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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5年起，东线战事基本稳定后，俄国军队在莫吉廖夫设立了最高统帅部。这座城市坐落于第聂伯河左岸，数代以来依靠轮船与基辅联系，在西南方向一公里处有一座火车站。但即便在和平时期，商业交通也不发达。在莫吉廖夫，白天很少有什么大事发生，晚上更是如此。尽管是州首府，但它很脏乱破败。这里的五万人口大部分是俄国人，但还有不少犹太族裔长久在此居住。
生活就和几个世纪以前一样平静。莫吉廖夫城中最接近现代交通系统的事物是四条马车轨道。布里斯托尔酒店提供酒水，但自从1914年开始并计划执行至战争结束的“禁酒令”颁布以后，这里不再提供伏特加了。然而，这里仍然流氓横行。即使沙皇在此，这里的警察与军队也不能很好地维护法律与秩序。和平时期的俄国总是充斥骚乱，战时则更加难以管理。
每天早上十点，尼古拉会从总督官邸——一座19世纪的两层建筑——走到军需官的办公室，在那里听取总参谋长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的口头汇报。当阿列克谢耶夫介绍完最新的作战计划，尼古拉便返回总督官邸，忙于处理彼得格勒（圣彼得堡被重新命名，以显得不那么德国化）官员的来信，或接待外国使馆随员。
中午，尼古拉会走进餐厅，接待二十多名精心选出的军官，他们都会收到一张卡片，上书：“您获邀明日与陛下共进早餐。”尼古拉面带微笑，逐一与客人握手，阿列克谢耶夫就站在他的右手边，与他一同倾听军官对前线军情的看法。上完两道简单的菜之后，尼古拉会挑选一些军官，与他们交谈。接下来是一两小时的休息时间。这时，尼古拉通常在随行人员陪同下散会儿步，而总参谋部的人员则回去继续工作。晚饭六点开始，尼古拉再次驾临。用完正餐后，他宣布：“先生们，现在可以吸烟了。”他开创了使用烟嘴的时尚。通常他会熄灭第一根烟，但很快又点上第二根。这是他焦虑情绪的体现。每晚都会有电影或音乐表演，尼古拉会和儿子一起参加。皇帝在总督包厢入座，并与最高统帅部人员的妻子们礼貌性地交谈，军乐团便开始演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进行曲》。
尽管尼古拉很享受在军队的日子，但他仍然得时刻跟进国家其他地方的内政要事。除了军队事务，他总是全心处理外交事务，并掌控国家重大决定。留驻首都的外交大臣定期向他汇报俄国在国际形势中面临的最新境况。他的首相和内政大臣还要向他通报影响政治安全的事件。
在其他事务上，他会跟进但并不主导政策制定。彼得·斯托雷平劝说他，如果不再发生革命动乱，就需要制定新的耕地政策来养活新兴的自耕农阶层。斯托雷平认为，俄国农民的公有传统包括了个人责任。他还强调，俄国的国家荣誉要以其他人群的利益为代价。在这一点上，尼古拉和他观点一致，尽管尼古拉本人并未主动提出这一点。在政府的其他事务上，尼古拉则更不主动了。一战前正是俄国产业从近期的1905年至1906年革命中休养、恢复的时期。他将监督的流程交给大臣，自己则尽职尽责地阅读他们提交的报告，但很少参与讨论。一战爆发后，人们很快清楚地看到，俄国迫切需要提高能力，以协调制造业产出。因此所谓的军工产业委员会出现了，由企业家和他们的全体员工组成。结果，这引起的社会大讨论比独裁统治引起的更热烈，但尼古拉仍然坚持继续这样做。事实上，如果他想在东线获得胜利，也没有其他选择。
但是他的确感觉到，自己正逐渐失去对彼得格勒政治权力的掌控。皇后尽可能及时地给他通风报信，让他关注杜马中她认为用心险恶的一些发言和活动。他将最有权力的部门留给他信得过的忠诚大臣们掌管。战争爆发时，他任用了年老无能的伊万·戈列梅金，反而给自己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伊万非常明白，他并不懂现代政府管理的要求。1916年，戈列梅金请求退职，并得到了准许。尼古拉任命年轻无趣的官僚鲍里斯·施图尔默接任戈列梅金，没料到后来还是让已经活力不再的亚历山大·特列波夫接替了他。这种旋转木马式的官员任命与对大臣会议从上至下的大换血给国家民政管理造成了混乱。尼古拉也逐渐意识到这带来了日益严重的问题，城镇和军队的食品供应都得不到保障。工业产出方面也日益混乱。有人建议下一任首相应当是一个杜马领导层信任的人，但尼古拉驳斥了这种建议。相反，他任命了尼古拉·戈利岑大公，但戈利岑大公和戈列梅金一样对此职位并无热情。
尼古拉从未想过，如果没有一名官员愿意为他领导政府，那么事情一定变得非常糟糕了。杜马内的辩论已经接近对他的公开批评了。自由派领袖帕维尔·米留可夫决心努力确保建立一个他和他的政治同盟能够选择的内阁，他在1916年10月抨击权力顶层的混乱与腐败时，反复问道：“这究竟是愚蠢，还是叛国？”
尼古拉对此并未太在意。他最关心的还是军队，军事行动失败时，他曾悲伤地与最高统帅部的指挥官们交谈。他想让他们知道，自己与他们一样，都衷心希望打败德国人。听说前线补给越来越困难时，他说：“我一想到军队都在挨饿，就整晚睡不着觉。”人们都注意到了他那“悲伤的眼神和沮丧焦虑的神情”。
打仗的这几年他忧心忡忡，容貌都憔悴了。妻子的闺中密友索菲娅·布克斯赫韦登男爵夫人甚至怀疑他得了肾病。她询问叶夫根尼·博特金医生时，医生透露：“陛下心律不齐。我给陛下开了碘酒，但这事你我知道即可。”
1915年前线失利让他无比抑郁，德军在属于俄国的波兰领土上横冲直撞，但1916年夏天，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将军尝试采用了突击部队这种编队，最终俄国人在前线的奥匈地区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勃鲁西洛夫的胜利迫使德国人从西线重新调派部队，俄国也不再显得是盟军中最弱的一国了。尼古拉备受鼓舞。他一直希望倾其所有帮助军队取得胜利，很明显，他非常乐意与那些不惜牺牲生命的士兵在一起。最高统帅部的所有人都毫不怀疑他的真诚态度。即使他独自与家人在一起时最为开心，他也不忘前线，迫切想履行他眼中的沙皇职责。他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他通过军事训练获得的能力与普通近卫军军官的差不多。他在战略和战术问题上缺乏深度，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将这些事都留给阿列克谢耶夫去解决。
在他看来，他最大的贡献是作为一位挂名的领导者，代表皇室支持战争，并且慈父般地鼓舞阿列克谢耶夫这样比他年长、资深的指挥官们。他对“他的”所有军官和士兵的这份尊敬和真诚关怀深深打动了最高统帅部的每一个人。
他和阿列克谢耶夫关系很好。1915年，尼古拉搬到最高统帅部，他解除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军职，任命其为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开始领导总参谋部。
对于阿列克谢耶夫来说，这是一次彻底革新最高统帅部，树立自己形象的机会。他将贵族阶层从总参谋部清除出去，转而任用了一批像他一样能干的技术人才。到1917年初，他集结七位将军和八十七名军官组成了核心队伍，负责莫吉廖夫的作战指挥机构。他希望所有人每天都正常作息、饮食，并认真思考俄国的战争。阿列克谢耶夫带去最高统帅部的补给中并不包括一座图书馆。总参谋部除了用餐时间以外，工作时间一律不允许分散注意力。
阿列克谢耶夫常在桌前埋首工作数小时，以此在下属中树立威信。
像沙皇一样，他也不喜欢奢华之物，只喜欢简单的衣着与饮食。然而，他太殚精竭虑，将自己逼得过于辛劳，几次出现膀胱结石和偏头痛的健康危机。他对放松休息的建议满不在乎。勃鲁西洛夫在东线的推进使他相信，德国和奥匈帝国会被打败。阿列克谢耶夫要树立信仰与奉献的榜样。俄国就要打赢战争了。
然而，阿列克谢耶夫对君主的忠诚已悄然瓦解，他甚至开始秘密与一些政治家会谈，这些人主张将皇位传给不那么反对革命的皇室成员。
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他开始劝说尼古拉为了他自己和国家的利益同杜马领导层达成妥协。在向沙皇汇报军事行动问题时，他会抓住机会提及日益恶化的政治局面。尼古拉听着，但并不改变立场。
每当和那些侍奉过他父亲——受人尊敬的亚历山大三世——的将军谈话时，他总会被触到痛点。担任过国务委员的考夫曼-图尔克斯坦斯基怀着与阿列克谢耶夫一样的想法与他会谈。但结果是一样的：尼古拉反对让杜马领导人对他施加影响，虽然他并不反对任命一些愿意改善杜马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大臣。
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同样受挫。年轻热情的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大公恳请尼古拉转变立场，也遭到了拒绝。甚至连尼古拉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太后也没能改变他的决心。举止温和的尼古拉似乎认为，他允许在1906年成立杜马已经是巨大的让步了。他关闭了心扉，即使最高统帅部几乎都同意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也没有人敢在沙皇面前提及此事。
如果说沙皇动过念头，想组建一届“向杜马负责”的政府，那么他后来肯定再也不会有此想法了。1916年12月，贵族、社会名流和政治家集体密谋刺杀了拉斯普京。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无比惊骇。拉斯普京深受沙皇夫妇喜爱。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皇储患有血友病，在数个紧急关头，御医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拉斯普京使他的病情缓解了。他告诉沙皇夫妇，只需家人的祷告，阿列克谢便能康复。
但在战争期间，拉斯普京愈发臭名昭著。有传言称，他在尼古拉离开皇宫前往莫吉廖夫期间乘虚而入，与亚历山德拉皇后私通。他收受贿赂，插手官员任命的事情尽人皆知。他在外交事务上也有自己的主张，曾警告俄国不应加入盟军而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杜马和其他公共集会上人们普遍认为，他在宫中卖力地为德国人谋取利益，并试图说服沙皇与德国单独媾和。沙皇夫妇对坊间传闻心知肚明，但仍坚持相信他。当拉斯普京的尸体从彼得格勒中部马来亚涅夫卡河的冰面下被拖出来时，沙皇夫妇伤心欲绝。
参与刺杀的两名同谋——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和杜马右派议员弗拉基米尔·普里什克维奇——希望能够改变宫中的撤兵主张。在政界，拉斯普京的死讯令人们产生了希望，尼古拉也许会重拾理智，同意同杜马中的保守派与自由派达成妥协。但事实上，这次刺杀夺去了尼古拉身边唯一能够医治年幼皇储的人，反倒令他更坚持己见。他已经不能容忍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