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最新章节_周濂著

四个结构性因素及本书基本结构

本书认为，就概念组成而言，政治正当性一方面有其客观面向，即要符合某种规范性乃至客观性，另一方面有其主观面向，也即被统治者的主观意志表达；就其理论效果而言，政治正当性一方面使统治者拥有统治的权利，另一方面使被统治者负有服从的义务。这四个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中存在诸多组合可能，比如，政治正当性的客观面向和主观面向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紧张态势；比如，不同哲学家对于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义务之间是否存在概念的或逻辑的关系始终聚讼纷纭，并因此产生了各种具体的正当性观念。但无论作为观念的正当性呈现出何种形态，政治正当性都在概念上与这四个因素——正当性的客观面向和主观面向以及统治权利和政治义务——存在某种结构性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从这四个因素入手研究政治正当性会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突破口。

不过，在深入分析正当性概念的四个结构性因素之前，本书认为，一个更加重要的工作是要先行区分政治正当性与证成性之间的概念差异。政治哲学主流观点认为，所谓政治正当性就是对政治权力所做的道德证成，因此多数学者倾向于把对政治权力所做的一切道德证成都等同于正当化的工作。本书认为，这种把正当性与证成性混为一谈的做法是导致正当性评价发生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本书的第二章将通过援引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约翰·西蒙斯、大卫·施密茨（David Schmidtz）以及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首先分析并确立正当性与证成性的概念差异，建立起正当性／证成性这一基本的分析框架。

在此基础上，本书的第三章会梳理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义务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优先从政治义务而不是统治权利出发考察政治正当性，是因为尽管在理论上正当性是一个“关系”概念——它描述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某种道德关系，但是政治正当性——特别是现代政治的正当性首先是一个需要得到承认的概念，而承认的主体是被统治者，因此从被统治者的政治义务出发考察正当性就在理论上具有优先性。我们甚至可以断定，现代之后由于被统治者的意志表达获得了根源性的位置，统治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政治义务的衍生概念。在第三章中，我将首先澄清政治义务（political obligations）与政治责任（political duties）的概念差异，然后我将结合第二章的理论成果，指出政治证成性与政治责任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而政治正当性则与政治义务之间存在着概念关联，凡是能够有效论证政治义务的理论同样也能够有效论证政治正当性。我将论证，在传统的政治义务理论中，自然责任解释、感恩原则、成员身份解释都只与政治责任也即政治证成性有关，在现代政治的背景下，能够有效论证政治义务进而论证政治正当性的理论只可能是公平游戏原则或者认可理论。

在第四章中，我会检讨公平游戏原则论证普遍政治义务的效力问题，指出公平游戏原则并不足以承担起这一重任。

而在第五章中，我将集中探讨认可理论对政治义务和政治正当性的证成——这是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观点，同时也是现代政治正当性的主流理论。我将着重分析社会契约论尤其是认可理论的成就及其缺点，并拒绝那种出于理论的纯粹性而主张“哲学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在第六章中，我们会重新回到正当性与证成性的区分问题，回答当代政治哲学主流如罗尔斯混用正当性与证成性的根本原因所在。我认为，当代政治哲学主流之所以倾向于把正当性混同于证成性，其背后隐藏着从洛克主义到康德主义的范式转换，但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范式转换。

鉴于政治正当性的认可理论存在某些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最近几十年来兴起的审议民主理论正在力图重新为现代社会奠定正当性根据。本书第七章将集中讨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审议民主理论，我将把重点放在沟通行动与“共识”之间是否可以为民主正当性提供新的视角。

最后，我会在第八章对本书的主题做一小结，并重提这个问题——“需要正当性这个概念吗”：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澄清正当性的混乱，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政治正当性仍旧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道德评价术语应用于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语言。

一种表述只有在特定的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尽管我们力图首先在“概念分析”而不是“观念批判”的层面上进行工作，但即使是概念分析也依旧处在时空的流变之中，它只是比观念更少脉络的依附性，却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挣脱这种依附性。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家不是任何观念共同体中的公民。这使他成为一个哲学家。” ^[20] 我们应该从否定性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一个脱离了任何观念共同体的哲学家也许可以提交最理想和最可欲的哲学答案，但它却很可能是一种不知所谓的“胡言乱语”。就此而言，我清醒地意识到本书的限制所在，它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考问政治正当性，这让它不得不随身承载了许多现代性的观念负荷，但我不将之视为一种羁绊，毋宁说，它是我们进行思考的起点与条件。对我来说，如果本书能够把概念与观念、政治哲学与政治历史本身结合起来，并对理解和澄清当下的政治现实有所启发，则余愿足矣。

[1] Morris Zelditch Jr., “Theories of Legitimacy”, in The Psychology of Legitimacy , edited by John T. Jost and Brenda Maj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4. 这次争论发生在米洛斯人与雅典人之间，牵涉的似乎是国际正义的问题，但是如我们所见，米洛斯人对暴力征服以及强权政治的道德根据的质疑却的确是在追问“正当性”问题，即：“是什么使得权力——亦即强力——成为道德上对的？”

[2] Roderick Martin, The Sociology of Power ,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p.41.

[3] Peter Lassman, “The Rule of Man Over Man: Politics, Power and Legitima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eber , edited by Stephen Turn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81-98.

[4] Herbert C. Kelman, “Reflections on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of Legitimization and Delegitimization”, in The Psychology of Legitimacy , edited by John T. Jost and Brenda Major, 2001, p.54.

[5] Roderick Martin, The Sociology of Power , 1977, p.42.

[6] 参见：Rosemary H. T. O'Kane, “Against Legitimacy”, in Political Studies , 1993, 41(3):471-487。爱德华·鲁宾（Edward Rubin）在《从正当性到服从》（“From Legitimacy to Compliance”）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参见：Edward Rubin, Beyond Camelot: Rethinking Politics and Law for the Modern State ,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7] Morris Zelditch Jr., “Theories of Legitimacy”, in Psychology of Legitimacy , 2001, pp.47-48.

[8]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0, p.77.

[9] Robert Bierstedt, “Legitimacy”, in Dictionary of Social Science ,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1964, p.386.

[10] Richard M. Merelman, “Learning and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1966, 60(3):548.

[11] John H. Schaar, Legitimacy in the Modern State ,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1, p.24.

[12] Patrick Riley, Will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

[13] Walter Ullmann,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 ,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62.

[14] Michael Walzer, Obligation: Essays on Disobedience, War, and Citizenship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xii.

[15] William Connolly, ed., 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

[16] 根据辛西娅·斯塔克（Cytheia A. Stark）的观点，契约论可以分为道德的契约论和政治的契约论。道德契约论的进路是为了证立道德原则；它们意在告诉我们所拥有的道德原则。例如，斯坎伦和高锲尔都试图表明行动者有理由遵守特定的基本道德原则，比如，要求我们不要伤害别人或者责成我们要诚实。政治契约论的进路试图证立政治原则（例如，罗尔斯对分配的正义原则的论证）、一个特殊的政府形式（例如，洛克对代议制政府或者霍布斯对专制政府的论证），或者普遍的国家权威。除此之外，认可理论包括实际的认可理论、假然的认可理论，彼此的理论效力不尽相同。关于这些差别我们将在后文做详细的探讨。参见：Cynthia A. Stark, “Hypothetical Consent and Justification”,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 2000, 97(6):313-334.

[17] A. John Simmons, “Justification and Legitimacy”, in Ethics , 1999, 109(4):749-750.

[18] Jü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75, p.97.

[19] William A. Edmundson, Three Anarchical Fallacies: An Essay on Political Authority , Cambridge: Cambridge Uinversity Press, 1998, p.35.

[20] Ludwig Wittgenstein, Zettel , edited by G.E.M. Anscombe and G.H. von Wright, translated by G.E.M. Anscomb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No.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