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成功的内在逻辑

我的个人案例

1995年1月，我头一次成为全英首屈一指的乒乓球运动员，听起来十分了不起。突然间，各大高校的演讲邀请函纷至沓来，那时我只有24岁；同学们听着我参加国际赛事的励志故事，被我随身携带的金牌闪得头晕目眩。

在英国，乒乓球是一项主流运动，仅仅是参与者就有240万，管理机构下有3万余家付费成员，还有上千支球队，一些成绩出色的运动员更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为什么我就这么特别呢？又是什么特质让我脱颖而出，成为运动名将呢？我的优点是速度快，谋略高，有胆量，脑力好，会应变，反应快。

有时，我自己也会感到惊奇不已——这些优秀特质使得渺小的我独占鳌头，超越了成千上万志在登上金字塔尖的同行。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并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子弟，我家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普通市郊，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我没什么“先天优势”，也没后门可走。我的成功是个体的成功，是我应对逆境的成果，我的成功之路就是一部个人版的《奥德赛》。

许多出类拔萃的运动员，或是其他领域的顶尖人物都会自然而然地选择以这种方式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身处的文化环境鼓励宣扬这种令人热血沸腾的个人主义。在好莱坞，这种类型的故事屡见不鲜，并通常被包裹在美国梦这种情怀的糖衣之下。纵然，这些故事鼓舞人心，发人深省，令人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可又有几分是真实的呢？下面我将重新讲述乒乓球与我的故事，其中的不少桥段我曾经都选择了忽略，因为这样一来，故事的传奇色彩和能体现的个性特征都会大打折扣。

1.乒乓球台

1978年，我父母（他们都不打乒乓球）不知怎么（具体原因现在仍是个谜）决定买个乒乓球台——极尽奢华，烫着金字——放在我家的大车库里。虽然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是你能料到当时在我家乡，像我一样拥有一个锦标赛规格、标准尺寸球台的同龄人肯定没有几个。家里有车库的孩子就更少了，就算有人有车库，也大多把它当作储藏室了。这是我成功之路上第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2.哥哥

第二件值得庆幸的事是，我有一个和我一样爱打乒乓球的哥哥，他叫安德鲁。放学后，我俩能在车库里打好几个小时的球——对打、比赛，看彼此是否有长进，试验新的旋转打法，研究新球拍，邀请朋友来观赛。朋友们虽然更擅长其他运动，但看到我们哥俩进步神速，他们都很痴迷。在这样愉快的氛围中，不知不觉，我们的累计练习时长已达上千小时。

3.彼得·查特斯

查特斯先生是我们当地的一名小学老师。他个子高高，长着两撇小胡子，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他对传统教学方法嗤之以鼻，酷爱运动。几乎所有课外运动俱乐部的教练都由他担当，包括校足球队；他还负责组织校运动日活动，监管羽毛球用具；他还发明了“桶球”运动，打法类似一种简易版的篮球。

不过，查特斯最关心的还是乒乓球。他曾是顶级国家教练，是英国乒乓球协会的资深老将。乒乓球以外的其他所有运动只是个平台，查特斯借此物色各路运动天才，然后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挖过来，让他们心无旁骛地打乒乓球。每个上过雷丁市奥尔丁顿学校的孩子都要参加查特斯组织的选拔赛，无一例外。他热衷于此，全身心投入其中，干劲十足；他说服这些潜力股去我们当地的欧米茄俱乐部进一步接受培训。

1980年，查特斯把我们兄弟俩招进了俱乐部。也正是在那一年，我家车库已不够我们施展拳脚了。

4.欧米茄俱乐部

欧米茄并不是一家豪华俱乐部，是一间搭在砾石地上的棚屋，只有一个球台，离我家（雷丁市郊）有几千米。那里冬冷夏热，地上、房顶上杂草丛生。不过它有个优点：你在全英国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像它这样全天24小时开放的俱乐部了，并且它只供俱乐部这一小群成员使用，给大家都配了钥匙。

我和哥哥将欧米茄全天开放的优势利用到了极致——放学后练，上学前练，周末练，假期还练。奥尔丁顿的其他校友也加入我们兄弟二人，他们当年都是被查特斯选中并挖来的。因此，到1981年，欧米茄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单是银谷街（我的学校就位于这里）上汇聚的国家顶级运动员的数量之多，便令人瞠目结舌。

银谷街119号住着萨伊德一家。我的哥哥安德鲁成了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青少年运动员之一，1986年因伤退役之前曾三次斩获全国冠军。后来，查特斯称其为25年来英国出现的最优秀的年轻运动员。马修（我本人）也住在银谷街119号，是英国资深老将，成绩名列前茅；在漫长的运动生涯中，我三次问鼎英联邦运动会，两次参加奥运会。

凯伦·威特住在274号，就在奥尔丁顿学校对面。作为同辈青少年中最天赋异禀的女运动员之一，在其辉煌的乒乓球生涯中，凯伦获得了无数青年组冠军、国家级成年组冠军和其他各项比赛冠军，还曾卫冕声名远播的英联邦运动会。凯伦在25岁时因背伤退役，那时，英国的女子乒乓球成绩已经因为凯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安迪·威尔曼住在萨伊德和威特家的正中间，即149号。他的实力不容小觑，有望继续获得一系列冠军，不过主要是在双打领域。在著名的欧洲12强赛中，他击败了一名英国顶级运动员；此后，不少人都对他望而生畏。

银谷街尽头住着的是另一名一流青年运动员——保罗·特罗特，杰出的国家级运动员基思·霍德也住在街尾。住在街角的有英国青年冠军吉米·斯托克斯、曾参加国际青年赛事的保罗·萨文、四次卫冕英国成年组冠军的艾莉森·戈登、顶尖运动员保罗·安德鲁斯，以及英国高校运动会冠军的获得者休·科利尔。如果这还不够，我还能继续列。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银谷街及其周边地带培养出的卓越乒乓球运动员的数量比全英其他地方加起来还要多。英国有成千上万条街道，唯银谷街成绩傲人；英国上上下下有上百万学童，唯银谷街这一小群孩子如此优秀。银谷街是英国杰出乒乓球运动员的源泉，是英国乒乓球界的麦加，众人心驰神往。至于成因，是个不解之谜。

莫非是某种基因突变只在银谷街蔓延开来，而周围街道和村落却“安然无恙”？当然不是这样——银谷街的傲人成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世界还有不少类似的有趣例子。偶尔，一些小地方就会一跃进入“人杰地灵”的行列。（例如，莫斯科的斯巴达克足球俱乐部虽一贫如洗，却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培养出了不下20名一流的女球员，比整个美国培养出的还要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银谷街的所有天才运动少年都目不斜视地向成为乒乓球运动员而努力，所有志存高远的运动员都师出同一名门。至于我，因为家中车库里有个球台，而且我哥哥和我一样是个乒乓球发烧友，所以去奥尔丁顿读书之前，我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

精英体制的误区

我父母（愿上帝保佑他们）继续视我的成功为排除万难后获得的胜利，鼓舞人心，十分励志。这么描述确实不错，我也十分感谢他们。但我把本章初稿拿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对整个观点提出了质疑——好吧，那迈克尔·奥德里斯科尔（我的竞争对手，来自约克郡）呢？你有的优势他一样不少，但是他就没成功啊。还有布拉德利·比林顿（我的另一位竞争对手，来自德比郡），他父母还都是国际知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呢，他也没有成为全英乒乓球冠军。

这仅仅是被我称作“自我偏见”的一个略微不同的变体。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水平欠佳的运动员，而认为我拥有的优势不容小觑，是千百万年轻人缺乏的。实际上，我是一小部分人中最拔尖的。换句话说，我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最优秀的，这一大部分人是指全国范围内和我拥有同等机会的极少数人。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全英有足够多的年轻人在8岁时就拥有一张乒乓球台，有一个球技了得的哥哥陪练，接受了全英顶级教练的培训，加入了全国唯一一家24小时开放的乒乓球俱乐部，并在十多岁以前就已经练习了上千小时，那我不会是全英第一运动员，我可能连全英第一千零一名都排不上。除非统计数据出现了严重错误，否则不会有别的结论（也就是说，我当然有可能成为全国第一，但是仅限于理论层面）。

我们总是认为体育是个靠本事说话的行当——成功是靠能力和勤奋赢得的，但实际并非如此。想想上千的乒乓球种子选手因为不够幸运而未能住在拥有绝对优势的银谷街，进而无缘冠军宝座；想想上千的网球选手，本来有望获得温网冠军，却因未获命运垂青，连副网球拍都没有，更没有受过专门培训；再想想潜在的上百万高尔夫球好苗子，因未能进入高尔夫球俱乐部而浪费了一身天赋。

实际上，经过仔细观察，你便会发现不论男女，每一个战胜困难、收获胜利的人都是非同寻常的客观环境的受益人。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成功全凭个人本事赢得，从不认可——或是费心去看看——多方面契机协同产生的强大力量。

这也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其著作《异类》（ Outliers ）中提出的中心观点之一。格拉德威尔认为比尔·盖茨、披头士乐队及其他杰出艺人的成功与“他们个人怎么样”没太大关系，而与“他们来自何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能站在君王面前的人似乎是凭一己之力走到这一步的，”格拉德威尔写道，“但实际上，他们一定都是潜在优势的受益者，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的受益者，是文化遗产的受益者；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才能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以他人无法掌握的方式理解世界。”

无论何时，只要我有半点觉得自己独一无二的念头，我都会提醒自己——如果我生在顺着街道再往下数一家的那户，我就是另一个学区的了，这也就意味着我将不能在奥尔丁顿学校读书，永远不会遇见彼得·查特斯，也将永远无缘欧米茄俱乐部了。人们常说，竞技体育的胜负以毫秒衡量，但真相是，衡量胜负的变量令人捉摸不透。

不过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暂停一下，思忖一下不同意见。也许你认同这个来势汹汹的观点——机遇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它是充分条件吗？那些天赋异禀、鹤立鸡群的人又做何解释？难道挺进温网总决赛、获得奥运会冠军不需要这些天赋？还是说这些天生的技能对成为国际象棋大师、跨国公司的首席行政官来说无足轻重？你觉得自己（或你的孩子）能够在没有这些难得天赋的情况下就博得满堂彩，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

自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通才——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出版了《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一书以来，现代社会就一直抱有这一长久不变的假想。在书中，高尔顿利用其表兄查尔斯·达尔文的深刻见解，提出了人类成就理论学说，该学说迄今仍占据着相当高的地位。

“我意欲告诉世人，”高尔顿写道，“一个人的天赋才能是遗传而来的，所受限制因素和整个生物界中物种外形及体貌特征在遗传时所受的限制一模一样……我没空去理会那些假说……天生漂亮的婴儿长相是相似的，而产生差别的唯一方法……是持续的努力以及德育的作用。”

如今，天赋与才能定成败的观点十分有影响力，已被广泛接受，无人反对。这似乎无可争辩。我们在目睹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在对角线位置轻松正手击球并获得冠军，国际象棋大师蒙着眼同时下20局棋，泰格·伍兹（Tiger Woods）打出350码 的控制弧线时，便不由得出结论——他们所拥有的特殊天赋是不会和我们共享的。

这些技能于我们而言有着质的差异，离我们的生活和经验太过遥远。如此看来，倘若拥有同样的机会，我们也能取得同水平成绩的这一想法简直荒唐可笑。

我们用来描述这些杰出人才取得的傲人成绩所用的比喻助长了这种想法。例如，人们说罗杰·费德勒“娘胎里就带着会打网球的基因”，泰格·伍兹被称作“为打高尔夫而生”。这些表现一流的运动员也赞同这种想法。迭戈·马拉多纳曾经声称自己一出生就“自带超凡球技”。

但是，天赋真如你我所想吗？

何为天赋

1991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e State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Anders Ericsson）和他的两位同事就“是什么造就了卓越表现”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调查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研究对象是来自声名远扬的德国柏林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手，他们被分成三组。第一组由最拔尖的学生组成——他们有望成为国际小提琴独奏家，站在乐器演奏领域的顶端。通常，在大众眼中，这些孩子是超级天才，可能是因为他们太过幸运，生来就带有特殊的音乐基因。

第二组学生也相当优秀，但水平还是比不上顶级演奏家。这些学生最终有望在世界顶级管弦乐队里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做不了明星独奏者。最后一组的演奏水平最低：这些少年的学习目标是为了日后当个音乐老师，和前两组相比，这个门槛太低了。

三组研究对象水平的高低是根据教授给出的评价决定的，外加客观衡量标准的进一步落实，如在公开竞赛中所取得的名次。

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调查与询问，埃里克森发现三组学生的个人求学经历非常相似，在求学计划方面没有任何差异——他们都是在8岁左右开始练习的；也正是在这个岁数，他们都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他们首次决心成为音乐家，也都是在将近15岁的时候；他们平均跟随过4.1个音乐老师；除小提琴以外，他们学习过的乐器的平均数量都是1.8。

但是各组之间有一项差异十分引人注目，令人始料未及；说真的，这个差异太显眼了，几乎是跳到埃里克森和他同事眼前的——认真练习的时长。

最优秀的小提琴家在20岁前练习的平均时长就已经达到了1万个小时，比水平不错的演奏者们多练习了2 000个小时，比希望成为音乐老师的演奏者多练习了6 000个小时。这些差异的重要性不仅限于量的层面，已经引起了质变，足以使他们技压群雄。为了成为演奏大师，顶级演奏家比常人多付出了上千小时。

但这并不是研究结果的全部。埃里克森还发现，这一结论没有例外——所有进入精英行列的学生都是下了苦功的；凡是用尽全力的学生，没有不成功的。让自己脱颖而出的唯一方法就是志在必得地练习，练习，再练习。

这些发现着实令埃里克森及其同事大吃一惊，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告知世界，范例已经发生了变化，卓越不再是人们理解的那样。起根本和决定性作用的是勤奋，不是天分。“我们认为技能层面的差异不是永恒不变的，并不由与生俱来的才能决定，”他们写道，“相反，我们认为专家和普通人在演奏水平方面的差异反映出，前者为了提升演奏水平，终生都在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努力着。”

本书第一部分旨在让你相信埃里克森的观点是正确的，相信天赋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相信你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即使它们远远超出了你现阶段的能力范围，进而帮你打开一片新天地。这可不是借着积极思想的东风泛泛而谈。更确切地说，这些理论将会在最近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中得到进一步佐证，证明专门的练习能彻底提升人的水平。

归根结底，何为天赋？许多人确信他们看到便知，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观察一群孩子的动作、与他人互动和适应环境的方式，从庸才里辨出天才，因为成功的必要基因都隐藏在其中。正如一位著名小提琴院校的常务理事所说的那样：“最好的小提琴教师可以在年轻的音乐学子身上发现天赋的存在，天才注定生而不凡。”

但是，老师怎么知道这位看起来天赋异禀的英才是否在幕后经过了特殊训练，才如此卓尔不群？她又怎么会知道经过数年的练习，这位天才少年和其他庸才最初的能力差异还会不会存在？实际上，她并不知道，大量实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一项关于英国音乐家的调查发现，与水平略逊的演奏者相比，顶级演奏家的学习速度并没有更快：以小时为单位进行对比，各组均在以相同的速度进步。差异只在于顶级演奏家练习的时间更长。进一步研究表明，顶级演奏家早期的音乐天赋源于父母在家中对其进行的额外辅导。

那神童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小小年纪就在各自领域内达到了世界级水平。难道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学习速度快于常人？还真不是。读到下一章，你们就会明白，也许表面看来，神童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只花了与普通人无异的时间，但事实是，他们已经将天文数字般的练习时间压缩到从出生到青春期这段短暂的时光中了。

正如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约翰·斯洛博达（John Sloboda）所说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高水平表现者有捷径可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高尔夫运动员之一杰克·尼克劳斯（Jack Nicklaus）也发表过相同的观点：“所有人，无一例外，要想成为高尔夫大师，必须勤学苦练，多多思考与挥杆。大部分运动员灰心丧气，不是因为缺少天赋，而是因为缺少一如既往打出好球的能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练习。”

拓宽视角，你就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练习才是最重要的，埃里克森的调查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人类努力钻研的所有领域的门槛都在急剧变高。拿音乐领域来说，1826年，当弗朗茨·李斯特创作了《十二首超级技巧练习曲》，那时人们认为这些曲子几乎是无法演奏的；而今天，每位顶级钢琴家都会弹奏。

在体育领域也是如此。1900年奥运会男子100米的最快速度是11秒，在那时是个奇迹；而在今天，这个速度的选手连进入全国高中总决赛的资格都没有。1924年奥运会跳水项目禁止空翻两周这一动作，因为太过危险；而如今，它已成为必做动作。1896年奥运会马拉松的最快速度只比今天波士顿马拉松的门槛速度快几分钟，如今上千名业余马拉松爱好者都能达到。

学术界的入门标准同样急剧上升。13世纪的英国学者罗杰·培根（Roger Bacon）认为掌握数学至少需要三四十年；而如今，每个大学生都会学习微积分课程。各个领域都是如此。

但重点是，各个领域内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进步，不是因为人们的天赋越来越高，达尔文进化论发挥效用的时间跨度远长于此。因此，进步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肯花更长的时间去练习，下了更大的苦功（人们也越来越专业），而且头脑更加聪明了。是大量高质量的练习，而不是基因，促使进步出现的。那么，如果这一现象适用于整个社会群体，我们为什么不承认它也适用于个人呢？

那么问题来了：要练习多久才能取得卓越成就？针对这一问题，大量研究给出了一个十分确切的答案：想要在任何复杂领域达到世界顶级水平，至少需要练习10年，从艺术到科学，从下棋到网球，都是如此。

就拿国际象棋来说，两位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威廉·蔡斯（William Chase）发现，国际象棋大师都有过“不下十年的高强度备战比赛的经验”。约翰·海耶斯（John Hayes）还发现在作曲方面，要想取得卓越成就，十年苦功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他在《问题终结者》（ The Complete Problem Solver ）一书中提出的中心论点。

有一项研究对20世纪的9位顶级高尔夫运动员进行了分析，发现他们都是在大约25岁时第一次问鼎国际比赛，平均计算，在那之前，他们已经打了十多年的球。在很多领域，人们都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包括数学、网球、游泳、长跑等。甚至在学术界里都是如此。一项研究调查了19世纪最重要的120名科学家及123名最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发现他们传世佳作的问世距离处女作的完成约有十年的时间。于是乎，十年是个魔法数字；要想出类拔萃，十年苦功是必不可少的。

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中指出，顶级的演奏家每年练习约一千个小时（若练习时长多于此，练习质量便无法得到保证），所以他将“十年法则”改写为“一万小时法则”。这是习得任何复杂领域内专业知识所必需的最低时长。毫无疑问，埃里克森实验中顶级小提琴手的练习时长都不低于此。

现在，想想看那些对自己的潜力视而不见的人，你是不是经常听到他们说“我天生就不是个学语言的料”，或者“我就没长个适合学数学的脑子”，又或者是“我就没有运动协调能力”？他们如此悲观消极，但是证据呢？通常情况下，无非就是三心二意地努力了几个月就半途而废了。科学告诉我们，要想进入精英行列，上千小时的练习是必需的。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接下来的几章做个强调说明：上文中所有观点的核心将会对我们选择何种方式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倘若我们认为卓越完全取决于天赋，只要初期出现了能力不足的迹象，我们可能就会放弃。而鉴于所设前提，这种行动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倘若我们相信天赋不会（或只会轻微）影响我们在未来取得的成就，我们有可能会坚持下去。而且，我们会竭尽全力，为自己和家人争取良好条件——跟随最好的老师、进入最好的学校学习，这些是通向巅峰道路的推进力。并且，我们若是选对了努力的方法，最终必然会卓尔不群。到那时，我们赋予天赋的意义几乎不值一提。

我想以《异类》中的一个例子作为这一小节的收尾。在对卓越定义的现代研究中，曾有一个例子引发人们对卓越的两个相关概念展开深刻思考，这两个概念便是机遇和练习的重要性。

这件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拿大心理学家罗杰·巴恩斯利（Roger Barnsley）和家人在莱斯布里奇市观看野马队的冰球比赛，他妻子迅速翻阅节目表后，告诉他一个看似惊人的巧合：许多比赛选手的生日都在年初。

“刚开始我觉得她在胡说，”巴恩斯利对格拉德威尔说，“但我浏览了一下，她说的那个巧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由于某种原因，相当多的选手都生于1至3月，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基因突变只作用于这些年初出生的加拿大冰球球员身上吗？这是不是和年初星宿的排列有关？

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加拿大冰球球员选拔是以年龄为基准的，截止日期是每年的1月1日。也就是说，与一个1月出生、10岁左右的男孩并肩打球的是一个几乎比他小1岁的男孩。对处在那个年龄段的孩子而言，年龄上的细微差异会表现为体格发育方面的巨大差异。

格拉德威尔的解释如下：

运用出生日期的偏态分布原则来选球员的不只有加拿大冰球联盟，欧洲的青年足球队和美国的青年棒球队也这么做。实际上，大多数体育竞技项目在遴选运动员时都是以年龄为基准，按年龄分组是塑造明日之星的必要步骤。

精英之谜也就不攻自破了。与落后者相比，那些（至少在某些体育竞技领域）出类拔萃的人的天资及努力程度未必高于后者——前者可能就比后者年岁稍长而已。出生日期的随机性产生了一连串影响，用不了几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形成了，而鸿沟两端的人原本是具有相同潜力的，都能成为明日之星。

当然了，出生月份只是这世上塑造成功及失败模式的众多潜藏力量中的一种。不过这些力量都有一个共同点，至少在提及取得卓越成绩时是这样的——它们能否为人们提供获得正规训练的机会，将影响人们所走的道路。一旦人们有机会得到训练，光明前景便指日可待。不过要是机会渺茫或是压根就没有获得训练良机，那么再多的天资也无法帮助你获得成功。

我个人练习乒乓球的经历就是最直观的例子。我之所以能先同班同学一步，赢在起跑线上，就是因为我家车库里有张乒乓球台，还有个哥哥陪我练球。虽然这一“先机”无足挂齿，但它足以创造出大不相同的发展轨迹，长远看来，影响力不容小觑。我出众的才能被视为天赋异禀的表现（而不是不为人知的练习所致），我因此被选为校队的一员，训练课程就更多了。然后我进了本地的俱乐部欧米茄，之后就是地方队，再后来就是国家队。

几年后，我有幸参加了一场校级表演赛，我所掌握的技能和班上的其他同学完全不同。他们看着我从赛场的各个地方击球，跺脚欢呼。他们惊叹于我娴熟的技巧和良好的协调能力，以及其他使我脱颖而出的运动“天赋”。但是这些技能都不是生来就有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机缘巧合。

同样，不难想象，一名观众站在青年冰球联盟比赛的看台上，敬畏地望着自己曾经的同班同学击进精彩绝伦的制胜一球。想象一下，他起身鼓掌喝彩，和朋友们一起在赛后举杯庆功，一边对偶像的精彩表现赞不绝口，一边回忆自己曾经和偶像同校并肩打球的日子。

现在，假设你告诉那个冰球观众，他的偶像看似拥有异于常人的天赋，但如果早出生几天，没准他现在就在当地一家五金店打工了。这个明星球员本来可以竭尽全力以获得冠军，但由于外力太过强大，令人难以抗拒和改变，他的雄心壮志可能早已灰飞烟灭了。

然后，假设你告诉那个冰球观众，其实他自己也有可能成为一位明星冰球运动员，只要他母亲当年能晚几个小时生他——不是12月31日，而是1月1日。

他可能会觉得你疯了。

被高估的天赋

假如我一个接一个地随机念几个字母，时间间隔为1秒，你觉得你能跟着我重复上来几个？我们就用下面的字母做试验。按顺序读，每个字母间停顿一两秒。等你读完最后一个时，合上书，看自己还记得多少。

J E L C G X O R T N K L S

我猜你记住了六七个。如果结果如此，就证明了出版于1956年，由普林斯顿大学的乔治·A.米勒（George A. Miller）撰写的最具盛名的认知心理学论文的基本原则是可靠的。该论文的题目是《神奇数字7，加或减2》（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在这篇论文中，米勒表示，大多数成年人的短期记忆能力可扩展至7件事，而更大的记忆容量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和不断重复。

1978年7月11日，在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实验室，一项关于记忆力的壮举诞生了，受试者被称为“SF”。这个实验是由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蔡斯和安德斯·埃里克森完成的。（晚些时候，埃里克森在柏林做了关于小提琴手的调查研究。）

他们用数字测试SF的短期记忆能力。测试中，研究员随机读了一串数字，每个数字间隔1秒，然后让研究对象按顺序尽可能多地说出这些数字。在文献中记载的这一天（1978年7月11日），实验人员要求SF回忆出22个数字，这可不是个小数字，足以令人大吃一惊。SF完成这一“壮举”的过程记载如下，杰夫·科尔文（Geoff Colvin）在其著作——《哪来的天才？》（ Talent is Overrated ）中这样描述：

这着实令人跌破眼镜，扣人心弦，不是吗？不过SF完成的这项记忆壮举只是个开端。没过多久，SF能用短期记忆记下的数字达到了40个，然后是50个。最终，经过约两年共230个小时的训练，SF能记住82个数字。这真是了不起。不过要是我们只看到了结果而非过程，我们一定会下结论说这一“壮举”是特殊“记忆基因”的产物，是“超能力”的产物，或用其他描述“专家表现”（expert performance）的词语叙述这一“壮举”。

埃里克森称其为“冰山错觉”。我们目睹的某些记忆力相关的奇迹（或是体育竞技领域的非凡才能，或是艺术领域的杰出才能）其实是经过数以年计的“加工处理”过程后产生的最终产品。我们看不到的水面下的证据是不计其数的训练时间，正是大量的时间投入才换来了大师级的表演水平。坚持不懈的练习使得他们熟练掌握了技巧和表演形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心无旁骛的潜心训练改变了表演大师的身体内部组织构造及神经结构。我们可能就是把自己没能亲眼见证的这些称作了神秘的成功逻辑学。

这又回到了“一万小时定律”上，不过这回我们要深挖该定律的含义、科学出处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研究员们选SF作为实验对象时，心中是有个标准的：他的记忆力不过是一般人的水平。他刚开始接受训练时只能记住六七个数字，和你我没什么差别。所以，他最终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必定和天赋无关，而是后天练习所致。后来，SF的一个朋友能记住102个数字，这就表明先前SF并未到达极限。正如埃里克森所说的那样：“显然，通过练习，记忆力可以无限提升。”

花时间仔细想想这句话吧，因为它是一句革命性的表述。这句话之所以具有颠覆性，并非因为它是针对记忆力而言的，而是因为它预示着只要天赐良机，自己又肯付出时间与精力，任何人都能达到顶尖水平。在过去30年里，埃里克森以突破性的发现揭开了成功逻辑学的奥秘，涉及形形色色的其他领域——体育、棋牌、音乐、教育以及商业。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见证着‘普通’成年人的非凡潜力，经过训练，他们便能不断进步，着实了不起。”埃里克森说。这无异于一次彻底的变革，颠覆了我们对专业水平的认知。悲哀的是，我们大多数人依然抱着那些错误观念过活，尤其是我们一边埋头苦干，一边认定只有拥有特殊天赋的特别人才才能成为专家，普通人是办不到的。

那么，SF是怎么办到的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记忆字母练习。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只要稍微分心，或是没有一直重复那几个字母，想记住七个以上的字母是相当困难的。现在，试着记住下面的13个字母。如果你的英语足够好，我想你肯定没费半点力气就记住了，甚至可能一点心思都没费，读都没读完。

A B N O R M A L I T I E S

小菜一碟吧！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这些字母是按顺序排列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大家都十分熟悉。可以这么说：你把这串字母编码进一个高度有序的结构里（即一个单词），从而完整地背出了所有字母。心理学家称其为“组块”（chunking）。

现在，假设我随机写下一串单词。根据先前的经验，你也许能记住六七个。短期记忆一般能比较轻松地记住这么多。但要是按每13个字母构成一个单词这样计算的话，你就能记住约80个字母。通过组块的方式，你能记住的字母数量和SF能记住的数字数量不相上下。

回过头思考一下SF的数字记忆之战，他当时不停地说着类似“3-4-9-点-2”的话。为什么呢？杰夫·科尔文解释道：“当他听到数字9、4、6、2时，他把它们想成9分46.2秒，这对两英里赛跑而言是个不错的成绩。同样，4、1、3、1就变成了4分13.1秒，跑一英里所用的时间。”

SF所构建的“单词”实际上是一种记忆术，依据的基础是他先前参加跑步俱乐部的经历。心理学家称其为“提取结构”（retrieval structure）。

现在，我们去象棋界一探究竟吧。你会发现国际象棋大师都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不看棋盘都能同时下好几盘棋，复杂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在1925年的巴黎，俄罗斯国际象棋大师亚历山大·阿廖欣（Alexander Alekhine）曾在双眼被蒙住的情况下同时下28盘棋，赢了22局，平了3局，输了3局。

诚然，这些“奇迹”都说明了这些大师的心理力量十分强大，令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望尘莫及。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1973年，威廉·蔡斯和赫伯特·西蒙设计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实验来一探究竟（蔡斯就是该实验之后给SF做实验的那个研究员）。他们的实验对象由两个小组构成——一组是象棋大师，另一组是象棋新手。心理学家向他们展示了棋盘，棋盘上摆着20到25个棋子，就像普通的棋局一样。展示过程十分简短，然后，他们要求实验对象回忆出所有棋子的摆放位置。

正如所预见的那样，大师们能一个不落地回想起所有棋子的位置，而新手们只能记起四五个。不过该实验的精髓还在后面。在下一轮测试中，步骤不变，不过这次棋子可不是像普通棋局那样摆放，而是随机摆放的。这一次，新手们能记起的位置仍然不超过5个。但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那些下了快一辈子象棋的大师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回忆第六或第七个棋子的时候，他们也被难住了。这再一次证明，根本不存在特殊记忆能力。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简而言之，大师们看到棋盘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的棋子时，就像我们看到了单词。长时间下棋积累下来的经验使得他们只需全神贯注地看上几眼就能将棋子编码和组块；同样，我们对语言的熟悉程度使得我们能将字母构成一个模块——一个我们熟悉的单词，进而实现快速记忆。这项技能源于多年来对相关语言的熟悉度，和天赋无关。一旦棋子随机摆放，象棋语言被破坏，象棋大师看到的就是一堆杂乱摆放的字母，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在桥牌等其他游戏中，人们也有类似的发现。这些例子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大师们的惊人才能不是生来具备的，而是在多年付出后习得的，而且一旦超出其特定的专业领域，大师们也无所适从。就拿SF来说，虽然他已经具备了记住82个数字这项惊人才能，但要是让他记辅音字母，他最多还是只能记住六七个。

现在我们该换挡了，带着这些深刻见解去体育竞技领域一探究竟吧。

心灵之眼

2004年12月，我和前温网冠军、德国选手迈克尔·施蒂希（Michael Stich）在伦敦西部的一家豪华运动场海港俱乐部打了一场网球。这场记者对抗顶尖网球运动员的表演赛属于一场推广活动的一环，旨在宣传将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的竞赛。表演赛中的大部分是轻松愉悦的——施蒂希演技夸张，把记者们遛得满场乱跑，引得观众乐不可支。然而，等我对阵施蒂希的时候，我想做个小实验。

我让施蒂希以最快的速度发球。他是网球史上发球速度最快的男子运动员之一——个人最高时速可达215千米。我非常好奇，想看看经过二十多年的乒乓球国际赛事的锻炼，我是否具备回这种高速球的能力。面对我的请求，施蒂希彬彬有礼，微微一笑，表示赞同。然后花了足足10分钟做热身运动，放松肩膀和身体，以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人球合一。观众们——约30个俱乐部成员——突然变得无比好奇，气氛也变得有点紧张。

施蒂希回到赛场上，轻挥汗水，拍打着网球，视线越过球网扫来，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我蹲伏着，注意力更加集中，像个弹簧一样随时待命。我相信自己能接住这个球，虽然我也没把握这球是否只是个柔缓的中场线挑高球。施蒂希把球向高空抛去，挺胸后仰，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发球动作。我眼见球还在拍上，球却已经嗡的一声擦过我的右耳，速度之快赛过一阵旋风。球闷声击中我身后的绿帘子时，我的头都没来得及转过去。

我直挺挺地站着，呆若木鸡，见到我这样，施蒂希别提有多高兴了，观众也高兴得不得了，好多人都欢呼着，大笑着。我真是搞不懂，球怎么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从他的球拍跑到了球场上，然后咻的一声从我头旁边擦过。我让他再发一球，然后再发一个。他连发4个ACE球直接得分，然后走到球网边，耸了一下肩，拍了拍我的背。他说发最后那两个球时他放缓了速度，想给我一个反击的机会。我完全没发现。

有了这样一败涂地的惨痛经历，大多数人都会断定，那些能够对时速200千米的发球做出反应（且不说接球）的人必定生来就有超快的反应速度——有时候也叫本能，这种速度就是人类能力的极限了。正是这一结论跳进你的脑海，对你产生了严重影响，让你觉得球简直像火箭一样擦过你的鼻子，能毫发未损就是万幸了。

但是，我是完全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换一个环境，我也能反应如此之快，令人叹服。站在乒乓球台前，我在眨眼间就能反应过来，打个漂亮的回防，杀对方个片甲不留。对网球而言，接发球的反应时间约为450毫秒；而乒乓球更短，只有不到250毫秒。那么，为什么我打乒乓球的时候行，一到网球就不行了呢？

1984年，在布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Brighton），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德斯蒙德·道格拉斯（Desmond Douglas）坐在一个有一连串触摸感应点的屏幕前。研究人员告诉他，触摸点会被点亮，顺序随机，他的任务就是在下一个点亮起之前，尽可能快地用他惯用手的食指按一下上一个发光点。道格拉斯的所有队友都已经做完测试，他们戏称他为竞争对手，就像在赛场上一样，这样一来，他更跃跃欲试了。

第一个点亮了，紧接着，第二个也亮了。每回道格拉斯用手指猛按上一个点的时候，他的眼睛盯着屏幕，等下一个点亮。一分钟后，测试结束，掌声雷动。

（我也是人群中的一员。我是道格拉斯的队友，当时13岁，第一次参加青年集训营。）道格拉斯笑容满面，研究员离开房间去收集结果。5分钟后，研究员回来了。他宣布，道格拉斯的反应速度是整个英国队中最慢的，比所有后辈都慢，也比新学员慢，甚至还不如球队经理。

直到今天，我都记得当时所有人倒吸一口气的场景。结果不应该是这样的。在世界乒坛，道格拉斯被公认为反应速度最快的运动员之一。退役超过10年后，他依旧享有此美名。他的标志性姿态就是腹部离球台边缘十几厘米远站立，以闪电般的反应速度让球从乒乓球拍上弹起，令全世界观众拍手叫绝。他的球风狠辣，就连中国最优秀的、以极速享誉世界的乒乓球运动员们都要忌惮他几分。可是科学家却告诉我们，他是整个英国队里反应最迟钝的。

起初，大家都震惊了，然后哄笑着把研究员赶出了房间，此情此景实属意料之中。他被告知机器肯定出现了故障，他测量的数据有误。后来，英国球队经理告诉布莱顿大学的科研人员，运动员们不会再参与测试了。体育科学在当时还是个新鲜玩意儿，经理之所以同意参与这项活动，是想看看队员们是否能从这些深刻见解中获益，但是实验似乎证明，这对乒乓球教学毫无裨益。

包括那个不幸的研究员在内，没有任何人相信这个事实：道格拉斯的反应速度确实是全队最慢的，而他在乒乓球场上的神速是反应速度以外的某些因素作用的结果。它们是什么呢？

我站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的一间房间里。我面前是一个大屏幕，屏幕上有一个虚拟球场，球场另一端是一个真人大小的网球运动员的投影。眼球追踪系统瞄准我的眼睛，我脚下还有感应器。这些都是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设计组建的，他是该大学的运动行为学教授，可以算是世界范围内运动感知技能领域的翘楚了。

马克按下播放按钮，我的“对手”便在我眼前挺胸后仰，抛球发球。我全神贯注，眼睛都不眨一下，不过我已经展示出了我接不住施蒂希发来的球的原因。

“你的关注点不对。”马克说。“一流的网球运动员在接球时，看的是对手的躯干和髋部，这样才能抓住视觉线索，知道对手要向哪里发球。就算我在球被接住之前就暂停画面，经验丰富的接球人依然清楚球会从哪里来。而你关注的则是对手的球拍和手臂，视野范围太宽广了，导致你对球的未来路径几乎一无所知。这样一来，即使你的反应速度快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依旧无法与球‘心灵相通’。”

我让马克重播一次带子，调整了自己的关注点，把注意力都放在信息量大的部位，结果反应却更迟缓了。马克笑着说：“不是只知道看哪里那么简单，你还要理解你的关注点的意义何在。你看的是运动模式，是不易察觉的、姿势传递出来的线索，你进而会从中提取信息。一流的网球运动员很少全神贯注地盯着对手看，关键信息于他们而言是‘短期记忆模块’。”

回过头想想国际象棋大师吧。你一定记得他们在看棋盘时看到的是“单词”，也就是说，得益于他们多年来追求“好棋”的经验，棋子的摆放位置于他们而言就是组块后的状态。现在看来，网球如出一辙。

罗杰·费德勒接球时展现给世人的，不是异乎常人的迅猛反应速度，而是他能从对手的发球动作中提取更多的信息，窥探到更多的视觉线索，所以和常人相比，他能更早、更迅速地就位。反过来，这也使得他有机会击出正手斜线球，一举制胜，而不是无力应对，被对方将死。

这一革命性的分析可扩展至整个竞技体育领域，从羽毛球到棒球，从击剑到足球。一流运动员不是生来就比常人敏捷（同理，象棋大师也并没有优于常人的记忆力）；其实，他们只是比常人更能有意识地提取信息，进而先发制人。例如，在板球运动中，早在投球手发球前100毫秒，一流的击球手就已经清楚自己应该用哪只脚来完成假动作了。

正如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运动机能学退休荣誉教授珍妮特·斯塔克斯（Janet Starkes）所说的那样，“对信息充分、预先的提取似乎造成了一种时间悖论，让人们错觉技巧高超的运动员似乎能将时间玩弄于股掌之上。其实这源于对熟悉情境的掌握，以及将感知到的信息编组为有意义系统和模式的能力，这些都会加速动作处理的进程。”

有一点十分重要，值得注意——这些都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技巧。费德勒不是一降临人间就知道接球的时候该看哪里，怎样高效地提取信息；正如SF也不是生来就有特殊的记忆力（他的记忆力并不优于常人，就是因为这一点，埃里克森才选中了他）；象棋大师也不是生来就具备记忆棋子位置的技能（记住，棋子随机放置时，大师们优势全无）。

实际上，费德勒的优势都是靠经验积累来的：更准确地说，是一万多个小时的训练和比赛给了他解码微小动作模式的含义的机会。他辛勤努力，煞费苦心，才获得了这些优势。他能够看穿对手动作的路数，同样，象棋大师也能识破棋子位置的奥妙。是十年如一日的练习，而不是基因使他们成了大师。

你可能觉得费德勒的快速反应能力是可以转移到其他所有运动项目和游戏上的（正如有人会觉得SF的超群记忆力也是可转移的），但是你错了。我于2005年夏天在位于伦敦西南部的汉普顿宫和费德勒打了一场真正的网球（这是当天他的手表赞助商举办的促销活动的一部分）——采用古代的网球打法，比赛在一间阁楼内进行，地板是倾斜的房顶，网球是硬的，这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技术。我发现，为了兼顾动作的漂亮得体，只要球是高速发来的，他几乎都接不到（我也一样接不到）。

有些观众见到这种景象十分吃惊，但有关专业技能的最新研究预测到了这样的结果。体育活动中的敏捷和速度不是天生的，而是靠高强度的集中训练获得的。我会定期和世界著名的足球、网球、高尔夫球、拳击、羽毛球、划船、壁球以及田径运动员打乒乓球，发现他们的接球速度慢得惊人，甚至比一些上了岁数的运动员的反应速度还慢。不过这些高龄的运动员一直定期进行训练，有这样的结果也不奇怪。

最近，我去德斯蒙德·道格拉斯位于伯明翰的家中拜访他。这个被称为“英国乒坛的飞毛腿冈萨雷斯” 的人生来的反应速度和常人没什么两样，我想搞清楚，他是如何成为英国乒乓球史上速度最快的人的。（何况乒乓球还是世界上对敏捷反应能力要求最高的运动之一。）道格拉斯欢迎我进门，露齿而笑，十分友好——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但还是和过去一样精瘦健康，那时他的速度快到有悖逻辑，令敌人闻风丧胆。

道格拉斯表示自己“有一双能看穿球的眼睛”，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人们从事高等级体育运动时表现出来的快速反应能力是怎么一回事。问题在于，研究员们从未发现顶级运动员拥有的运动才能和特殊“视力”之间的联系。2000年，一流运动员和普通运动员接受了视功能测试，采用的是标准度量，测试项目包括视敏度、立体景深和外围意识。结果，一流运动员和普通运动员不相上下，二者的视觉功能都在平均水平甚至以下。

这种情况一定事出有因。我请道格拉斯给我讲讲他早年学打乒乓球的经历，于是，谜团立即解开了。道格拉斯的经历表明，他也许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乒坛功底最扎实的运动员之一。他成长于伯明翰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无心学业，功课也不太好。他在偶然间发现学校还有乒乓球俱乐部，虽然球台又破又旧，好在还能用。

问题是，放置球台的是全校最小的教室。“回想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道格拉斯摇了摇头，“沿着教室的长边摆有三张桌子，这样才能容下所有想打球的人，不过球台后面空间就十分有限了，所以我们必须直挺挺地挨着球台边缘站着打球，我们的背几乎是贴着黑板的。”

我找到了当年和道格拉斯一起打球的几个人。“那真是一段棒极了的时光，”其中一个人说，“那个房间太小了，我们都快得幽闭恐惧症了，所以我们打的是一种‘快打乒乓球’，每个人反应都超级敏捷，根本顾不上打旋转球或是使用什么技巧，速度是唯一的重点。”

在那间教室里，为了打磨技能，道格拉斯花费的不是短短几周的时间，而是他乒乓球生涯的头五年。“我们都喜欢打乒乓球，但是德斯和我们不一样，”道格拉斯的同班同学告诉我，“我们其他人都有别的爱好和兴趣，他却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那间教室里，练习技能，打比赛。我从未见过如此热衷于一件事的人。”

人们有时称道格拉斯为“闪电人”，因为他反应太快了，就算是遭到突然袭击也能成功应对。几十年来，对手和队友都对他拥有的闪电般的速度迷惑不解。就连道格拉斯自己也不明白。“可能因为我有第六感吧。”他说。但是现在看来，谜底十分简单。从本质上讲，道格拉斯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之多，是体育竞技历史上一般的运动员难以比拟的。他形成了一种极其特殊的打法，并对其特征进行编码：以最快速度打球，身体紧贴球台。在挺进国际乒坛前，他已经能在对手击球前就感知到球将朝哪里飞去了。这就是一个反应迟缓的人如何成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运动员的故事。

我们的确需要暂停，讨论一下可能会出现的一两个反对的声音。你也许认同我提出的这一观点的核心：想在乒乓球、网球、足球及其他任何领域达到大师级水平，都需要参与者利用以往的经验，建立牢固的知识基础。不过，你可能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

尤其是，你可能会觉得识破对手动作的玄机，并设计出最佳回击方式（比如打一记正手斜线球）与将其付诸实践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是凭经验获得、用头脑实现的技能，而后者则更像是一种运动天赋——需要身体的协调能力、控制能力及感觉的共同作用。但是，大脑和身体真的就像我们所见，是一分为二、井水不犯河水的吗？

人们常说费德勒和其他顶级运动员都有一双“神手”，这说明人们认为他们能够打出制胜一击和漂亮的短吊，都是身体自己的功劳。难道费德勒的手指或是手掌真的有非同一般的魔力，使他与其他运动员不同吗？

更准确地说，他的优势应该在于他对控制运动系统（负责掌管运动的周围神经系统）的方法烂熟于心，因此球拍才能精确地以合适的角度、力度和速度，朝着合适的方向干净漂亮地击出一球。或者用计算机用语来比喻，费德勒快准狠的击球实战水平来源于他精妙的软件而不是硬件。

我并不是说，网球运动员不需要一个健壮的臂膀、一双灵巧的双手（和一副好球拍！）来打个漂亮的回击，我只是在强调，你能否完成一记世界顶级回击，决定因素不是你是否拥有强力或蛮力，而是你能否精准地控制运动系统以创造最佳时机。

从我们的目的出发，重点在于，顶级运动员不是生来就拥有这些高超技能的。如果你能回到费德勒学艺的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并不灵活，甚至反应迟缓。他的所有技能都带着有意控制的痕迹，缺乏流畅性和统一性。只有到后来，经过了无数日日夜夜的练习，他的技能才与复杂精细的动作步骤融为一体，并灵活应用到实战中。

如今，费德勒的运动系统的运行模式早已根深蒂固，要是你问他是如何抓住时机，正手击出完美一球的，他可能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可能会说，赛场上的他想的都是发球的时机和策略，这两点十分重要。但是，关于该如何协调各个动作以成功击球，他却给不出任何深刻的见解。为什么？因为费德勒已经练习了太长时间，这些动作已经被编码进他的内隐记忆而非外显记忆中。心理学家将其称作“熟能生巧失忆症”（expert-induced amnesia）。

值得指出的是，掌握动作技能（专业的动作）和认知技能（以某些特定模式进行组块）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毕竟，击不中球，再完美的技术都没有用——试想一下盲人打网球的情景。要想身球合一（手眼协调），就必须要极其精准、迅速地将感知到的信息存储进短期记忆中进行组块。没有这些信息，想要调动运动系统，无异于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总之，让你击出一记漂亮的球的，不是“肌肉记忆力”，而是编码在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记忆。

相较身体素质和天赋，头脑和后天习得更具优势，这一观点已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在专家表现领域，安德斯·埃里克森现在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级领军人物。关于这一观点，他这样表示：“顶级运动员与常人的差异并不是后者的细胞和肌群不够发达，而是运动员们的整体控制力更强，能够高效协调身体各部位的动作。后天习得的心理表征能够对专家表现进行调节，这样一来，一位专业人士就能进行有效预测，进而计划并决定备选行动。这些心理表征能让他们更快速、全面地控制相关方面，以发挥最好水平。”

换句话说，成功的关键在于后天的练习，而不是天赋。

知识就是力量

1996年2月10日，下午3点，加里·卡斯帕罗夫（Gary Kasparov）昂首阔步地走进费城会展中心的一个小房间，参加象棋史上最受期盼的一场比赛。他身穿整洁的黑色西装和白色衬衣，面露紧张神色，注意力十分集中。入座后，他扫了一眼棋盘对面的许峰雄博士，这个戴着眼镜的美籍华人戏谑地看着他。

房间里，除了卡斯帕罗夫和许峰雄，还有3名摄影师、1名裁判、卡斯帕罗夫的3名随行人员以及1名技术顾问。赛场上要求绝对肃静，500名观众挤在附近的一个大讲堂里，观看着现场3台摄影机传来的实时报道，聆听着国际象棋大师亚瑟·塞拉万从现场传来的实况解说。大家一致认为现场气氛与以往任何一场象棋比赛都不同。

卡斯帕罗夫是国际象棋史上最伟大的象棋大师，这是人们公认的。他的国际等级分（ELO rating）——评判相关成绩的官方分数——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比俄罗斯象棋大师阿纳托里·卡尔波夫高71分，比美国象棋大师博比·费舍尔高66分。当时赛场上的卡斯帕罗夫已经连续10年蝉联世界第一了；单是卡斯帕罗夫的出现就足以令一些德高望重的国际象棋大师忌惮三分。

不过，卡斯帕罗夫那天的对手可是一点儿都没被吓到，也没被卡斯帕罗夫闻名业内的心理战术影响。卡斯帕罗夫艺高人胆大，但他的对手对此毫不知情。其实，他对手甚至不在现场，而是远在数千米外的纽约州约克敦海茨的一幢大楼灯光昏暗的房间里。他的对手是一台计算机，名叫“深蓝”（Deep Blue）。

媒体大肆宣传，并预言说这是一场人机间的终极大对决。“人类的未来岌岌可危。”一名新闻广播员断言。“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棋艺的对决，更是在挑战人类至高无上的尊严。”这是《今日美国》（ USA Today ）的观点。就连卡斯帕罗夫自己似乎都受到了世界末日般的赛前宣传的影响，表示：“这是一项捍卫人类尊严的使命……是物种间的对决。”

卡斯帕罗夫开局第一步下在C5，许峰雄将这一步输入棋盘附近的一台计算机（深蓝背后的研发智囊团是电子技术行业的龙头老大——IBM公司），随后，一项当时相对新潮、名叫“互联网”的技术将这一信息传输到纽约的IBM中心。

这时候，深蓝立刻行动起来。它受专门研发的256个象棋处理器驱动，这些处理器同时运行，每32个处理器集中处理8个格，使得它的运算速度达到每秒钟一亿步。片刻后，深蓝快速回应，许峰雄严格按照指令行事：卒到C3。

8天6局比赛的这场人机大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卡斯帕罗夫出生于阿塞拜疆，性格古怪，脾气暴躁，他喜欢装腔作势是出了名的，还经常愤怒地低吼和用力地摇头。好多人都指责他举止乖张怪异，说他是在故意扰乱对手。不过，这次他的计算机对手完全不为所动，反倒是他总从椅子上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2月17日，最后一局棋，走第40步前，卡斯帕罗夫拿起桌子上的手表，戴在了手腕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这位世界冠军觉得比赛已经接近尾声。大讲堂里的观众都屏息以待。3步过后，许峰雄缓缓站起身来，向卡斯帕罗夫伸出手。观众中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卡斯帕罗夫胜利了。

问题是：他是如何做到的？一个运算速度每秒不超过3步的人（这是人类目前能达到的极限水平）是如何打败一个运算速度以亿计算的机器的？即将揭晓的答案将帮助我们解开专家表现背后最深的秘密，不仅限于运动领域，在其他更广阔领域里也是如此。

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军方的资助下，纽约心理学家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开始了一项大型研究，对现实生活中的决策情况进行调查。他打算验证以下推测是否正确——专业人士在做决定时运用逻辑思维，在确定最佳选择前，他们会仔细排查所有其他的备选方案。令克莱因感到困惑的是，研究进行的时间越长，该理论与决策者的实际情况就越不相符。

令人费解的不是顶级决策者们——医生、消防员、军事指挥官等——做决定时依据的是某些预料之外的因素，而是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进行选择。在一番审时度势后，决策就完成了。他们压根没考虑其他备选方案，有些人甚至连自己是怎样采取相应行动的都解释不清楚。

克莱因在《洞察力的秘密》（ Sources of Power: How People Make Decisions ）一书中讲述了一名消防队长所做的决策救了人们性命的故事：

后来，克莱因问队长他是怎么知道情况不对的，队长说，这都归功于“超感官知觉”。这是他能想到的可以用来解释他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救大家一命的唯一理由，而且大家也喜欢这种说法，虽然它似乎是无稽之谈。克莱因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所以他并不会认同特异功能的解释。其他专业级决策者也有类似的能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克莱因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给了他们同样的关注。这些决策者似乎知道要做什么，但是通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克莱因的一名同事花了好几周时间对一家大医院的新生儿病房展开研究。他发现，经验丰富的护士能在外行还没有察觉任何外显的可见症状时就判断新生儿患了传染病。这不仅仅是了不起，而是救了孩子的命：新生儿年龄尚小，要不是发现得早，他们很快就会死于传染病。

也许整件事情中最奇妙的就是，医院会给孩子做检查，看护士们的诊断是否准确无误，有时结果会呈阴性，但可以十分确定的一点是，如果第二天再查一遍，结果一定是阳性——护士们从来没出过错。在研究人员看来，这近乎神奇，就连护士们自己也困惑不解，说是“直觉”或是“第六感”在起作用。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来自运动领域的经验能否帮助我们揭晓谜底？

回想一下德斯蒙德·道格拉斯——英国乒坛的“飞毛腿冈萨雷斯”。对手的球拍还没碰到球，他就能凭借短期记忆群组里对手的一招一式，预测出球的运动轨迹。再想想看，体育赛事里的顶级运动员是怎么知道如何先发制人、创造所谓时间悖论的？即便时间极其有限，他们也从容不迫。

克莱因开始意识到，经验丰富的消防员的心理过程也是这样的。面对熊熊烈火中的房子，他们泰然处之，能立即根据多年经验找准火源，制订出一个细节丰富、概念精准的灭火计划。他们能将场景的可见特性印入脑海，吃透难解的动态变数，但通常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消防队长认为这是“超感官知觉”的功劳，而道格拉斯的说法你肯定还记得——“第六感”。

消防队长在地板坍塌前命令全部人员撤离火场，通过深入探究他的思维方式，我们便会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并未怀疑火源是在地下室，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幢房子有地下室。他只是觉得有些奇怪，根据以往丰富的经验，火势应该会被控制住才对。火势并不大，客厅不应该那么热，而且还安静得出奇。实际情况与预期不符，但因为非常不显眼，他也没意识到其中的缘由。

在事后进行分析并和克莱因谈了几个小时的话后，队长才意识到事件的真相。队员们没扑灭大火，是因为火源在他们脚下而不在厨房；客厅比预想中要热，是因为在几米以下的地下室，大火烧得正旺，高温都是从那里传来的；房间里那么安静，是因为地板有隔音作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程度不可名状的可变因素——是队长做出让大家离开火场的决定的原因，消防员们因此躲过一劫。

克莱因解释说：“队长以往的经验为他提供了一系列可靠的模型。他习惯将实际情况与脑海里的模型对应起来，以衡量现场情况的严峻程度。他也许无法清晰地描述出模型的样子或特点，但他会凭借这一模型匹配过程让自己安心并掌握现场的大体情况。”

在与新生儿护士进行过一番细致入微的谈话后，研究员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其实，护士们依靠的是她们对知觉线索的深层认识。这些线索中每一个都是不易察觉、十分细微的，但是综合考虑，她们就能看出孩子生病了。无论是飞行员、将军还是侦探，凡是你能想到的职业，他们的心理过程都是这样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顶级运动员也是如此。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拥有长期经验和深层知识。

多年来，人们都认为知识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研究人员会选择在相关领域就是一张白纸的实验对象，以便在最纯粹、原始的状态下研究他们在“认知过程”中表现出的学习、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实验的核心思想就是，优秀决策者靠的是天赋——超凡的综合推理能力和杰出的逻辑思维，而不是先前的知识储备。

杰夫·科尔文在《哪来的天才？》一书中提到，一流商学院和知名企业都认为这一推断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制造出大量杰出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几乎可以空降到任何机构，并能凭借自身超凡的推理能力扭转乾坤。人们都说这无关经验，只要你脑子够聪明，懂得运用逻辑思维解决问题就行。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于2001年担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长后，委托人对全球业绩最佳的公司进行调查。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科尔文在《哪来的天才？》一书中写道：“研究发现，这些公司都十分重视管理者身上的一大重要特质，那就是专业知识——对公司专攻的领域，知识储备要渊博。伊梅尔特现在明确要求，要想担任通用电气的领导，深层专业知识必不可少。”

这些认识不仅是现代重要的经营策略，更是人工智能的基础组成部分。1957年，两名计算机专家编写了一套程序，并将其命名为“通用问题求解程序”（General Problem Solver），还四处宣传说这是个万能问题解决机。它不具备任何专业知识，只有一个“通用求解引擎”（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套抽象的推理程序）。据悉，该引擎能解决任何问题。

但是，人们很快就认识到，这台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储备的计算机虽然复杂先进，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正如人工智能领域的三大领头人布鲁斯·布肯南（Bruce Buchanan）、兰德尔·戴维斯（Randall Davis）和爱德华·费根鲍姆（Edward Feigenbaum）所说的那样：“任何专家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就是知识储备。虽然程序含有大量通用推理法，有些甚至还具有数理逻辑功能，但是没有专业知识储备，便无法专业地完成任何任务。”

回想一下消防员吧。许多年轻人都想从事这一职业，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十分擅长在压力下做决策，但他们很快便会发现自己无法胜任这一工作。面对熊熊燃烧的烈火，这些年轻人和我们一样，看到的只有火光冲天的骇人场景。只有经过不下10年的在岗培训，他们才能将眼前的火情放入对火灾类型的复杂认知中分析。

一流水平难以达到，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并不能靠某个下雨午后的一堂课就讲清楚专业知识，就算花一千个下雨午后的时间也做不到（克莱因研究中的消防员平均有23年的工作经验）。教师确实能提供些建议，告诉学生们大致方向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项，这是十分有益的，但他们无法让学生们全盘复制他们的毕生所学，因为无论是在体育运动还是其他领域，专家们对信息的处理加工过程是十分微妙而复杂的，关乎方方面面，信息总量之多令人难以想象。专家们永远也不可能将其编成法则，传授给世人。这就是“组合性爆炸”（combinatorial explosion）现象。有了这一概念，你就能明白本章中的诸多观点了。

许多人都不太了解组合性爆炸的威力有多大，最形象的方式就是将一张纸对折，使其厚度变为原来的两倍。现在重复这一步骤100遍，猜一猜纸变成多厚了？大多数人的估测都在十几厘米到几米之间。实际上，这时纸的厚度比地球到太阳距离的800兆倍还要多。

现实生活中，发生过很多变量的数量迅速增加的情况——包括体育运动领域，正是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在做决定前排查所有线索证据，需要的时间太多了。只有有效压缩信息量，解码通过经验获得的模式的含义，我们才能做出漂亮的决策。这不是你能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也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本领，你需要生活在其中，并不断学习。换句话说，实践出真知。

西佛罗里达州大学人类与机器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and Machine Cogni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的研究员保罗·费尔托维奇（Paul Feltovich）表示：“人们认为，知道专家是怎么做的以后，就可以将这些技能直接传授给外行人，但现实通常没有这么完美。专业知识的习得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需要丰富的业内经历和大量练习，不是能够简单传授的。”

卡斯帕罗夫和他的机器对手相比占有的决定性优势就是这个道理的鲜明写照。深蓝拥有所有必备的“天赋”：其运算速度能达到每秒钟上亿步。不过，虽然卡斯帕罗夫的运算速度和机器相比慢得可怜，只达到每秒3步，但是他有专业知识储备——一种深奥、精湛、不断完善的棋艺。实战中棋子如何布阵才能制胜，防御和进攻应当如何取舍，国际象棋对决中的全盘布局，他全都了如指掌。卡斯帕罗夫看一眼棋盘，就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同样，经验丰富的消防员也能正视熊熊燃烧的建筑，想出对策。但是，深蓝不行。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还记得SF吗？他出色地完成了数字记忆任务；利用赛跑选手的经验，他记住了不下80个数字。例如，他将数字9、4、6、2解读为9分46.2秒，跑两英里的话，这是个相当不错的成绩。SF的这一记忆模式是源于其测试以外的个人生活的特殊技巧。

而卡斯帕罗夫对棋子布阵的记忆则深深根植于实战演练中，完全真实，没掺半点假。他看到棋盘时，并非借助完全不同领域的经验来死记棋子位置，而是直接将其看作“西西里防御”或“拉脱维亚弃兵开局”。他的记忆结构深植于国际象棋体系之中。这种类型的知识最为强大，消防员、一流运动员以及其他专家掌握的也正是这种知识。

现在看来，深蓝在运算速度方面的压倒性优势不足以获胜的原因应该十分明显了——组合性爆炸效用。即便是国际象棋这种复杂程度没那么高的比赛，可变因素的增速之快，也超出了任何机器的运算能力范围。开局之初，就有大约30种走法。双方各走两步之后，可能的走法就增加到约8万种。几步过后，就该以万亿为单位进行计算了。最后，棋子的布阵走法比世界上已知的原子数量还多。

棋手想要获胜，就必须要削减计算量，忽略无益于取胜的走法，把心思放在能增加获胜筹码的走法上。卡斯帕罗夫理解了比赛的精髓，也就能做到这一点。深蓝就不行。

在赢得6局比赛中的2局以后，卡斯帕罗夫说：“要是和强手比赛的话，能打成平手我就很满足了。但决胜局的本质我懂，深蓝不懂。它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我丰富的实战经验与排兵布阵的直觉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加里·克莱因，那个研究消防员的心理学家，想再次确认棋手是不是真会根据感知组块模式来快速做出决定（这和计算机采取的暴力算法正好相反。）

他推论说，如果组块理论正确的话，即便可用时间骤减，顶级棋手仍能做出类似的决定。于是他对象棋大师们进行了“闪电战”测试，即每个人总共只有5分钟，大约6秒就要走出一步棋（标准情况是90分钟走40步，每步棋约有2分15秒的思考时间）。

克莱因发现，即使是在“闪电战”模式下，国际象棋大师排兵布阵的质量也几乎不会变差，虽然时间短得可怜，也就刚够拿起棋子，移动棋子，放下棋子，接着按下计时器。

克莱因接着测试了模式识别理论在直接做决策方面的应用。他让国际象棋大师们在下棋时边思考边宣布自己打算怎么下。他让大师们把每一步想法都告诉他，走每一步时是如何考虑的，包括有失水准的选择，尤其是他们最初考虑的走法。他发现第一感觉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最优选择。

我们可以将“国际象棋不看运算能力和处理速度”这一假设从脑海里抹去了。和消防员以及网球运动员一样，国际象棋大师是靠直觉做出最优选择的。第一次看到时，你肯定会觉得很神奇（尤其是大师们还同时下着好几盘棋），不过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为了达到这一水平，练习了上万个小时。

这和学语言有点像。起初，记住上千个单词，再用抽象的语法规则将其串在一起，似乎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有了多年积累的经验，看到任意一句话，我们都能迅速理解它的意思。据估计，大多数英语使用者的词汇量可达到2万左右。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估计，国际象棋大师掌握的棋子布局模式和模块的数量和这一词汇量不相上下。

现在想想看，在像冰球、美式橄榄球、英式橄榄球、网球、足球等运动中，组合性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就算科学家们已经发明了这些运动的简化版，复杂程度依旧不减分毫。例如，在机器人足球大赛中，球场上的位置得用1 680×1 088的像素呈现。想想看，棋盘只有纵横各8个小方格，棋子的每一步都是工工整整的，设计“深蓝”还是一件难事，而足球可随时都会到处乱飞。这样一来，便不难明白，要设计一台不会沦为信息负荷牺牲品的机器来和运动员竞争，简直难于上青天。

下面这段文字节选自《纽约时报杂志》1997年的一篇文章，是对冰球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韦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的一段描写：

这完美说明了专家在实际中是如何做决策的——预测规律，进而巧妙规避组合性爆炸。卡斯帕罗夫用的正是这一技能，只不过是在棋盘上，而不是在冰球场上。那格雷茨基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听听当事人自己的说法：“我在体型和速度方面都不具有先天优势；我的球感都是通过后天努力得来的。”后来，他还说：“你们能给我的最高赞誉就是肯定我每天都在非常努力地练习……这样一来，球还没落地，我就知道它要往哪去。”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本章先前提出的必备先决条件的重要性。你一定还记得“一万小时定律”吧？据说它适用于任何复杂任务。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实际上，这里指的复杂任务都具有组合性爆炸这一特点；其成败明显首要取决于“软件”（规律认知体系和高级运动程序）而不是“硬件”（单纯的速度快、力量大）。

大多数运动都具有组合性爆炸的特点：网球、乒乓球、足球、冰球，等等。试想一下，某一天我们设计出了一个能在网球场上击败罗杰·费德勒的机器人，它具有获胜所必需的实时空间感悟力，并且动作迅猛，具有良好球感，能完成挑战。但实际上，这样一个机器人的复杂程度决定它是无法得到完善的，更不用说完成这项挑战了。只有在赛跑和举重这类难度不高、仅考验速度或力量等单一能力的活动中，这种设计理念才有可能实现。

当然了，并非所有专家级别的决策都是凭直觉快速做出的。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象棋选手需要深入探寻可能的走法，消防员需要运用逻辑思维能力，理清行动后果。一流运动员和军事指挥官亦是如此。

不过，即使是在做最抽象的决策时，相关经验和知识仍旧发挥核心作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大卫·鲁梅尔哈特（David Rumelhart）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分别用真实场景表述法（“置办物品超过30美元就必须得到经理批准”）和表意清晰度差一些的方式（“所有正面有个元音的卡片，背面必须有个整数”）对一个逻辑表达式进行表述。通过第一种方式了解其含义的人数是第二种方式的5倍之多。

本章早些时候表示，关于天资的误解导致人们一旦无法迅速取得进步，就会索性放弃。而现在看来，如果某个机构坚持让资历浅薄之人掌权，就算他们拥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也会对机构造成损害。

例如，想想看，英国政府由于部长调任惯例而遭受的损害。部长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官员，而他们从一个部门被调到另一个部门，根本没机会充分建立和发展管理任何一个部门所需的知识储备。近年来，英国部长的平均任期已经减少到约1.7年。约翰·里德（John Reid）是托尼·布莱尔政府内阁成员，资历很老，7年间其调任次数不下7次。这就好比让泰格·伍兹从高尔夫球转去打篮球，然后转去踢足球，再去打冰球，在这种情况下还指望他在每个领域都发挥出极高的专业水平，简直荒谬。

当练习、知识与天赋相遇时，我们如何做出抉择，不仅会对我们自身和家庭产生极大影响，还会对企业、体育竞技、政府部门甚至人工智能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1997年5月3日，卡斯帕罗夫和“深蓝”再次正面交锋。这次的宣传依旧天花乱坠，赌注依旧高得惊人。奖金超过100万，由IBM提供。这次比赛在纽约第七大道安盛公正中心的35层举办，世界媒体蜂拥而至，数量远多于上次比赛（IBM估计自己会因免费宣传获利5亿多美元）。

不过，这次的赢家是“深蓝”，它两胜一负，战胜了世界冠军。这对卡斯帕罗夫而言是毁灭性打击，他气急败坏地冲出了比赛场地。之后，他声称IBM在制定规则时偏袒“深蓝”；还说他们拒绝提供他需要用来做赛前准备的打印件；他还信口开河说IBM比赛作弊。他输不起。

赛前的15个月发生了什么？“深蓝”是如何做到反败为胜的？首先，该计算机处理器的速度翻了一番（运算速度达到每秒两亿多步）。不过，要是没有另一项关键革新，这次胜利也是痴人说梦。

正如美国物理学会所说：“在IBM公司顾问和国际象棋大师乔尔·本杰明的共同努力下，‘深蓝’的国际象棋常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这样一来，它就能大量利用存储的信息资源，例如过去100年间国际象棋大师们在公开赛中的对决所产生的棋局数据库。”

“深蓝”程序的编写者就像加里·克莱因、吉姆·伊梅尔特和韦恩·格雷茨基一样，已经认识到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事实。 eyHd9OVKqgPrqDELB5IsHUByOwkiSbQXtXxzOUsv+Ks0W2HT5VzVbWGgPLQTHV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