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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从父母那里接收到的关于说谎的信息可谓非常混乱繁杂。一方面，他们被父母教导说谎是不好的行为；另一方面，当他们如实地告诉自己的奶奶，他们从来没有戴过圣诞节她送的围巾时，又会遭到父母严肃的警告。孩子们注意到，当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说谎时，他们的父母会认同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并相应地调整他们的行为。作为观察能力超群的物种的一员，孩子们同样也会注意到自己的父母会对别人说谎，无论是在回应电话推销员时还是面对那些问尴尬问题的朋友时。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对“说谎是错误的，也是必要的”这种观点形成了更深的认识。在塔尔瓦的一个实验中，参与实验的孩子会收到一个外观看起来像玩具的礼物，但打开一看，却发现是块肥皂。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七岁的孩子都会非常直接地表示自己不喜欢。但当孩子到达11岁这个年龄段时，就有近50%的孩子会通过巧妙精湛的谎言来让别人相信自己是喜欢这个礼物的。所以，随着孩子的成长，与其说他们学会了不去说谎，不如说他们掌握了说谎的时机。
南希·达林是一位在青少年社会生活方面深耕了近20年的研究者，研究范围包括智利、菲律宾、意大利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无论在哪个国家，几乎所有接受过面谈的青少年都承认，自己在家里时会说谎。但所有这些家中的谎言，一般都只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包括与他人的暧昧关系、酒精或其他成瘾性物质的使用、对交友规则的违反（去哪里、和谁去）等。另外，承认自己会在家里说谎的同时，大多数的青少年都会声称自己非常重视诚实这个品质，其中许多人甚至会夸耀自己与父母之间存在着牢固、开放的关系。只有当研究人员就一些细节进行进一步详细询问时，这些青少年掩藏起来的不诚实才会被揭露出来，甚至他们自己可能也是在被揭露的那一刻才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此感到惊讶，”达林告诉我，“他们并不喜欢给自己贴上骗子的标签。”
和其他人一样，青少年对说谎的态度同样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说谎是基于直接的自身利益，比如为了避免受罚，又或者为了在父母或其他人面前维持一个精心管理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他们说谎可能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父母，因为青少年可能会认为，有些事情的真相会让自己的父母产生不必要的负面情绪。那父母呢？其实父母也经常会在这种谎言中达成相互间的一种默契，默默地不去探究那些在孩子生活中他们自己可能不太想知道太多的领域。达林在谈到自己十几岁的儿子时说：“他不会对我说谎，因为我压根就不会去问他。”
学校里的情况其实与家里的情况很类似，在某些情景下，选择说谎肯定是会为自己带来一些好处的。例如，当孩子们试图平衡老师、父母和同龄人之间的冲突，却被贴上“告密者”或“卧底”的标签时，孩子们可能会陷入一种非常尴尬与不适的境地。1969年，一个堪称经典的实验在美国一所高中进行，这个实验对说谎行为中所涉及的微妙社会考量进行了揭示。
在一节历史课上，老师突然被叫出教室去接一个重要的电话。这个时候一名学生从座位上站起来，径直走到老师的讲台前，把老师留在讲台上的钱全部揣进了自己的兜里。“怎么样？看到我做了什么吗？”他洋洋得意地向全班同学喊道，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实际上，这个走上前偷老师钱的学生，是之前实验者已经安排好的实验助手，而教室里的其他学生对此并不知情。
这个实验场景在不同的班级被安排进行了两次，两个不同的实验助手扮演了实施不良行为的学生角色。在其中一个实验场景中，被选中扮演这个角色的学生是一个在同学中有着较高威望的优秀男孩，如果要选几个学生代表学校去出席晚宴，他肯定就是那个被提名最多的当红人选；而在另一个实验场景中，一名表现差的学生扮演了这个偷老师钱的角色，他的同龄人一致认为他不太值得信任。
在这两起事件之后，每间教室的学生都与一名心理学家进行了单独或成对的面谈，这些参与面谈的学生都被问了三个同样的问题：“你知道今天有人从老师的桌子上拿了一些零钱吗？你知道是谁拿的吗？如果知道，那是谁拿的呢？”所有单独进行面谈的同学，都无视扮演者在同学中地位的高低说出了真相。但是这种诚实的状况，在成对接受面谈时发生了变化。在成对面谈的情况下，在那位在同学中有着较高地位的扮演者所处的班级里，没有一个人说实话，大家甚至都否认看到有人拿走了老师桌子上的零钱。然而，当轮到地位低的扮演者所处的班级时，每个学生都在第一时间，指名道姓地说了实话。
这个结果似乎告诉我们，学生们确实有着一种诚实的本能，但为了避免被别人当作背叛班上最受欢迎的孩子的一分子，他们也同时做好了说谎的准备。
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说谎并不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孩子会被教导说谎是错误的行为而停止，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孩子们习得了一种不成文的社会规则，即什么时候说实话、什么时候说谎话。父母可以帮助孩子们学习这些规则，但前提是父母要让孩子感到被信任。大多数孩子说谎是为了避免尴尬或远离麻烦，而不是为了操纵他人，过于严厉地惩罚这些说谎行为反而会使孩子陷入不诚实的循环。“如果你走进一个房间，发现你五岁的孩子身上溅满了牛奶，一般你会问：‘是你弄的吗？’这其实就给了孩子一个说谎的暗示和机会，你在邀请他们说谎，”达林说，“如果你说，‘啊，你把牛奶打翻啦？我们来清理一下吧！’那孩子当下就不太可能说谎。那如果他还是说谎了该如何处理呢？你最好什么也别说，一笑置之，同时表明其实你知道他在说谎。需要成年人记住的一点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孩子说谎就指责或认为他不是个好孩子。”如果一个孩子觉得自己的品性老是受到攻击，那这个孩子会很快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一层保护性的伪装。“说谎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就好像一把悬在孩子头上的剑，而那些生活在这种威胁下的孩子，可能会更容易成为说谎者。
有时人们会说，父母在孩子说谎时最好的方法是放手不管，静待他们长大成人，到时候他们就不会说谎了。但对达林来说，这是对孩子的一种误导：“如果他们侥幸逃脱了因说谎可能带来的那些惩罚，他们就很可能还会继续说谎，很快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了。”她认为，最好的父母应该是热情但严格的。她回忆自己的童年，她的父亲告诉她，他可以通过闻她的手肘来判断她是不是说了谎。她笑着说几年后自己才意识到那并不是真的。现在回想起来，她非常钦佩父亲的睿智，因为他当时创造了一个看上去客观的测试（一个善意的谎言）来检测她的谎言，一个允许他俩都承认行为但不质疑道德品质或遭到惩罚威胁的测试。
维多利亚·塔尔瓦还有另一个版本的“窥视游戏”。
这个变化版本中，研究人员会在游戏开始前给孩子读一则小故事。一则故事是《狼来了》（ The Boy Who Cried Wolf ），故事中的男孩因为反复说谎，最后和羊一起全被狼吃掉了。另一则是《乔治·华盛顿和樱桃树》（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Cherry Tree ），故事中年轻的乔治承认自己用闪亮的新斧头砍倒了樱桃树。故事以他父亲的话结束：“乔治，我很高兴你终于砍倒了这棵树。听你说真话而不是说谎的感觉，比我有一千棵樱桃树的感觉还好。”
塔尔瓦对这些故事是否会对孩子们在随后游戏中说谎的意愿产生影响饶有兴趣，如果有，哪个故事更有效呢？你可能觉得《狼来了》效果会更好，毕竟，它的结局预示着一个可怕的惩罚结果。但事实上，听到这个故事的孩子，会比没有听故事的孩子更容易在游戏中说谎。相比之下，乔治·华盛顿的那个真实故事更能激励孩子们对其进行效仿，即使为了防止第一任总统的名声影响孩子而把华盛顿的名字换掉，也不影响这个故事的效果。根据塔尔瓦的说法，这个故事的力量在于它教会孩子们以诚实为乐，而不是向他们灌输那种害怕谎言被揭穿的恐惧。
达林、塔尔瓦等人的研究表明，培养出一个值得信赖的孩子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信任他们，让他们本性中最好的部分得以充分的发挥，而不是试图去根除他们本性中最差的部分。简言之，去创造一个诚实至上的环境。
尽管查尔斯·达尔文处在一个道德教育严格且充满惩罚性的时代，但他很早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一旦孩子良好的情感体系被培养起来，他就会很快变得像所有人所希望的那样诚实、坦率和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