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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回忆，他在德国留学的十年间，对德国人和中国人为人处世风格的差异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德国人即使对日常生活中很细微的问题，也力图追求某种“彻底性”的解决方案，即一定要弄清楚所要讨论的问题或所要应对的困难局面，其来源根基何在。如果仿照季先生的思路去分析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和行为，首先就要问：形成当前中国人伦理观念的理论根源或实践基础是什么？搞清楚这个“基础”后，才能以之为讨论基点分析其结构形成过程和机体生长脉络，进而对于某种“存在”如何在时间与空间中“展开”与实现，提出较为可靠的理性认知框架。
如果我们也用这种思路分析中国人的伦理，并且把目光集中在传统伦理上，这个基础或“本源”应该在哪里呢？其实古人早有解答，相传为春秋时代孔门弟子曾子所作的《大学》开篇就明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根据宋儒朱熹的解释，提出“修身为本”的《大学》第一章，应该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不仅在《论语》里，而且在孔子后人和孔门弟子陆续记录孔子言行的《孔子家语》和《礼记》等著作中，也都保存了孔子有关修身的大量议论。“修身”作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在汉代之后一直是官方道德教育的主题，甚至到清末民初，“修身伦理”“修身教科书”等名词的流行，以及新式中小学课堂“修身”课程的普遍开设，都足以可见“修身”这一儒学概念在中国德性教育和社会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仁有道，在修其身，这实为中国传统伦理的出发点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