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吴宗国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一书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提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这一颇具开拓性的概念。开元十一年（723）张说提请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在当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其影响似乎还不如劝农使的设立。在《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唐人或主要是辑录唐代文献而成的著作中，对此也都是寥寥数语。五代时修成的《旧唐书·职官志》记为：“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也。”北宋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几句话轻轻带过。欧阳修在《新唐书·百官志》中也只是把五房做了具体的交代：“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这些记载的共同特点，都是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看作改变名称而已。宋人虽然增加了“列五房”的记载，但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和意义也都没有触及。这种情况一直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剑桥中国隋唐史》注意到这是把“以前宰相的会晤地政事堂改为正规的宰相官署即中书门下”。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予以注意，并且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但是没有引起隋唐史学界广泛的注意。而对于中书门下的研究，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政治体制”虽说是近代政治学的概念，但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客观存在。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皇帝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中枢机构、政府机关的构成及相互关系，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牵涉面是很广的。因此，对于一个时期政治体制的研究，必须在学术界对于相关时期有关皇帝、中枢机构、政府机关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而要形成新的看法，提出新的见解，特别是提出政治体制变化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那必然要经过一个艰苦的研究过程，甚至要经过几次重大的反复，才可能得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近年来对于政事堂怎样逐步演变为中书门下，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时段进行了探索，同时对中书门下的性质进行了认定。如果没有这些成果，后滨关于中书门下体制的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

形成某种见解，甚至提出新的概念，需要阅读相关的历史文献，并且在阅读这些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是这种见解还只是一种初步的概括，一种印象，甚至还只是假设。有些学人，甚至有的大师，往往把这看作研究的终结，并写成论著。事实证明，这样的著作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因为作为一个认识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把初步形成的见解或假设变成科学的结论，还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证。这里的关键，是不能把初步形成的见解或假设作为出发点，只是寻找材料去进行证明，而是应该把前一阶段研究作为指引继续研究的线索，还需要下大力气搜集各种材料，并且要寻找出合适的视角和恰当的切入点，然后进行深入的考据和分析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局部和整体相结合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从史料和实际出发，系统地搜集和阅读史料；进行深入的全面的分析，排除与之相关的反证；抓住关键或变化的关节点，进行细致的定量的分析，是不可缺少的几个环节。只有扎实地做好这些工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进行最后的理论性的概括。这往往是一个从痛苦到欢乐的过程，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继则“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后滨对中书门下体制的研究也经历了这两个过程。而本书展现给大家的，主要是后一个过程的成果。

二是从公文运作入手，着眼于政治制度的运作。政务的运行，不论是各种制度的制定，方针政策的下达，还是对于具体政事的处理意见、请示报告和批示，都需要通过公文。因此，通过公文运作看制度的运作，从公文形态的变迁看制度的演进，无疑是为政治体制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唐代公文书早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这种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公文书本身的研究上，并且主要是进行静态的研究。本书则是把公文书放到整个中枢机构的政务运行中去进行考察，并通过公文书的变化，来研究政治体制的变化。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各个时期具体运行的制度，而不是书面上法律上的制度。这样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真实的唐代制度，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加具体地感受到唐代政务是怎样运行的。

而通过公文运作过程的研究，各部门的职责、在政务处理过程中的地位、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定位。因此，通过公文运作的研究，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中书门下体制的主要特点。

三是着眼于制度的发展变化。任何一个时代的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唐朝更是这样。受宋人影响，历来都是把唐朝制度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研究时往往是把唐朝各个时期的有关制度的材料拼凑在一起，加以论说。这样架构出来的制度，事实上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虚拟的制度。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感觉到陈说之不可取，力图摆脱宋人在唐朝制度问题上给我们留下的混乱，从史料出发，注意研究唐朝各个时期的制度及其变化，希望能够还原唐朝制度本来的面目。本书可以看作这股潮流中的力作。

四是对相关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这种梳理不是对相关论著进行罗列，而是按照时间顺序对现有成果进行学术史视角下的分析，从最初谁提出问题，到后来有一些什么不同见解，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这样不仅使课题的研究有一个很高的起点，具有历史的高度和学术史的深度，而且为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提供了相关的信息。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学术成果的总结和学术研究现状对这种总结的要求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许多论著，由于种种原因，学者又很难看到，因之许多学者与这些新的成果失之交臂。一个新的学术观点要为大家所认识和了解，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长达几十年。这个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并从各个方面做出了探索和努力。就一个专题从认识过程进行总结，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希望后滨以后在这一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2004年2月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