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得令人称奇，几乎自成一个世界。那里的人曾经把自己的帝国称作“天下”或者“四海”。如今，人们去那里的理由各式各样：买东西、度一周假，或者仅仅是因为机票价格还不错。我之所以决定去，是因为有一年的空闲时间。听说有的中国人以为“老外好骗”，我偏要来挑战一下。于我而言，第一个目标就是完全通过陆路到达。然后，我想在那片土地上停留一段时间，走遍全国。

我选择了铁路。当时我正好在伦敦，而铁路是从伦敦去北京的最佳方式。我读过不少有关中国的现代游记，但几乎每一篇都会谈到因为时差问题而乐趣大减，那种既疲惫又失眠的感觉实在难受。到过中国的人，不论是认真的旅行者、匆匆一瞥的观光客，还是四处搜寻廉价商品的淘货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在那里太累了”。在这个国家，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这更让你疯狂地想坐下来歇歇。中国人不就是这样吗？他们永远在四处奔忙。即使中华文明历经了延绵五千年之久，他们也还是那样。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之一，就是她的人民总是不知疲倦、步履不停。

1980年冬天我曾去过中国。当时那里看起来黯淡萧条，所有人都穿着宽松的蓝套装，到处都是红色条幅，上面写满没有说服力的标语。如果你问：“在这样的冰雪天里，这些人怎么能只穿着布拖鞋？”那么会有人告诉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幸运了，过去他们连鞋都没得穿。煤烟和灰尘把环境弄得阴沉沉的，路边几乎看不到树木。我本想去那看鸟的，结果只看到了乌鸦和麻雀，还有脏兮兮的鸽子，就像长翅膀的老鼠在天上飞来飞去。

那时，中国人会伸手指向远处，穿过绵绵细雨，泥泞道路尽头的工厂正噗噗地冒着浓烟；有人在弯腰拉着装满生铁的木车。他们会告诉你：“这里过去全是妓女、坏蛋和赌鬼，霓虹闪烁，歌舞升平。”在他们看来，你该为这些罪恶和轻浮的远去而高兴，并为那些工厂着迷；但我只是叹了口气。年轻的妇女不是在磨坊里耗费青春，就是在木织机上磨蚀纤指，要么就在精工刺绣上损耗视力。而且，他们待客的饭食不对我胃口。

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人会说：“那里有针灸！没有苍蝇！不用给小费！他们会把你用过的刮胡刀片还给你！那里的人工作非常拼命！他们还吃猫肉！可真快活！”美国人还对毛主席表示赞许。

但据我兄弟吉恩说，那都是过去了，他告诉我如果现在不去中国，那就太傻了。中国已经完全变了样，并且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作为一名律师——众多新兴职业中的一种，从1972年算起，他已经去过中国109次了。这次我打算春天过去，从各种意义上讲，“春天”也都意味着新的开始。我不断告诉自己，我将要看见新的人，新的风景，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并享受默默无闻的乐趣。这次旅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效仿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 所说的，“如果可以当天来回，我并不介意去中国看看”；另一种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我的想法是从伦敦上车坐到巴黎，此后一直朝德国和波兰方向走，也许会在莫斯科停下，取道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伊尔库茨克 下车，换蒙古纵贯铁路，在乌兰巴托 度过五一。关键是，我要搭开往蒙古的列车去中国，这趟车将缓慢穿越亚洲宽阔的前额，然后继续南下，抵达它的双目之一——北京。

* * *

我想那样去蒙古应该比较轻松，并且会给我一种成就感。路上我可以看看书，做做笔记，按时用餐，不时望望窗外的风景。我想象自己在某个卧铺隔间里读着《埃尔默·甘特利》 ^[1] ，一边听火车汽笛声在大草原上回荡，一边想：很快我就会在那儿了。这时我会拉拉毛毯盖住身体，只把脑袋露在外面。然后有一天我拉开窗帘，看见一头牦牛立在浩瀚的黄沙中，我会知道那就是戈壁滩。大约一天以后，窗外又变成绿色，人们头戴斗笠，双膝深陷在稻田里。总之就是这类景象，然后我会走下火车，深入中国大地。

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也从来不会如此简单，因此我有必要写本书来解释。我很幸运，一开始就想错了；旅行者的叙述，实质上都是关于“被误解”的故事。我设想从伦敦出发，通过八趟火车到达中国边境，并认为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但结果表明，这是一趟离奇且充满意外的旅程。有时候这似乎才像是真正的旅行，途中满是光怪陆离的发现和乐事。但更多时候，我就像在伦敦脚下一滑，跌下了一段长长的楼梯，这楼梯没有尽头，仿佛是出自哪个超现实主义画家之手。我就这么落下去，嘭——嘭——嘭——，穿过转弯的平台，又继续往下落，嘭——嘭——嘭——，直到绕过半个地球。

我并非一个人上路，而这可能正是原因所在。我在伦敦报了个旅行团，老老少少大概二十来人。我心想：可别让他们注意到我，只要悄悄地钻进这群人里，随他们一起出发，我就可以看雨雪敲打车窗，安静地微笑，小声地说话。我跟团旅行的经验不多，连最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比如英国人报团是为了省钱，卡思卡特夫妇这样的老夫妻会告诉你：“去年我们坐火车去印度，旅途太愉快了，在伊朗的时候，我们还在车厢后面泡了好几杯茶呢。”我不知道英国年轻人跟团去布拉茨克水库 这样的地方，是为了喝廉价的伏特加喝到大醉，也不知道东欧的杂语喧哗，都要归功于从伯明翰过去的护士们。

美国人参加旅行团则是为了认识别的人，他们会给我看在别处旅行时拍的照片。

“戴草帽的是沃特米尔斯夫妇，他们来自圣地亚哥，超级可爱，现在还会给我们寄圣诞贺卡呢。我们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 旅行时认识的，现在他们都当爷爷奶奶啦。那个就是他们的儿子里奇，在半导体行业非常有名。”

美国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购物，似乎买东西就是他们旅行的全部意义。老实说，这点我以前真不知道。它就像任何其他事情一样，是个不错的理由，起码比去苏联喝个酩酊大醉好多了。旅行团里还有澳大利亚人，但不管你在世界上哪个角落见到他们，总觉得他们是在回家的路上。

关于旅行团还有一件我不知道的事，就是人们全无隐私。几乎从第一次照面开始，大家就在不停地交换名字和个人信息，如果你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还会一直提醒你。团友中大部分都是夫妻，比如卡思卡特夫妇、斯库恩斯夫妇、西里尔和布格·温克尔、韦斯特贝特尔夫妇、维特里克夫妇以及格尼夫妇；也有单身的，这些人看起来都有点落寞、茫然又过于心急，比如威尔玛·佩里克、莫里斯·李斯特和他的朋友基克——这个加利福尼亚老人叫自己“瞎子鲍勃”、笑眯眯操着伦敦腔的阿什利·雷尔夫，还有一个人，大家只知道他叫莫托尔。威尔基小姐不苟言笑地站在那里，她来自爱丁堡的莫宁赛德 。诺尔斯先生是我们的领队。大家叫他克里斯，叫我保罗。他们更喜欢直呼别人的名字，从没有人问过我姓什么。

在伦敦的时候阿什利·雷尔夫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到香港，他眨了眨眼睛小声说：“中国有个城市叫香港，我听说那里有地方可以用乳胶给你下面那玩意儿做仿真模型，一个大概要五英镑。”

莫里斯·李斯特来自亚利桑那州，和他一起旅行的是他的老战友，这个战友嗓门大得很，他坚持让我们叫他基克。基克打过仗，他的颅骨中植入过一块金属片。莫里斯和基克的夹克和鞋子都非常相配，并且戴着同款软帽。这两个美国老兵快七十了，虽然他们脾气都不太好，但对所有事情的看法都似乎一致。

基克说：“我以前从没来过欧洲，是不是很惊讶？我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了二十年，但从没见过欧洲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去过中国，四十六岁时，我到过青岛。”

他的牙齿歪歪斜斜，笑起来凶巴巴的。我问他去欧洲最想做什么。

“去看《蒙娜丽莎》，”他说，“还有，尝尝那里的啤酒。”

“我听说中国干净得一尘不染。”里克·韦斯特贝特尔说道。

威尔基小姐反驳说：“我怎么听说很脏。”

为了讨她高兴，里克说道：“但伦敦挺干净。”

“谁说的，伦敦简直一片狼藉。”威尔基小姐答道，并提醒他，她是从爱丁堡来的。

“我们觉得伦敦蛮干净的。”里克边说边握起妻子的手。他妻子名叫米利耶，今年六十三岁，脚上穿着一双跑步鞋。他们是那种典型的老夫妻，总是手牵着手，但你永远都搞不清这到底是在炫耀幸福，还是在携手挑衅这个世界。

“对你们来说当然干净，”威尔基小姐回答，“美国人的标准可比我们低。”

贝拉·斯库恩斯用她那澳大利亚西部口音哀怨地问道：“你打算去哪里，威尔基小姐？”

“香港。”那老妇人说。

然后每个人都会想：还要忍受她一万英里（一万六千千米），整整六周时间，我的天哪！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 * *

斯库恩斯夫妇来自澳大利亚另一端的珀斯 。贝拉总是以他们平常到卡尔古利 的距离来估量旅程的长短。从伦敦到巴黎，相当于往返一次卡尔古利。到柏林的旅程，够他们“先去一趟卡尔古利，然后返回，接着再去一次”。去莫斯科的话，要走相当于七倍到卡尔古利的路程。有一次我听见她自个儿在那儿嘀咕，计算着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然后我听见她算完的时候又说了句：“然后再回到卡尔古利。”

我们四月份从维多利亚火车站出发的时候是周六，天下着雨，贝拉对她的丈夫杰克说：“这比去卡尔古利要近。”她说的是到福克斯顿 的距离。

我们那天在格罗夫纳酒店吃的早餐。美国人坐在一起；澳大利亚人坐另一桌；英国人坐了两桌；三位老先生则单独在一旁安静地吃东西；一张单桌旁坐着一对夫妻，他们带着徒步装备，有双肩背包、斜挎包和相机。我边吃边想：有没有搞错？有位老先生一直盯着我看。他直勾勾打量我的方式让我很不自在，但后来我注意到他的眼镜片特别厚，也许他并没有在看我，只是想努力透过眼镜看清四周，就像雨天人们望向窗外一样。

上车后我坐他旁边。他说：“这次旅行对我来说可是件大事。我的眼科医生告诉我，我就快要看不见了，如果有什么事情想在瞎掉之前做的，就该趁今年去做。所以我要去中国看看，小伙子，我要不要一直睁着眼睛呢。我估摸着，嘿，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会好好享受的。”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绰号叫做“瞎子鲍勃”，他家在加利福尼亚的巴斯托。当我在车上环顾四周，才意识到我是和一大群人一起上路的，但我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接下来我所有能说的，也只有他们脸上的表情而已。但我们往往可以从别人脸上读到很多故事，他们的当然也一样。这样的情景让我觉得可以看穿一切。

他们透过车窗望向外面的房屋，而那些房屋也还以同样的目光。火车旅行比较尴尬的一点是，沿途的房屋似乎都是背朝旅行者，你看见的都是后门、排水管道、厨房和晾晒的衣物，但这些比门廊和草坪更有看点。伦敦郊区之所以让人沮丧，并不是因为看上去脏乱不堪，而是它们永远都一成不变。欣慰的是能看到屋子里面，看人们怎么生活：男人在重新装修浴室，女人在喂猫，女孩儿在楼上梳头，男孩儿摆弄着他的收音机，正在读《每日快报》的老太太鼻子都快要贴到纸面了。我们乘火车从旁经过，却不给他们美好的祝福，这实在不厚道。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别人的观察之中。这就是铁路所带来的一个矛盾：旅客可以看见屋子里的人，但那些人却丝毫看不到车上的旅客。

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我们的车开上了轮渡。莫里斯和基克从诺曼底登陆那天说起，追忆起了整场战役，以及美军怎样伤亡惨重。

四周的海水看起来是铅灰色的，它们不停地向轮渡袭来。东北方吹来的风寒冷刺骨。上岸时，吹过码头的风尤其大，我们步履艰难地走向海关，将护照送去查验。我们的行李也被查了一遍。

在布洛涅 ，团里的人都在相互逗趣，他们喊着：“啊，上车啦！都上车啦！”然后，我发现身旁坐着个肥硕的英国女人，她一根头发也没有，戴着露指手套，说她正打算移民新西兰。这个女人名叫威尔玛·佩里克，大约三十二岁。她说她刚失去工作，看上去非常沮丧。我正打算用文字表达一下对她那颗秃脑袋的同情，这时她凑过头来问：“你在写什么？”

火车从巴黎开出时，那个名叫莫托尔的男人说：“你们也许在奇怪，我刚才在调车场的那些小路上干什么。”

没人好奇他在干什么，根本就没人看见他。那么，莫托尔在和谁说话？

“我在捡石头，”他说，“我去每个国家都会捡石头。跟你们说，这在很多地方是犯法的，比如南极。我从南极带了些石头回去，他们要抓到的话会送我去坐牢的。我在世界各地都捡过石头，加拿大啊，俄亥俄啊，伦敦啊。每一块都跟高尔夫球那么大。我已经有好几百块啦。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地质学家。”

《埃尔默·甘特利》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壁炉上的大石块之间散布一些小鹅卵石，有粉色、褐色，也有大地色，都是主教从世界各地捡来的。带你参观房间时，他会不停地告诉你，这块来自约旦的海岸，那块曾是中国长城的一小部分……

那天早晨穿越英吉利海峡而来的凛冽东风，在皮卡第 留下了一层薄雪。四月的雪！它轻轻地覆盖在山坡上，就像长长的、被扯破的床单，泥土从下面穿透而出，形成黑色的条纹。这让平日乏善可陈的风景变得引人入胜，就像恶劣天气里的新泽西一样，房屋和栅栏的轮廓清晰可见，村庄因此显得更加立体，如果不是这样，它们应该很难给人留下印象。每个地方都变成了一幅小小的黑白肖像，定格在时空中。

我觉得这样的铁道线路需要有点变化。似乎这些山丘和村庄被太多过往的行人看过，以至于被那些目光磨去了光彩。中国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已经对外封闭了如此之久，即便是最普通的塔看上去也是新鲜的，而在遥远的新疆，旅行者还可以和马可·波罗有一样的感受，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外国人去过那里。但在这个人们频繁造访的法国北部，新鲜感已经慢慢被观光客和火车乘客的目光消磨殆尽：繁忙路线附近的大多数风景，都是千篇一律的简单样子，大概不久的将来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看它们了。

旅行团里的人还在相互熟悉。他们也会问我问题：我从哪里来？是做什么的？结婚了吗？有没有孩子？为什么要来旅行？我膝盖上是本什么书？打算在巴黎做些什么？是不是第一次去中国？

我叫保罗，没有工作，我闪烁其词，而且波德莱尔 那句诗怎么说来着？——“ 真正的旅人只是这些人，他们为走而走”，“他们并不管为什么，总是说‘走！’” 此刻我身处亚眠 市郊，这非常适合用来表达我的心情。

对于那些问题，我想跟上次见到的一个男人学学怎么回答，那次在伦敦的晚宴上，他被一个好打听的女人问得七荤八素。

“求求你别问了，”他小声说，“我没什么有趣的事可以告诉你。我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太糟糕了。”

但我没有那样说，因为这是个悲伤的故事。六个月后那个男人自杀了，重复他的话好像不大吉利，而且也是对逝者的不敬。

那位名叫“瞎子鲍勃”的忧郁的老先生，笨拙地掀开旅行包的翻盖，他眼神太差，鼻子都贴到了搭扣上，然后慢慢掏出两卷厕纸。

大家问他带那个干嘛，因为这在欧洲显然派不上用场。

“准备带去中国用。”他回答。

我决定不告诉他，其实李约瑟 ^[2] 教授已经向我们证明厕纸是中国人发明的。早在十四世纪时，他们就在为皇家制造带香味的厕纸（大概七八厘米见方），而其他人如厕时，手边的任何纸张都可以拿来用。但那时候有些中国人已经懂得何为何不为。早在六世纪时，一位叫颜之推 的学者就写过：

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

阿什利·雷尔夫说道：“他竟然要把厕所用的卷纸带到中国去！”卡思卡特先生说：“我觉得中国人听说过厕纸吧。”“他们当然听说过，很多人都听说过。但那里有没有呢，这倒是个问题。我打赌西伯利亚快车上肯定没有，那么你们觉得去蒙古的车上会有多少，嗯？”

现在没人再取笑他了。想到整个穿越亚洲的旅途可能都没有厕纸用，每个人都开始若有所思。鲍勃讲完话以后，整节车厢都弥漫着一股反省的味道。

抵达巴黎后，我们被一辆巴士接到了酒店。酒店位于第十四区，离某地铁终点站不远，它所处的区域和芝加哥或南波士顿的郊区并没什么两样。那里主要是战后建造的公寓楼，墙面本是亮堂的浅色，现在却变得灰乎乎的。这样的公寓太多了，而且楼与楼靠得太近，大家不禁问道：“这是巴黎吗？这是法国吗？埃菲尔铁塔呢？”巴黎市中心就像是被精心保护着的伟大作品，但这样的郊区却简陋而令人生厌。圣雅克地铁站附近那些冷冰冰的道路和高悬的窗户，似乎都是专为鼓励别人自杀而修建的。

有人告诉我（“这真有趣！”）萨缪尔·贝克特 ^[3] 曾经就住在这里的某栋公寓，并且在这生活过好几年。他那些怀疑我们的存在意义、道尽人生疾苦的故事和剧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我心想：怪不得！他们说他早上经常来我们住的这个圣雅克酒店喝咖啡。这个酒店挺新的，里面很干净，就像美国机场外边那些僻静的旅馆一样，人们住进来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选择。贝克特来这真是为了消遣？我穿街走巷，我潜伏在咖啡店，我祈祷着他的出现；然而，我什么也没看见。尽管如此，我仍然是有收获的。当人们从书里看到“萨缪尔·贝克特在巴黎经历过一段流亡岁月”，他们并不知道他所住的是位于32号大楼五层的一间狭小公寓，那是一栋很高的灰色建筑，里面的住户每天边看电视边等待着“戈多”。从那里要坐17站地铁才能到巴黎市中心，到左岸，还有那些博物馆。

我们去了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 ，那里专门展出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我跟在人群后面慢慢地走，边听边欣赏那些画作。

在一间挂满西斯莱 作品的展厅里，理查德·卡思卡特说：“没有一幅是我喜欢的。”

我们经过了莫奈的《鲁昂大教堂》系列，他在画中将蓝色、紫色和玫瑰色调和在一起。

“我并不介意在家里放几幅这样的画。”维特里克夫人说道，格尼夫人也表示赞同，说要不是可能被抓起来，他们还想把这些画运回塔斯马尼亚！

在卢梭 画的《马背上的战争》前，里克·韦斯特贝特尔说道：“嘿，我喜欢这些。这些很好看，更像美国画家的作品。”

在梵高展厅，一个摇摇晃晃跟在父母身后的小朋友问：“他为什么会发疯？”

一小群人挤在一起看莫奈的《威尼斯大运河》。布格·温克尔边看边说：“那是大运河，那是圣马可教堂，叹息桥在那里，沿着运河往下就是。看，那个旅馆我们住过呢，不过那时候它肯定还不是旅馆。那条路我们走过，那是我们吃意大利面的餐馆，那是我买明信片的地方。”

天下雨了，后来下起了雪，这场雪让所有的行人和车辆都安静下来。某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去柏林了。

* * *

那天清晨的巴黎潮湿而阴暗，马路清洁工和送奶工人在路灯下做着和往常一样的工作，当黎明刚刚点亮屋檐和烟囱管上方的天空，我们缓缓驶出了巴黎东站。我以为离开圣雅克街道后就再也见不到郊区的景象了，没想到却越来越多，并且更加阴沉可怕。团里的人们用脸贴着车窗，一个个都是震惊和幻灭的模样。这不是浪子们享乐的巴黎，甚至连克利夫兰 都不如。美国人全都注视着窗外。我们难以适应眼前的情景。美国人开发郊区的方式过于急促和廉价，导致它们难以经久不衰。我们料想到了那里的房屋会不断地倾斜和坍塌，然后被拆掉重建；而我们建设郊区的目的，也并不是要让它们永远屹立不倒，郊区的房屋寿命不会很长，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临时性的。但在法国的郊区，一座座别墅、一排排房屋和一幢幢公寓都坚固得很，而且它们实在太难看了。最可怕的一点在于，看样子它们好像要永远都不会倒掉。伦敦市郊的情况也一样：那么古老的房子，怎么可以看上去那么丑？

“那里曾经是战场，”我们跨越边境进入比利时的时候，莫里斯这样告诉我们。从穿越英吉利海峡时起，他就一直在讲战争的故事，“我有些兄弟就是在那牺牲的。”

他一直傻笑着望向窗外，那里尽是光秃秃的树木——那些年轻的白杨树就像是立起来的铁轨岔道和马鞭一样，还有灰乎乎的积雪和被河水染得漆黑的浮沫。

我还在读辛克莱·刘易斯，在书上的留白处胡乱做些笔记。

“在做笔记？”维特里克夫人问道。

我说不是。

“那么是写日记？”

我说也不是。

我讨厌被人观察。旅行的一大乐趣就在于你可以让自己默默无闻。我并没有意识到在旅行团里每个人都很显眼，而一直沉默的那个人就成了大家的威胁。我决定用那种看上去像档案卡的明信片来做笔记，那上面有大片的空白。

那个光头姑娘威尔玛对我说：“我很多年没见过别人用这种明信片了。”

我告诉她，我要把这些卡片寄回家，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这样她接下来就可以打听我家在哪里。

“我教点书。”我告诉威尔玛。

根据我目前的判断，这个团里应该没有喜欢读书的人，不会有人在午饭后硬拉着我滔滔不绝地谈美国小说，或者被我细致入微的观察吓坏。我喜欢说自己是老师。我喜欢他们用那种方式一边打量我一边想：可怜的家伙，他好像话不是很多，那么还是让他自个儿待着吧。

要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做个安静又谦逊的人，对我来说相当困难。这些人似乎都不是读书人，这很好，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认识我了。但并不是说因此就可以什么都和他们说，即使是一丁点儿信息也不行。我告诉了威尔玛我刚好住在伦敦，然后不一会儿理查德·卡思卡特就走过来跟我说话：“我听说你住在伦敦……”

在那慕尔 ，巴德·维特里克跟我说比利时比美国难看多了，我表示同意，说这里的确不忍直视，他说：“你说得对，保罗！”

等等，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的名字？

午饭时，餐车上只有威尔玛旁边的座位是空着的。好像一开始大家都在躲着她，但自从我坐她旁边后，大家也都开始躲着我。她告诉我，她以前在伦敦的某个地方卖玩具，后来被解雇了。她还抱怨说新西兰人对于她移民这件事小题大做，但她还是要去那儿，也许永远都不走了。她说她喜欢挑战。

我们的车刚刚在列日 停下，我用笔把这个记下来。我觉得以后要多查一些与这座城市有关的资料，然后就可以这样写：

我们路过列日，这里的蕾丝和香肠都很有名，它是乔治·西默农 的出生地……

威尔玛说：“你怎么老是在写东西。”

“没有，没有啊。”我回答得有点急，此时我心想：别再看我了！

午饭后我打了会儿盹，然后被莫里斯的声音吵醒，他喊着：“嘿，基克，亚琛到了！”然后这两个男人就站在了过道上，将别人的路挡住。

车上的德国人明显被这两个大嗓门的美国人给惹恼了，他们一定很想把这两人丢出去。德国人好像不大能听懂莫里斯那种带鼻音的大声独白，他说他在二战期间曾参加过那场历时三周的亚琛战役 。这老泼猴儿竟然还是个解放者！现在他回到这里，被所有能听见他声音的人嫌弃，看来是罪有应得。

在科隆我注意到团里来了四个新人。他们是法国人，三女一男，一直待在一起。除了彼此交谈外，几乎整个旅途他们都没有和别人说话。他们老是争吵，但没人知道原因。大约一个月后，我在蒙古南部看见其中一个法国女人独自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那时我们刚吃过一顿冰冷的土豆和肥羊肉，简直令人作呕。

我微笑着，用友善的语气问她：“这顿饭太难吃了是不是？”

“旅行的时候我根本不在乎吃什么，”这个女人答道，“当然，在巴黎的时候我对吃的要求很高，要最好的才行。”

那就是她对我说过的所有的话。

即便此刻在德国，我也可以看出那四个法国人都不是外向型性格。但这也没什么不好。我也一直都沉默寡言，不被各种问题骚扰的感觉很不错。漫长的一天快要结束了。我们路过伍珀塔尔 ，这是座在山坡上堆起来的城市，到处是陡峭丑陋的住宅。接下来是翁纳，那里有许多矿渣堆。再走远一点就到了哈姆和居特斯洛，那就像是德国人成功地把整个印第安纳州缩小后放在这里的。雨水把比勒费尔德弄得阴沉沉的，我祈祷着夜幕降临，让它用简单的黑色把这样的景象全都掩盖。经济的繁荣使德国变得面目全非，整个国家被工业文明荼毒得萎靡不振。在明斯特行政区灰褐色的天空下，坐落着杜普·莱恩（Droop & Rein）和恩德勒·科姆普夫（Endler & Kumpf）这样的工厂，那都是些令人绝望的名字。德国的这个地区完全没有树木，真是绝无仅有的凄凉。德国人是支持种树的，但有一半树木已经被酸雨毁掉，剩下的一半则遭到砍伐；它们已经被各式工厂的烟囱所取代。

那天早些时候，团里的人都像医院的病人一样在聊天。这趟旅行让他们既害怕又疲惫。他们不时打打盹，醒着的时候就问彼此问题。你睡得好吗？饭菜怎么样？晚餐是几点？他们已经开始互通肠道消化和排便情况了。他们相互汇报着自己的感受，是疲劳还是饥饿。

我密切留意着有意思的变化——开始尖叫的女人，胡子刮到一半就停下的男人，或者正在穿运动服的什么人。

我们在黑尔姆斯特 跨越边界到了东德 。火车在两排用带刺铁丝网做成的栅栏间穿行，车道和高速公路的宽度差不多。每隔几百码就有一个瞭望塔，可以望见那里明亮的灯光，还有士兵站岗放哨的身影。

过了边界，有一片战后才长起来的树林，树木还都很纤细，放眼望去林子里全是积雪和泥土，这便是此处的春光。在这看到的城市似乎远比西德那些要沉闷，但乡村却明显更加原始，树也更多，农场簇集在一起，道路上照明条件很糟。这里见不到很多人，好不容易看到一个，那样子确实很像农民。

我们在黑暗中抵达动物园火车站。（有人善意提醒道：“请看管好自己的包袋，这里到处是瘾君子。”）窗外灯火闪烁，车水马龙，团里的一些人因此觉得柏林是一座浪漫而生机勃勃的城市——他们将这里视为此行中最后一块文明之地。再往前走就是波兰，然后是苏联，最后是蒙古。柏林城里不仅充斥着欢乐和情欲，那里还有很多的书店和胖子。看上去它比美国富裕。

然而柏林对我来说就像个怪物，我不觉得它有什么有趣的。它是个奇怪的样本，是大都市精神分裂的特例，以至于它的狂妄和伪善都那么引人入胜。但它也是蠢货的天堂，很难想象有人在这里待过一段时间后仍然神智健全。这是座古老的城市，它本身已经存在了700年；但在纳粹的统治下它分崩瓦解，由城市变成一种象征，然后演化成一个概念，经过“二战”后的反思，最终沦为谬论。现在柏林仍然是个很糟糕的概念，并且越来越糟。任何理智的人都会把它当作愚昧、任性和顽固不化的永恒例证。如果它不是那么可悲的，那起码是可笑的，因为纳撒尼尔·韦斯特 说过，没有什么比真正的荒谬更让人悲伤。

赫尔穆特·弗里林豪斯是杜塞尔多夫 人，他自己也是来柏林旅游的。他问我：“你想去柏林最有意思的地方看看吗？”

我表示想去。

他带我去了“西百”，一家巨型百货商场，全名是西部百货公司（Kaufhaus des Westens），但人们通常只叫它的缩写。他想让我看的是美食楼层，尤其是那些售卖精美昂贵食物的小摊和店铺。

“这可是新东西，”赫尔穆特说，“美食文化，人们简直对它着了魔。看见了吗？200种奶酪、40种咖啡、28种规格的香肠，这里既有素食，也有给养生狂人准备的健康食品，还有一家店专门卖鱼籽。”

那些美食精品店出售的都是虚有其表的食物，还有难以消化的稀奇玩意儿，所有商品都漂亮地陈列着，它们的包装炫彩夺目。甜点和果汁各色各样，光面包就有多达90种，盒装茶叶占据了一整面墙，意面的形状也应有尽有。乍看之下，那根本就不像吃的东西，而是像摆放得如同昂贵服装一般的专卖商品。如果有种东西可以称之为“设计师食品”，那说的就是这个。我看见了状如阳物的顶级大芦笋，每根上面都有标签，每磅价格约合12.5英镑。

在肉类专区，我对那种惊悚的氛围产生了兴趣。肉摊一个连着一个，全都摆满了大小块头的肉，那些光泽红润的鲜肉，都是被一刀刀小心翼翼地割下来的：有大腿肉、肩胛肉和后臀肉，也有蹄子和肘子，舌头被整齐地摆在架子上，心脏一律被放进盒子里，他们给胸脯肉扣上纸帽子，给猪头戴上褶皱的荷叶领。大部分肉类都是经过了这样的装饰，有点像戏剧中的扮相，这样一来屠宰或杀戮永远都会是你最后才想到的事。

来这里饱眼福的人要比真正掏腰包的人多，这是最匪夷所思的事情——人们盯着某样食品，明明垂涎欲滴，却还要继续往前走（我听见有人说：“沃尔夫冈，快看那些鱼脸肉！”），食品被用来诱惑和挑逗顾客，搞得他们目不转睛、饥渴难耐，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像最具现代性的情色描写，那些肉类尤其如此。

“有意思吗？”赫尔穆特问，“看到这些，你就了解柏林了。”

我们正打算从“西百”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一份德国报纸的号外，上面说美国飞机轰炸了利比亚。此前柏林有一家舞厅被炸，据说是利比亚恐怖分子干的，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消息传得很快，德国年轻人已经开始聚集在欧洲中心附近准备游行抗议了，大概有三十辆警车停在选帝侯大街 旁边。警察们正从车上卸下运来的铁栅栏，将它们堆放在路边。

赫尔穆特对我说：“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我们与美国人有多么不同。”

他言语间有些苦涩，于是我决定不去提醒他德国过去那些恐怖无比的行径。

“我认为我们轰炸利比亚，是因为自从人质危机 以后，我们就一直强烈渴望轰炸中东的某个地方，”我说，“最近几年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伊朗那样羞辱我们，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平复心情。我觉得一般的美国人可能分不清伊朗和利比亚，那里的人都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危险的狂热分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区分他们呢？”

“美国人也是那样看我们的吧。”赫尔穆特说。

“也不完全是。”我心想，如果他跟我提“二战”的话，我就说是你们先发动战争的。但是他没有。他说他觉得柏林非常奇怪而且守旧，这里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失业率也很高。他表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杜塞尔多夫。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用来采购食品，买了薄荷茶、雪利酒、巧克力和抗生素。第二天我们就到华沙了，这些东西在那可能买不到。游行在傍晚时分开始，约八千名年轻人高喊着反美口号，朝着选帝侯大街后面的美国文化中心，也就是“美国之家”行进。有流言说他们要放火烧掉那里。但大量手持防暴盾牌和催泪瓦斯的警察集结在那栋楼前，铁栅栏将他们和游行的人群隔开。暴动者乱扔石头，砸破美产汽车的窗户，还跟在身后追赶任何看上去像美国人的游客。

我错过了这场暴动，当时我正在位于俾斯麦大街 的德意志歌剧院里看《唐·乔望尼》 ^[4] 。此前我回到旅馆，但听到旅行团里的人正在为利比亚轰炸事件争辩时就立马离开了，我听见基克说：“那些混蛋的阿拉伯人是自作自受。”要一直听他们说这些吗？我问自己。似乎去听听莫扎特更好点。

我一个人去了剧院，然后发现旁边的座位没有人，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因为这样就可以独占整个扶手，靠在上面好好地欣赏这部优秀歌剧。但幕间休息之后，那个位置来了个年轻女孩，而且好几次在唐·乔望尼夸夸其谈或者唐纳·安娜唱歌的时候，她都在黑暗中盯着我的脸看。

“我见过你吗？”演出结束时她问我。

我说没有吧。

“我觉得见过。是在哪里呢？”

我察觉到了些什么，但没有说话。直到那之前我还在得意洋洋，因为团里的人丝毫没有发现我是个作家，而且还写了好几本关于火车旅行的书。我觉得他们如果知道真相，要么会变得拘谨，要么就会拉着我胡搅蛮缠。（肯定有人会跑来跟我讲：“老兄，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我对团里的一些人说我从事出版工作，对另一些人说我是个老师。我几乎从不参与他们的谈话，就在旁边听着，笑着，然后做做记录。当基克蛮横无理的时候，我眨了眨眼睛溜走了。我会赶在午饭结束之前，在大家还没有开始谈论自己时，就起身离开。我就是那个总是在人群中悄悄走开的人，一个大家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我就是那个一直拿着书看，让你们不想去打扰的人。我就是那个沉默、笨拙、无趣，穿着老旧的防水风衣，站在月台上胡乱吹着口哨的人。我对你们说的一切都表示赞同。你们几乎不认识我——实际上，只有在火车上看到我的时候，你们才想起来，原来我也跟你们一起在旅行，而即使这个时候，我也仍然很不起眼，看起来神经兮兮的，只是无害地在那里涂涂写写。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那女孩说，“没有吗？”

“也许见过吧。”我说，然后告诉了她我的名字。

“太不可思议了，”她说，“我姐姐肯定不会相信的，你所有的书她都读过。”

这个女孩名叫蕾切尔·蒂克勒，我告诉她我正在去蒙古的路上，然后会去中国，是的，我打算就此写点新东西，我告诉她刚从伦敦过来，说完这些我觉得很解脱。“那你在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哦，是的，我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卡纳维拉尔角度过，那是个奇妙的地方。美国的生活和现在的旅行完全不同，这一路上我都在埋头做笔记。我什么都和她讲，请她喝茶，跟她聊到深夜，终于可以一吐为快。这样做没有任何风险。蕾切尔·蒂克勒和旅行团里的人不一样，她是个完美的陌生人。

告诉她这些对我来说有很多好处，因为我一直在旅行团中保持神秘，搞得像隐形人一样。我其实不想当一个穿着老旧防水风衣的、笨拙且无趣的人，对每一次谈话都避而远之，这没什么意思。一直保持沉默让我胸口闷痛。我渴望和他们讲关于中东的事情，如果他们给我一点点机会谈旅行的话题，我都会像《老水手行》 ^[5] 中的那个老水手一样攥住他们的手腕，激动地给他们讲我的故事。

蕾切尔独自来柏林，是为了研究与石棉危害有关的法律诉讼，这个领域的案件现在越来越多。她是一名来自纽约的律师，正在参加一个保险公司的会议，要阅读各种文件，并对资料进行评估。把一切都告诉她后，我带着更加坚定的决心上床入睡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俩就像一对偷欢的情人，或者说一夜情更为准确。那是一次柔情蜜意的相遇，我渴望诉说，而她善于倾听。第二天早晨五点，我又加入了旅行团，就像回到了许多远房亲戚身边。

* * *

我们搭火车到了柏林东站，在那里换乘去华沙的列车，现在我们正徐徐地驶向波兰边境。警察、海关官员、士兵——我根本分不清楚这些人——他们上车来检查我们的护照，要求查看我们的现金，然后在单据上签字。他们的工作真令人费解，而他们脚上穿的旧鞋子看样子也挺可怕。

从火车上看，波兰一片衰败的景象：生机全无的田野，老旧残破的公寓，坑坑洼洼的道路，以及满是灰尘的大型工厂。表面看来，这个国家已步入迟暮之年，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它却拥有我见过的最和善有礼的人民，他们由内而外都散发着温文尔雅的气质，也许这就是历史上波兰不断被蹂躏和占领的原因吧。

我的列车隔间里，还住着一同出游的祖孙三人：母亲、女儿和外孙。

他们从卡托维兹 来，那个女儿有着白净的皮肤、水汪汪的大眼睛和迷人的秀发，仿佛一直在提醒我，波兰的年轻姑娘都美丽得无与伦比。

“别去蒙古啦，”埃娃说，“来卡托维兹吧，我带你去看些好玩的东西。”

她母亲翻着白眼说道：“她疯了，别理她。”

小男孩瓦特耶克一脸严肃，不声不响地坐着。有个波兰男人给他一个苹果，他收下了，但没有吃。那是另一回事了。在我看来，波兰人对彼此都非常谦恭友善；德国人在这方面就略逊一筹；而苏联人则完全不是这样。

埃娃说：“我们在芝加哥和新泽西都有亲戚，在洛杉矶也有。要不是他们，我们可能早就饿死了。他们寄钱给我们用，我想去他们那，去美国。或者去巴黎也行，我可以学法语。”

埃娃今年二十八岁，已经离婚两年了。她在一家银行的外汇部门工作。我告诉她我想在华沙贸易银行的账户里取点钱。她给了我非常详细的指导，包括银行的地址和电话。她跟我说这很容易。

当这一家人拿出午餐食用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些三明治和水果，于是我打开几瓶阿蒙提拉多雪利酒跟大家一起喝。

“蒙古那么远。”埃娃说道。她接下来的话好像是说给瓦特耶克听的，她说：“他要一路坐火车去蒙古！”“他们曾经来过我们这里，你知道吧——那些蒙古人。”

1241年的莱格尼察战役，发生地点现在离我们大约80英里。我们刚在兹邦申 停下。当时蒙古人完败德国与波兰人的盟军。

“什么人都到这里来，”埃娃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波兰现在一片混乱。”

车窗外，月台上有两个肥胖的白人工人正在给一个铁制长椅涂刷棕色油漆。由于刷得太多，油漆一直凝结成流往下滴，而且在涂刷椅子腿部时他们把油漆弄到了月台上。有几个波兰人不满地看着，但并没有说什么。那些人头上戴着宽边帽，手里拎着塑料公文包。大多数波兰人看上去都体重超重。他们不停地谈论着食物和粮食短缺问题，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食物是胖子之间永恒的话题。他们身上穿的是旧衣服，呼吸中带着面包的酸腐味，住所的墙面坑坑洼洼。

埃娃带着母亲和孩子在波兹南 下车，赶着去换乘开往卡托维兹的列车，但他们留了地址给我。

“到了蒙古给我们寄张明信片吧……”

我们的火车在科宁 延误了。这倒为我提供了便利，因为写字的时候胳膊可以不用摇摇晃晃了。我写道：

阴沉沉的四月，波兰，仿佛春天永远都不会到来——树木光秃秃的，枯萎的草地像破布一样，风寒冷地吹着，地面凹凸不平，公寓楼中满是湿答答的衣服，耕作过的田野里没有任何东西发芽，有个男人拉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马在犁地，一帮人一起铲着灰，小溪和水沟里都是泥水，地里插着绑了塑料袋的木棍，用来吓唬鸟雀；如此单调乏味……但这就是四月的景象，此时的波兰看上去如此荒凉，连鸭子都无精打采，感觉就像要被淹死了，而鸡群则狂躁不安。再过一个月左右，一切就会不同了：春天将要来临，整个国家将开满鲜花。尽管如此，要是当个波兰人，这命运也还是够悲惨的。

* * *

火车重新开动了，对我来说这里真正有趣的建筑只有教堂，至少它们还有点曲线。其他的房子都四四方方，屋顶都是平的。

索哈契夫周围的风景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里的树林一片连着一片，房子更加美观，道路两旁栽满了桦树；但艰难的生活仍在继续，人们四处劳作，干着粗重的活儿，铲东西，凿岩石，砍伐树木。所有的工作看上去都非常艰辛，在波兰你可以瞥见一丝过去的影子。

这里天主教的氛围非常浓厚，教堂里有丰富的活动，很多人脖子上都挂着念珠，火车启动之前人们都要虔诚地为自己祈祷；不仅如此，无处不在的雕像也说明了这一点。茨曼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有一尊高40英尺（12米）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它的基座有8英尺（2.4米）高。我在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在将自己的女王称作“受福童贞圣母”的爱尔兰也从没见到过这个。菜豆田里矗立着更多这样的雕像，而再往远处看，每一个在田间劳作的身影背后，总能见到一个圣母玛利亚。

那些雕像是用来供人祷告的，也许它们还可以吓唬鸟雀，但我认为它们之所以无处不在，还有另一种原因。那些都是经典的法蒂玛圣母像，玛利亚曾于1917年7月在葡萄牙的法蒂玛 显灵，向三个孩童透露说如果他们努力祷告，那么俄罗斯将会抛弃无神论，转而皈依天主教，这件事情每个天主教徒很早就知道了，但苏联的政治委员们并不知情。“现在我们为苏联的皈依而祈祷。”整个五十年代，美国所有的神父主持弥撒时都会这样说。

这才是那些雕像对大多数天主教徒——也许是对所有波兰人而言的意义所在，“上帝之母”被赋予了最浓厚的政治色彩。

我读完了《埃尔默·甘特利》并给它打了五星，现在开始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书中引用了一句波兰俗语“把五头牛套上车”，意思是做事情应当未雨绸缪以保万无一失。但在波兰读到这句话好像很奇怪，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牛，而车子也都是摇摇晃晃要散架的样子。火车慢悠悠地开了一整天，才穿越波兰西部，大约走了300英里（480千米），从东德边境到华沙。一路上见不到任何机械化的耕作方式，连台拖拉机都没有。相反，当看见那个农夫无力地鞭挞他的马，而那可怜的牲口拖着一把老犁头艰难地前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绝望。

* * *

“看上去也不是很糟糕。”艾伦·维特里克说道，这是她第一次睁开眼看华沙。那时候已临近傍晚，金色的阳光洒在耶路撒冷大道那些狭窄建筑的外墙上，整个街区看起来像极了哈洛德 百货公司。

“让我离开这儿吧。”米利耶·韦斯特贝特尔小声对里克说。里克安慰她道：“别着急，亲爱的。明天我们就回到火车上去啦。”

然后我悄悄地离开所有人，深入华沙城区。接连有两个男人问我要不要换钱，他们给的汇率是官方的五倍，这事就发生在酒店外面。我穿过街道，正出神地望着一副又大又笨重的紫木棋子，这时又有个人走近我，问同样的问题。我沿着马萨科斯卡大街往前走，那人一直跟在我身后，问我要不要换钱，不停地告诉我汇率是多少。

“你不怕警察抓你么？”我问他。

“警察也找人换钱。”他回答。

商店里卖的东西看上去都很劣质：衣服、收音机、锅碗瓢盆。就连吃的也勾不起人任何食欲，生鲜食品都蔫儿巴巴的，上面全是灰，罐头食品的包装坑坑洼洼，标签也褪了色。在每家店都有人拽着我的胳膊，低声问同样的问题：“要换钱吗？”贫穷让人们看起来卑躬屈膝、受尽蹂躏，就像人们经常因为穷困而变得厚颜无耻、胆大妄为、掠夺成性，成为危险分子。我觉得这些明目张胆的违法者非常让人担忧，但当我对另一个人提起此事时，他说：“别担心，这里奉行的是双重道德标准。每个人都是这样。”

华沙的破败之象也道尽了这座城市的面部表情：受尽折磨、垂头丧气、孤独到有点绝望，有时痛苦不堪，有时愤世嫉俗。让人惊讶的是，身处如此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居然还可以保持这样的尊严，还可以这样谦恭有礼。这也是好事，因为谦恭可以弥补他们在另一方面的不足——饥饿让他们变得因无时无刻不想谈论食物而招人嫌恶；贫穷让他们看上去贪得无厌；物资匮乏使他们显得物欲横流；而经济政策则将他们变成宗教狂热分子。

我住的酒店里有个叫“论坛”的酒吧，里面人头攒动、乌烟瘴气的，于是我出门去四处转转，顺路走进了哈瓦那夜总会，看那里的人跳吉特巴舞 。看得津津有味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要换钱吗？一美金换七兹罗提 。”

“我要那些兹罗提干什么？”我说着便转身离开。

此时一个身着黑裙的丰满女孩正冲着我笑。她的橙色妆容被汗水弄得黏糊糊的，睫毛膏都结成了颗粒状。

“你可以买波兰伏特加，还可以买些古玩。波兰的琥珀很有名，你也可以买点。或者买邮票啊。你是住在酒店里吗？”

“是的。”

“我可以去你房间，陪你快活快活，50美金。”

“这里的琥珀怎么样？”

“Bursztyn（琥珀），”她说完解释道那是句波兰语，“很可爱，它们来自海底。”

“问题是我有很多兹罗提，但没多少美金。”

“我更想要美金，”她说，“我们需要美金。在波兰，没有美金什么事也办不成。”

“你从哪儿弄美金呢？”

“就从你这儿。”她回答。

“今晚不行。”

我从那里出来，看着阴暗的商店橱窗，宽阔的马路上空荡荡的，我吃了一惊，随后又回到了论坛酒吧。

第二天我面临的挑战是，首先要去华沙贸易银行取一些波兰兹罗提，那是我的版税所得，但我并不能将它们带出波兰；然后我要在火车离开前把它们花光。银行早晨九点半开门，火车将在两小时后出发。我估摸着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可以用来买东西。要是在纽约的话这并不难，但这是在华沙。

我除了自己的银行账号外，什么信息也不知道。银行设在一栋很现代的建筑里，那是一座用钢铁和玻璃建造的高塔，塔尖直耸入云霄。天下着雨，对我来说这趟差事好像有点可笑。但如果我把自己的波兰币都留在这里，一点都不取出来，应该更愚蠢吧。我发过誓，绝不会把这些钱留给莱赫·瓦文萨，这个团结工会 领袖曾经公然吹嘘说他这辈子从没读过一本书。我靠写书得来的版税，给谁也不给他。

我走进银行，看见整个一楼就是一间开放式办公室，成百上千的员工不是在电脑键盘、计算器或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就是拿着一叠叠破旧的钱币推来推去。光是这庞大的工作阵势，就让我觉得取钱无望。

我对大理石柜台后面的女人说，我有个外籍账户，想取点钱。

“请写下您的账号。”

于是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账号。

“请出示护照。”

我把护照递过去。

那女人没有离开柜台，马上伸出胳膊从大理石板下掏出一个旧雪茄盒模样的小木盒。她瞥了一眼我的账号，从盒中又抽出一张纸条。

“要取多少？”

“账户里有多少？”

“有26万兹罗提。”

“取10万吧。”

按官方的汇率，那就是600美金，或者375英镑左右。

那女人在纸条上签下自己姓名的首字母后，递给办事员，办事员把我叫过去当场点清，这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我的口袋现在鼓鼓的，塞满了波兰币。

“你可以买下半辆汽车了，”当我告诉出租车司机格雷戈里我的问题时，他这样对我说，“或者买十万公斤火腿。”

格雷戈里的英语带着纯熟的新泽西南部口音，他在大洋城 的一家货运公司干过两年，但后来他回到了华沙。他解释道：“华沙的确破败不堪，但这里是我的家。我的爸爸出生在这里，我的爷爷出生在这里，所以……所以……”他耸耸肩：“你喜欢这首歌吗？”

汽车音响里清脆地传出一首欢快的小曲。我说喜欢，旋律很优美。

“我唱给你听吧。”

我心想：可别。但我什么也没说。

哭泣吧，小姑娘，哭泣吧！

勇敢地哭泣吧！

哭泣吧，小姑娘，哭泣吧！

“好听吧？”

“很好听，”我说，“也许我可以买个古董。”

“那些商店十一点半才开门，”他说，“你会赶不上火车的。”

“琥珀呢，bursztyn，怎么样？”

“非常好，那我们去老城区。”

但珠宝店也要到十点半才开门，我们只好在华沙老城里边逛边等，城里随处可见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各种中世纪的建筑，还有堡垒的城墙，路上格雷戈里告诉我他没有加入团结工会。“我不需要什么党派。我的妻子就是我的信仰。我的孩子，我的家庭，就是我的信仰。”

一个男人过来跟我搭讪，问我有没有兴趣买一张特别珍贵的德占时期的邮票。他拿给我看一张印了希特勒头像的邮票，上面的邮戳来自克拉科夫 ，还有一张画着圣徒或天使的波兰邮票，套印了许多纳粹十字标记。

“你有多少邮票？”

他从夹克底下取出一本集邮册，大概有20页。他飞快地翻了一遍：这些是希特勒，这些是天使，这些是套印的，这些是有趣的邮戳。差不多400张。

“我给你一万兹罗提，都卖给我。”

他二话没说就把集邮册递给我，然后拿钱走了。

我们路过一家肉店。我说：“我可以买点香肠。”

“你需要一张这个。”格雷戈里给我看了看他的肉票本，每月限购2.5公斤肉。那是他五月份的肉票本，有几页已经撕掉了。今天才4月16日，但他早把四月份的用光了。“波兰没有很多肉供应。我们必须把那些肉卖到国外，用来换美金。我在大洋城见到的波兰火腿可比在波兰本土见到的多。”

“为什么不做个素食者呢？”

“不行，这可不行。”他边说边向我展示着他那尖利的牙齿，“而且你知道的，波兰人讨厌除牛肉和猪肉以外的一切肉类。他们不吃羊肉，也不吃鸡肉。”

我说波兰肯定也有一些素食者。

他说他唯一认识的素食者是个老太太，医生不让她吃肉。在我看来这就是波兰人的保守性格，他们坚守着自己的饮食习惯，宁愿花一上午时间在肉店门口排队（华沙到处是这样的队伍），也不愿意变换口味去吃乳蛋饼或者炖蔬菜。我突然觉得，拒绝在饮食上做出改变的人，不仅顽固不化而且自讨苦吃，也许还非常迷信。

珠宝店开门后，我进去买了些琥珀，后来又在回酒店的路上买了半打波兰香槟，还有一些黄色鱼子酱、腌蘑菇和沙丁鱼。我向格雷戈里付了车费，为了感谢他的帮助，又给了他一点小费。最后我还是剩下两万兹罗提，不知道该用来买什么。

此时，我想起了火车上认识的埃娃和瓦特耶克。“到了蒙古给我们寄张明信片吧。”埃娃曾经这样对我说过，还给留下了地址。于是我把剩下的钱装进一个信封，在里面塞了张写着“给瓦特耶克”的便条，然后就寄给了他们。

那天的华沙下着雨，阴雨的笼罩让整座城市更加显得破败。我们出发去莫斯科的时候，大雨正冲刷着车厢。

因为有一箱子波兰食品，所以我决定在到达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之前，组织大家到我住的隔间小聚一会儿。我邀请了阿什利、莫托尔、克里斯，还有团里其他几个不那么多事的人。

在到达苏联边境之前，我们喝掉了大部分香槟。阿什利醉醺醺地贴着我的脸说：“我跟莫托尔打过赌，说你肯定是美国国务院的。”

“那么你输了。”我说。

到了边境，有海关人员上车来搜查。一名妇女在检查我的隔间时，有瓶香槟的软木塞蹦出来了，但她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她在搜寻枪支、书籍、现金和珠宝。“没有枪。”我对她说，然后向她展示了我的全部家当。

与此同时，所有车厢的轮子都被换掉了，他们卸下原来的车轮轴承，把适用于宽轨的装了上去。

“我们有两个人被带走了！”莫里斯·李斯特叫喊着向领队抱怨道，“那些苏联人刚带他们离开。”莫里斯吓得快要喘不上气来，但其实他一直都在期盼这一幕的出现。

“我都不敢抬头。”基克说道。他们把巴德·维特里克带去问话，他一直拿着本《经济学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招摇。那也有罪吗？里克·韦斯特贝特尔则不停地用他在马里兰买的橡胶清洁刷擦着他隔间的窗户。他该是个间谍吧，不然还有什么擦窗户的理由呢？

就在我们启程去莫斯科之前，维特里克和韦斯特贝特尔被送了回来，晚饭时他们给大家讲了被关押和审讯的事情。

我喝光最后一瓶波兰香槟，又读了点《高老头》，然后就睡着了。夜里我们先后经过了明斯克 和斯摩棱斯克 。醒来后我发现铁道旁的田野都被积雪覆盖，壕沟里的水也已经结冰。这里的民居都是木头盖的小屋和平房，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有车轮碾压过的痕迹，溅起的泥水洒在了两旁的冰面上。

“我小时候俄亥俄州也是这个样子的，”里克·韦斯特贝特尔说道，“那是三十年代的事了。”

* * *

“我不和你们一起观光。”到莫斯科后我告诉领队。我决定在城里走走，因为接下来好几天我们都要待在穿越西伯利亚的快车上，没有机会步行。不管怎么说，莫斯科能参观的景点也十分有限：因为整修的缘故，克里姆林博物馆不对外开放，许多教堂也关掉了，我同行的游客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坐上巴士在城里绕一大圈。我到苏联国际旅行社的酒店买了票，准备去看莫斯科大剧院的《胡桃夹子》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 的一个现代芭蕾舞剧。当我对售票员说票似乎很好买，他回答说：“因为你有美金。”

我走去了瓦西里升天教堂 ，接着去了1968年我曾住过的大都会酒店——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某种纪念象征，然后进去古姆国立百货商店 转了转，看看那里的商品。

我正盯着一些看起来非常劣质的闹钟，这时发现有两个姑娘走过来，对我形成了左右夹击之势。

“这些钟漂亮吧？你喜欢闹钟吗？”

我说：“闹钟总是搅了别人的好梦，所以我讨厌它们。”

“真有趣。”我右手边的姑娘说。她皮肤暗黑，二十出头的样子，“你要换卢布吗？”

令我惊讶的是她俩一个用婴儿车推着个小男孩，另一个则拎着一包东西，好像是要洗的旧衣服。她们都长得挺好看，但显然疲于应付家务，要带孩子出来透气，又要洗衣服。我邀她们去看芭蕾舞剧，反正我买了两张票。但她们拒绝了，说要回去给丈夫准备晚饭，而且还有家务要做，要不要换点钱？当时的官方汇率是七十二美分兑一卢布，而她们提供的价格是这个的十倍。

“我要那么多卢布做什么呢？”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黑皮肤姑娘名叫奥莉加，金发碧眼的那位叫娜塔莎，她自称是个芭蕾舞演员。奥莉加会讲意大利语；而娜塔莎只会说俄语，她有舞蹈演员的修长身材，皮肤白皙，长着一双斯拉夫人的丹凤眼，眼珠是明亮的瓷蓝，还有一张生动的苏联式嘴唇。

我说我只是在四处走走，因为需要运动。

“我们和你一起吧！”

这就是为什么大概十分钟后，我出去的时候，两边胳膊各挽着一位苏联女郎，手里还帮娜塔莎拎着要洗的衣服，奥莉加则推着婴儿车里的小鲍里斯，大家一起沿着卡尔马克思大道往前走。奥莉加一直在用意大利语同我交谈，娜塔莎则在一旁边听边笑。

“你好像自己逛得很开心嘛，保罗！”

说话的是团里的几个人，他们正朝着巴士走去。我很高兴被撞见，他们会怎么想我呢？

我们进咖啡店喝了杯热巧克力，她们说希望还能见面：“有空我们可以聊聊天！”但对于具体的时间她们又举棋不定，大概是因为想着要如何瞒过丈夫吧，不过最后我们还是商定了下次通话的时间。

当晚我去了马戏团，这让我再次认识到自己有多讨厌这东西。每个人都会告诉你：“罗马尼亚的杂技演员很棒！保加利亚人很会变戏法！要是没见过苏联人走钢丝，你这辈子就白活了！而一个中国演员可以用嘴叼着筷子，稳稳当当地撑起一整套陶器！”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到处都是飞人，每个人不是像雪貂那样翻筋斗，就是在板凳上做些不可思议的事？

在莫斯科马戏团，狗熊会踱步或跳舞——那些毛茸茸的大块头，一边流着哈喇子，一边踮着脚尖旋转；小狗能够单腿站立；浑身发亮的海豹可以用脚蹼戏球。所有的动物看人时都怯生生的，它们用后肢走路的样子又拘谨又呆板，时不时向驯兽员投去哀求的目光，好像走错舞步就会被踢打或电击一样。

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难受，对我来说这毫无乐趣，甚至是丧心病狂的。在我看来这是乡下人最粗鄙的娱乐方式，可这样想是不是又太拿它当回事了？无论在购物集市还是贸易广场，穷人都是用这种把戏取悦别人，好让人掏出几个铜子儿来扔给他们。这样一种开放环境中的消遣方式，让我想到了仆役、奴隶和吉普赛人：人像狗一样纵身跳跃，狗像人一样踏着正步。事实上观众之所以对女演员兴趣盎然，完全是因为她们衣着暴露——在一个满是严肃代表的道学社会，这可是惊世骇俗的事。

很难想象有哪个教育普及的公正社会乐于培养马戏演员，或者哪个有怜悯之心的人会去训练狗熊跳舞。在一些繁荣国家，马戏团也许比较活跃，但那些所谓的艺术家们都来自别处。玲玲兄弟从小在威斯康星州的农场长大，他们曾经穷困潦倒，靠玩杂耍和翻筋斗才脱了贫。鲁道夫·玲玲那时可以用下巴顶起一把犁头。如今，玲玲马戏团 里的大多数明星都来自东欧或中国。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多数人都喜欢盛大的演出，因为里面满是各种音乐、筋斗表演、嘈杂声、情色、爱国主义和廉价的刺激。他们爱看黑猩猩骑车，玲玲马戏团有一场演的是二十五个黑人骑在独轮车上打篮球，这也是较受欢迎的表演之一。然而，还有另外一面。“ 将人变成动物的愿望是奴隶制度发展最强大的动力 ，”埃利亚斯·卡内蒂 在《群众与权力》的“转变”一章中写道，“ 对这种愿望的能量及其对立面 —— 将动物转变成人 —— 的能量都是不会估计过高的。至于后者，伟大的精神产物，如灵魂转生的学说和达尔文主义，它们的存在，不过也有流行的娱乐，如驯兽表演，皆归功于它。 ” 莫斯科马戏团正是如此。没有什么比一名苏联驯狮员更能体现苏维埃思想了，而透过大棕熊笨拙的吉格舞步或龙虾四对舞步背后的训练过程，我们已经可以充分地了解苏联的政治制度了。

我心里还想，自己怎么这么蠢，居然一个人在莫斯科看马戏。我想不出来，为什么我没有去做些有趣得多的事情，比如去东桑威奇 的海岸航行。然后我才记起来，这是在去蒙古和中国的路上。

回到乌克兰酒店后，我收到一个消息：“奥莉加明天中午十二点会给我打电话。”第二天正午时分，她又打过来说两点会再打来。到了两点钟，她约我三点半见面。这些电话弄得好像我们的见面非常必要并且在所难免似的。我在酒店门外的台阶上等着她们，却突然发现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见面。

娜塔莎走来我身旁，却并没有和我打招呼。她身着旧衣，拎着个购物篮。然后她冲我使了个眼色，我就跟着她上了出租车，看见奥莉加正坐在里面抽烟。我进去以后，奥莉加招呼了一声司机，车子就开动了。他们时不时地争论着方向是不是走对了，或者有没有走最近的路。

就这样，二十分钟后，我们到了高楼林立的莫斯科市郊，我问：“我们要去哪？”

“离这不远。”

大街上有人在清扫落叶，也有人在捡拾垃圾。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街道清洁工，于是问她俩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奥莉加告诉我，每年的这个日子人们都会无偿打扫城市。这一天叫做“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免费劳动是为了纪念列宁，再过两天就是他的生日。

“你不觉得你应该拿把铁锹去那帮忙吗，奥莉加？”

“我太忙了。”她回答说，而她的笑容则在告诉我：休想！

“我们是要去谁家吗？”

奥莉加又给司机指了好几次方向。他右转进入一条小巷，突然又转向驶上一条泥土路，一边开车一边抱怨。在那条糟糕的路上，住宅区一个连着一个。他不停地行驶在这些小道上，四周都是光秃秃的高层公寓楼，最后他把车停下来，满腔怒火地喋喋不休。

“剩下的路我们可以走过去，”奥莉加对我说，“你可以付钱给他了。”

司机一把抓过我手中的卢布就离开了。我们朝一栋十六层楼的建筑走去，路上有孩童在玩闹，他们的父母正在本着义务劳动的精神虔诚地打扫街道。

丝毫没有人注意到我。我只是个穿雨衣的路人，跟在两个妇女身后，沿着泥泞的道路行走。经过的墙上都是潦草的涂写，房屋的窗户破破烂烂，我们穿过一扇被砸毁的门，进入一个门厅，有三辆婴儿车停在那里，地面上有些瓷砖已经缺失。这就像是伦敦南部或者布朗克斯 的某个住宅区。楼里的电梯已遭人破坏，但仍然在运行，它用漆过的木头做成，有人在上面刻下了种种字母缩写，我们乘搭它到了顶层。

“不好意思，”奥莉加对我说，“我朋友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必须先和她通话。”

到目前为止，我还在想象在这个地方会遭到威胁或抢劫。说不定门打开以后，出现的是三个高大的莫斯科人，他们会把我抓住，掏空我的口袋，然后蒙住我的双眼，把我扔在莫斯科的某个角落。她们不会真的要绑架我吧。我问自己是否担忧，然后自问自答：还真有点儿。

看到开门的女子满脸惊讶，样子邋里邋遢的，我悬着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她的头发乱糟糟地盘在一起，穿了件浴袍。时间已经是下午很晚了，她才刚刚睡醒。她跟奥莉加窃窃私语了一会儿，然后让我们进屋。

这个女子名叫塔季扬娜，我们的打扰使她怏怏不快，因为此前她一直在床上看电视。我对她们说想借用洗手间，这样可以顺便快速打量一下屋子。这套公寓很大，有四间卧房和一个中央大厅，厅里面还摆放着书架。所有的窗帘都是合上的。空气中混杂着蔬菜和发胶的味道，还有床褥味、体味和脚丫子味交织在一起——晚起者家里都是这种气味，谁也不会搞错。

“要喝茶吗？”我答应了，于是我们在狭小的厨房里坐下来。塔季扬娜趁烧水沏茶的工夫梳好了头发，还化完了妆。

桌上有一些杂志：两本旧的《服饰与美容》，上个月的《尚流》和《时尚芭莎》。看见它们被放在那里，我深深地确信，那种杂志永远都会让我心生厌恶。

“这些都是我的意大利朋友带来的。”塔季扬娜说道。

“她有很多外国朋友，”奥莉加说道，“这就是我带你来见她的原因，因为你是我们的外国朋友。你要换卢布吗？”

我说不用，我没有东西要买。

“我们可以找些东西让你买，”奥莉加表示，“你可以给我们美金。”

“你们要给我找什么？”

“你喜欢娜塔莎，她也喜欢你。要不你跟她睡一觉吧？”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屋里的三个女人都盯着我看，我把目光投向娜塔莎，她故作矜持地对着我微笑，眼睛眨呀眨的。身旁是她的购物篮，里面有一盒清洁剂、一把用报纸包装的新鲜菠菜、几瓶罐头、一包塑料衣夹，还有一盒尿不湿。

“在这里？”我问，“就现在？”

她们全都对着我笑。窗外，人们忙着打扫街道，扒拢地上的落叶，铲起成堆的垃圾——为了庆祝列宁生日，在这件小事上，他们都慷慨地展示出了作为公民的自豪感。

“跟娜塔莎睡一觉要多少钱？”

“170美金。”

“这么具体的数字，”我说，“你们是怎么定价的？”

“那是小白桦商店 里一台录音机的价钱。”

“我要考虑考虑。”

“你现在就得做决定，”奥莉加坚定地说，“你有信用卡吗？”

“你们这还可以刷信用卡？”

“不能，但是小白桦商店可以。”

“那真的是一大笔钱呢，奥莉加。”

“啊哈！”塔季扬娜嘲笑道，“我的男人们给我买收音机、录音机、录音带，还有衣服，算起来要好几千美金呢。就一百多美金你还磨磨唧唧的。”

“听我说，我没有夸夸其谈，相信我。但如果我喜欢一个人，我不会为了和她上床而给她买东西。在美国，我们做爱是为了得到快乐。”

奥莉加说：“如果我们没有美金，就不能去小白桦买收音机。商店六点钟就关门。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喜欢操之过急。”

“讲了这么久！本来你们俩现在都搞完啦！”

我讨厌这样的局面，强烈地希望能摆脱她们的喋喋不休。厨房里很热，茶很苦，那些在十六层楼之下扒落叶的人也让我感到沮丧。

我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先去小白桦？”

塔季扬娜换好衣服，我们叫了辆出租车。开车去那里大概二十分钟，我们到的时候可能就快六点了。但对我来说，这个办法既能挽回面子又能省钱。回想起刚才在公寓里的自己，我真是感到深恶痛绝。

进商店之前，三个女人又开始吵吵嚷嚷。奥莉加责备说都怪我，没有在适当的时候跟娜塔莎行乐。塔季扬娜一会儿就要去学校接女儿，娜塔莎着急回家，明天她要同丈夫和孩子去黑海，而此刻她还指望着要买个录音机；奥莉加自己得赶回去做晚饭。“Vremya（时间），”娜塔莎用俄语叨念着，“Vremya.”快点啊，快点。

我从没见过那么昂贵的小电器，收音机和磁带机的价格高得离谱，一个索尼随身听要300美金。

“娜塔莎想要个这种的。”

奥莉加指着一个200美金的卡带机说。

“这价格太荒唐了。”

“这是好货，日本产的。”

我望着娜塔莎，思考着这些人怎么可以如此彻底地摆脱市场规律的控制。

“抓紧时间。”娜塔莎催促道。

“这些很漂亮。”我开始试戴各种皮帽，“你为什么不要这个呢？”

奥莉加对我说：“你现在必须买点东西，然后我们就去把事儿办了。”

我又开始想象：我们付好钱，用小白桦的购物袋拎着卡带机，朝塔季扬娜家奔去，上楼后我在她身上胡乱摸索，娜塔莎气喘吁吁地喊着“快点啊，快点”，草草了事之后我就离开。

我说道：“塔季扬娜，你女儿还在学校等你呢。奥莉加，你老公晚上还要准时开饭哦。娜塔莎，你非常漂亮，但是如果还不回去收拾行李的话，就赶不上和老公去黑海啦。”

“你在做什么？”

“我还有约。”我说着便离开了，此时小白桦商店也打烊了。

我去了苏联大剧院，注意到寄存处、小卖部和吧台的苏联女人通通都直勾勾地盯着我看。这既不是勾引，也不是爱情，仅仅是因为发现了一个可能携带坚挺货币的男人而表现出来的好奇。女人们通常不这样看别人。那是一种毫不含糊的、恋恋不舍的凝视，眼神中总带着一丝笑意，仿佛在说：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

来到莫斯科后，我们的旅行团就死气沉沉的。大家都变得非常安静和机警，实际上他们好像在害怕什么，我完全没想到会这样。是因为士兵和警察凶巴巴的眼神吗？还是因为进入酒店大堂之前，要经过一遍遍的安检，并且还要出示房卡？或者是因为那些空荡荡的大楼和宽阔的街道？阿什利说在莫斯科他觉得自己很渺小。

基克眨眨眼，告诉我在莫斯科的这三天他连酒店都没有出。他说怕被人抓走，然后就杳无音信了。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他回答，“在苏联，他们会因为这种理由杀掉你的。我说，我们快离开这儿吧。”

* * *

一个阴沉沉的下午，天下着雨，我们从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雅罗斯拉夫尔站 出发了。团里的人又紧张又啰嗦，他们为再次出发感到高兴，却又为接下来的旅程担忧。有的人从来没有在火车上过夜的经历。到达伊尔库茨克前需要在火车上度过四个夜晚，他们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美国人住一个隔间，英国人住一个，澳大利亚人住另一个，那四个不知名的法国人也独自待在一起。自从第一眼看见他们分给我的隔间，我就知道接下来的旅途将美妙无比：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有在波兰买的食物，有在莫斯科买的巧克力和香槟，还有书和短波收音机和我做伴。我期待着未来四天的狂欢。

这种感受在苏联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这里的个人总是被视而不见——他们几乎从来不会注意到还有单独上路的旅行者。如果你独自走进某家苏联餐馆，那么要过很久很久才会有人过来招待；但要是三十五个芬兰醉汉唱着“Suomi! Suomi！（芬兰！芬兰！）”一起进去，服务员立马就会体贴备至地伺候他们吃饭，不用一个小时他们就能回到游览车上。苏联人更喜欢款待一大群人用餐。他们像赶牲口似的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向他们发号施令，清点人数，最后送他们离开。个人往往被视为又危险又惹人厌烦的存在。既然欺负一整群游客要容易得多，为什么要为一个落单的人煞费苦心呢？他们对于独行者既蔑视又害怕。如果有人好不容易冲破了这种官僚氛围的重重阻碍，他会发现自己的花销要比跟团旅行贵上一倍。苏联社会并不认同“个人”的概念。我的办法很简单：跟旅行团走，然后选择适当的时机离开他们。

我要是独自旅行，绝对不会有一个专属于我的隔间。但我们的旅行团整整包下了两节车厢，而一节半就足够容纳所有人了，因此有些幸运儿就可以自己住。

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天，车轮滚滚驶向基洛夫 的途中，我过得非常开心——阅读，饮酒，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录与奥莉加和娜塔莎之间的那段奇葩故事。这对我来说就像一种放松疗法：无所事事地待着，欣赏怡人的风景，还有人叫你起床吃饭。由于我们是集体行动，所以能够比别人更优先地享受服务。

搭乘西伯利亚快车的经历既单调乏味，又有种苦行僧般的凄美：火车整个白天都在疾行，发出巨大的声响，窗外只有桦树林和起伏的山丘，到了夜里外面一片漆黑，漆黑过后看见的是更多桦树林和更多起伏的山丘；接下来整个白天又都是这个样子，到最后你会觉得窗外那些根本不是风景，而更像墙纸——那种极其简单的一张连着一张的墙纸，让人宁愿去观察拼接处的痕迹，也不愿去欣赏它本身的设计。

一座座小山丘被白雪覆盖着，山与山之间嵌着一片片桦树林，自然界中再没有比这更古朴的风景了。乌鸦和它们的小窝让这幅黑白画作更显质朴：那些胖乎乎的黑鸟，要么安静地栖在枝头，要么就在苍白的天空下凌乱地扑腾着翅膀。

我们经过彼尔姆 ，在1100英里（1770千米）处跨越东西界标，然后驶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一路上民居越来越小，外观也不停地变化，从城市里的钢筋水泥大厦，到郊区的砖瓦平房，再到木板搭建的住宅，越往前走房子越简陋，直到出现用半圆木做成的屋舍，再偏远一点，就只有一根根整木堆砌起来的小屋，墙体的缝隙用草皮堵住。只要走上50或100英里（80或160千米），你就能了解苏联建筑的全部历史。

吃午饭时我和瞎子鲍勃、威尔玛和莫托尔坐在一起。莫托尔给我们展示了他的最新收藏，其中有一颗柏林暴动者扔出来的石头，有一块来自华沙的大石块，还有一颗在苏联捡的鹅卵石。他正盘算着利用在鄂木斯克 停留的12分钟，去地上搜罗点有意思的东西上车。

“这些房子太可怕了。”威尔玛说道。她戴了一顶羊毛毡帽，遮住光秃秃的脑袋。

莫托尔连胡子都没刮，到处找着威士忌。在这样的旅途中，我要是看见有男人开始不刮胡子，就老觉得有什么倒霉事要发生。

我注意到，这里的房子好像很多都没有上漆，有的话通常也只是些装饰而已。在更穷一些的村庄，他们根本就不刷漆。日晒雨淋让那些小木屋和棚户的颜色越变越深，车窗外那一大片矮胖的小黑屋就是例证。

威尔玛说：“我想读点关于它的东西。”

瞎子鲍勃问：“保罗·索鲁写过一本关于西伯利亚快车的书，你看过吗？”

“没有，”威尔玛回答，然后她问我，“你看过吗？”

我把脸贴着窗户，说道：“看那些桦树！从来都没有见过一棵粗壮的，是不是很神奇？它们全都是高高瘦瘦的，你们说是为什么……”

“我看过，”桌对面的莫托尔说道，“格尼夫妇有一本他的书，不过我不知道是哪本。我见过马尔科姆在隔间里看。”

我提醒自己要避开格尼夫妇，但尽管如此，我坐在这里仍然觉得自己像个伪君子。但我要怎么做呢？我讨厌别人关注我。我花了钱买票，所以有权利保护自己的隐私。我没欺骗任何人，仅仅是吝于说出真相而已。如果我选择坦白，将会惹来许多麻烦，不光是有人不停地过来跟你聊写书的事情，告诉你“应该去买一台文字处理机”，而且我还担心成为他们的免费向导。就因为我以前坐过这趟车，所以就应该知道窗外那个热水瓶形状的东西是不是某座教堂的尖顶，那条河叫什么名字，以及在伊尔库茨克能否买到胶卷。

要保守秘密其实很简单。我自己单独住一个隔间，这里有充足的空间和大量的食物，葡萄、饼干、巧克力和茶叶，这一切都让西伯利亚快车上的生活更像是奢侈的疗养。我的小收音机在车内还能正常工作，这使我感到惊讶。白天有时我可以收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有时也能收到澳大利亚广播和美国之音。我听到了“流行金曲二十首”，关于中国举办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报道，以及利比亚爆炸事件的后续情况。卧铺车厢末尾有个俄式茶壶，里面有热水可以供我泡茶。我把每天的时间分成三部分，给自己安排阅读和写作任务。

那天晚上，一轮满月照耀着万里无云的夜空，地上的积雪已经融化，桦树林里汪洋一片。午夜时分，空中的圆月和水中的倒影相映成辉，整个地面明亮得如同一面镜子。桦树的叶子早已落尽，光秃秃的枝干在月色中轻摇，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

西伯利亚快车上的生活每天都一个样，但这也是它让人放心的一面。就其本身而言，这样的日子并不有趣，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名乘客时我感到很开心，可是真要想记录点什么时就会非常恼火。这趟列车只能成为写作的背景，而不能把它当作描述的对象。同我了解的其他列车相比，它更像一艘远洋邮轮，带领我们四平八稳地行进，路边都是千篇一律的风景。十三年前我曾坐过这趟车，如今它有了许多变化，而且大部分都是进步的。我假想，这背后应该与戈尔巴乔夫倡导以经济有效的方式改造苏联社会有关。他曾经公开批评苏联工人做事心不在焉：现在卧铺车厢里再也见不到头发花白的老列车员，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年轻人，他们待在一个小隔间里，轮流出来工作。戈尔巴乔夫还谴责说这个国家的人普遍酗酒，如今的变化从西伯利亚快车上也能看出来，因为车上再也没有人饮酒狂欢。虽然偶尔还能见到几个醉鬼，但他们没人敢走进餐车，车上再无酒水售卖。车厢更干净了，列车员态度非常和蔼，车上的乘客也都比从前更加体面。尽管如此，在逗留时间稍长一些的车站，我要是下车去月台上走走，还是会有苏联人硬拉着我问：“你的鞋子卖不卖？牛仔裤卖不卖？T恤卖不卖？”对我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人跑过来，连你身上的内衣都要买，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是在根源上出了问题，当然这也许只是我个人天马行空的想法。

我每天都把手表调快一小时，因为伊尔库茨克的时间比莫斯科快五小时。这样每天损失一小时并没有给我造成时差困扰。第三天睡醒时我朝窗外望去，看见南边有一个巨大的湖，那就是钱尼湖 。很快我们就在巴拉宾斯克 停下，这个地方非常寒冷，气温在零度以下。列车员泽尼亚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天空，他把自己抱得紧紧的，用俄语嘟囔着：“Sneg（要下雪了）。”莫托尔提醒我注意，巴拉宾斯克草原上有些桦树粗壮得像啤酒桶一样，比我见过的任何桦树都茂密。这些树都比较老，躯干上的树皮已经变黑而且裂开了。

我们来到了鄂毕河 边的新西伯利亚市。奇怪的是，这座西伯利亚城市竟然如此之大，但想想芝加哥的情况也就无需大惊小怪了。它和芝加哥一样，都是因铁路修建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更奇怪的是这里有许多海鸥，在距海洋1000多英里（1600多千米）的河面上，居然有无数黑头鸥和红嘴鸥在浮冰之间俯冲穿梭。鄂毕河绵延3461英里（5570千米），是世界第四长河，比长江还要长。

有一次，马尔科姆·格尼深有同感地和大家讲保罗·索鲁笔下的经历，那个号称无所不知的旅行者，在很多年前就搭乘过这趟列车。桌上的每个人都饶有兴致地听着，明显流露出感同身受的神情。看来似乎只剩我一个人还没表态附和他的夸夸其谈了，因此我找了个借口起身走开。

但我真想表明自己的身份，告诉他们这趟列车比1973年时好多了。它现在更有序、更干净，似乎也更包容了。我记得那时上车才几天，餐车里就没有了像样的食物，我们只能吃些鸡蛋、清汤寡水和不新鲜的面包；列车在弯弯绕绕的长铁轨上颠簸，钢碗里的清汤就跟着晃荡，那场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刚要入睡，天上的云越积越厚，正飘向空中那轮耀眼的明月。天变冷了。在广袤的西伯利亚森林里，在一片片雪地和尖耸的树木之间，想必有狼和野狗出没。再往下想，我仿佛看见它们的皮囊挂在架子上。用狼皮做帽子，在我看来是十恶不赦的事。月亮最终完全被云层遮住，黑暗湮没了眼前的一切。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们已经到了泰舍特 ，窗外风雪大作。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雪，下得很大，积雪很深。到处是白茫茫的，地上只露出几条泥泞的小溪，溪里并没有水流，就像一丝丝巧克力冰激凌曲折地嵌在白雪之中。下雪的地方总是寂静得有些诡异，此刻在西伯利亚则更是如此——确切地说应该是东西伯利亚，乌克车站指示牌上就是这么写的，那是个很小的车站，建筑全都是用木头搭建而成。雪没日没夜地下着，有时道路两旁积雪太深，当列车在风雪中穿行，我们只觉得被白色包围。天空是白色的，大地是白色的，没有别的，除了隐约有些树木的痕迹，只有一片苍白。

用里克·韦斯特贝特尔的话说，木制建筑很容易让人想到1920年代美国中西部的小镇：房屋都是一层结构，上面有陡峭的斜屋顶；郊外都有几家脏兮兮的工厂，排出的烟和天上的云一样呈灰褐色，而且四周都是辽阔的草原——我们眼前的这个，像极了爱德华·里尔 笔下的广宝莲大平原。从济马小镇往前走了几小时，经过的都是些偏僻的新兴城镇，看起来都跟《大街》 ^[6] 里的戈弗草原镇差不多。此时我刚好在读《大街》，面对着书里书外如此相似的情景，我惊奇不已。

到了下午，大雪有所减弱，随后在我们靠近安加尔斯克 时，大风将积雪从地面卷起，好像暴风雪一般，但那时雪已经停了。被风横扫过的地面，泥土干干的，呈浅棕色，这样的冻土硬得用脚尖也踢不破。直到看见一只猎鹰停栖在光秃秃的枝头，我才意识到这里并没有多少生命的迹象，铁灰色的天空下，只有寸草不生的土地和随风而舞的白雪。列车继续前行，我期待着能见到更多生命。我想我后来看见了喜鹊和乌鸦，但那也许只是光影造成的错觉。

西伯利亚快车行驶了四天半时间，我们已经穿越广袤的平原，就快到达伊尔库茨克了。令人惊讶的并不是这趟旅程耗时如此之长，而是对于每个选择继续搭车前往海参崴的人来说，还有四天在等着他们，并且接下来的旅途和此前的并不会有什么两样，如同要穿越海洋一般。

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我们并没有在市内停留，而是直接被送上一辆巴士，行驶几十英里后来到了位于贝加尔湖畔的酒店。维特里克夫妇叫它“白考尔”湖，他们直接用了女星白考尔 的名字。

* * *

湖水已经结冰，由于挤压的关系，大量冰块堆积在了岸边。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它藏有全球五分之一的淡水，苏联人认为湖中不仅有水怪，而且有肥硕的海豹和数不清的各种鱼类。他们号称湖里的冰有6英尺（1.8米）厚，完全可以从上面走路去对岸——这个湖的长度可有400英里（640千米）。或者也可以坐雪橇穿过湖面去巴布什金 ，这在冬天确实能节省不少时间。贝加尔湖有的是新奇事物。那些都是自然奇观！巴沙亚里什卡那边有毛皮动物养殖场，他们饲养白鼬、猞猁和水貂，用它们的皮毛做帽子。他们还诱捕黑貂，因为这些小东西在笼子里不会交配，但养殖场附近却有很多野生的，一张皮可以卖一千美元。他们还炫耀说湖底下有珊瑚。就在岸边的利斯特维扬卡，坐落着一个教堂。教堂里有个神父——货真价实的神父。

他们倒是从不吹嘘自己的酒店。莫斯科的酒店很宽敞，但却落满了灰尘，床垫是用稻草做的，地板已经变形，地毯破破烂烂，毛毯上满是烟头烧出来的破洞，漏水的管道和发裂的马桶水箱让浴室里发出阵阵恶臭。“这里的厕所太惨烈了。”理查德·卡思卡特说道。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在贝加尔湖住的酒店是用大理石建的，像陵墓一样，但是很干净。不过，我换了三间房才终于找到一间有热水的，但又发现没有马桶座圈，而且所有的房间都没挂窗帘。这里有老太太负责除尘和拖地，但除此之外，酒店没有任何维护工作，不仅给排水这样的大问题没人管，细节之处也是问题不断：抽屉的把手消失得无影无踪；窗户的插销也不翼而飞——尽管他们的窗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紧闭的；门锁卡住了；灯不是不亮，就是缠满了裸露的电线。东西坏了的话，要么用胶带随便粘粘，要么就用绳子胡乱绑绑。尽管每个旅行者都应料想到要忍受旅途中的种种不适，但苏联生活的许多方面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不适，而是彻彻底底的危险所在。

旅行团里的人们来到这里后都不大高兴：天气冻得人瑟瑟发抖，酒店狼藉不堪，食物糟糕透顶，而且，为什么西伯利亚人都不会笑的？

度蜜月的人也来这个酒店，他们有的会住下来，有的只站在门口拍拍照，有的则在这里狂欢痛饮。我入住的第二天夜里，隔壁住进来一对新婚夫妇，他们一直用卡带机播放苏联摇滚，直到凌晨两点，我跑去敲门叫他们把音乐关掉。过来开门的是新郎，他喝得醉醺醺的，口水不停地往外淌，个头比我高了一英尺（30厘米），但当他看见我是个外国人，就决定不对我动粗。他身后的房间里，一名年轻女子正怂恿他给我点颜色看看。为了报复我，他们把声音开得更大了，大约过了十分钟才关掉。

当地新婚夫妇有个习惯，他们会开车前往贝加尔湖流入安加拉河的出口处——那里放眼望去全是绒鸭和浮冰，把车泊在岸边，然后开一瓶香槟举杯对饮，此时司机会为他们拍照留念。新娘经常穿一身租来的白色蕾丝长裙，新郎则身着深色套装，腰间还系着一条红色宽丝带。有一次我朝这个方向走，路上见到了四对这样的夫妻，他们举杯庆祝，摆好姿势拍照。湖岸上到处都是香槟酒瓶。

我觉得这样的情景让人感到非常压抑。是因为仪式感太强烈吗？还是因为苏联的离婚率实在太高，以至于这里与结婚有关的一切都让人觉得是在装腔作势？或许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天太冷了：贝加尔湖冷冰冰的，整个湖面就像是一片南极的冰雪平原。唉，这毕竟是西伯利亚的冬天。

* * *

有好些人都热衷于解释为什么伊尔库茨克会成为西伯利亚最重要的城市，它是教育中心，是亚洲的交通枢纽；但我认为里克·韦斯特贝特尔说的八九不离十：“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急流城 也曾和这里一样。看看，那些户外的茅厕。二十年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到过这个了。”我告诉他我在看辛克莱·刘易斯的书，这些西伯利亚城市就像是我们所熟悉的泽尼斯 和戈佛草原镇，除了带门廊的小木屋，主干道、老旧的汽车和手推车，还有门庭开阔的百货商场也都很像。那些百货商场，让人恍惚觉得应该叫它们邦顿百货公司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西伯利亚的阶级制度更为严格，这里如果也有乔治·F·巴比特 ^[7] ，那么他应该是名政客，而不是地产商人。

有个叫“雷达”的爱沙尼亚摇滚乐队正在伊尔库茨克演出，刺骨的寒风从河面吹来，我房间的马桶座圈是从一块扁平残破的胶合板上切割下来的。我很好奇，这个国家的人到底是怎么把火箭送上火星的？

年轻的男人和满脸狡黠的女人潜伏在散步道周围，对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外国人纠缠不休。

“想不想卖……”他们什么都想买，蓝色牛仔裤、T恤、跑鞋、球鞋、手表、毛衣、汗衫、打火机，统统来者不拒。他们用卢布付账，不然的话恐怕我就得去跟安奴什卡 待上一小时了。我有收音机吗？有没有钢笔呢？

那天夜里，我打开我的小短波收音机，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的新闻。还是平常那位女主播的声音，但新闻内容让我隐约感到不祥：

瑞典官员称他们在大气环境中检测到了较高的放射性水平，此前有报道称芬兰、丹麦和挪威也检测出远高于平常数值的放射性浓度，他们认为这些报道与此事存在关联。起初，有人认为这些放射性物质泄漏于斯德哥尔摩北部乌普萨拉附近的一家瑞典工厂。但瑞典不同地区的官员都表示，他们认为核泄漏来自东部，也就是说来自苏联的一家核电站。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已经刮了好几天东风。一则报道称，芬兰的放射性水平已高达正常值的六倍，挪威的放射性水平则比正常值多了一半。

这是表明位于基辅附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 的第一条迹象。核泄漏发生在两天前，那时我还在苏联境内——在贝加尔湖畔埋怨苏联人从没想过要去修理漏水的管道。

* * *

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伊尔库茨克，向蒙古出发。团里的人抱怨说火车晚点了三个小时，但这似乎并不算太糟，毕竟它从差不多4000英里（6400千米）之外的莫斯科开过来。这是一趟从莫斯科直达蒙古的列车，它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出发，到乌兰乌德 后转向南行驶，改称“蒙古快车”。列车要经过贝加尔湖南部的山区布里亚特，这是西伯利亚最崎岖却也是风景最美的地方，游牧的布里亚特人就聚居在这里。火车绕湖而行，经过在斯柳江卡 冰钓的渔人，沿着湖岸一路向前，去往巴布什金和更远的地方。在布里亚特西南方向，有一条名叫哈马尔达坂的大型山脉，和落基山脉一样，那里终年积雪，雄伟的山峰层峦叠嶂，海拔高度在15000到16000英尺（4.5到4.8千米）之间。这些高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需要绕开它们，通过平坦的色楞格 河谷，才能到达蒙古境内。

上次来这里时我什么也没看到。当时我要去西边，而往西的列车要到深夜才绕过贝加尔湖。因此，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雪山对我而言也是全新的风景。卧铺车厢像是被蹂躏过的样子，到处落满了灰。车内一侧用西里尔字母写着“蒙古快车”，旁边还有个蒙古国徽，图案上一个头戴皮帽的人正策马飞驰。我们在中途停靠时，看见许多身着蓝色运动套装、五官扁平的蒙古人跳下车，随后立即在月台上奔跑起来。这是一支获奖的蒙古摔跤队，他们在莫斯科参加完一系列比赛之后凯旋。其中一名摔跤手告诉我，国徽上骑马的人是苏赫巴托 ，他是这个国家的解放者。“苏赫巴托”的意思就是“苏赫大英雄”。

苏联火车的所有车厢都装了喇叭，有时放音乐，有时放新闻或时评。但那背后总有杂音嗡嗡作响，而苏联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装置比较实用，它可以告诉我们下一站是哪里，还有多久可以到。过去，因为开关被拆除，导致扩音器声音无法调节，它们就一天到晚嗡嗡地响个不停。现在苏联火车已有改善，所有的喇叭重新装上了开关。然而，蒙古火车里的喇叭依然找不到开关，所以旅客要时刻忍受广播里喋喋不休的蒙语。

“他们就不能采取点措施么？”威尔基小姐祈求地问道。

“我想用斧头砍掉它。”基克说。

他们去找列车员控诉，但那个表情凶悍的女人只是挥挥手叫他们走开，一副别来烦我的样子。

“可能她也没有开关，”我说，“这样想想，你们还算走运。因为如果关掉它，我们可能再也打不开了。”

此时广播中传来一个鸭子似的声音。

“我们快疯啦。”韦斯特贝特尔夫妇说道。

由于向他们演示了如何才能关掉声音，我在团友中变得大受欢迎。我在开关拆除后留下的金属头上缠了一根橡皮筋，它提供的摩擦力足以让我旋动按钮把声音关掉。这个办法的妙处在于我还可以拿走皮筋，好让它一直保持安静。

我们越过色楞格河，看到的还是一望无际的原野，仿佛永远也走不完。山涧流水从森林中蜿蜒而出，大如汽车的冰块漂浮在河面上。褐色的土地上布满了灰尘，虽然很冷，但枝头已经微微长出嫩芽。苏联城市乌兰乌德就建在这个辽阔平坦的河谷上，之后它向四周扩张开来，现在随处可见低矮的小木屋和高耸的电线杆，调车场里停满了装载木材的货车。这个地区的人口主要是伐木工人和捕猎者，但我并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这样的人上火车。实际上，我看到火车上搭载了许多年轻的苏联士兵。

我们告别西伯利亚大铁路向南开去，列车爬上了光秃秃的褐色山丘，可以望见下方褐色的山谷中，河流被充满泥沙的冰块阻断，岸边的城市狰狞地倾吐着滚滚浓烟。从乌兰乌德往南才几英里，土地就变得寸草不生，如同沙漠一般。在到达中国之前，戈壁滩上几乎都将是这样一成不变的风景：那里没有树，只有大型灌木，草地被风沙侵蚀得坑洼不平，偶尔有几处聚落，但环境也不怎么样。在一处空旷的地方，只有一个头戴棕色皮帽、身穿棉夹克的男人，边抽烟边看着火车经过。他一动不动，身旁也没有人，像个路标一样。他究竟是怎么去到那里的？

沙堆一样的大山丘上覆盖着尘土和发黄的枯草，一棵树也见不到。黑山羊在几间孤立的小屋附近吃草，马匹被拴了起来。当地的人并没有露面。在我看来，世人对这些聚落应该所知甚少，因为那里既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也从未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就那样一直沉默不语。这里的人们过着最简单质朴的生活，他们在地上凿洞取水，用堆在小屋旁的木柴生火取暖。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带仍然属于苏联，但我们却以为已经进入蒙古。大一点的聚落外面会有墓地，每一座坟墓都用长方形的栅栏围起来了，他们在提防些什么呢？也许是为了防止狼群进去挖尸体吧。

午夜时分，我们到达蒙古边境，但出境和入境都花了好几个小时来搞定各种手续。蒙古人和苏联人一样粗暴无礼。他们搜查行李，拆开床铺，连卧铺车厢的地板都掀起来看了一遍。

“有没有英文书？或者英文杂志？”

我把所有家当都拿出来，但他们并不感兴趣。

也许因为习惯了外来者不通他们的语言，蒙古人执行工作时都不大说话，也很少做手势，只是偶尔低语，但此时他们讲的是俄语。

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当凶悍的列车员冲我咆哮时，我吓得魂都差点飞出去。入睡前我给隔间上了锁，可是她有一把万能钥匙。她象征性地敲了两下门，然后立马将它推开，走的时候还“嗷——嗷——嗷”地叫着。我明白了，她是在用蒙语说“起床了”，因为她想收拾寝具。但我们凌晨两点才睡觉，入境手续折腾完已经是那么晚了。现在才早上七点，我们要九点半才到乌兰巴托（蒙语中是“红色英雄”的意思），于是我翻了个身，继续睡觉。

但这名蒙古列车员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那是老练的成年人在孩子们的聚会中才会耍的伎俩。她又进来我的隔间，温柔地朝我吼了两声，同时双手抓紧我的铺盖边缘。然后，她用敏捷的动作（又“嗷”了一声）抽出了我的床具，床单和毛毯都没有了，只剩下瑟瑟发抖的我，看着她迈着两条罗圈腿风风火火地离开。蒙古人无论男女，都长着一张男孩般的脸。

我们沿着长直的铁轨行驶在广袤的草原上，穿行于山丘和缓坡之间。一些荫蔽的地方还留有新月状的残雪。偶尔能见到几个骑马的人，他们裹得严严实实的，在空旷的原野中逆风前行。四周没有道路，也没有铁轨，有的只是被大家称作蒙古包的圆顶帐篷（蒙古人自己管它们叫做“格儿” ）。放眼望去，湛蓝的天空下，一片淡淡的黄，这样的风景着实与众不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这里并不是沙漠，而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辽阔的牧场：时不时地可以看见一群马，时不时又能看见一匹骆驼，或者人，或者帐篷。这里是有人居住的，但地广人稀得厉害，让人印象深刻。

历史上蒙古人不仅骑马远征阿富汗，入侵波兰，还曾洗劫莫斯科、华沙和维也纳。他们使用马镫，并把它们带到欧洲（这使马上比武成为可能，也许骑士时代 正是因此而开启）。蒙古人年复一年地在马背上征战，无论什么季节都是如此。当苏联人离开战场回去过冬，蒙古人却还在风雪中策马奔驰，为军队招募新兵。为了在冬季突袭对手，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策：等到河水结冰以后再骑马过河。这样他们就可以到达任何地方，然后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这些人的性格坚忍不拔，到1280年时他们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

但他们并非无所畏惧，看看那些开阔的空地，就差不多可以想象到他们害怕什么了。他们对雷电充满恐惧。在这里太容易被闪电击中了！雷暴出现的时候，他们会躲进自己的帐篷，用一层又一层的黑毛毡把自己盖住。他们觉得陌生人不吉利，所以会赶他们出去。他们绝不吃被闪电击毙的动物，连靠近它都不行。他们对一切可能导致闪电的事物都避而远之，甚至不敢在风暴的间隙出门。除了征战掠夺外，他们的生活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闪电平息。

我正注视着这片原野中的低矮山丘，远方的乌兰巴托城逐渐映入眼帘，我看见一条马路，还有灰扑扑的巴士和卡车。第一眼见到这个城市时，我觉得它就像个军营，这印象后来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每栋公寓楼都像一处营房，每个停车场都像一个军用车辆调度中心，城里的每一条街道看上去都好像是为行军设计的。大部分车辆其实都是苏联的军用车。建筑四周都有围墙，特别重要的地方还布满了带刺的铁丝网。刻薄的人肯定会说这城市好像一座监狱，但如果这样的话，蒙古人就成了非常愉快活泼的囚犯，这群人朝气蓬勃、营养充足并且衣着体面。他们有着红色的脸颊，戴着连指手套，蹬着长筒靴。在这个暗沉沉的国度，人们都偏爱鲜艳的色彩，经常可以看见老人头戴红帽，身穿紫袍，蓝裤子扎进彩色的靴子里。但如此着装则让苏联人更加显眼，即便他们不是军人。我说这个城市像军营，但显然不是蒙古军营而是苏联军营，相比我在中亚地区见到的任何其他军营，它并没有什么不同。从伊尔库茨克开始，我们一路经过的都是这种大而乏味的地方，到处都是营房、雷达站、无法翻越的围墙、炮台、弹药堆，还有像坟包一样的土堆，那一定是导弹发射井吧。

酒店空荡荡的，有一股肥羊肉的味道。乌兰巴托闻起来就是那样，空气中都是羊膻味儿。在这里，只要有菜单，上面就一定会有羊肉。人们每顿都离不开羊肉：羊肉配土豆——带着脆骨的羊肉和冰冷的土豆。蒙古人总有办法把食物做得无法下咽或令人作呕，他们喜欢吃冷东西，有时还配些黑胡萝卜，或者用一片山羊耳朵来装饰一番，好好的饭菜弄得如同残羹冷炙一般。我认为有必要去逛逛食品店，看看那里究竟在卖些什么。于是我看到了黑色的腊肠、皱巴巴的土豆和大头菜、黑胡萝卜，一盘盘碎卷心菜，一盆盆黄山羊耳朵，一块块腐臭的羊肉，还有一大堆鸡爪。最能勾起我食欲的，竟然是一大箱没有包装的洗衣皂。

商店里有卖越南的“铱星”牌钢笔、朝鲜的泰迪熊和其他玩具，还有苏联的收音机。有台苏联电视机大得像个衣柜，屏幕有18英寸（45厘米），售价是4400图格里克（按官方汇率计算，相当于1500美元或900英镑左右，这几乎是一个蒙古人一整年的收入）。他们的鞋都是自己做的，那些漂亮的马鞍也是。他们还会做手枪皮套。他们卖狼皮，卖貂皮大衣，也卖整张的白鼬皮、松鼠皮、黑貂皮和兔皮。他们的羔羊皮外套卖得很便宜。我买了件羊皮背心来御寒，只要十美元，皮上还印着“蒙古制造”。

“你是猎人吗？”街上有个蒙古人这么问我。

这问题似乎有点奇怪，但实际上大多数在蒙古长住的外国人（而不是过客）都是猎人。他们会坐小飞机去这个国家西部的阿尔泰山脉 打猎，在那里伏击狗熊，把狼的脑袋砸开花，将英俊的雄鹿送上死亡之途。

我跟他聊了聊这里的食物——那些山羊耳朵和羊肉。他说他最喜欢吃的是糖果。后来我发现乌兰巴托到处是糖果店，但并没有什么花哨的糖果，而是一些高温熬制而成硬糖，人们喜欢把它们放进嘴里吮吸，兴许是因为空气太干燥的缘故吧。

可以说乌兰巴托根本不下雨，整个蒙古一年的降雨量也只有几英寸。天空永远是蓝色的，地面上则是又干又硬，尘土飞扬。这些人穿着长靴和马裤，一副沙漠中的装扮，看上去不像是住在这个所谓“军营”里的。蒙古有半数人口住在乌兰巴托，但几乎不能把他们视作城市人群，因为城中百分之三十五的人仍然住在帐篷里。

团里的人已经感到了旅途劳顿，他们变得疲惫不堪、暴躁易怒，看谁都不顺眼。他们没有大声抱怨，而是小声咕哝着心中的不快。美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可以买的东西那么少；澳大利亚人讨厌这里的食物，格尼夫妇说那“简直是牢饭”；那几个法国人彼此争吵着；英国人则说“千万不能抱怨”；但威尔基小姐还是表示，“我觉得我要得精神病了”。

我只是默默地听着。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听起来就像奥森·威尔斯 的广播剧《世界大战》。自从报道芬兰和丹麦检测到高放射性之后，关于德国和瑞士放射性的报道也多了起来。一天之后，有消息称基辅附近的一个核反应堆着火了。这场灾难发生在周五。周六的时候情况还不明朗。到了周日，报道一片混乱，到处是危言耸听的消息。后来我听到了一则消息汇总，内容来自多家英国的《星期日报》 ，但那已经是周一了。他们称已经有4000人丧生，人们正在大规模撤离基辅，总伤亡人数已经过万，而且火势失去了控制。后来几天这些猜测陆续得到纠正，但显然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段时间，一直有游客从伊尔库茨克过来。我问苏联人他们对切尔诺贝利事故了解多少。他们当时都表示什么也不知道，并且说我听到的只是不实的宣传，但一周之后西方的每个人都听说了这场灾难，一个刚到蒙古的苏联人说，苏联电视台的报道称基辅的一座核电站正在被拆除。

我很沮丧，因为所有的蒙古人都对切尔诺贝利一无所知，而且他们还建有同样类型的核电站。这种家长模式执行得如此彻底，他们被当作小孩子，什么事都蒙在鼓里。而且，他们的观念相当过时，大街上那个30英尺（9米）高的约瑟夫·斯大林铜像足以说明这点。

我和大家一起去了蒙古国家博物馆，见到的恐龙化石和我以往看过的都不一样，它们有喙、犄角和爪子，显然是巨兽的骨架，这从一块8英尺（2.4米）长的骨头就可以看出来——那只是盆骨而已。

在一间摆满弦乐器的房间，蒙古导游说：“我们叫它莫林胡尔 。”它的名字源自一个很古老的故事：从前有个男人，他有一匹骏马，他非常喜爱它，骑着它走遍了整个蒙古。他对这匹马的爱，甚至超过了他的家人！他对它很好，就像对爱人或亲人一样。但最后这匹马死了。马的主人非常非常难过，于是他将死去的马肢解后取出骨头，刻成类似小提琴的形状。他把马尾做成琴弦，还用马骨和鬃毛做了一把琴弓。他一边演奏这把琴，一边思念着他的马儿，就这样度过了余生。所以“莫林胡尔”在蒙语中的意思就是“马头琴”。

* * *

整个蒙古笼罩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孤独感当中。全国有半数人口居住在乌兰巴托，这比较易于管理，但同时也意味着农村几乎是空的，那里只有荒地、狼群、狗熊、恐龙骸骨，以及四处游荡的牧人。在乌兰巴托以外，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住在帐篷里，他们的土地是如此贫瘠，像极了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地貌，因此东欧国家常来蒙古拍摄牛仔片。南斯拉夫人最近在这里完成了《阿帕契》的拍摄，这是一部颇具意味的牛仔片，讲的是剥削的事情。

五一节这天，乌兰巴托的所有人都出来游行——不是旁观，而是真的加入游行队伍。每个人都要参加游行，这是蒙古的风俗。旁观者只有游客，包括一些芬兰人，还有我们：基克、巴德、莫里斯、威尔基、莫托尔、阿什利、格尼夫妇以及所有其他人。我站在瞎子鲍勃身后。

“拿旗子的是些什么人？”

他们就是前几天下火车的那群膀粗腰圆的摔跤手，不过这次胸前挂着奖牌。他们的姿势和走路的方式都有点像猿猴。真是悲哀，这个世界留给瞎子鲍勃最后的印象，居然是脏兮兮的波兰雪地、寂静凄凉的苏联荒野、满是狼藉的西伯利亚酒店，还有眼前这群蒙古摔跤手。他走出人行道想近距离看看，结果被绊了一下摔倒了。

“我没事儿！”他边喊边揉着膝盖，“不关别人的事！是我自己该死！”

行进的队伍中一排有三十人，每两秒就有一排人从我面前经过。游行持续了一小时十五分钟，也就是说总共有67500个蒙古人参加游行。他们举着旗子和横幅，在经过一个酷似列宁墓的陵墓时，他们会把这些东西拿低一些，那是1920年代蒙古人民的领袖——红色英雄苏赫巴托的长眠之处。

队伍中根本没有士兵，没有人穿制服，也没有人拿武器——蒙古人要是有军队的话，苏联人得多头疼啊。他们的横幅上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苏赫巴托和戈尔巴乔夫的面孔，有的大横幅上是蒙古人民革命党领袖、人民大会主席巴特睦合的肖像（这是听别人说的）。

一个人透过喇叭高呼：“蒙古人民革命党万岁！”

游行的人们欢呼起来，一起跟着他喊口号。

孩子带着皮帽从我面前经过，一边敲着鼓一边歌唱：

愿天空阳光常在，

愿天空蔚蓝永恒；

愿母亲万寿无疆，

愿和平地久天长。

一幅巨型横幅经过我面前，上面画的是1921年列宁同苏赫巴托会面的场景。苏赫有着硕大的头颅和瘦削的脸庞，身穿长裙样式的传统礼袍，而列宁头上则戴着和列车长一样的帽子。横幅的标题是“难忘的会面”。

还有一张画像是蒙古宇航员古尔拉格查 ，他在1981年搭乘苏联火箭进入太空，对蒙古地形进行了详细研究。

有一条横幅上写着“维护和平，支持华沙条约”；另一条上写着“我们拥护蒙古人民革命党”。

“那条横幅写的是什么？”

于是导游把上面的内容翻译给我们听：“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表示祝贺。”

“那就是我们呀。”里克·韦斯特贝特尔说道。

游行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蒙古唯一还允许参拜的寺院 ，当听到角楼里的喇嘛吹着海螺，召唤同伴诵经祈祷时，我陷入了对这个国家的沉思。蒙古曾经有两千座寺院，里面都是佛教格鲁派 教徒，现在只剩下这些残破的木房，隐匿在一栋栋公寓楼之后。蒙古军队曾经征服过全世界，如今这里却没有一兵一卒。这些人曾经生活在平原和高山之上，如今在这死气沉沉的城市，他们却只能蜗居在狭小的两房公寓里。从各种意义上说，这个民族都已经臣服于他人，在这个地球上最大但也最空旷的城市之一，他们肩并肩地生活着。他们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愤怒，反而在很多方面保持着纯真。蒙古人性格中有非常可爱的地方。

也许这就是蒙古最大的特点：他们在苏联的启蒙下开展革命，将宗教、传统经济、军队和社会秩序等一切旧事物破坏并扫除干净，国家因此变得面目全非，没有苏联的帮助就无法运作。蒙古人退化到了婴儿阶段，所有的旧习俗和旧体制都荡然无存。苏联人抓住了这样的空档，带来了苏联的建筑和城市结构，他们在此修建苏联铁路和公路，创办苏联学校，用苏联意识形态取代了原本的佛教。他们废除传统蒙古字母，改而推行俄文的西里尔字母。他们令蒙古人欣然接受了堡垒、驻军和苏联导弹装备。在蒙古几乎找不到一个纯粹的城镇，大大小小的住区都变成了军事基地，驻守的苏联士兵不停地骂骂咧咧，抱怨自己太倒霉被派来了这种地方。

苏联的所有这些威权、干预、建议和经济援助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将蒙古人变成了孩子。难以想象还有哪个民族会比他们更依赖别人，更孤独无助。他们对苏联的依赖近乎疯狂，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人可以仰仗。他们在这世界上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这个国家最可怕的特征之一，就是苏联对他们施加的影响永远无法消弭，而正是苏联使他们沦为孤儿，然后收养他们，但又不让他们长大。

我们搭车从乌兰巴托去蒙古边境，火车上挂载了一节中国的卧铺车厢，车刚离站不久，站在铁轨旁的一个蒙古人就激动地用石头砸破了车窗。那些爱把“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挂在嘴边的中国人叫停了火车，吵吵嚷嚷地要求立即赔偿。除非蒙古人发誓他们会拿来一块新窗户，否则他们就停在那不走了。蒙古人最后只好答应。

我下车去看被打破的窗户时，莫托尔已经在外面了，但他并没有在观察那扇车窗。

“我想找到那块石头来收藏。”他说。

他找到了一块石头，但有个警察叫他放回地上。

随后我们离开死气沉沉的蒙古中心，开始往南行进。列车爬上了城外那些褐色山丘，沿着一系列迂回曲折的弯道前行，然后我们驶入草原地带。微风吹拂，阳光照耀，草地的纹理不时变换着，时而微微泛白，时而金光闪闪，整片土地仿佛一张精心修剪过的羊皮。这个表面看来贫瘠的戈壁滩，实际上住满了生物，我见到了灰鹤、成群的野骆驼、飞雕、猎鹰、秃鹫，还有一种类似地鼠、体型修长的棕色动物，那可能是土拨鼠，但是这里没有牦牛。每当我望向窗外，都能看见点什么，不是个野生动物，就是个蒙古人——他迎着风，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策马飞奔。

天朗气清，风和日丽。最近每天都是阳光明媚的，而戈壁滩上的每次日落都蔚为壮观——阳光渐渐柔和起来，在一片红晕中缓缓落下，最后沉入地面；而这里的每个夜晚却也是寒冷刺骨的。

那天晚上，列车给我们安排了中国菜做晚餐。

“明天我们就到中国了。”威尔基小姐说。

“到那之后，恐怕我要跟你们说再见了。”她补充道。

“鬼知道你是谁，”阿什利说道，“那几个法国佬叫你‘神秘先生’。”

“说得不错。”

我在餐车里环顾四周，每一桌的人都很安静。经过三周平稳的旅行，团里的氛围有所改变，多了一丝烦躁，少了一点喧闹。人们现在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要避开谁，聊天时哪些话题不受欢迎，以及谁比较神经质，谁比较安全可靠。但他们大致还是和自己的同胞待在一起：法国人一伙，美国人一伙，澳大利亚人一伙，英国人一伙。也有人被大家遗忘：威尔玛因为秃顶被人歧视，瞎子鲍勃因为视力差被人嫌弃，莫托尔因为痴迷石头被人排挤，威尔基小姐则因为毒舌被人孤立，不过他们四个倒也结成了一伙。

我听了会儿短波收音机，了解到之前关于切尔诺贝利的很多耸人听闻的报道并不属实。但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危险尚未解除，大火至今都还没有扑灭。

因为天冷，我睡得断断续续，刚刚进入梦乡就有人过来敲门，是蒙古列车员来找我要铺盖。我还在犹豫，结果她故技重施，一把抽走了我床上的所有东西，又只留我在那里。

此时，我们就在扎门乌德 的蒙古边防站外。这里有最为典型的边境风光：砾石荒漠、尘土飞扬、寸草不生，小城孤寂的身影，一看就知道地处边陲。火车站有点像德国小城的市政厅，但却是用石膏建成的。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办任何过境手续。我边看鸟边等待，四个小时过去了，太阳已经爬上头顶。旅行中总是有这么多等待和延误。沙漠中出现了个蓝色的小东西，是一个中国火车头。它咔嚓咔嚓地沿着铁路驶过来，同我们的列车完成对接后，拉着我们越过边界。在耀眼的阳光下，我们从蒙古进入了中国。

[1] 《埃尔默·甘特利》（ Elmer Gantry ），又译《孽海痴魂》，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于1926年创作的小说。

[2]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

[3]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法国作家，代表作有《等待戈多》（ Waiting for Godot ）等。

[4] 《唐·乔望尼》（ Don Giovanni ），著名意大利歌剧。

[5] 《老水手行》（ Ancient Mariner ）,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一首音乐叙事诗。

[6] 《大街》（ Main Street ）, 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作品以虚构的美国中西部小镇“戈弗草原镇（Gopher Prairie）”为背景，对现实社会加以嘲讽。

[7] 乔治·F·巴比特（George F. Babbitt），辛克莱·刘易斯小说《巴比特》（ Babbitt ）中的主人公。 VePqBydKDsU0HuiYwLpkGVKW88fVFV7Xcvhutzp+w7SB84lFYHgrakzGhNPC14J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