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帕特里克·加迪纳

以赛亚·伯林的写作涉足了如此众多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领域，有着如此不同的、有时出人意料的方向，大概有人不禁要问：是什么指导性观念最终指引或统一着他对这些彼此迥异的思想领地的涉猎？这个问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容易回答；甚至在他的某些崇拜者眼里，这一问题似乎很不恰当，没有抓住要点。因为他们或许会说，伯林的成就的独特价值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它显然缺乏任何一元化的野心或体系化的主张；他写作的范围和题材的无限多样性，以及随时准备用取决于问题本身的方式来对待相互尖锐冲突的信念及其持有者等等，在开阔视野、使人摆脱有碍的偏见或教条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伯林自己就把“如果碰到自己可能怀疑为真实的东西，倾向于压制它” 的人形容为“教条家”，而他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完全与之对立的。即便如此，而且尽管他始终显示了他的方法的开放性和客观性，似乎还是有可能在他的作品中分辨出他特别关注的东西和主题的轮廓，这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种虽然相对不怎么突出或显著但同样令人难忘的内在一致性。第一眼看来好像离题或无关的思路，细察起来最后往往是一个更大的图案中的线条，一个包容更广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们可看作一个由微妙地相互联系着的思想组成的错综复合体，而不属于某种死板的理论体系框架。不仅如此，我们所指的这一复合体本身可以说反映了一些中心问题的存在，它们的决定性影响以各种方式体现出来，贯穿着伯林的思想事业。

这些反复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历史的本质和意义的关注，这是这本文集中同名文章的重要主题。伯林常说自己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历史学家。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或许他是在某种公认的但有限制的意义上使用“历史学家”这一名词的。无论如何，事实是，他对观念史研究做出了独特的、杰出的贡献，在对人类历史的这方面研究所引起的那些问题上，他也拥有独到而足资使用的知识。不仅如此，在他对18、19世纪思想的研究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各种差别极大的关于历史进程的特点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理论。这样，在写作他的第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的时候，他被迫不仅要抓住马克思本人对控制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力量的非常有影响的描述，而且要阅读一些重要前人，如爱尔维修、孔多塞、圣西门和孔德的作品。这些作者都以不同方式抱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当中流行的信念，即在我们增进对自然界了解的过程中已经证明如此成功的那类科学方法和范畴应该延伸到对人类及其历史的研究当中去。

伯林在别处已经描述过，在研究这些以及类似主张的来源的过程中，他企图从内部理解那些困惑着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难题；过去的思想（他觉得）只能通过“进入” 拥有那种思想的人的头脑以及他们所属的社会或文化背景来使之复活。然而，在遵循这一程序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思路与他正在研究的思想家们所倡导的相去甚远，其所涉的那种想象的和移情的理解在自然科学当中并没有明显的类似物或对应物。另一方面，他是在两位思维特点非常不同的18世纪思想家的作品里得到了共鸣。

维柯和赫尔德在很多方面与他们时代的主导趋势明显相左，尤其是两人对待他们心目中历史学家题材的特性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题材的特性决定了，企图将历史研究的方法同化到科学方法中去，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就后者而言，我们只能获得它所研究的现象的纯粹“外部”知识，而我们与历史的具体现象之间的认识关系则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此外，我们有可能直接地或内在地把握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在创造中表现出来的心理过程；历史学家与他们想去理解的人之间的共同的基本人性，使他们能够从内部确定是什么使研究对象前进和行动，哪怕是涉及（像经常发生的那样）通过想象的努力，重温普遍观念和思虑都与他们自己完全不同的其他时代或文化的内部生活。维柯与赫尔德，虽然方式不同，都暗示这样一种方法对一切有意义的人类研究来说都是基本的，而这一历史实践观念极为重要，也是伯林一直强调的——在这一点上，他与他们在20世纪的仰慕者和追随者柯林伍德相同。

这些强调历史思考和理解的基本独立性的主张的影响，可以说是《现实感》中所提出的一些论点的由来，这篇文章中所做的历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比，使人想起伯林在一些著名文章中对这一复杂的问题所给予的多角度关注。但这次他的思考路径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其他一些讨论。在这里，他的视角有着更广的含义，涵盖了实践的和学术的众多问题。事实上，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反映了这点，而且也部分地反映了对企图将构成人类生活的“大量未知因素”简单化处理或简化成人为的抽象术语的尝试，抱有典型的伯林式怀疑，无论进行这些尝试是为了纯粹的理论目的，还是为了实施综合的政治性或社会性计划。他一直在表明自己非常清楚，发现某种能够解决人类实际境况中产生的种种难题的绝对可靠的公式或万应药方，不留下任何未解决的枝节问题或悬而未定的事情，这样的前景有着多么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此而论，他也强调了在现代（大约从17世纪末起），这一雄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于努力试图证明历史进程遵循不可避免的规律或统一性——那些规律被理解为对未来和过去都同样有效，所以既能预言未来又能解释过去。但是他依然认为这种魅力代表着一种我们应该拒绝的诱惑，而且它所引出的一些方案的根本困难来自超出历史解释和方法论界限之外的误解，最终深深地扎根于一切人类生活和经验的深层肌理。

如伯林指出的，他所考虑的那类对历史的理论化并不遵循单一的模式。从建立在机械地设想出来的规律性上的历史记述，到那些援引“有机的”或进化的发展观的历史叙事，应有尽有。但是在这本书里，他所关心的不是对这一类型中的不同具体例子的区分和评论，而是要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建立一个能够将组成历史进程的各种各样因素纳入某种统一图式的、有规律可循的或自成体系的理论。在这一点上，他以赞成的态度提到了托尔斯泰，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很多话与这位俄国作家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所表达的历史观在语气上遥相呼应。托尔斯泰不仅对迄今为止人们炮制出来的各种历史和社会哲学当中他所认为的粗略的简单化和乏味的一般性表现出了相当的怀疑，他还进一步暗示，所有涉及使用纯粹的理论家们所喜爱的那类抽象概念和图式的方案最后注定要失败，它们的本质天生就不适合理解“极细微因素” 的连续体——一系列无可计数的、微小的和相互联系的行为和事件，它们组成了人类的生活和经历。在伯林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中，人们发现他对以前的“伪科学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历史和理论” 持一种类似的批判态度，而且类似地（但不完全相同）强调复杂的历史材料如何才有望拒绝被强加上原本应用于根本不同的问题和研究领域的方法步骤。

托氏和伯林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并不令人惊讶。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创造性作家的特殊才华，使他在伯林眼里显得特别能够领悟那实际经历和了解到的人类现实生活的丰富和多样：事物和人的无限多样和独特，社会交往和个人关系中所涉及的微妙的情感岔流，社会生活表层下盘桓极深的自我关注和目标的混乱——托尔斯泰非凡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抓住了千百万这类现象，这使他的眼光能够穿透自称历史阐释家的那些人所描绘的平滑、规则的历史轮廓，看到它们所掩盖的不均匀的、常常是混乱的真实经验的细节。众所周知，托尔斯泰的这些方面的特点在伯林眼光敏锐的研究《刺猬与狐狸》中有生动的描绘。但他在那篇文章中的主要任务，是对比托尔斯泰的艺术洞察力和才能，与其观点和个性的另一个颇为对立的方面，即渴望某种一元论的或统一的真理能够完全超越折磨着我们世俗生活的问题和困惑。而在这里相反，他是想表明这位小说家特别的文学才能对这篇文章主题的相关性，将它们不仅与致力于重建过去的历史学家，而且与参与世界实际事务的政治家以及所谓的“实干家” 联系起来。因此，在《现实感》之后并对它的一些观点做了详细阐述的姐妹篇《政治判断力》中，伯林指出，与想象性作家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类似的特点可以说在历史研究以及施行他所谓“治国之术” 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

就像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干的政治家也需要一种发达的能力以“非概论式地评估具体情况” ；一种经过精心协调的对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轮廓或层次的敏感，而且与此相关，还能本能地“直觉”到什么在实际上是可行的，在复杂的、常常难以把握的具体事实或环境中什么又是互相结合的，这些永远都是杰出的政治领导人超出常人的一些特点。伯林发现，这种“实践智慧” 或天赋往往被那些有雄心要系统化历史的人当作是随意的、“前科学” 的方法，认为基于理论原因已经不能再被接受，并且需要彻底改造或替换。但伯林也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改进方法，很少能让人觉得是对这一需求的令人满意的回答，他们所唤取的那些乌托邦式的实验最后造成的出人意料的结果——非常有讽刺意味——历史本身已经让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总而言之，这两篇文章气势宏大，证明了作者非凡的知识范围及让人深受启迪的广阔视野。它们最初写于20世纪50年代，文中多有暗指的臆想社会理论和蓝图，因此可以部分地看作反映了一个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极其敏感的时代最为关心的一些问题，这种意识形态持续影响着政治领域中的很大部分。尽管如此，如果认为这些暗指在伯林的整个思想中仅有一些有限的或短暂的意义，那就错了。几乎从一开始，他就提防着一种被错置的“科学主义”的内在危险，以及它易于造成的界限的模糊；早期对认识论和语言哲学中的简单化倾向的抗拒，在某些方面预示了他后来对政治和社会理论中有影响的学说的反对。他一直认为，对促进了自然科学成就的那些方法表示敬意并努力加以学习，是正确的乃至可敬的；但将这些方法不加区别地沿用到不相关的研究领域或很不相同的经验层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看到，他认为某些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以及和他们采取同样办法对待人类事务的人就是后一种情况。但这并不是他不满于这些思想家的观点的唯一理由，他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来的更广的怀疑，让人思考寻味他对整个启蒙运动的态度。在本书所收的其他文章中也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些半信半疑态度。

实际上，而且不同于有时人们所以为的，伯林并非不愿意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公认的复杂立场。他公开赞扬了启蒙运动的代表们有勇气反对他们当时的许多罪恶，包括无知、压迫、残酷和迷信，而且拥护理性、自由和人类幸福等理想；他简洁地对一位访问者说过：这把他推到了他们一边。但与此同时，尽管他对他们所代表的东西甚为仰慕，他还是认为他们倾向于教条地将假想——其来源常常是传统的——当作真的东西来接受，而这些假想并非不证自明。而且，根据他们所声称的对经验原则的尊重，他们本来应该质疑其正确性的。这其中包括关于统一的、基本不变的人性的各种具体观念，还包括紧密联系的种种信念，即相信存在某些人类在其生活过程中可以一致实现的普遍价值。

这些先入之见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在《浪漫主义革命》中得到了讨论。伯林指出，18世纪晚期浪漫主义的出现造成了当时思想气候的一次根本性变化，公认的标准和规范的客观地位受到了主观主义学说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方式在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反响。在为这一引人入胜的讨论做结论的时候，伯林指出观念之间的冲突的一个长期影响是，我们今天发现自己分别继承了两大传统，并往往“不自在地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 。但是他同样主张，浪漫主义运动所引入的新颖且具有颠覆性的观念无可争议地深化和丰富了对人和社会的理解，既暴露了启蒙运动遗产中的局限和缺陷，同时也为到那时为止还处于欧洲想象范围外的思想和情感开创了新的可能性。

伯林对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的探讨，是与渗透他整个观念史研究方法的那种敏锐与移情的结合协调一致的。一方面他显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对那些常常与他个人最为同情的观点相反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可以做到从内部把握并领会其力量。另一方面，他一直能迅速认识并准确指出一些他非常生动地描述过的立场当中潜在的不祥含义：特别是潜伏在属于他所说的反启蒙运动的各种学说当中的，非理性主义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幽灵。由于后者的原因，关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文章将近结尾处的文字表明，他希望在善良的沙文主义和具有毁灭性的沙文主义之间划定界限，它们都是民族主义可能采取的伪装。他评论道，泰戈尔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别处一样，努力不过分简单化地说出真理，也许正是如此，听从他的人相应地比较少，因为正如美国哲学家C.I.刘易斯所说的：“没有什么优先的理由认为，当我们发现真理的时候，它会是有趣的。” ^[3] 伯林带着赞赏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尽管如此，在他自己所写的文字中，的确可以说真理最后都被证明总是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