们提出质疑。在一个确定的时空范围内，它们就是绝对真理。当然，超出了这个时空范围，它们的效用可能会受到限制，会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些更加精确的理论所取代。但是在宏观世界里，牛顿的经典力学就是绝对真理，这是毫无疑问的，后世的人们也不会再去怀疑它们的可靠性。在其他的科学领域中，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唯独哲学，大家可以看到，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哲学家们争论的问题始终没有确定性的答案。大家争论的总是那些老问题，例如，世界的本原到底是物质性的微粒，还是精神性的概念？世界的规律到底是客观固有的，还是人类思维的结果？真理性的知识到底是来自经验归纳，还是来自理性演绎？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是永远没有确定性答案的，因此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一些永恒性问题。

我刚才说了，历史上一个一个踌躇满志的哲学家们，当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些永恒性问题时，他们的答案很快就会被一批后起的哲学家们所否定。这就注定了我们只能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否定的过程中来把握哲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直截了当地对哲学下一个定义，要想用一句话来说明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至少我觉得自己是无法言说的。如果必须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也只能说，哲学就是一种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就是对那些永无确定性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的一种执着追问。

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只能从哲学所探讨的对象上来加以考察。哲学的性质取决于它的对象。那么，哲学到底是探讨什么的一门学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思考一下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人作为一种特定的动物，与其他动物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们可以列举出人的许多特点，比如，人是有理性的，人是社会动物，人会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等，但是如果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发现，人和动物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人总是喜欢追问事物的本质。人和动物一样，都关注现象，但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关注现象之外，人还老是喜欢追问现象背后的本质。相对于现象而言，人甚至更加注重本质。动物从来不追问本质，本质对于动物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一只老鼠在一只猫眼里，就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猫扑上去把它抓住、吃掉，事情就完了，问题就解决了。猫在面对一只老鼠的时候，从来不会去思考“老鼠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对于猫来说，老鼠就是一个纯粹的现象，根本就无所谓本质可言。

但是我们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与动物很不相同的。人在面对着各种事物的时候，总是要寻找这些事物背后所潜藏着的本质性的东西，即所谓的内在规律。乃至于当我们面对大千世界的各种现象时，我们总是禁不住要问，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当我们这样提问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到底是万事万物真的具有某种本质，还是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赋予了它们某种本质？换句话说，所谓本质究竟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客观属性，还是我们人类思维的一种主观习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对于我们的思维习惯来说，就具有一种挑战性。如果事物本身就具有客观本质，那么透过现象寻找本质的能力恰恰说明我们人类比一般动物更加高明；但是，如果所谓本质只是我们在认识事物时的一种思维习惯，那么我们人类很可能就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当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比较确定的，我们往往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一种答案。但是，从第二种答案的角度来思考一下问题，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可以试着想想，或许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无所谓本质，但是我们人却是这样的一种动物，我们的大脑被构造成这样一种状况，以至我们老是喜欢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化。于是，当我们面对着一个活生生的感性现象时，我们就总是禁不住要追问：它的本质是什么？潜藏在那感性现象背后的抽象规律是什么？我们喜欢追问这样的问题，正是这种追问习惯使我们有了哲学。

对于我刚才所提出的两种观点，究竟谁对谁错，我看很难简单断定，你们可以自己选择答案。事实上，西方哲学史中早就有过这样的分歧。好像越到现代，人们就越倾向于现象学，越对所谓客观本质持一种怀疑态度。现代的哲学家们似乎更愿意相信，真实的世界说到底就是那个呈现出来的现象世界，至于所谓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人们主观虚构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20世纪的西方哲学纷纷走向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把本质给抛弃了。而传统的哲学，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黑格尔哲学，都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本质主义哲学。

那么，什么叫作本质主义呢？就是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19世纪的黑格尔哲学，它们都有一个固定的情结，那就是它们都喜欢追问事物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是什么。和现象相比较，本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本质是唯一无二的、不变不动的、不生不灭的，而现象总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转瞬即逝。一代一代的人活着，一代一代的人死了，但是当哲学家们探讨人的本质的时候，那个本质绝不因为亚里士多德死了或者活着，而有所改变。因为本质是一个一般性的东西，这个一般性的东西并不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死而有所改变。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本质通常是哲学家们抽象思维的结果，它被哲学家们从生动具体的现象中剥离出来，并且被当作转瞬即逝的现象背后的不变不动、不生不灭的唯一真理。

于是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二元分裂，也就是本质与现象的分裂。现象被看作浅薄的甚至虚假的东西，而本质则被当作真正实在性的和决定性的东西。本体论上的现象与本质的对立也导致了认识论上的意见与真理的对立，关于现象的知识被看作肤浅的意见，而关于本质的知识才是真理。在这种现象与本质相对立的二元分裂中，哲学家们纷纷把眼光投向现象背后的那个本质，那个实在性的东西，这就是古往今来本质主义共同的做法。

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本质主义的。比如说，在我们通常的哲学理解中，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精神，而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物质。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通过抽象的思想才能把握到的东西，它们都是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而这种概念性的东西被说成是决定着那些活跃的、感性的、丰富的现象的终极性东西。这种抽象的本质概念是哲学家们所真正关注的，它们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实在。这种强调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坚持本质决定现象或存在的哲学观点，就叫作本质主义或实在论。

但是，20世纪的哲学却是反本质主义的，20世纪的哲学标榜自己已经达到了一种自觉，它们认为所谓的本质或者实在很可能只是我们人类思维杜撰出来的一种假象，真正可验证的、明证性的东西只有那些现象。翻开历史上的任何一本哲学著作，我们都会看到，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争论的绝对不是现象，而是现象背后的本质。你说这个本质是物质，他说这个本质是精神，争论了2000多年，至今还是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的哲学家们就发现，这些关于本质的争论都是一些无聊的争论，本质本身可能就是人类思维杜撰出来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我们说20世纪的哲学确实达到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水平，它们公然主张人类没有必要再追问本质了，大家只需关注现象或者存在就够了。这种见解确实表现了现代哲学的明智之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恰恰也是哲学的一种悲哀。

我认为，无论本质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还是人类主观思维的一种杜撰，它永远都是哲学所关注的对象。哲学注定了是一种关于本质的思维，注定了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超越性，舍此就不能再被称为哲学。也就是说，即使所谓的本质可能是我们人类思维杜撰的结果，哲学也只能锲而不舍地不断追问本质性的东西。因为我们人类被注定了是一种具有超越倾向的动物，形而上学性恰恰就是人类之神性的体现。这正是人类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根本所在。世界本身是否具有本质，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人类是一种喜欢追问本质的生灵，所以在我们的眼里，现象背后总是有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在期待着我们去解蔽、去言说。也许这本身就是一场悲剧，但这却是一场崇高的悲剧，它昭示着一种深邃玄奥的命运。

我们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动物，我们总是要在简单的生活中去发掘深刻的寓意，总是不安于动物式的轻松而要去追求神性的沉重。其实大家想想，人如果不去追问现象世界背后的那些虚无缥缈的本质，他会活得很轻松、很轻松，轻松得就像一个动物一样。一只猫或者一只狗活得非常轻松，因为它们从来不去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从来不去追问事物的本质。对它们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一大堆偶然堆砌的现象，世界的全部意义就体现在那些生动具体的现象中。动物不是本质主义者，而是现象学家，它们不关注抽象的哲学问题，所以动物比我们人类活得轻松多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本身也许就是一个误会，是我们人类给自己挖下的一个陷阱。我们不满足于现象世界的浮土，固执地要去探寻本质的无底深渊。但是我却坚持认为，这个陷阱是人类必须挖的，而且，这个陷阱恰恰体现了人的神性之所在。所以，在我引导大家进入西方哲学圣殿的入口处，在这个哲学导论中，我就要给大家灌输一种悲剧意识，要明确地告诉大家，哲学本身就是一场悲剧。只是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这场悲剧固然是悲惨的，但是它却是我们人类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命运。如果哲学是人类无法逃遁的一场必然性的悲剧，那么它就具有了几分崇高的色彩。如果我们把哲学当作一场严肃的悲剧来对待，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超越了悲剧。所以这样看来，问题并不在于悲剧本身，而在于我们对待悲剧的态度，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悲剧。既然哲学注定了是人类的一场自我否定和自我升华的悲剧，那么它同时也昭示着人类的神性和希望之光。

关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我已经把传统的本质主义和现代的反本质主义的基本观点简单地给大家讲了。就个人气质而言，我是不太喜欢现代哲学的。我这个人在骨子里是一个古典主义者，我认为哲学到了黑格尔以后，就开始没落了。在西方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也出现过几个哲学没落的时代。比如说，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就代表着一种没落。那时候的人们不再关注本质，不再追问终极性的东西，而是把整个眼光都投注到感性的事物之上。他们关注怎样的生活更加舒适，如何去追求世俗的幸福和感官的快乐。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尽管人活得非常舒服、非常轻松，但是这时的哲学却是浅薄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同样，在文艺复兴时期，情况也是如此，人们都去追求感官的享乐，而对深奥的哲学不屑一顾。我个人认为，如果从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哲学也是一个低谷。但是，哲学终究会走出这个低谷而重新发展的。

今天的人类或许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大彻大悟的高度，他们主张抛弃一切本质或深刻的东西，跟着感觉走，尽情地去享受当下的生活。事实上，当我们放弃本质的时候，当我们以为自己变得聪明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从人到动物的道路。虽然这句话有点夸张，但是我认为现代人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游戏。他们抛弃了一切神性的东西、本质性的东西，他们总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崇高的，他们解构着神圣，嘲笑着深刻，把自我意识和当下感受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觉悟”培养了人们一种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一套享乐人生的价值取向，怎么快活就怎么活，怎么舒服就怎么干。推至极端，就是王朔“痞子文学”中的那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种浮萍式的人生态度是与我们时代的浅薄的哲学观念密切相关的。

按照学术界的传统规范，我们所讲的西方哲学史，通常只讲到19世纪就结束，不涉及20世纪的现代哲学。因此，我们这些研究哲学史的人对本质主义和实在论仍然是难以舍弃的。尽管我说了，这种本质主义哲学可能是一种自我欺骗、一场悲剧，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以一种快乐的态度、一种智慧的姿态来面对和演出这场悲剧。从这种意义上说，既然哲学的真正对象就是那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又是一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哲学家们争论了2000多年，唯物主义者说是物质，唯心主义者说是精神，基督徒说是上帝，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本质的不同理解，也就包含了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当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关注事物的本质时，当他有了这种自觉的反思意识时，他就进入了一种哲学的状态。他回答了本质是什么，也就回答了哲学是什么，因为哲学就是探讨本质的学问。反之，如果你只关注现象，那么哲学对于你就是没有必要的。

“说不可说”

对哲学的这种领悟，是伴随着一个人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而发生的。一个未经过哲学训练的年轻人，当他面对着世界万象的时候，往往喜欢用非常自信的口吻说：“事情就是这样的！”当他非常肯定地说“事情就是这样的”时，恰恰说明了他对世界的本质一无所知。反之，当他开始用一种怀疑或者否定的态度来思考世界，开始意识到“事情未必是这样的”时，他才开始用哲学的眼光来认识世界。

我国有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老前辈，当他们度过了知天命之年和耳顺之年，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岁，往往就会对哲学产生一种真正大彻大悟的理解。例如北京大学的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他认为哲学的根本特点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学问，它总是执着地要去言说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或问题。这些东西或问题就其本身而言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但是我们人类却总是有一种浮士德精神，它驱使着我们不断地去追求、去询问、去探寻，力图要说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这种“说不可说”的冲动使得历史上的那些哲学家们像勇士一样前赴后继地追求绝对真理，每一位哲学家都认为自己已经登上了真理的巅峰，但是很快又眼睁睁地看着后来者爬过自己的头顶继续攀登。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不断地“接着说”的历史，虽然大家说的永远都是那些同样古老的话题。

哲学就是一种“说不可说”的永恒冲动，因为哲学所研究的那个本质，说穿了就是中国先贤老子所说的“道”。那么，什么是“道”呢？《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下者，就是有形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叫作器物；形而上者，就是超越形体的东西或者无形的东西，感官无法把握的东西，因此是虚无缥缈、恍兮惚兮的东西，这就是“道”。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要是能够说得清、道得明，那就不是真正的“道”了。而哲学就是研究这么一个恍兮惚兮的东西的学问。所以在西方，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真正的哲学也被称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metaphysic）这个词和我们在哲学教科书里所了解的形而上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当然，它们也有逻辑上的联系。在你们的头脑中，“形而上学”可能是一个贬义词，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把形而上学说成是一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孤立、静止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这种解释并不错，因为这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对这个词的新解释。在黑格尔以前的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表示一种极其高深玄奥的学问，事实上它构成了哲学的根基。黑格尔由于强调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运动，要把抽象的绝对精神落实到具体的现实世界中，因此就把那种固执于本质本身的传统哲学称为“形而上学”，从而使这个词变成了一个贬义词。马克思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他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所以，在我们今天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形而上学”就成为一个坏东西。

但是在古希腊，一直到黑格尔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史里，“形而上学”都是指一门崇高的学问，它关注的不是那些呈现出来的现象，而是那个潜藏在现象背后并且决定着现象的本质。质言之，“形而上学”就是一门关于本质的学问，因此它是一门很崇高的学问。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一个人如果研究“形而上学”，那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因为“形而上学”是一门玄之又玄的高深学问。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就是广义的物理学，也就是自然科学的总称，或者在近代哲学中叫作“经验科学”。经验的对象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或者是实验室里那些可操作的东西，而“形而上学”却总是要研究那些无法验证、无法操作的抽象对象。

“形而上学”曾经是一门很崇高的学问。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形而上学”构成了传统哲学的根基。正是因为有了“形而上学”追问那个背后的东西，哲学才与科学分道扬镳，才从科学中剥离出来，获得了独立性。“形而上学”这个词最初就是指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哲学”的那个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首先就是“形而上学”。

当然，除了形而上学，哲学也包括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等，甚至还包括美学和宗教学等，但是它的根基却是形而上学。没有形而上学的哲学，就是一种被阉割了的哲学，已经丧失了哲学的阳刚之气。因此，我坚持认为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的根。当黑格尔已经被追逐时髦的现代人像死狗一样抛弃了的时候，我却毫不隐晦地声称，自己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像黑格尔一样固执地相信某种背后的东西。那种“背后的东西”也许很滑稽，我们或许像堂吉诃德一样可笑，但是在这种滑稽可笑中却掩映着某种崇高。现代人太清醒了，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就不再去言说了，然而，总会有一些人宁愿执着于虚幻的梦境，固执地要去“说不可说”。

与张世英先生的“说不可说”的观点相契合，另外一位已经故去的哲学泰斗、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陈修斋先生在晚年也提出了“哲学无定论”的观点。他认为，哲学与其他学科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他任何学科在它们的探索过程中都能够获得一些具有定论的、真理性的答案，唯独哲学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在最基本的一些哲学问题上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确定性的答案。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接受某一种哲学观点，但是所有的人一定都会接受牛顿的经典力学，因为那是科学。不论他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白皮肤的人还是黑皮肤的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只要他受过一定的教育，通常都会接受牛顿经典力学的一些基本定律，如惯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但是哲学一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怀疑论和独断论、一元论和二元论等。没有一种哲学观点可以说服所有的人，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了哲学无定论。

那么哲学“无定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陈先生的解释是：这是由哲学所探讨的对象决定的，因为它探讨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本质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又不像现象一样，可以放到实验室里来加以验证。正因为如此，它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不可能有定论。陈先生深刻地指出，不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时代局限性而使我们无法对哲学问题形成确定性的答案，而是由于哲学所关注的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永远不会有定论。即使再过几千年，我们人类的智慧更充分地发展了，哲学仍然是无定论的，那些哲学的基本问题仍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无定论”，所以哲学才充满了魅力。它教给我们的不是有形的知识，而是无形的智慧。

智慧是什么？智慧与知识有何不同呢？知识是现成的、可以用规范化的方式来定型的，比如说，我把一本书翻开，谁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这个概念有什么具体内涵，或者一个科学原理可以用什么样的数学公式来加以表达，给足一些相关条件就会产生什么结果，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清清楚楚、不容置疑的，这些就是知识。但是，智慧却不同于这些知识，智慧是一种活跃的东西，是从书本上的现成文字中找不到的，它不可能被固定在文字里，而是寓于文字之中而出于文字之上，是对文字、概念、命题、公式这些有形之物的超越。智慧不是一种记忆，而是一种思考；不是一种固执，而是一种变换。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对于智慧，决不是找出一些哲学家的观点，然后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就可以获得的。按照我和邓晓芒教授所写的《西方哲学史》前言中的话来说，一个人哪怕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背得滚瓜烂熟，他也仍然谈不上懂得了哲学。有些同学很会背哲学概念和哲学原理，考试往往得90分甚至100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懂哲学了。因为哲学主要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智慧并不表现在你的考试中，而是表现在你以后的整个人生历程中，表现在你观察世界和思考世界的方式中。当然，我并不否认哲学知识的重要性，学习哲学当然也必须掌握一些基本的哲学知识，例如一些重要的概念、原理、一些哲学家的基本思想等；但是，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哲学的素养，是让你学会用一种哲学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而这就是智慧。

就像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讲哲学课时对学生所说的：“我并不是教你们哲学，而是教你们如何哲学地进行思维。”哲学不是一套现成的知识，可以和盘托出来交给你们。如果听完了西方哲学史这门课，你们发现自己所学的东西除了通过考试最后还给老师的那些知识，还有一些是在你们的脑子里永远扎下根来并且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你们的思维方式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才是你们所学到的真正的哲学，才是属于智慧的东西。所以我说，哲学教给你们的不只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素养，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

哲学的主要功能不在于改造世界，而在于改变自身。改造世界，那是科学的功能，哲学却让你们学会了一种调整自身状态、改变自己思维模式和观察眼光的方法。一个有着哲学智慧的人在面对世界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世界本身是什么样的，而是我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世界。我观察世界的眼光不同，世界对于我的意义也就不同了。因此，对于有哲学素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改变世界本身（因为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事），而是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系统和审美态度。因为世界就是你眼中的世界，你的眼光改变了，世界的意义当然也就随之而变。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但是正因为它太简单了，所以我们往往看不见。这就像离我们眼睛最近的东西（眼睫毛），恰恰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一样。

哲学就是哲学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哲学是涉及智慧的学问，而这样的学问是需要长期的磨炼才能掌握的，学哲学是一个漫长的精神历练过程。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历程最初是从东方哲学开始，经过印度哲学、西亚哲学和埃及哲学，走到了古希腊哲学。然后再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康德哲学、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最后到黑格尔自己的哲学。绝对精神终于走到头了，该像浮士德那样说“请停留一下吧！”。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整个人类精神2500年来的艰苦劳作，就是朝那个方向发展的。当然，黑格尔很狂妄，他说的那个方向就是他的哲学。但是这句话说得也有道理，尽管很狂妄，却蕴含着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在于，如果你不了解几千年来整个哲学史的发展，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也就是说，要想真正学习哲学，只有从学习哲学史开始。如果一上来，我们就学习某种哲学原理，这种做法不仅不合乎历史，而且不合乎逻辑，这样的学习方式是根本不可能真正进入哲学的。因为你把哲学变为了一种僵化的、凝固了的东西，也就是通常所理解的贬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

而哲学恰恰是一种活的生命，活的生命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才能呈现出来。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应该强调的问题，那就是从生物学进化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类的大脑结构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2000多年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罢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相信，2000多年以来西方的那些哲学家，尽管比我们更古老，但是他们的大脑智商水平，丝毫也不比我们差。他们都是历史上有大智慧的人，否则他们的思想也不会在历史中流传下来。事实上，他们往往比我们更聪明、更有智慧。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不仅知道他们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也知道他们以后的思想家是如何批判他们的。他们尽管是有大智慧的人，但是至少他们不知道后来的哲学家是如何批判他们、超越他们的，所以我们的优势就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我们并不比他们更聪明，但是我们却具有一个更加宏观和全面的眼光，我们具有一种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这样就使得我们更容易进入他们的思想。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你必须要进入这种历史视野中。如果不进入，只是单纯地去背一些哲学原理或者哲学概念，那么你永远都是哲学的门外汉！

因此这样一来，哲学就必须要转到哲学史。哲学既然是关于那个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道”的学问，那么如果我们要追问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要追问这个实在、这个本质，如果我们要探讨一种高深的形而上学，我们就只有在西方哲学的历史长河中，才能真正地进入哲学的语境，才能接近这个终极性的“道”的深刻意蕴。西方哲学史上的那些人物都是大思想家，充满了智慧。我们通过学习哲学史与他们进行交流，思考他们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体验他们所体验过的那些苦恼，与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交谈，这样我们就能够使自己置身于智慧的源流之中。同时我们还会站在后来者的立场上，对他们的思想进行质疑，进行批判和超越。当我们这样学习哲学时，我们已经把自己融入一个思想的长河中，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去面对古人的智慧。我认为，这样一种态度，才是真正学习哲学的态度。

我们这些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人素来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好好学习西方哲学史，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本人就是西方人，他的哲学思想代表着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也是从西方哲学的深厚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如果你不了解从泰勒斯一直到黑格尔的整个西方哲学史，你怎么可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呢？如果把马克思的思想剥离出来，与西方哲学处于一种相互分离的状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门与西方哲学（当然更与东方哲学）相独立、甚至相对立的哲学，这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推崇和提升，恰恰相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玷污和贬抑。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有着深厚的哲学土壤的，2000多年来的西方哲学传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支撑，如果你把这个传统斩断了，完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西方哲学以外的一个独立的哲学体系，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一个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一种活生生的、充满了生命力的哲学就被凝固为一套枯燥乏味的哲学教条。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对哲学课程感到厌恶和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因为他们把哲学变成了一个死的东西，当然就枯燥了！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活生生的思想，不是滋润着心灵的智慧，而是死板的教条、枯燥乏味的知识体系，当然就会感到厌恶和抵触了。以上就是我想谈的第三点，也就是学习哲学必须要经历的精神磨炼，这种精神历练只能在学习哲学史的过程中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