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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和怀特认为，智力和欺骗能力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性，并找了很多的例子来佐证这一论点，使其可信度更高，但依旧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补足的地方，那就是他们仍然缺乏确凿的证据来对这个论点进行支撑。正在他们二人对此一筹莫展之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这位来自利物浦大学的人类学家，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邓巴同样也受到了汉弗莱提出的社会智力理论的启发，他指出，尽管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有与其体型相关联的体积较大的大脑，但生活在大群体中的狒狒的大脑却显得格外地大，而生活在小群体中的黑脸狒狒的大脑，相比之下却显得异常地小。基于这一发现，他想去弄清楚一个问题，即灵长类动物是否需要一个更大的大脑来处理更大社会群体所展现出的那种复杂性。假如你处于一个五人小团体中，那你就可能需要去掌握10种不同的关系，以便你自己可以在团体中成功地驾驭各种社会动态。也就是说，你需要知道谁与谁是结了盟的，哪些人值得你花些时间去多关注一下，哪些人又不值得你这么做，仅是这几点，听上去就已经够难的了。设想一下，如果你正处于一个20人组成的团体中，那就意味着，你有多达190种双向关系需要去掌握，其中19种涉及你自己，171种涉及团体中的其他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意识到这种关系在团体扩大时进行的等量级增长。当这个团体扩大到近四倍时，这些需要掌握的关系的数量以及掌握它们所带来的智力负担，已经悄然增加了近20倍。
邓巴全身心地投入到世界各地关于灵长类动物的数据海洋之中，去寻找动物大脑大小和其通常生活的社会群体大小之间可能存在的统计学关系。他用物种大脑外层的新皮层的体积作为代表物种大脑大小的单位，而我们有时候也将这个部分称为负责大脑“思考”的部位，因为它所处理的是抽象、自我反思和前瞻性规划等工作，而这些又被汉弗莱认为是应对混乱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另一方面，在200万年前突然开始快速成长的也正是灵长类特别是人类大脑的这个区域。
通过研究，邓巴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的显著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非常显著，我们甚至可以仅通过对一个物种大脑新皮层大小的了解，就非常精确地预测出这个物种所处种群的大小。他甚至对人类所能应付的社交群体大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根据我们大脑的大小，我们所能应付的社交群体大小应该约为150人，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找150个人去社交，这些人最起码得是那种你愿意和对方喝上一杯聊一聊的人。邓巴并没有停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梳理和研究，他随后对人类学和社会学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回顾，并且得到了一个足以让所有人感到震惊的结果，他发现许多人类社会群体的粗略平均数：从狩猎采集社会到现代军队以及公司部门，都正好是150人。
受到邓巴研究结论的鼓舞，理查德·伯恩与一位名叫纳迪亚·库柏（Nadia Corp）的年轻研究员合作，开始了一项有关欺骗行为和大脑体积之间关联性的论证研究。伯恩和库柏的研究围绕着野生灵长类动物欺骗行为的一系列观察结果展开，这些观察结果的数量已经比伯恩和怀特提出他们开创性假设的初期多了很多。伯恩和库柏研究后发现，一个物种中欺骗行为出现的频率与这个物种大脑中新皮层的大小成正比。夜猴和狐猴的新皮层体积相对较小，所以它们可以称得上是所有灵长类里面最坦荡的了；相反，包括类人猿在内的那些称得上最具欺骗性的灵长类动物，则有着体积最大的新皮层。这个发现印证了最初的理论观点，欺骗的手段越高明，或者说越精通欺骗之道，相对应的大脑体积就会越大。
但是，伯恩并没有试图去测量智人这种拥有最大新皮层体积的动物的欺骗能力，某种层面上来说，根据研究所发现的关联性，就可以准确地推断出智人欺骗能力的等级，也确实不需要再多此一举。至于哪个物种会卫冕欺骗之王，可能所有人心中都已经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