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听见有人用中文说“铁路”这个词，我都以为是在说我，因为它的发音特别像一个中国人在尝试用法语念我的名字“Theroux”——什么“泰鲁”或“特鲁”之类。只要听到这个词，我就会回头。心想，他们在议论我什么呢？

中国人把这种在铁路上行驶的交通工具称作“火车”，我们坐火车越过中蒙边境来到了二连站 。我计划把整个内蒙古走一遍。元上都 就位于内蒙古境内，但忽必烈那“堂皇的安乐殿堂” 早已不在，只剩下几亩断壁残垣。内蒙古是一片无垠的草原，这里如此安静，连火车进站都能引来当地人的注视。

二连距离外蒙的边境小城扎门乌德只有几英里，但风貌却截然不同。沙漠是那样的金光闪闪，扎门乌德却只是其中的残破一隅，人迹极其罕至，即使一头骆驼从旁经过，人们也会目不转睛地看上半天。但二连是一个非常整洁的小城，有很多砖砌建筑和花坛，道路两旁排列着新栽的树苗。邮局和电报局都开门营业，制衣厂也不停地运转，酒店让我们觉得宾至如归。这里算不上美观大方，却也井然有序。好几个工人正用绿漆刷着一个铁栅栏。

“看呀，里克。他们在微笑。他们在挥手！”

“嘿，你好！”

“很久没见过别人笑了。苏联人从来就没笑过。我要把这个拍下来。”

车上的旅客完全被那些笑容征服了。但他们真的是在笑吗？我怎么觉得这伙蒙古族油漆工只是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而已呢，但也有可能他们是在笑话我们，中国人叫老外“大鼻子”，而我们的形象正符合这样的描述。

此时正值五月，天气非常炎热，整个小城在热气中微微泛光。车站和旅馆都还保留着冬青树、金银丝和小灯泡串这样的圣诞装饰。我们的火车被开进车库更换车轮，但实际上换的不仅仅是车轮，整个底盘都被卸下来换掉，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操作：他们把车身抬高，用钢缆把底盘拉走，最后只剩这90吨重的铸铁悬在空中来回摇晃。

火车进站是件大事。这里一天只有两趟火车，但车上通常都会有外国人，他们要么带了些现金过来消费，要么就有些坚挺的货币需要兑换。这些乘客有的正要离开中国，有的才刚刚到达，无论如何，他们总有点焦虑不安。中国人会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兜售食物和纪念品。在中国，没有餐馆的地方是不完整的，中国人去外地，如果没吃过当地的食物，就不算到过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二连的旅馆有一间很大的餐厅，给乘客们提供了一顿包含八道菜的大餐，大家吃得美滋滋的，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中国比他们想象中干净整洁，如果接下来的旅途不比现在糟的话，他们最后可能会爱上中国。

巴德·维特里克说道：“哇哦，太棒了。他们真友好，真热情……”

他的意思是，中国人知道怎样徘徊在四周给客人倒茶。他们知道怎样表现得彬彬有礼，但这并没有使他们的目光远离我们的大鼻子和不停拍打着地面的大脚。我们将这种好奇——或者也许是恐惧——误以为是喜爱，将每一种怪异的表情都理解为中国式的微笑。

三个中国人从旁经过，韦斯特贝特尔夫妇朝他们挥挥手，那几个人也模仿他们的动作，冲着他们摆动了几下手指。

“他们也在朝我们挥手致意呢！”

我说不清到底哪种情况更糟——是听这些右翼游客谩骂苏联人，还是听他们滔滔不绝地称赞中国人呢？根本没人关心政治制度，他们在意的只是当地人会不会对他们报以微笑。中国人明白怎样用简单的方式与游客周旋，但明显这有点笨拙，就像一群孩子在和另一群孩子交朋友。

我下车在附近转悠了三个半钟头，等着换好车轮的火车开回来。

一架飞机越过头顶，在晴朗的天空中向西飞去。头等舱乘客一边品着手中的库克 香槟，一边研究着菜单：山鸡鹅肝冻、烟熏三文鱼慕斯配鲜鱿鱼沙拉、烟熏鸭肉丝苦苣沙拉，接着是比目鱼大虾配苹果、烤小羊排或者蟹腿明虾炖蔬菜，然后有人问：“今天的鹌鹑胸脯肉怎么样？”

天空之下的内蒙古，一位老人正端着碗米饭蹲在地上，把鼻子埋到碗中，用筷子将饭粒扒进嘴里。

飞机上的乘客要是向下望，只能看见一大片浅棕色的土地，长草的地方颜色则稍微发黄。这里几乎空无一物，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片空荡的旷野竟是中国最罕见的风景。

我们重新上路，即将穿越这些平原，那是个漫长而炎热的下午，能瞥见的只有几个人或几只动物。我看到几只正在吃草的骆驼、成群的马匹、三三两两的雀鹰。沿途的车站都用蒙古语命名，比如查干特格 和郭尔本敖包 ，这些车站的建筑较为简朴，但全都粉刷一新，有着瓦片铺就的屋顶和陡峭的屋檐。火车进站时，中国游客都在事先排好的位置上有序地等待，但当车停下来，他们便一哄而上，你争我夺地朝车门涌去。他们的衣着与我记忆中的已经有所不同：穿蓝色套装的人少了，衣服颜色更加丰富，太阳帽、墨镜和鲜艳的运动衫都流行了起来，有的妇女还穿上了短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并且我还想看到更多，我为自己重游中国的决定而感到高兴。黄昏时分，我们看到了远处的山丘，那是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的边界地带。

两省交界处有一道长城关隘作为标志。我们沿着长城哐当哐当地行驶了一段时间，然后在黑暗中穿越关隘继续向前。此处的长城残破歪斜，几乎是用褐色砖块和碎石堆起来的，看上去和泥墙一个样。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这座被灰褐色笼罩的大城市——大同。

中国导游对我们说：“我们本打算安排你们住大同宾馆，但那里最近不是很干净，现在只有中国人才去住。”

我们被带到了当地的机车厂，这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工厂，设施齐全，本身就像一座城市。它以前是一个人民公社，里面有学校、医院和商店，四面都建有围墙。这里还有一家旅馆，叫做大同机车厂招待所，我们就住在那里。

历经数周之后，我们终于进入中国内地，这个城市看上去有些破旧，虽然繁忙但却井然有序，这里有拥挤的人群，有耀眼的灯光，还有刺鼻的煤烟味。一个看上去如此衰败的地方，竟然处处洋溢着热情与活力，这反差让人好奇。大同阴沉昏暗、尘土飞扬，来到这里就像走进了一部黑白老电影。中国人的衣着在某种程度上也营造了同样的效果，女人穿着长衣摆的外套、白色衬衣和舒适的鞋子，男人则穿着细条纹套装，而且大部分人都戴了帽子。中国制造的汽车就像警匪片里的黑色大轿车。槽铁制成的路灯杆立得很高，但灯光却不怎么明亮。天际线上布满了工厂的烟囱，完全看不见长城的踪影。烟雾缭绕的空气，闪烁不定的灯光，更加烘托出老电影的氛围。然而，这就是大同。

我读着书入眠，第二天很晚才醒来。其他的游客都离开了，从现在开始我得孤身一人。我走下楼，早餐已经结束供应，男女服务员们正在清理餐桌——有十来个人在收盘子。有一个人正在吃桌上剩下的食物，对着一些没动过的面包和煮鸡蛋狼吞虎咽。看见我朝四周张望时，他停止了咀嚼，于是我只好装作很忙的样子，然后他又吃了起来，一边收拾杯盘一边把自己塞得饱饱的。他清理的动作非常迅速。

早上我出去走了走，本打算去看著名的九龙壁，但一路上弯弯绕绕，然后我发现自己上当并且迷路了。手里的城市地图印得很简单，让我误以为目的地不是太远。但这却更让我高兴，因为我见到了许多被擦得若隐若现的标语，那上面原本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街上到处是这样的标语，有大有小，而且数量很多，难以彻底清除。但从破坏方式来看，人们对这些“文化大革命”残留标语的憎恶之心显露无疑，因为中国人从不会故意破坏任何东西。（共产党提出的“五爱”道德标准中，就有一条是“爱护公共财物”。）

路边有人在劳动——打铁、锯木头、晒豆子、洗衣服、涮抹布、择菠菜。还有人在修汽车——这是中国马路上最常见的景象，人们给轮胎打气，摆弄发动机，或者焊接车轴，他们把车身抬高，修车工躺在底下，两条腿从里面伸出来。

大同的黄烟里既有沙尘，也有雾水和工业废气。这是座烧煤的城市，中国最大的露天矿山之一就位于城外。清晨时烟雾很浓，闻起来有硫磺的气味，让城里的建筑看上去既古老又充满魔幻色彩，路上的人就如同幽灵一般。但那些楼房其实并不旧，这里的人也都丰衣足食，而且和蔼可亲。

这是我此次所到的第一个中国城市，与离开西柏林之后见到的所有城市相比，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商店里的食品和货物都很充足，市场里的水果和蔬菜堆得高高的。我一直在回想华沙、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和乌兰巴托那些空荡荡的货架和变形的罐头，裹着黑色披肩的女人拎着网兜，乞求着店家卖给她们一堆皱巴巴的土豆或6英寸干瘪的香肠。在莫斯科的街上，我经常看见三十多个人挤在一起排长队，仅仅是为了从小贩那里买一些西红柿，因为这些西红柿刚从高加索运过来，尽管已经熟透而且有些软烂，但在当地也很难买到。见识过这些之后，我觉得，中国似乎是一片丰饶的沃土。

* * *

痰盂、夜壶、脚踏缝纫机、汤婆子、羊角锤、“羽毛”笔（笔头是钢制的，通过蘸取墨水进行书写）、木制牛轭、铁犁头、旧式自行车和蒸汽机这些老物件，别处早已寻不到踪影，但中国人却还在使用。

他们还在制造老爷钟，那是一种通过链条传动的落地式机械钟，钟摆会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它们还会“当——当——当——”地报时呢！是不是很有趣？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中国人在晚唐时期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钟。像许多其他的中国发明一样，它渐渐被人们遗忘。中国人全然忘记了钟的原理，后来又从欧洲重新引进了这个东西。最早锻造铸铁的是中国人，此后不久他们就发明了铁犁头。而最早炼钢（“大铁”）的也是中国冶金者。中国人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发明了十字弓，直到1895年还在使用。他们首先注意到了所有的雪花都是六边形。他们发明了雨伞、地动仪、磷光涂料、纺车、游标卡尺、瓷器、走马灯（又叫幻境）和臭气弹（有一种配方需要用到15磅人粪，再加上砒霜、狼毒草和斑蝥混合而成）。他们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发明了链泵，并且至今还在使用。他们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风筝，这比欧洲早了两千年。他们还创造了活字印刷术，并于公元868年设计了第一本印刷书籍——佛教的《金刚经》。他们在十一世纪就有了印刷机，有充分证据可以说明古腾堡 的印刷技术来自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则是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的。他们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吊桥和第一座多孔联拱桥（此桥建于公元610年，至今仍在使用）。此外，中国人还发明了纸牌、钓鱼绕线轮和威士忌 。

1192年，有个中国人用降落伞从广州某处的尖塔上飞跃而下，但中国人使用降落伞的经历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北齐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曾经试验过“载人风筝”，可以说是悬挂式滑翔机的一种早期形式，他们叫犯人抓住竹子制成的风筝架，把他们从高塔上推下去，其中有个人坠落之前在空中飞行了两英里。中国船员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方向舵的人；西方人直到1100年左右才开始效仿中国，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依靠舵桨航行。连小学生都知道纸币、烟花和漆器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还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墙纸的人（法国传教士在十五世纪将这一理念从中国带到欧洲）。中国人疯狂地痴迷纸张。在吐鲁番的一次考古挖掘中，出土了公元五世纪的一顶纸帽、一条纸腰带和一双纸鞋。至于厕纸，我之前就已经提过了。他们还用纸做窗帘和盔甲——纸张的褶皱使得利剑难以穿透。欧洲直到十二世纪才开始造纸，那时候距中国人发明造纸术已有约1500年了。中国人还发明了第一辆独轮手推车，其中一些最好的设计西方国家至今还没有用过。他们发明的还远不止这些。如果李约瑟教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完稿的话，内容将有二十五卷之多。

早在公元600年，中国人就提出了第一个关于蒸汽机的设计。然而，大同机车厂却是全世界最后一家还在制造蒸汽火车头的工厂。中国产的车头又黑又大，开起来呼哧呼哧的，这还不止，关键是工厂里完全没有自动化操作。大至锅炉小至黄铜汽笛，都是手工锤制而成。以前，中国的蒸汽火车头经常需要从国外进口——先是英国，后来是德国、日本和苏联。1950年代后期，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人在大同建立起这个工厂，并于1959年出厂了第一个国产火车头。现在这里有9000名工人，一个月可以生产三四个火车头，尽管基本还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水平，但也做了些许改良。就像痰盂、缝纫机、搓衣板、牛轭和犁头一样，这些蒸汽机的生产都是为了长久地使用。它们是当时中国火车的主要动力来源，尽管官方有计划在2000年前逐步淘汰蒸汽火车头，但大同机车厂到时仍将继续经营。全世界痴迷蒸汽火车的国家都在使用中国机车，在一些国家，比如泰国和巴基斯坦，大部分火车头都是大同制造的。尽管如此，它们一点中国特色也没有。1948年我在马萨诸塞州的梅德福 看到的也是这样呼哧呼哧的火车头，那时有火车来那里转轨，我就站在铁路旁看着，心想我要是在车上该多好。

大同机车厂就像一个巨大的铁匠铺，就是美国1920年代那种嘈杂喧闹、脏乱不堪、处处危险的工厂。正因为里面没有任何自动化设备，所以它是不易摧毁的。就算今天有颗炸弹砸下来，明天大家依然可以回去工作。说到底它就是一群棚屋，只不过占了一平方英里（2.6平方千米）的土地。工人们蹲在燃烧室内，低头摆弄着焊枪。他们在锅炉里爬进爬出，用锤子敲打螺钉，用手拉拽车轴，用滑轮操纵头顶上方的巨大车轮。要花费很大力气在厂房里观察，才能看明白那是一条作业流水线，而不是一个乱糟糟的什么地方。在这里走路也得小心翼翼，因为地面上随时可能出现大裂口、各种利器和炙热的金属。极少有工人戴安全帽或者穿长靴，大部分时候他们都戴布帽、穿拖鞋——数以千计身体单薄却动作敏捷的工人，伴随着《铁砧合唱》 ^[1] 的旋律，在一块块冒着烟的铁料中来回穿梭。

这些工人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是100元（大约25英镑），但为了提高生产力，还有一些奖金和激励计划。正在带我四处参观的谭先生说：“工人级别越高，赚得越多。”

“我还以为每个人的工资都一样呢。”

“不再是那样了。基本工资可能差不多，但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奖金制度。你的职务级别、工作种类，还有生活所在地和物价水平，都决定了奖金的多少。”

这种浮动工资制多少有些奇怪，但这就是中国经济现在的运作方式。我问谭先生这种工资结构改革有没有成功。

他对我非常坦诚，耸耸肩说：“大同在很多方面都很落后，比如工资待遇。这个地方太偏僻，很多东西都需要改善。中国其他地方要富裕得多，尤其是南方。”

我们谈话时，几架驴车载着沉重的铁制配件穿过工厂，那些驴子嗅着熔炉中发出的热气，可怜兮兮的，却又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

谭先生又给我讲了一些数据。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统计数据也容易产生误导，更像是一些陈词滥调——100万这个，200万那个的——归根结底都是毫无意义并且不能信以为真的。

“我们有86栋公寓。”他告诉我。可是那又怎样？那些公寓楼又暗又脏，年久失修，煤料就堆在厨房门边，墙壁已经开裂，墙面还能看到被涂掉的标语，而且每间房都要放两张床。在中国，不放床的房间简直难得一见。

“这里的医院有130间病房。”他说。但那个医院四处漏风，也不是很干净，还吵吵嚷嚷的，实在不怎么样。

大同机车厂会客厅里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有全国性的统计数据表明，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全国悬挂的毛主席像达7000万幅之多，但如今中国已经很少见到毛主席像了。

工厂条幅上的标语没什么政治色彩，很多都是关于生产安全的，还有一些是号召大家团结工作的，其中有一条上面写着“全力以赴，实现三大目标”。我问谭先生那些目标是什么，他告诉我指的是“按时生产，不浪费劳动”“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以及“提高生产力”。

在我看来，既然这里是个机械工厂，那么任何器械应该都能制造出来。这些生产锅炉和铁管的技术，同样也可以用于生产军用坦克和大炮。

“没错，”谭先生说，“但我们在大同已经有一家坦克工厂了。”

我不知道他这样向我泄露军事机密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但不管怎样我喜欢他这么做；后来我又问了他一些问题。

谭先生三十岁左右，但看起来比较显老。中国人在二十五岁之前看上去都挺年轻，但从那之后就开始变得憔悴。到了六十来岁，他们又会恢复淡定从容的样子，然后越来越高贵优雅，虽然年龄在增长，却看不出衰老的痕迹。谭先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还曾经是大同的一名红卫兵。

“但我只是个小跟班，不是头头。”

“我了解。”

“我很高兴，它总算过去了。毛主席一走，‘文革’就结束了，但之后我们迷茫了好几年。”

我们聊起了富人和穷人，富人住着高档酒店，而穷人还生活在窑洞里（山西和甘肃到处都是住窑洞的人）。谭先生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大，但光有钱未必就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这些有钱的中国人，我们叫做‘二手倒爷’，”他指的是掮客、小贩和旧货商，“他们不读书，不逛博物馆，也不去庙里祭拜，只是有点儿钱而已。”

我教了谭先生“philistine” 这个词。

我去了大同城外的云冈石窟，过去常常有外国旅行者在那些漂亮的壁画周围画圈做标记，然后叫当地工人从墙上凿下来打包带走。此外，这里的佛头买卖曾经也很猖獗。尽管如此，还是剩下了很多佛像，在大一点的石窟内，有些佛像可以达到三层楼那么高。但来中国旅游，有些事情是可以料想到的，即便是最好的东西——比如这些佛龛——也在一直被翻新和粉刷，直到丧失所有的艺术价值。早前的旅行者通过偷盗和掠夺开始破坏石窟，但他们并没能成功将云冈石窟中的雕像破坏殆尽，唯一的原因就是它们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有的雕像幸存下来，但后来多少都失去了原有的风貌。

悬空寺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个“悬在半空中的寺庙”颇为奇特，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魏年间。整座寺庙倚靠大同以南40英里（64千米）的恒山上某个峡谷一侧垂直而建，阶梯和楼台都非常陡峭险峻。中国人成群结队地涌向这里。当地也鼓励游客过来参观。但它同样也曾遭到过破坏，并且也经历过重修，在修葺的过程中失去了大部分神采。如今它看起来俗艳粗糙，修补的痕迹显而易见。

旅行中比较令人不解的一件事就是去景点参观。对于来中国的旅行者而言，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无益的事情之一，简直就是浪费精力，很多时候连娱乐消遣都算不上。它带来的疲惫感完全不亚于朝圣仪式，却不会给人半点精神上的慰藉。

悬空寺之行我们还参观了“令家沟”，这对我来说反倒有趣得多。那是个干燥的大峡谷，令家人中大部分都住在窑洞里。他们选择带有岩架的陡壁，把某些部分凿空，然后在里面挖出通道和窗户。峡谷底部有几间小土屋，但其余都是一层层的窑洞，以及在微红的岩石上凿出的粗陋门窗。这看上去真是既怪异又原始，但我四处走了走，发现人们也过着寻常的生活，他们种菜打鱼、洗衣做饭、晾晒被褥，当地有几家商店，还有一所学校和一家砖厂。生活在群山间这道神奇的缝隙中，他们一定为如此静谧的空间和清新的空气而感到庆幸。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据中国人自己统计，如今仍有3500万人口生活在窑洞之中。政府没有任何将这些人口迁居至公寓的计划，反倒出台了一项方案来为他们改善窑洞条件。1986年5月19日的《中国日报》介绍了任振英设计的“改良窑洞”，他是一位十分有远见的建筑师，在设计中他扩大了洞内的面积，添加了更大的门窗，并且增设了通风机。他还展示了一个窑洞样板，共有42个房间，还有一些三居室套间。报纸上引用他的话说：“窑洞冬暖夏凉，可以节约能源和土地，用于发展农业。”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横向思维。为什么一定要重新安置那些住在洞里的人呢？符合逻辑的办法就是改善他们窑洞的条件，这样做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它和蒸汽火车头的例子有点像：人们年复一年地生产这种崭新的老古董，但它的设计并不坏，只是看上去有点过时而已。对于一个产煤的国家来说，这非常经济有效。

如果这是一趟穿越时光的旅行，我会觉得十分安心：我的旅馆房间里有痰盂和夜壶；扶手椅用罩子套着，上面还放了块汗巾；上过油漆的桌子盖着绣花桌布，桌上摆着水壶、台历和一瓶塑料花；抽屉里有一小瓶墨水和一个笔架，笔架上有支羽毛钢笔。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称作是现代的，但大部分东西都经久耐用。

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这是有些滑稽甚至可笑的，但它并不是一个笑话——在一个人们还在用两千年前设计的渔网去河里捕鱼的社会，它绝不是一个笑话。中国所经受的磨难，比地球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然而，她挺了过来，甚至繁荣了起来。我开始想象，如果计算机集体爆炸，卫星全部被烧毁，所有的喷气式客机都从空中坠落，我们最终从高科技的梦中醒来，很久很久以后，中国人应该还在开着那些呼哧呼哧的火车继续前进，他们应当仍在古老的梯田上耕作，心满意足地生活在窑洞里，用羽毛笔蘸着瓶里的墨水，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1] 威尔第作曲的歌剧《游吟诗人》（ Il Trovatore ）第二幕中的合唱。 /j3tXpz1qL4MeI+ZLH8Uk6RF8XycnDJLGtUIV0sEeWjHYFs/v7RqoP0GRHIJP8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