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那年，一个女孩欺负我。我对那年的记忆很模糊，时间流逝，我也不愿回想，记忆变得支离破碎。那时我三年级，扎着辫子，说话口齿不清。在老师们眼中，我是个猛打猛冲的孩子，总是一口气做完长除法练习和地图小测验，然后错不该错的题目。但我就是喜欢第一个写完。

我的朋友阿比也这样。她很受欢迎，我俩算不上特别亲密。我至今仍不明白，她当时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她先是跟我最好的朋友悄悄议论我，很快就说服了对方抛弃我去跟其他女孩玩耍。课后，我们一起到社区中心上舞蹈课，阿比拉拢了我的朋友们，劝她们也离我远远的。走进中心剧院，我发狂一般冲向她们，气喘吁吁，在突如其来的漆黑中睁大双眼。在一排排沉默的椅子间，在舞台上，我总是在追逐她们轻快离开的脚步，听着阵阵笑声远去。

日复一日，我站在半明半暗的走廊、楼梯井和停车场中。我对这些地方的记忆无一例外都是我在那儿孤零零地站着。晚餐前，妈妈在做饭，我便向她哭诉。这种苦恼难以排解，当时我觉得，我是唯一经历过这种痛苦的女孩。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

16年后，我去英格兰读研。一个雨天，我骑上自行车去图书馆，想弄清楚阿比为什么要那样对我。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驱使我去那儿的。对我来说，这段记忆中的某些部分似乎严重失衡：一方面，我记不清太多细节；而另一方面，被所有朋友抛弃、在阿比手中失去最好的朋友的痛苦却真真切切。这是一件永远无法和其他童年回忆一同渐渐褪色的事情，我想自己需要填补这份空白。

那天深夜，我在学校和朋友们分享了这段回忆。随意吃了点夜宵后，我和六名朋友都承认，自己的过去中有一个“阿比”在纠缠不休。我们居然都经历过同样的困境，发现这一点真是叫人激动。朋友们和我一样，多年来都以为只有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

明白了这些后，我小心翼翼地骑上光滑的街道，相信图书馆中一定有解释女孩霸凌行为及其成因的书籍在等着我。前几轮电脑搜索一无所获，我将其归咎于自己糟糕的搜索技能，也许我又“猛打猛冲”了。接着我向图书馆员求助，结果发现不是我的问题。

关于男孩攻击和霸凌行为的文章比比皆是，讨论女孩霸凌问题的却屈指可数。没有相关研究，没有家长手册，没有为孩子们准备的可爱指南。我坐下来研读文章，在大部分研究者称作霸凌的行为中完全看不到自己或阿比的影子。我先是惊讶，然后转为失望。

我给自己认识的人挨个发了邮件，请他们尽可能多地转发给自己认识的成年女性。我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否曾被另一个女孩折磨或取笑？请说说那是怎样的感觉。那段经历对今天的你有何影响？”24小时之内，我的收件箱就堆满了来自美国各地的回复。回信越来越多，女性们在网络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情感。即便隔着电脑屏幕，她们的痛苦也同我自己的一般挥之不去、纠缠不休。素不相识的女性们告诉我，我是第一个知道这段故事的人。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那是因为我是第一个主动询问她们的人。

沉默深深地嵌入了女性经验的结构之中。直到最近30年，我们才开始诉说女性生活中令人震惊的事实，公开处理强奸、乱伦、家庭暴力和女性健康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但直到通过唤醒公众意识、制定政策和增强认知，如今它们才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了一席之地。

现在该打破另一片沉默了：女孩中存在着一种隐性的攻击文化，其中盛行着瘟疫般的霸凌行为，独特且具有毁灭性。与男孩之间的攻击行为不同的是，女孩之间的攻击并不体现在直接的肢体或口头语言之中。我们的文化不允许女孩置身于公开冲突之中，她们因此被迫采取非肢体接触、间接、隐蔽的形式进行攻击。女孩通过背后说闲话、排斥、谣言、辱骂以及操控来引发受害者的心理痛苦。与通常欺负泛泛之交或陌生人的男孩不同，女孩攻击的对象往往来自亲密的朋友圈，这令攻击行为更难被识别，受害者的痛苦也会随之加剧。

在这一隐性攻击文化中，女孩用不着拳头和刀具，而是诉诸肢体语言和关系。在这个世界中，友谊成了武器，比起冲人大吼一声，一天不和对方说话更伤人。没有哪一种姿势比朋友转身离开更令人难过了。

在隐性攻击文化中，愤怒很少通过言语表达，在校的每一天都可能像是走进了全新的社交地雷阵，排列组合的变换毫无征兆。冲突期间，女孩会用只有她们自己才明白的语言和正义观来攻击别人。在女性友谊亲密无间的背后，隐藏着一片弥漫着愤怒的秘密土地，而滋养这片土地的，正是沉默。

这就是我想带领读者走进的世界。在喧闹的人声之下，一个女孩瞪着另一个女孩，然后默默冲她朋友微笑。第二天，小圈子领导者开始默默传阅一份秘密请愿书，要求其他女孩列出为什么讨厌目标女孩。再过一天，被排斥的女孩就会在教室里挨着男生区域坐下，低着头、缩着肩膀。这种伤害干净利落，不动声色，既看不出攻击者是谁，也看不出攻击目标是谁。

近年来，在青少年枪支暴力的悲剧的推动下，公众对霸凌行为的认识有所增强。然而，关于霸凌行为的全国性讨论主要把焦点放在男孩及其攻击行为上，狭义的霸凌定义完全聚焦于肢体和直接暴力行为。而女孩的攻击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和间接性，不存在肢体暴力，自然没有得到探讨。女孩的攻击行为甚至不会被视为攻击，而是被轻描淡写成一句“女孩就那样”。

然而，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都清楚这一点。我们所有人差不多都当过旁观者、攻击目标或霸凌者。许多女性都默默承受着，并努力试图遗忘这一切。的确，这是女孩成长期中始终存在的阴暗肮脏的秘密之一，差不多所有成年女性和女孩都经历过。现在，该打破沉默了。

我开始采访10岁到14岁的女孩，霸凌行为在这一年龄段最为盛行。第一天，我在东海岸一所男女同校的私立学校与几组九年级学生谈话。我的计划是用准备好的问题清单引导孩子们进行非正式讨论。在每个班级的学生面前，我先做自我介绍，说出我自己被欺负的故事，告诉女孩们我们要讨论什么。不出意外，她们通常都先是一怔，然后恍然大悟。 讨论 什么 ？在课堂上吗？ 她们偷偷笑了，窃窃私语。

每场讨论我都先问这个问题：“你们认为男孩之间的刻薄和女孩之间的刻薄有什么不一样？”悄悄话停止了。接着，一排排小手举起来。瞬间，她们的话匣子打开了，语速飞快。女孩们激动地又说又笑，大喊尖叫，时而发出嗤笑，一个个说起自己的故事。与此同时，小纸条满教室飞，伴着翻白眼和意味深长的对视。

我筋疲力尽，事先认真组织好的引导问题一直握在手中，没有派上用场。

那天的讨论一场都没有按计划进行，但结果表明这是件好事。我很快就明白，要是努力将女孩们的意见塞入事先安排的问题中，她们会觉得我才是权威，我可不想这样。我想让 她们 成为权威，毕竟，是她们正经历着我在努力理解的事情。相比策略，这更偏向于直觉。

女孩们也对我真诚相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互通邮件，发短信，谈论乐队、新鞋、暑期计划和如何追男生。她们告诉了我许多老师和父母不知道的秘密。有时我们会暂时跑题，聊聊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压力。

久而久之，我发现了我们能够愉快相处的另一个原因。大部分和孩子谈论霸凌行为的成年人处理问题时都会说这种话：别欺负人，和小伙伴好好相处。

我则是从反方向入手，我没有上来就假定她们不应刻薄待人，而是她们的确能够表现出刻薄；也没有假定她们都友善待人，而是假设已经有女孩不够友好。我的出发点不是劝阻不良行为，而是希望她们帮助其他女孩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她们想参与小组讨论，那很好；如果不想参与，那就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能干预其他同学发言。我告诉她们，无论如何都有免费零食可以吃。

在小组讨论中，通常会有女孩说出自己身为受害者的故事。这些女孩也许会从回应同学的某句话开始，然后像是突然吓了一跳一样，泪流满面地回忆起自己遭受的痛苦。虽然我明白自己只是一名研究者，但还是会对她们产生强烈的保护欲。

因此，我始终坚持采用非正式讨论的形式，让女孩们随心所欲地引领讨论方向。正如我在网上接触到的那些成年女性一样，大部分女孩从未被问及此类经历。和从前的我一样，她们似乎觉得自己是孤军奋战，认为自己是唯一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我对她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她们选择我来倾听这些故事，我希望能够尊重她们的声音。我也想让她们明白，很多人都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如果无视她们的痛苦，打断她们，然后继续问列表中的下一个问题，就太不人道了。有时我能问完所有的问题，有时不能。倘若我的研究因此受到任何影响，我也甘愿承担责任。

在此期间，我受到了心理学家琳恩·迈克尔·布朗（Lyn Mikel Brown）和卡萝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研究成果的指引，她们针对女孩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对我影响甚大。布朗和吉利根与同事们一起制定了一份用于访谈的“倾听指南”。 ^[3] 与传统采访原则完全不同，这种方法强调灵活性，强调与采访对象和谐相处。“倾听指南”要求研究者“跟着女孩引领的方向走”，同老一套的研究路线正好相反。这种方法对女孩们来说尤为重要，否则她们在面对采访者时可能会一言不发，因为对方看起来别有所图。跟着女孩的声音走，而不是强调自己的观点，“能够帮助女孩发展、坚持或寻回对自我、自身感受以及内在渴望的了解”。布朗和吉利根说道：“认真对待女孩，也会鼓励她们认真对待自己的想法、感受和经验，并将这种认知延续下去，甚至寻回那些已经失去的自我认知。”对于女孩霸凌这种情感问题来说，采用这种方法再合适不过了。

在不断寻找合作学校的过程中，我发现学校管理层对此态度不一。大部分学校对我与学生交谈这件事感到如释重负。教师们觉得女孩之间强烈的愤怒很神秘，对此倍感困惑，那些发生在身边的无法解释的小插曲让他们不知所措。

小镇学校和一些私立学校不太欢迎我。他们不允许我采访，尽管学校没解释原因，但似乎是出于紧张，担心会暴露自己学校女孩的真相：是的，她们 的确 会刻薄待人。在教育女孩周到、“友善”的社会中，这种曝光非同小可。

由于话题性质较为敏感，我还做了一个决定。为了全面描述女孩霸凌问题，我原本计划尽可能多地走访不同城市。密集采访几次后，我发现这不太现实。为了赢得女孩们的信任以及老师和家长的信心，我需要融入他们的社区才行。为此，我延长了在美国三地的逗留时间。大部分学校都无条件地允许我开展研究，并提供了宝贵支持。其中两所学校甚至为此改变了他们的规定，破格让我与女孩们相处——他们原本不允许研究者进入校园。

为了赢得学校的大力支持，我承诺在研究中提及女孩、教师和学校时均采用化名。除了经济和种族概况外，我尽量减少对各校细节的描述。一年之中，我一共走访了十所学校。在大西洋沿岸中部的一座大城市中，我走访了三所学校：大部分学生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林登学校（Linden School），其中25%为少数族裔；大部分学生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约20%为有色人种学生的玛丽芒特（Marymount）私立女校；近郊的犹太中产阶级走读学校萨克勒日校（Sackler Day School）。第二座城市位于东北部，我走访了非传统高中克拉拉·巴顿中学（Clara Barton High School）和马丁·路德·金小学（Martin Luther King Elementary School），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均以非裔、波多黎各裔和多米尼加裔为主。我还走访了中产阶级学生为主、20%为少数族裔的实验学校阿登学校（Arden School），以及以非裔和拉美裔学生为主的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女校。最后，我花几周时间走访了密西西比州东北部小镇里奇伍德（Ridgewood）的小学和初高中。

在每所学校，我都对学生以及感兴趣的教师和家长开展了小组讨论和一对一访谈。在一些学校，采访时间长达三四个小时，在时间有限制的学校则相对短一些。在两所市区学校中，我很难联系到其中的部分学生和家长。这些家庭大多贫寒，有的连电话都没有。不过，我也承认，我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形象也让很多人不愿接近。一些学生和家长表示有兴趣参与，但没有回电话，或没在约定时间出现。在每所学校，我都会失望地发现很少有家长愿意谈论自己被欺负的女儿——虽然这在意料之中。

除女孩和家长外，我还通过电话或面谈采访了近50位成年女性。在时间和治疗的帮助下，她们已能从更广阔、更微妙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困境，因此我将她们的故事也收入本书之中。她们的声音可以与年轻的被霸凌者和霸凌者互为对照。

虽然我的研究方法深受布朗和吉利根的启发，但本书并非常规实验研究的成果。打开书，你不会看到关于女孩攻击行为的数据或科研结论，也不会读到男孩的相关对比研究。男孩们有许多表达愤怒的方式，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大多数女孩却被迫与任何直接攻击行为绝缘。

《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是第一本专门致力于讲述女孩和非肢体冲突的书，它讲述了霸凌者与被霸凌者的故事，以及我称之为“另类攻击行为”或非传统攻击行为这一现象。

我绝不是说只有女孩才会做出此类行为，大部分男孩也会表现出另类攻击行为，但他们童年发生此类行为的年龄段迟于女孩。我也不是暗示 所有 女孩都会这样。虽然本书旨在描述女孩隐性攻击文化，但我很清楚并非所有白人中产阶级女孩都会避免与朋友发生正面冲突。我沉迷于自己的发现，对没有深入寻访那些乐于直面愤怒和冲突的女孩，感到后悔莫及。

全书中我会采用“女孩霸凌行为”（girl bullying）这一术语来指称另类攻击行为。我并不是说女孩对愤怒的 感受 与男孩截然不同，而是许多女孩似乎会用不同的方式来 表达 愤怒。女孩的攻击行为可能是隐蔽的，针对关系进行的。有时，这种攻击可能的确是出于对损失友谊或被孤立的恐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孩不会像同龄男生那样热切渴望权力或发起攻击。

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与同事们在重要著作《最好的朋友，最坏的敌人：理解孩子的社交生活》（ Best Friends, Worst Enemies: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Lives of Children ）中指出，每个孩子在生活中都对三样东西充满渴望：联系、认可和权力。渴望联系会驱使孩子结交朋友，而对认可和权力的需求则会引发竞争和冲突。我认为，如果所有孩子都渴望这几件事，他们就会竭力追求，并会学习如何在文化规则——也就是社会对男孩和女孩的不同要求——允许的范围内得到它们。

三年前刚开始研究时，我的写作初衷是告诉其他被欺负的女孩，她们并非孤军奋战。随着与女孩的交流增多，我明白了这也是在告诉自己， 我 并非孤军奋战。很快，我又认识到自己在三年级时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我发现自己对童年的许多关系都感到痛苦和困惑。

遇到这些女孩，我懂得了自己不是唯一有过这种感受的人，懂得了我们都有着相似的记忆和体验，懂得了有人可以理解我们尘封多年的心里话，这种感觉真的很棒。这种释然的体验是实实在在的，它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大门，让我们可以一同进入其中。我们的旅程始于被欺负的记忆，终于质疑并反思自己生存的文化环境、思考女孩该如何相待，乃至思考关于我们自身的问题，这是单枪匹马无法做到的。

对另类攻击行为的研究少之又少，仅有的研究也被埋没在学术期刊之中。近来，媒体热切关注霸凌行为，却忽视了另类攻击行为。公众评论称男孩间的霸凌或上升到肢体暴力的霸凌行为是最危险的。在本书第一章“女孩的隐性攻击文化”中，我将总结目前针对女孩进行的研究，并探讨女孩攻击行为的独特之处，分析学校对女孩霸凌行为的态度。

这一章中，我们还会审视女孩间隐秘的攻击行为。女孩的愤怒大多悄悄地躲过了老师、心理辅导员和家长的雷达。正如一位女士告诉我的那样，这不是“能在孩子抽屉里发现的东西”。彬彬有礼的女孩往往会采用安静的攻击方式，她们使眼色、传纸条、散播谣言。尽管她们时而会采取肢体行为，但最典型的还是心理战，即使是在教室里也很难观察到战况，比如偷偷塞进桌子抽屉的纸条、使眼色又移开的目光、午餐时突然坐满的座位……在这一章，女孩会和我谈论她们如何以及为何要采取这些秘密行动。

女孩霸凌中语中带刺的部分常常掩饰在友谊的表象之下。第二章“亲密的敌人”将探讨亲密伙伴之间的霸凌和精神折磨。人际关系在女孩的生活中很重要，她们害怕孤独，很多人宁愿牺牲自己的情感上的安全感，也要竭力维持伤害自己的友谊。而伤害她们的攻击者正是表面上无比关爱她们的亲密好友。

虽然我的出发点是理解女孩之间严重的霸凌问题，但很快我就发现日常冲突同样令人痛心。在第三章“实话伤人”中，女孩讨论的问题是：“当你对某人感到生气或不高兴时，会告诉她们吗？”她们吐露了对正面冲突的恐惧，并探讨了自己选择采取的间接行动。女孩分析了她们怎样联合对付某个人以及为什么要采取这些做法。她们还探讨了压抑愤怒、避免正面冲突为何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女孩之间最侮辱人的说法之一是指责对方“自以为了不起”。在“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一章中，我将询问女孩们为何无法忍受看似骄傲自负的人。如果“女孩力”（girl power）的时代真的已经到来，为何还要因其他女孩的成功而感到烦恼呢？本章中，女孩们将敞开心扉，讲述她们为何在面对另一个女孩时，对自己的嫉妒心和竞争欲守口如瓶，并向我介绍她们用来表达不愉快感受的密码。

许多女性都将自己生命中遇到的女孩霸凌者视为恶魔，我也是如此。有时我会想，如果再见到阿比会是怎样一番场景？我还想象了自己可能会问她的问题。在第六章“霸凌者的反思”中，几位曾经或正在霸凌别人的霸凌者谈了谈自己为何会伤害或背叛好友。听着她们的故事，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我不禁思考，为何大多数人很快就会认定自己不是“刻薄女孩”？而这对我们解决女孩霸凌问题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女孩作为照顾者的传统社会分工教导她们，女孩会因同他人的关系受到重视。在第七章“受欢迎的女孩”中，我将对一些当下关于女孩受欢迎原因的研究提出质疑。这一章重点讨论女孩关系中的纷争如何引发虐待和攻击。我将探讨为何一些女孩私下显得友好，在公众场合却故意表现得刻薄，以及有些女孩为何直接抛弃朋友。

并非所有女孩都回避正面冲突。攻击也许是本能，但愤怒的表达方式是后天学来的。尽管我发现另类攻击行为在白人中产阶级女孩中最严重，但我在其他更看重女孩坚定自信、直面冲突品性的社区也待了一段时间。在“对抗”一章中，我将探索正面冲突和实话实说这两种品质在非裔、拉美裔美籍女孩以及工人阶级社区中的历史与实践。尽管本章重点是这些来自特定社区的女孩，但请别认为她们与其他族裔完全不同。《女孩们的地下战争》聚焦于受女性规则限制、不允许产生正面冲突的生活，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女孩主要来自白人中产阶级，但并不仅限于此。

人们往往关注攻击目标和霸凌者，却忽视了他们的父母的处境。被霸凌者的父母和监护人感到深深的耻辱和无助，他们和自己的女儿们一样孤立无援。这些人往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每天回家哭泣，或在工作时因女儿佯装肚子疼被叫到学校，或看着孩子越发孤单，因孩子被嘲讽而感到尴尬无比。一些家长自责，还有的则对女儿的消极被动感到愤怒。即便女孩说出自己的烦恼，也常常会请求父母不要干预，因为她们怕被报复。

在第九章，我会讨论父母如何跌入一个和女儿的处境不无相似之处的世界。他们想帮助孩子，却害怕局势恶化。他们心中五味杂陈，先是心痛，随后缄默。他们竭力想帮助孩子，却害怕与另一位家长发生正面冲突。一些父母只好选择等问题过去，或静待这一阶段结束。

每次一对一访谈结束后，我都会请成年女性和女孩告诉我，在她们饱受折磨时，别人怎样做才能缓解她们的痛苦。在小组讨论中，我询问女孩们为何大多不愿告诉父母自己被人欺负。我也请老师们赐教：处理该类问题有何秘诀？他们处理这些问题时都需要什么？第十二章“教师和学校管理层前路漫漫”整理了这些回答，其中包括女孩身陷同龄人社交问题时最讨厌听到的话。我在女孩霸凌问题的研究中摸爬滚打了三年，因此也会就如何让女孩在学校中远离另类攻击给出自己的建议。

女孩难以直面冲突的问题仅发生在友谊和霸凌的情景下吗？结语部分，我与一个领导力工作坊的女孩们进行了交流，发现她们在看待女性朋友和女性领导者这两种身份时有着意想不到的相似之处。回想第二章提及的女孩们，我又探索了女孩在虐待性友谊中的行为与关系暴力创伤之间的关系。最后，我探究了困扰青春期女孩的自尊心缺失问题。由于女孩之间的另类攻击行为多在该阶段爆发，我认为二者间可能存在潜在联系。

为了让女孩们畅所欲言，我从不邀请老师参加访谈讨论。不过有一次，在一位女士的强烈要求下，我允许她坐在教室后面旁听。我们热烈讨论了约半小时女孩是如何刻薄相待的，其间这位女士一直僵硬地坐着，愤怒地紧绷着脸。最后，她举起了手。

“你们要知道，”她说，“不是所有女孩都刻薄。女孩很棒！女性朋友将成为你们最重要的朋友，我觉得只讨论女孩的阴暗面很不公平。”我完全赞同她的说法，但这句评论依然让我耿耿于怀。如果读者认为本书是在谴责女孩和成年女性，那就大错特错了。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的文化存在局限性，始终鼓励女孩要“友善”。《女孩们的地下战争》的故事也许会让一些读者感到不适，但本书旨在分析女孩的攻击行为，请不要将其误解为对女孩的贬损。为了集中研究问题，本书的重点落在被定义为攻击者或攻击目标的女孩身上，但并非所有女孩都会采取霸凌行为，霸凌行为也不见得都会造成书中提及的严重创伤。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项目的每一步都出自我对女孩和成年女性的关爱。生活中，她们始终用力量、智慧和关爱滋润着我。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本书的成功要感谢女性导师们，多位女性前辈为本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若非身边最亲密的女性鼓励我，我也无法在书中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写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对关系的种种恐惧和质疑多与女孩们的评论形成呼应。她们的故事促使我努力反观自己对正面冲突的恐惧，尤其是因为要做“好女孩”带来的恐惧。我衷心希望读者们也能直面自己的恐惧，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段反观自我的旅程绝不轻松，却会让人满载而归。 tVl3wBvhZ8rNf6k2CZan9I6gRQf//YpoRkSyGu+HSpUYDGK5SAAGxOXbd1CY2d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