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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型冠状病毒被确认具有人传人的风险之后，各地迅速采取各种严防措施，目的是隔离传染源，防止疫情扩散，同时各地积极动员调配医疗资源，针对新冠肺炎疑似和确诊人员进行检测和诊治。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很高的感染率，在当前我国社会人员快速流动的背景下，加上恰逢春节期间大规模人口集中流动，疫情极易在大范围空间中传播。同时，对于迅速增加的新冠肺炎疑似和确诊人员，亟须提供检测、隔离和收治的场所与设施。因此，在这场全民“战疫”中，如何实现防疫过程中的空间阻击和保障诊疗过程中的空间供给，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战疫”结果的关键任务和核心内容。进一步说，空间治理是此次疫情防控的重要方式，也是分析疫情防控状况的基本线索。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武汉市、湖北省和全国其他地方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其中许多重要措施围绕如何加强空间的防控展开，就目前情况看，可以梳理出以下几类具体方式：
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规模疫情来看，在空间上进行管制都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处理方式，并且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和不可或缺的方式。空间管制的时间越早，管制措施越严密，对疫情的控制就越有利。大体来看，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空间管制方式有四类：
第一类是省市层面空间管制。此次疫情最初发生在武汉这样的特大城市，根据官方的说法，在春节前有五百万人左右离开武汉，为防止更多人离开，自2020年1 月23日10时起，武汉开始实施“封城”，湖北省鄂州市等六个城市也随之实施“封城”，力图阻断疫情向其他地区扩散，同时也防止疫情进一步输入。全国其他很多省市地区也陆续实行交通管制，对外来车辆除急需必需的以外进行劝返。从后来结果看，作为疫情源头的武汉市确诊病例数为湖北省其他地区总数的二到三倍，而湖北省确诊病例数为湖北省外的四到五倍，可以说明“封城”这种极端空间隔离方式，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源头管控作用。
第二类是市域公共空间层面管制。市域公共场所的人流量大且密集，疫情传播快、风险高，因此在疫情暴发之初，很多城市就要求所有非必需的公共场所必须关闭，药店和定点的超市、酒店、农贸市场按照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定时、定向开放，严格控制人流量，做好人员导流、体温检测。在疫情重点防控地区，采用法律手段确保达到管制目的，例如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17号令明确规定，对违反该令的经营者处10日以下治安拘留。
第三类是社区层面空间管制。随着疫情不断蔓延，为尽可能阻断新冠肺炎的人际传播，全国很多地方的机关单位、城市小区、农村村组，实行封闭式管理，管控力度不断加大，许多城市小区严禁外来人员（包括外卖人员）进入，对小区居民也实行限制出行措施，城乡居民的生活空间被迅速“格栅化”和“堡垒化”，人们的活动范围被严格框定在小区内和家庭室内空间，跨小区和村组的人际交往被隔断，外出消费也被限制，从而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社会性传播。
第四类是家庭层面空间管制。对于大部分地区来说，家庭层面的自我隔离是一种普遍做法，在政府、社区和媒体的宣传倡导下，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主动地“宅”在家中，既出于自我保护需要，也被“‘宅’在家中为防疫做贡献”的说法所激励。随着防疫形势日益严峻，也为了真正做到入户全员筛查，武汉市、孝感市等疫情严重的地区全面升级空间管制措施，其中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17号令要求，除抗疫人员及因病就医、因孕、因丧等经批准人员，所有城镇居民必须足不出户，严禁外出。当然，这里谈到的封闭不是指空间完全闭合，而是相对以前空间开敞或半开敞状态来说的一种空间限制和阻隔。封闭的方式有很多种，封闭的程度也不相同，可以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做出选择和调整。
人的活动会在空间中形成行止轨迹，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对疑似和确诊人员的行止轨迹进行准确及时的空间追踪和定位，有助于对其感染的可能源头和原因进行判断，有助于寻找和确认那些与其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也有利于采取针对性的隔离和防范措施，这不论是对全国和地方的疫情防控，还是对个人做好自我防护，都有着重要作用。
空间定位主要由两个环节构成，第一个环节是调查。在此次“战疫”中，各地疾控中心的流调员（流行病学调查员）采用电话、访谈等方式，顺藤摸瓜，抽丝剥茧，开展了大量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由于新冠肺炎潜伏期较长，流调员需要掌握患者和其密切接触者半个月内的一切生活轨迹，再利用联防联控机制，把相关人员信息发给有关的区县或省份，由当地展开协查和管理，每个病例形成一份流调报告。
第二个环节是发布。各地卫健委等主管部门对流调采集的相关信息，进行审核后向社会发布。大部分地区借助网络和APP，每天公布本地区疑似和确诊人员的相关情况和信息，其中包括确诊病例区域分布、病例居住地点、既往行程和近期活动场所等。
例如上海市建立“确诊病例分布小区查询系统”，可查询的内容有上海确诊病例居住小区、确诊患者行程、定点发热门诊等。合肥市卫健委每日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中，会对新增确诊病例的居住地、近期行程、就医过程、涉及小区名单等进行通告。广东省云浮市主要通过大数据核实每个新进云浮人员的行动踪迹。微信（手机版）提供“腾讯健康”查询服务，可以查询确诊病例涉及小区的名称、位置，14天内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同乘接触者信息等。对疑似和确诊人员的空间定位，就是对新冠肺炎传染源头和传播路径的辨识和确认，同时也是进行有效的空间隔离的必要前提，也为人们加强自我防范提供了重要参照。
应该说，大约在2020年2月中旬前，由于湖北省和全国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疫情形势极为严峻，地无南北，全国动员，人无老幼，全民抗疫。2月中旬后，随着疫情防控效果不断凸显，防控形势渐趋稳定和明朗，湖北省以外地区需要处理好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突出问题，不仅需要对疫情有合理的总体认识，也需要对疫情在不同区域空间的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形成准确的认识与判断，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疫情防控的举措力度和总体效果。
2020年2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做出部署，会议提出要加强对疫情特别严重或风险较大地区的防控，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以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为抓手，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这是在对疫情防控形势和成效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对疫情发展的空间特点和不同空间疫情风险水平的合理区分，进而确定以县域为空间防控单元，设计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
根据会议要求，多地对前期疫情防控的空间区分经验进行总结和创新。如浙江省提出的“疫情风险评估五色法”，对各县域疫情情况进行风险评估；安徽省按照风险等级将全省县域划分为高风险地区、中等风险地区、较低风险地区、低风险地区；海南省将全省县域划分为无疫情区、低风险区、中风险区、较高风险区四类地区；成都市将22个县区（市）划分为无现症病例区和散发病例区。以县域为单元的疫情空间划分既为认识疫情分布情况并制定精准化防控策略提供合理依据，也为执行落实防控措施给出责任主体和对象范围。
对于疫情扩散快速的地区，短时间内快速增加的疑似和确诊人员需要检测和收治，最为急需的硬件条件无疑是医院和床位，特别是武汉市的医院和床位等医疗资源始终处于供不应求或“紧平衡”的状态。在现有医疗条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要做到“应收尽收”和“应治尽治”，主要依靠两种空间再造方式，来尽可能地保障医疗资源供给。
一种是新建医院，参照“非典”时期北京“小汤山”建设模式，采用快速模块式建设方式，新建“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合计提供约2 600张床位。一种是场所改造，将湖北省委党校新校区、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武汉体育馆、武汉市石牌岭高级职业中学等场所进行改造，拟建13个方舱医院，计划提供床位约2万张。
通过新建和改造两种方式，共新增加床位约23 000张，极大地缓解了床位紧缺问题，成为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关键措施。在重大突发疫情下，通过新建和改造的空间再造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医疗资源和救治条件，成本也相对较低，虽然属于应急措施，但多次疫情防控效果足以说明在加强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疾病防控方面，这种方式应该可以作为重大疫情防控的重要举措。
通过前面的总结和分析，可以看到，空间策略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起到重要作用。当前疫情仍在发展，疫情防控工作尚在持续，但是做出阶段性总结和初步的思考仍然极为必要，下面仅围绕空间治理问题提出几点想法。
此次疫情防控空间治理方式和过程需要加以反思的地方有很多，不仅需要对空间策略本身进行反思，也需要有一些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首先，坚持依法空间治理。包括空间治理在内的任何治理都需要在法律限定的框架中展开，严格依法治理，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在防控过程中，大部分空间防控措施均依法合规，然而，有些地方的空间防控做法却无法可依，甚至有涉嫌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例如，有不少城市以防控本地疫情为由，对无论是否来自病毒高发疫区、身体是否健康的租客实行禁入和劝返，有些城市在进城的高速公路道口设立卡口，直接劝返“在本地无房产者”。
再如，某地一家三口居家打麻将，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防疫人员径直闯入民宅的私人空间，砸烂麻将桌，甚至还扇了其中一人三耳光。还有的地方为防止人员进出，在密切接触者家门外安装铁栏。疫情肆虐不能成为非法和违法违规行为的理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只有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空间防控，才能真正做到有序有效防控。
其次，提升空间治理能力。疫情防控是大役，也是大考。疫情空间防控，落在空间治理上，考验的是空间治理主体的科学防控和综合治理能力。从目前情况看，绝大部分人是过关的，但需要总结和改进的地方也不少。从大的方面看，此次疫情防控未能在萌芽期及时进行空间管制，从而错失“黄金窗口期”，暴露了一些地方官员治理能力的欠缺和空间治理水平的不足。在湖北省外疫情积极好转后，有些地方仍只抓防控不抓经济，甚至在空间管制上不断加码，用力过猛，也反映出空间治理能力不够的问题。从小的方面看，例如，在疫情防控早期，有人倡导轻症的疑似人员居家隔离，后来情况表明这种方式加大了家庭传染风险。再如，该隔离的却由于各种情况未做到合理隔离，如有发烧咳嗽症状的人在去医院排队挂号、办理住院手续等过程中，往往没能做到必要的隔离，造成存在传染风险。痛定思痛，覆辙不能重蹈，空间治理能力不能成为城市和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和软肋。
再次，创新空间治理方式。此次疫情防控中，有的地方把空间隔离简化为空间的阻断和封闭，治理方式简单粗暴；有的地方甚至设立“坚壁”，搞堡垒政策。有报道称，一个温州老板，因为到处设卡等原因，被困在高速路上15天；湖北车主肖师傅，因为车牌是鄂字开头，各地服务区拒绝其进入，在高速路上流浪20多天。
总体来看，特别是防疫早期阶段，很多地方在此次疫情中运用的空间治理方式比较简单，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缺少统筹衔接；对如何从空间和时间适配角度选取空间治理方式缺少思考设计；对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发挥多空间治理优势缺乏应有的认识和技能；空间治理有维持秩序的结构功能和动员社会的能动作用，对此认识不清，导致有的地方只重约束不重激活，攥紧拳头不知松手。
空间治理是一种复杂的实践过程，应针对要解决的不同问题，如是常态问题还是非常态问题，以及问题的不同发展阶段，根据可动员的资源条件情况，做出相应的判断和选择，采用合理的空间治理方式并加以创新，把多种方式组合运用，用巧用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总体上说，此次疫情防控过程，充分体现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要求，反映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已有明显提高。如何通过实战进一步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仍然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深入总结。
此次疫情防控表明，空间治理是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的重要方式，也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治理水平是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和衡量标准之一。此次疫情防控中空间防控策略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观点。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要有不同空间单元的空间治理。还有学者认为，推进国家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开展“多规合一”试点，推动规划体制的改革。这些观点中所说的空间治理主要指地理意义上的国土空间规划和物质空间设计，空间治理还应包括人文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治理。
当然，现实中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往往相互交织叠合，国家和社会治理范畴中的空间治理，应该包含对物质、社会和精神多维空间的治理。客观地看，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重视都还很不够，此次疫情防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践和反思的契机，如何将空间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引入社会治理过程，应该是我们需要持续思考的重点议题。
此次疫情防控中运用的空间治理策略，既有疫情防控的一般性常规手段，也有根据新冠肺炎疫情特点和各地实际情况所做的选择和创新，但总体上看，缺少全局性和系统性的治理方案和实操指南，缺少空间治理理论的指导和有关专业人士的介入。究其根源，在于国内空间理论研究滞后以及理论研究与治理实践脱节，果如此，那么推动国内空间理论研究并促进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就是一个重要且迫切的任务。
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的空间研究肇始于1960年代，以列斐伏尔、福柯、哈维、卡斯特尔和索亚等人为主要代表。国内的空间研究起步于1990年代，最早集中在地理学和建筑学领域，而真正引起哲学、社会学等更多学科关注，则是近些年的事情。
与国外比较，国内研究仍处于初期探索和累积深化阶段，已有的学术工作主要围绕对国外学术研究的译介评述和国内空间问题的初步探讨展开，在这两方面已取得一定的研究进展，但仍有很多重要问题亟待深入研究。比如，在对空间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上，不仅西方学界内部存在分歧，中西方学者的认知也有差异。空间概念作为空间研究的关键词和研究对象，我们如何立足本土研究，对其进行构思和阐释？再如，如何运用和发展现代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的空间问题展开考察，对日常生活中的空间问题和此次疫情防控这样的应急型重大空间治理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经验研究，进而建立起一套在概念命题、理论系统上以中国本土的空间现实和生活经验为基础的理论？又如，在实践向度上，如何推动空间研究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也服务于常态和非常态空间治理的需要？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努力做出回应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