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2012年秋天,詹斯·乔纳森在乌普萨拉大学组织了一个关于本书全部手稿的读书会。我深深地感谢詹斯以及其他与会者慷慨的反馈,他们是:佩尔·阿尔甘德、埃里克·卡尔森、卡尔·艾肯达尔、约翰·古斯塔夫森、马格努斯·杰登海姆、维克多·莫贝格、亨里克·莱登、弗朗斯·斯文森和弗克·特斯曼。得到这样一些深刻而富有建设性的反馈,对于一名普通的哲学研究者而言是最接近幸福的事情。罗斯·沙菲兰道和他的学生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个关于元伦理学的研究生研讨会上阅读了初稿的第二、第三部分。我非常感激罗斯和他的学生们提出的非常有帮助的意见。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哲学系写成的,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场所。我受益于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同事们持续的讨论,他们是亨里克·阿勒尼乌斯、古斯塔夫·阿雷尼乌斯、比约恩·埃里克森、索菲亚·杰普森、哈斯·马瑟林、尼古拉斯·奥尔森尧兹,以及托尔比约恩·蒂纳舍尔。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写于2012年春天,那时我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伦理、哲学和公共事务中心做访问学者。那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时期,我非常感谢约翰·霍尔丹和圣安德鲁斯大学道德哲学系的其他成员,他们使我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时光如此愉悦和令人振奋。
我曾在雷丁大学、牛津大学、诺丁汉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以及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研讨会,雷丁大学2012年的“伦理学中的非现实主义”会议,以及阿提拉·坦伊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在赖兴瑙岛组织的两个研讨会上,用这本书初稿的内容做过报告。我感谢诸多在这些场合为我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意见的人。
我受益于与下列人士的交谈以及书面讨论:克里斯特·拜克维斯特、张美露、特伦斯·库内奥、斯文·丹尼尔森、大卫·伊诺克、肯特·赫蒂格、沃特·弗洛里斯·卡夫、乌里·莱博维茨、苏珊·曼特尔、托马斯·莫特纳、布莱恩·麦克尔韦、特里斯特拉姆·麦克弗森、格雷厄姆·奥迪、拉格纳·弗兰森·奥林德、安德鲁·赖斯纳、迈克·里奇、理查德·罗兰、约翰·斯科鲁普斯基、莎娜·斯兰克、米歇尔·史密斯、菲利普·斯特拉顿雷克、巴特·斯特雷默,以及朱西·苏卡宁。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两名匿名审稿人(其中一名是马特·贝德克)对内容和材料的组织提供了极其有用和详尽的评论。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彼得·蒙奇洛夫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所有这些人都为使这本书变得更好做出了贡献,而他们无须对本书遗留的错误承担任何责任。
我要特别感谢已故的乔丹·霍华德·索贝尔,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元伦理学和休谟哲学的知识。我最衷心感谢的是LMH和LEOH。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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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基于下列已发表的材料:
Olson,J.2011.‘In Defence of Moral Error Theory’.In New Waves in Metaethics ,edited by M.Brady.Basingstoke:Palgrave,Macmillan,62—84.
Olson,J.2011.‘Error theory and Reasons for Belief’.In Reasons for Belief ,edited by A.Reisner and A.Steglich-Peters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75—93.
Olson,J.2011.‘Getting Real about Moral Fictionalism’.In Oxford Studies in Metaethics vol.6,edited by R.Shafer-Landau.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1—204.
Olson,J.2011.‘Projectivism and Error in Hume's Ethics’. Hume Studies 37(2011):19—42.
Olson,J.‘Mackie's Motivational Argument from Queerness Reconsidered’.Forthcoming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Skepticism .
感谢Palgrave Macmill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和Brill允许我再次使用这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