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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势凶猛，蔓延迅速，变化剧烈，对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国各地都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冲击。广大社会成员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面前，不仅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而且社会心态也发生了复杂变化和剧烈波动。特别是随着疫情向全国各地大幅蔓延，武汉等城市相继推出了“封城”、限制交通、社区管控等空间阻隔措施，人们在地理空间受限的条件下，对疫情的蔓延范围、感染渠道、传播途径、身体危害、发病症状、治疗方式、预防措施、发展态势、防控效果等，形成了十分复杂的社会心态，如疫情恐惧、趋势猜测、焦虑怀疑、风险威胁、不信任和不安全等，并将这些不断变化的社会心态通过互联网展开交流，形成了关于疫情演变趋势的异常不确定的社会认识。
广大社会成员关于疫情的社会心态对于阻抗疫情进一步蔓延、坚定广大干部群众战胜疫情的信心、保持疫区和相关地区的社会秩序、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以及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紧张而有效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应当清楚地掌握关于疫情社会心态的发展变化，从不同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来更具体地了解疫情社会心态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为制定针对性明确和行之有效的对策提供支持，进而保证阻抗疫情工作顺利进行。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设计并实施了本次调查。调查旨在通过网络问卷形式，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的整体联系中，考察疫情中人们社会心态的复杂变化，揭示党和政府、医疗防疫机构以及新闻媒体对社会心态的网络引导机制。本次调查的总体要求是：（1）能够较为全面地呈现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人们在面对疫情时社会心态的基本状况；（2）能够呈现在隔离状态下居民的日常生活状况、社会交往活动和媒介使用情况；（3）能够分析互联网对居民的信息获取、社会心态、社会信任与风险感知的影响。
本次调查通过在线调查平台“问卷网”进行，调查于2020年2月12日21时上线，2020年2月17日10时截止，共收回有效问卷5 841份。其中，男性2 338人，占40.03%，女性3503人，占59.97%；城市社区4488人，占76.84%，农村社区1 353人，占23.16%；农业户口1 818人，占31.12%，非农业户口4 023人，占68.88%。受访者平均年龄为33.17±10.6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6.02±2.58年
。调查对象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疫情期间主要居住地为湖北省的受访者有543人，占9.30%。受访者的职业涵盖了学生、医务工作者、公务员、企业管理者、商业服务业职工、农林牧副渔业劳动者等，其中在校学生1 558人，占26.67%。
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课题组撰写了本报告。报告共分为七个部分：（1）引言；（2）疫情认知与疫情关注；（3）媒介使用、媒介信任与信息偏好；（4）疫情中的信任感与满意度；（5）社会情绪与社会预期；（6）疫情蔓延中社会心态的网络化；（7）疫情心态网络化的问题与对策。
社会认知是社会表征形成的基础，而社会认知的主要来源就是各种信息。因此，关注各类疫情信息是疫情认知和疫情防控认知等社会认知以及有效防护行为得以形成的基础环节。社会大众对疫情的关注方面主要包括疫情的关注度，重视疫情的起始时间，新冠肺炎的症状表现、潜伏期、易感人群等疫情知识和新冠肺炎当日确诊病例情况等。
对疫情的关注程度决定了对疫情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它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团队的调查数据显示，社会大众对疫情的关注度普遍较高。在对民众对疫情的关注程度进行测量时，将关注程度分为完全不关注、不太关注、说不上关注也说不上不关注、比较关注、非常关注五类。测量结果显示，完全不关注的民众占比0.09%，不太关注的民众占比0.15%，仅有1.9%的民众对疫情持说不上关注也说不上不关注的态度，因这三类群众占比过低，因此将这三个类别归为不关注维度。即测量维度变为不关注、比较关注和非常关注三类。其中，不关注的民众占总体的2.14%，31.23%的民众对疫情是比较关注的，而66.63%的民众对疫情的关注度非常高（见图1-1）。
图1-1 民众对疫情的关注程度
相较而言，城市社区的居民对疫情的关注度要高于农村社区的居民。如图1-2所示，对疫情非常关注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高7.83%，比较关注疫情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低6.67%，对疫情不关注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低1.16%。
图1-2 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疫情关注度占比
重视疫情也是关注疫情的重要体现。根据重视疫情的起始时间可以将疫情重视时间线划分为两大类：因网络事件而重视和因地方经验而重视。其中，地方经验主要是指民众通过地方疫情发生和政府采取的疫情封闭管理措施等获取信息，它包括图1-3中的“本地出现确诊病例”和“当地干部宣传或采取封村、封区、封路措施”。而网络事件则是指民众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如微信、微博、新闻媒体等获取各类疫情信息，它包括图1-3中的“2019年12月底得知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2020年1月20日得知钟南山通过央视宣布新冠病毒‘人传人’”、“2020年1月23日得知武汉‘封城’的新闻”和“2020年1月25日得知中央召开疫情防控的会议”。其中，因地方经验而重视疫情的民众仅占3.23%，大多数民众则是通过网络事件而对疫情产生重视。这表明，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疫情信息最重要的途径。
图1-3 民众开始重视疫情的时间点
社会对疫情重视的起始时间决定了此次抗疫的效果。及早对疫情重视，不仅可以为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提供先机，同时也可有效控制疫情在更大区域空间和群体间蔓延。反之，则会因为对疫情重视较迟而放松警惕、贻误先机。政府是如此，民众亦是如此。民众若较早重视疫情，则采取防控措施的时间会更早，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从图1-3中可发现，权威媒体中央电视台发布了“钟南山称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的信息后，50.64%的民众都对疫情非常重视。这也为严格的封闭式防控措施的有序开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各级政府每日都会发布当日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这为民众了解疫情防控进展和抗击疫情提供了思想准备。每日获取确诊人数信息成为很多民众关注疫情的表象之一。调查结果显示，90.79%的民众都知道当日确切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仅有9.21%的民众不知道当日确诊患者数量。这充分说明，民众普遍是对疫情信息高度关注的。
当疫情信息披露后，民众对疫情的认知和对防控措施的了解主要来源于各种网络平台。只有对疫情的基本知识掌握得好，才能更好地防控疫情。因此，微信、微博、抖音等老百姓日常使用的各种网络平台都在传播有关疫情的基本知识和辟谣有关疫情的错误信息。将民众对疫情知识的掌握程度整理为5个有关疫情的小知识点，如新冠肺炎的症状表现、新冠肺炎的潜伏期、新冠肺炎易感人群、新冠肺炎传播特征、口罩消毒方式等。通过对问卷填答者的疫情知识得分进行汇总，发现大多数人都较好地掌握了疫情知识。具体如图1-4所示，城乡居民疫情知识得分大于等于3分的比例均达到90%左右，65.95%的城市居民、58.32%的农村居民疫情知识得分达到4分及以上。
图1-4 农村和城市居民疫情知识得分
由前文可见，民众高度关注疫情的各类信息。民众对疫情的关注程度与疫情知识的掌握程度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如表1-1所示。
表1-1 关注度不同对民众疫情知识得分的影响
因变量是民众关于疫情知识的总得分，自变量为民众对疫情的关注度。疫情知识的总得分的计算方式为：每道小题回答正确者得1分，回答错误者得0分，对其进行加总，得到取值为0～5的一个连续变量。将疫情的关注度重新划分为不关注、比较关注和非常关注，得出一个三分类变量，同时将不关注作为参照项。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后，发现对疫情关注程度不同的民众的疫情知识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F ＝21.18， p ＝0.000 0），对疫情非常关注的民众疫情知识得分的平均分是3.89分，对疫情比较关注的民众疫情知识得分的平均分是3.77分，不关注疫情的民众疫情知识得分的平均分是3.45分。
综上，在此次疫情抗战中，民众对疫情的关注度普遍较高，也较好地掌握了疫情防控基本知识。大多数民众主要通过网络渠道获取疫情信息，他们对疫情的重视程度主要是随着钟南山等权威专家对疫情判断的公布和政府对疫情防控信息的引导逐渐加深的。在此基础上，民众积极配合政府采取封闭防控措施。民众对疫情的社会认知主要依赖于各类网络平台，因此，一方面要健全信息发布审核机制，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控制；另一方面，官方媒体也要主动积极发挥舆论引导功能，客观、准确、及时地反映有关疫情的真实信息，加大疫情信息的透明度，有效引导社会抗击疫情。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居民的媒介使用情况也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以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和以《今日头条》等为代表的媒体客户端等互联网媒介越来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与日常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此次疫情当中，互联网媒介以其及时性和便捷性，在居民获取疫情信息、获得社会支持、关注社会问题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官方媒体，财新网、《新京报》等市场化媒体，丁香医生等自媒体，均在不同的媒介中以不同的信息载体实时传递着疫情进展情况、国家防疫政策、居民日常生活等信息。但是，与此同时，去中心化的网络媒介也成了谣言滋生与恐慌传播的温床。本节所关注的问题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之下，居民的媒介使用情况、媒介信任程度和信息关注类型。
调查考察了居民在疫情中的媒介使用情况，询问了居民使用9类主要媒介获取疫情信息的频繁程度，包括5类传统媒介：社区/村干部的宣传（社区公告、上门告知等）、周围人口口相传、报纸、广播（音频宣传，如电台、高音喇叭等）、电视，以及4类网络媒介：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爱奇艺）、媒体网站或APP（如腾讯新闻、《今日头条》）、微博、微信（包括微信群、私聊、朋友圈、公众号等）。量表以1～10赋分，1代表从不使用，10代表非常频繁，调查结果如图1-5所示。
图1-5 居民媒介使用的基本状况与区域差异
从图1-5可以看出，湖北地区居民和非湖北地区居民在媒介使用结构上差异不大，整体而言，网络媒介的使用频率要大于传统媒介。其中，微信使用最为频繁，其次是媒体网站或APP；传统媒介中，电视的使用频率最高，仅次于微信和媒体网站或APP，这表明电视仍然在疫情信息传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村干部的宣传的平均得分达到5.3分，在9类媒介中排名第5，这表明社区的基层信息传达与宣传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承担了相对重要的角色。
调查询问了居民对4类主要媒介的信任程度，分别是：（1）朋友圈、微信群等熟人圈子；（2）有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大V等自媒体；（3）财新网、《新京报》等市场化媒体；（4）中央媒体（如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量表以1～10赋分，1代表非常不信任，10代表非常信任，调查结果如图1-6所示。
图1-6 居民媒介信任的基本状况与区域差异
从图1-6可以看出，湖北地区居民和非湖北地区居民在媒介信任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除熟人圈子之外，湖北地区居民对自媒体、市场化媒体、中央媒体的信任都低于非湖北地区居民，分别低0.40、0.38、0.32分。从信任结构来看，居民的媒介信任呈现梯度分布，中央媒体信任度最高，而熟人圈子信任度最低。这说明在此次疫情当中，中央媒体的权威程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而微信群、朋友圈等去中心化的熟人社会网络，则可能会成为谣言滋生的温床。
调查考察了居民对各类疫情新闻的关注程度，询问了居民关注7类主要疫情信息的频繁程度，分别是：（1）人们对于疫情中各类社会事件的评论；（2）居民、企业受疫情的冲击影响及其应对；（3）政府为防疫抗疫所做具体工作的信息；（4）社会各界声援、支援武汉的信息；（5）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医院的求助信息；（6）医疗卫生专家（如钟南山、李兰娟等）对疫情的分析；（7）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信息（包括确诊人数、疾病特征、个人防护措施等）。量表以1～10赋分，1代表从不关注，10代表非常频繁，调查结果如图1-7所示。
图1-7 居民信息关注类型的基本状况与区域差异
从图1-7可以看出，湖北地区居民和非湖北地区居民在疫情信息关注类型的结构上差异不明显。总体而言，对各类疫情信息，居民的关注频率得分均在6.77分以上，说明民众对疫情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其中，医疗卫生专家对疫情的分析、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信息受到的关注度最高，这表明防控和疫情发展的信息披露，直接关乎居民的感染风险，因而牵动着所有人的心。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疫情防控中信息及时有效披露的重要性。
信任是社会成员对特定群体或系统的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直接影响着社会成员个体需求满足的状况，因此成为增进个体获得感程度和建立有效社会秩序的重要心理机制。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家庭本位的熟人社会，其中的信任结构普遍遵循个体的社会关系结构，呈现出信任水平层面的差序格局。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社会分化的加剧和网络社会的发展，传统社会的信任结构受到冲击并进行重构，尤其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感在网络信息传递过程中不断被放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不同社会主体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抗击疫情的重大战略部署，并经由各种媒体在网络上向群众进行宣传。
因此，尽管各地采取了“封城”、封区和交通管制等举措，使群众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中，但是群众依然可以通过网络跟进疫情实时情况，并对不同的疫情防控主体形成了一定的信任结构。这种信任结构反映了一直以来社会治理的有效性程度，更是疫情高风险条件下提升个体需求满足程度和稳定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因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不仅要考察不同主体的被信任程度，而且要关注其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化分布，进而为促进社会普遍信任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此次调查关注社会成员对政府相关机构、社区/村委相关机构、抗疫医生和医疗机构、专家学者和公益组织等五类疫情防控主体的信任程度。由填答者从1分（表示“非常不信任”）到10分（表示“非常信任”）对不同主体的信任程度进行评分（见图1-8）。
图1-8 新冠肺炎疫情下民众对不同主体的信任程度
从图1-8可以发现，民众对所有主体的信任评分都在5.5分以上，说明民众的社会信任程度较好。其中，抗疫医生和医疗机构的被信任程度最高，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的信任评分的均值都超过了8分。这可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抗疫医生和医疗机构广泛宣传防治新冠肺炎的医疗卫生知识，及时披露疫情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以及在新闻报道中不断涌现出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因此民众对抗疫医生和医疗机构有着较高的信任。其后是专家学者、政府相关机构和社区/村委相关机构，这表明民众对疫情防控主体保持着较高的信任程度。相较于其他主体，公益组织的被信任评分最低，这表明公益组织的疫情防控工作仍然存在缺陷，没有有效地承担动员社会资源和承接公共服务的职能。
通过对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总体信任程度均值进行 t 检验，可以发现两地的社会信任程度具有显著差异（ t ＝-6.006， p ＝0.000），其中差异最大的是民众对政府相关机构的信任程度（ t ＝-6.990， p ＝0.000），说明湖北省民众对政府相关机构的不信任感更强烈。湖北省民众和湖北省以外地区民众对社区/村委相关机构、专家学者和公益组织的信任程度也具有显著差异，湖北省民众对社区/村委相关机构、专家学者和公益组织的信任感比湖北省以外地区民众分别低0.54（ t ＝-4.576， p ＝0.000）、0.48（ t ＝-4.605， p ＝0.000）和0.52（ t ＝-4.473， p ＝0.000）分，这说明湖北省民众的社会信任程度普遍比湖北省以外地区民众低，这可能与湖北省的疫情较为严重有关，因而湖北省民众对不同疫情防控主体的期待更高。
在影响民众对不同疫情防控主体的信任程度的因素中，疫情信息关注频率最值得关注。此次调查用7个指标测量了民众的疫情信息关注频率，即您关注以下疫情信息的频率：（1）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信息（包括确诊人数、疾病特征、个人防护措施等）；（2）医疗卫生专家（如钟南山、李兰娟等）对疫情的分析；（3）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医院的求助信息；（4）社会各界声援、支援武汉的信息；（5）政府为防疫抗疫所做具体工作的信息；（6）居民、企业受疫情的冲击影响及其应对；（7）人们对于疫情中各类社会事件的评论。其中，医疗卫生专家（如钟南山、李兰娟等）对疫情的分析，社会各界声援、支援武汉的信息，政府为防疫抗疫所做具体工作的信息，居民、企业受疫情的冲击影响及其应对四类疫情信息的关注频率显著地正向影响信任程度（ p ＜0.001）。
当民众获知更多的科学信息、事实信息和抗疫行动信息时，民众对不同疫情防控主体的信任程度将会显著提升。这一方面说明不同主体要积极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说明不同主体要利用媒体积极发布疫情信息，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民众的信任程度。这一点对于在疫情高风险条件下探寻行之有效的社会心态网络引导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工作的不断推进塑造了社会成员对抗击疫情成效的观念和认知，导致社会满意度评价的分化。满意度评价作为社会心态的重要维度，是衡量疫情防控实践的重要指标，对于提升抗击疫情工作成效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此次调查关注社会成员对信息公开、物资供应与分配、患者诊断/收治、社区/村委防控与宣传和舆情引导等五类疫情防控工作的满意度。由填答者从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到10分（表示“非常满意”）对不同方面的满意度进行评分（见图1-9）。
图1-9 新冠肺炎疫情下民众对不同防控工作的满意程度
从图1-9可以发现，民众对所有防控工作的满意度评分都在6.5分以上，说明民众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满意度较高。其中，信息公开的满意度最高，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的满意度评分的均值都超过了8.5分。这可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央和地方对于疫情信息公开高度重视，采取了及时披露疫情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明确新冠肺炎的防控政策与重要举措、揭露和打击关于疫情的不实传言或谣言等一系列重要措施，对引导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信息传播起到关键作用。其后是物资供应与分配、舆情引导和社区/村委防控与宣传，其满意度得分均超过了7.5分。相较于上述疫情防控工作，民众对患者诊断/收治的满意度最低。这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了SARS疫情后建立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患者诊断/收治方面。
通过对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民众对疫情防控工作总体满意程度均值进行 t 检验，可以发现两地的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t ＝-1.887， p ＝0.061），同时各项满意度测量指标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新冠肺炎疫情的地区差异对当地民众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满意度不具有影响效应，民众在“封城”、封区和交通管制的现实条件下仍可以进行网络信息的传播。信息公开、物资供应与分配、患者诊断/收治、社区/村委防控与宣传和舆情引导等五项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信息能够在网络宣传和引导的作用下被民众所获知，从而形成特定的满意度评价。
社会信任程度和疫情信息关注频率均显著影响民众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满意度评价。社会成员对疫情防控主体的信任程度越高，对其防控行动的满意度评价就越好。在此基础上加入疫情信息关注频率变量，在控制相关变量之后，社会信任程度对疫情防控工作满意度评价依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从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疫情信息关注频率对疫情防控工作满意度评价的影响更大，即疫情信息的发布与获取能够提升满意度评价。这揭示了网络导引机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具有重要作用，是疫情高风险条件下建构社会信任和提高满意度的重要方式。
社会情绪与社会预期是社会心态中的重要因素。面对汹涌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与之相关的诸多社会事件，民众产生了复杂的情绪体验，这也影响了其对未来疫情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期。疫情下民众产生的各种情绪体验不仅影响着个人心理健康，也影响着整个社会面对疫情的心理状态；基于疫情发展变化产生的种种预期，不仅影响着个人在疫情中和疫情结束后的行为选择，也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动向。因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要考察民众对疾病知识的了解认知和对各个社会主体的信任评价，还要了解疫情下民众的社会情绪和社会预期，在重视医疗救治等疫情防控工作和复工复产等经济发展工作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良好的社会情绪和积极的社会预期，让社会心态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具有较强的传染性、较长的潜伏期和一定的可致死性，疫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迅速，感染人数众多。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面对疫情快速的发展变化，民众产生了不同的情绪体验。特别是在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面对疫情给人们带来的健康风险和日常生活的不便，民众常常会产生较多的负面情绪。因此，此次调查在对社会情绪的测量中，列举了焦虑、恐惧、无助、悲伤、愤怒等五种具体的负面情绪和乐观这一种总体性的正面情绪，由填答者从1分（表示“完全没有这种情绪”）到10分（表示“这种情绪非常多”）对个人所具有的特定情绪进行评分（见图1-10）。
图1-10 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的社会情绪均值
通过分别计算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填答者对这六种情绪评分的均值，可以发现，在所有地区，民众乐观的情绪最高，这表明整体上民众在疫情中仍保持着较为积极的情绪。在负面情绪中，民众的焦虑情绪最高，其后是愤怒、恐惧、悲伤和无助。尽管所有地区的情绪评分的均值都呈现这一排序，但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填答者对一些具体情绪体验的强烈程度不同。通过对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的情绪均值进行 t 检验，可以发现，乐观情绪不存在显著差异（ t ＝0.869， p ＝0.192），而负面情绪则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差异最大的是无助，其评分均值的差值为0.615分（ t ＝-5.109， p ＝0.000），说明湖北省民众的无助情绪更强烈。愤怒、焦虑也存在显著差异，湖北省民众的愤怒和焦虑情绪评分均值比湖北省以外地区民众高出0.330分（ t ＝-2.383， p ＝0.008）和0.318分（ t ＝-2.536， p ＝0.006），说明湖北省民众的愤怒和焦虑情绪比湖北省以外地区民众高，这可能与湖北省的疫情较为严重，激发当地民众产生较多负面情绪有关。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公共卫生事件，同时它也对民众的个人生活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疫情影响下的社会预期不仅体现为民众对疫情发展变化的判断，也体现为民众对疫情对个人工作生活的影响和疫情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此次调查中，通过询问填答者对疫情持续时间的预期以及对疫情对个人工作生活的影响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评价三个方面来呈现疫情下社会预期的情况。
此次调查询问了填答者对疫情持续时间的预期，结果如图1-11所示。在所有的填答者中，认为疫情将会持续2个月的占比最多，占所有填答者的47.72%；认为疫情将会持续1个月及以下的占30.69%，认为疫情将会持续3个月的占16.20%。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的填答者认为全国范围的疫情将会在3个月内结束，其中将近80%的填答者认为疫情将会在2个月内结束。这说明总体上民众对疫情的防控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这可能是因为此次调查的时间是2020年2月12—17日，距疫情在全国范围的暴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个月，民众通过媒体的宣传对新冠肺炎疫情有了一定的了解，且各地都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防控措施，因此绝大部分民众认为全国范围的疫情将会在5月中旬之前结束。湖北省与湖北省以外地区在疫情持续时间的预期上没有显著差异（ χ 2 ＝9.149， p ＝0.103）。
图1-11 对疫情持续时间的预期
除了上题呈现的民众对疫情持续时间的预期，此次调查还通过测量填答者对“我认为这次疫情会很快结束”的同意程度（从1“非常不同意”到10“非常同意”，共分10个层级）来考察民众对疫情持续时间的主观体验，并计算不同地区的均值。结果发现，所有地区的均值均超过5.5分，说明整体上填答者同意疫情会很快结束。这意味着民众对疫情的防控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与上题结果一致。但在这一问题上，湖北省与湖北省以外地区呈现出差异，湖北省以外地区对这一问题的同意度均值为6.147分，而湖北省为5.670分，前者显著高于后者（ t ＝3.822， p ＝0.000）。这说明尽管民众对疫情持续时间的预期没有显著差异，但可能由于湖北省疫情更为严重，民众对疫情的感知更为强烈，情绪体验也更密集，所以湖北省民众感受到的疫情持续时间会更长。
此次调查通过询问填答者对这次疫情对其自身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的同意程度（从1“非常不同意”到10“非常同意”，共分10个层级）来测量疫情对民众在健康风险（疫情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了很大威胁）、日常生活（疫情给我的正常生活和社交带来了很大不便）、心理状态（这次疫情给我带来的创伤很难恢复）、经济收入（由于这次疫情，我的全年总收入会减少）、职业发展（由于这次疫情，我的职业/学业发展会受到挑战）等五个方面的预期影响，结果如图1-12所示。
图1-12 民众对疫情预期影响的评分均值
从图1-12可以发现，“疫情给我的正常生活和社交带来了很大不便”的评分均值最高，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的同意程度均值都超过了8分。这说明根据先前的经验，民众认为疫情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最大，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不便大大增加。其次是在健康风险方面，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的民众对“疫情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了很大威胁”的同意程度均值都超过了6分，说明民众也感受到了较大的健康风险。可以发现，虽然新冠肺炎作为一种疾病，直接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威胁，但总体上民众对于疫情影响的判断并不只在于健康风险上，其在日常生活、经济收入、职业发展等社会层面受到的影响也是疫情影响的重要体现。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较强，在春节这样原先聚餐、聚会等社会交往活动密集的时间段，各地都发出了减少社会交往的号召，采取了限制日常出行的措施，与非疫情期间相比，民众在日常生活上感受到了较大的差异和不便。这可能也是与包括SARS在内的其他疫情相比，民众对此次疫情感受更为深刻和强烈的原因。
此外，通过对同意程度均值的 t 检验，从表1-2可以发现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的民众在测量的五个维度的评分均值和预期影响总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湖北省的同意程度均值均高于湖北省以外地区的同意程度均值，说明湖北省民众感受到疫情给其带来的影响更大，特别是在健康风险、心理状态和职业发展方面，湖北省的同意程度均值都比湖北省以外地区的均值高0.5分以上，说明在这三个方面，湖北省民众的预期影响与湖北省以外地区民众的差异更大。
表1-2 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的疫情预期影响均值
此次调查通过询问填答者对疫情之后中国社会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同意程度（从1“非常不同意”到10“非常同意”，共分10个层级）来测量疫情影响下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在疫情防控（我认为这次疫情会很快结束）、生产生活（疫情结束后，中国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很快就能恢复正常）、政府治理（由于这次疫情，我认为中国的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政府信任（由于这次疫情，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会提高）、社会和谐（由于这次疫情，社会和谐程度会提高）等五个方面的预期，结果如图1-13所示。
从图1-13可以发现，所有维度的社会发展预期均值都在5.5分以上，说明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预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其中，“由于这次疫情，我认为中国的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的同意程度均值最高，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的同意程度均值都超过了7分，这可能由于截至调查时的2月中旬，政府采取了相对有效的措施以应对在疫情发展初期暴露出的问题，因此民众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抱有较为积极的态度。其后是民众对社会和谐、生产生活和政府信任的预期，这表明民众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信任、社会和谐方面保持着较为积极的态度。相较于其他四个维度，“我认为这次疫情会很快结束”的同意程度均值最低，这表明民众认为疫情防控还是当下中国社会的重要任务，相比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在民众看来，使疫情尽快结束方面的工作仍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图1-13 民众对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发展预期的均值
此外，通过对均值进行 t 检验，从表1-3可以发现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在测量的社会发展预期的五个维度的同意程度均值和社会发展预期总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湖北省的同意程度均值都小于湖北省以外地区的同意程度均值，说明湖北省以外地区民众对社会发展的预期更积极。其中政府信任这一维度的均值差距最大，湖北省民众比湖北省以外地区民众低0.822分，这可能与疫情暴发初期当地政府未能向社会公众及时公开疫情相关信息，也未能有效组织开展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致使疫情更加严重有关。在生产生活和社会和谐方面，湖北省民众的同意程度均值分别比湖北省以外地区民众低0.757分和0.684分，这说明湖北省民众认为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过程会更加艰难，也侧面反映出湖北省民众在组织生产生活和稳定社会秩序中可能存在诸多困难，需要政府在疫情防控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给予更加全面的考虑。
表1-3 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地区的社会发展预期均值
通过分析社会情绪和社会预期的调查数据，可以发现，民众总体保持着积极的社会情绪和较高的社会预期。在社会情绪方面，民众的乐观情绪最高；在负面情绪中，民众的焦虑情绪最高，其后是愤怒、恐惧、悲伤和无助。在对疫情发展的判断上，绝大部分民众认为全国范围的疫情将会在3个月内结束，其中将近80%的填答者认为疫情将会在2个月内结束，这说明总体上民众对疫情的防控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在对疫情对个人影响的预期上，民众认为疫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大，然后是健康风险、职业发展、经济收入、心理状态，可见由传染性疾病引发的疫情，除了影响民众的身心健康外，也极大影响了民众对相关社会活动的预期，其中日常生活的不便是民众感受最强烈的方面。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上，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预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疫情过后政府治理的水平上有较高的预期。
湖北省民众与湖北省以外地区民众在社会情绪和社会预期的一些维度上呈现显著差异。在社会情绪上，相较于湖北省以外地区民众，湖北省民众的无助、愤怒和焦虑情绪更为强烈。在对疫情发展和疫情对个人影响的判断上，尽管在对疫情结束的时间点的判断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主观感受上湖北省民众认为疫情持续时间更长，疫情对个人产生的影响更大，尤其体现在健康风险、心理状态和职业发展这三个方面。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中，湖北省民众的积极预期水平较湖北省以外地区民众低，这种差异在政府信任和生产生活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政府推行了严格的防控政策，餐饮、娱乐场所被关闭，绝大多数社区/村庄采取了封闭式的管理措施，又恰逢春节期间，人们的走亲访友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相对隔离的状况下，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最显著的改变就是上网时间增多了。网络成为人们和外界沟通、获取信息以及休闲娱乐的最重要的渠道。调查显示，37.63%的受访者表示，相较于平时，疫情期间上网时间增加了一些，41.64%的受访者表示其上网时间增加了很多。且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上网关注疫情的时间占到全部上网时间的一半以上（见表1-4）。
表1-4 居民上网时间变化以及上网关注疫情的时间
居民的网络交往和信息获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社会心态，互联网既可能对居民的心态产生正面影响，例如可以从亲人朋友那里获得社会支持，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听到了各色谣言之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看到疫情日益严重而更加焦虑等。此次调查询问了受访者面对各色网络信息的疫情心态，以及对互联网在疫情中发挥作用的总体评价等，量表以1～10分赋值，1代表非常不同意，10代表非常同意，调查结果详见表1-5。
表1-5 居民网络疫情心态的均值比较
如表1-5所示，大多数受访者都不认为看到网上的疫情信息之后，自己变得更加怀疑或者焦虑，量表前两个问题的得分均小于6分。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湖北地区居民的得分显著高于非湖北地区居民，分别高出0.425分（ t ＝-3.150， p ＝0.002）和0.564分（ t ＝-4.496， p ＝0.000），这说明湖北地区居民比非湖北地区居民对网络上的信息感到更加怀疑与焦虑。对于“互联网在抗疫防疫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问题，非湖北地区居民和湖北地区居民的平均得分分别为8.131分和7.652分，均比较高，这证明互联网在抗疫防疫中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湖北地区居民得分相对较低，比非湖北地区居民低0.479分（ t ＝5.063， p ＝0.000）。对于“看到网上关于疫情的信息后，我对抗击疫情更有信心了”这一问题，非湖北地区居民得分较高，为7.004分，而湖北地区居民得分较低，为6.241分，两者差异较大。这可能与湖北省的疫情较为严重，激发当地民众产生较多负面情绪有关。对于“我在互联网上获得了来自家人、朋友、陌生人等的关心和支持”这一问题，受访者得分较高，非湖北地区居民平均得分为6.581分，湖北地区居民平均得分为7.041分。相较于非湖北地区居民，湖北地区居民在互联网上获得了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差值0.460分（ t ＝-3.662， p ＝0.000）。这说明，总体而言，疫情中居民从互联网上获得了较高的情感支持，而在疫情格外严重的湖北地区，这一作用更为明显。
通过本次疫情心态的网络调查，发现一个最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疫情心态发生了广泛的网络化变化，并因为这一变化而引起了很多新的问题，特别是疫情心态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焦虑、恐慌、无助、无望、怀疑、埋怨等负面的疫情心态在网络空间中广泛存在且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引发一些扰乱疫区社会秩序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抗的顺利进行。
随着中国社会网络化程度的大幅提高，社会心态同互联网发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人们通过互联网接收大量的网络信息，形成了无限丰富的认知感受，人们的社会心态在网络信息的接收与传播中快速生成和复杂变化；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便捷地把面对社会现象形成的各种心理感受表达在网上，或在微信群、QQ群、抖音群中异常活跃地述说和交流自己的心态，这些已经成为8亿多网民普遍而经常的网络行为。
不过，尽管社会心态的网络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仍然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还是习惯于在面对面的亲密关系中，在街坊邻里、休闲场所、餐饮聚会中倾诉心情、沟通感受，或者说还有很多心态沟通是在特定场域中进行的。然而，在大面积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心态的生成与交流方式发生了普遍性的脱域变化。面对极强的病毒传染和武汉等地采取的“封城”、封区和交通管制措施，疫情心态沟通已经难以在实体空间中进行。除了家庭成员可以关起门来进行封闭式交流以外，绝大部分疫情心态的沟通与交流只能转入网络空间中进行了。本书把疫情心态在互联网中的生成与沟通称为疫情心态网络化。
同平时社会心态的网络化状况相比，疫情心态网络化无论在活跃程度和变化速度上，还是在波动幅度和传递广度上，都极大幅度地增强了。虽然导致疫情心态网络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但在诸多原因中，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具有极强传染性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生来源、传播渠道、有效药品和治疗方式都很不清楚，以致产生了广泛的恐慌心态；二是在武汉等地采取“封城”、封区和交通管制等措施后，实体空间中的社会交往和信息交流都被中断，人们只能从实体空间进入网络空间，依靠微信、QQ和抖音等网络平台开展话语交流和心态沟通。
畏惧病毒感染的恐慌心态，既是人们急于了解各种疫情信息、防治措施和安全避险的心理基础，也是人们开展大量网络搜索和网络交流的上网动力。特别是实行城区封闭管制和交通限行之后，城市甚至很多乡村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都被间隔了。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间隔，不仅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也进一步增强了人们了解和交流疫情信息的愿望。然而，试图通过获得可靠信息而摆脱恐慌的愿望，已经无法在被间隔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实现，唯一可行的并且是高效的途径就是进入网络空间，在网络空间中搜寻知识、表达意愿和交流感受。
关于疫情的恐慌、畏惧、烦躁、忧虑、无助、埋怨等心态，通常被视为碎片化的情绪。应当说，称之为碎片化的情绪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在快速变化的疫情中生成的心理状态，确实还没上升到系统的概念性认识，表现为片段的、零散的、易变的关于具体事物的感知。但是，仅从情绪层面来看疫情心态还是有较大局限性的，而应进一步深入地追问这些心态的认识论基础。承认疫情心态的认识论基础，就可以像以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为代表的当代认知心理学那样，在心理与现实的关系中对疫情心态做出更深入的观察与思考，而不是将之看作未必有事实基础的零散的、不确定的心理情绪。
在地理空间和社会场域被间隔的条件下，疫情心态生成和传播的认识基础是感性认识，是居民对自己周围环境、生存状态、疫情蔓延、抗疫行动、患者救治等具体现象的感觉、知觉或表象，也就是列斐伏尔、哈维等人在研究城市空间时所论述的空间表象和表象空间。疫情中的空间表象是居民对疫情现实的具体的形象的知觉与表象，而表象空间则是居民基于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对疫情现象形成的应然性想象。前者基于客观事实、反映客观状态，后者基于主观意志、表达主观愿望。
承认了疫情心态的认识论基础，就应当注意在疫情心态同现实的关系中开展研究。与网络化的疫情心态联系最直接也最广泛的现实，是居民在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交流活动。通过对居民网络信息交流活动的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疫情心态的信息偏好，有利于对疫情心态做出积极导引。虽然目前关于疫情心态的调查研究绝大部分是在互联网中进行的，收集和了解到的疫情心态即网络心态，但对于疫情心态在网络中生成和传播的特殊效应，研究者却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如何结合网络空间的本质特点、展开范围以及交流方式，明确认识疫情心态的网络信息偏好，进而更有效地疏导广大城乡居民的疫情心态，已经成为疫情防抗中面临的十分重要的任务。
网络空间是海量信息快速供应的空间，疫情心态在海量信息的影响下，呈现了强烈的不确定性和某些信息偏好。不仅各大网站、官方媒体、新闻机构每日每时都在发布令人目不暇接的网络信息，而且中国已有8.5亿多网民，由广大网民通过自媒体而形成的信息，其复杂性和供应量也是无法估计的。并且，来自各方面的网络信息，迅速地被更新替代，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还没来得及浏览和认识，便被新的信息遮蔽、覆盖。因此，主要活动于网络空间的疫情心态，就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海量信息持续不断的强烈冲击。这一方面导致疫情心态的不确定变化，另一方面还逼迫人们必须有选择地去浏览信息，所以因接收信息而形成的疫情心态呈现出对某些信息的选择性偏好。
尤为重要的是，疫情暴发初期，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和传播方式，医疗防疫系统还没形成明确的认识和结论，这使面临疫情威胁的城乡居民产生了对疫情知识信息的强烈渴求。在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面前，人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全面接收海量信息，而是根据自身处境去选择那些直接与己相关的重要信息，进而形成了各自的信息偏好。在本次疫情中，广大城乡居民具有的普遍性的信息偏好，主要表现为：一是反映疫情真实情况的事实信息；二是对新型冠状病毒和新冠肺炎及其防治做出明确而科学说明的专业信息；三是政府及有关机构推出的防抗疫情的政策和措施的抗疫行动信息。
居民对事实信息、专业信息和抗疫行动信息的渴求，既是疫情心态信息偏好的重要表现，也是认识和把握疫情心态价值认同的根据。事实信息要求新闻媒体和政府机构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疫情发生、蔓延、演化的实际情况。新浪网推出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动态跟踪》就是一个及时、准确、客观报道全国疫情变化的事实信息栏目，对于稳定广大城乡居民的疫情心态，起到了非常有效的重要作用。武汉、杭州、北京等地每日召开疫情新闻发布会，其发表的各种疫情信息，也受到了广大城乡居民的广泛关注，表明重视疫情的事实信息，是最普遍、最重要的疫情心态。
专业信息是指专家学者和医疗防治机构发布的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的信息，特别是由钟南山、李兰娟等著名病毒疾病防治专家发布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与传播、防治新冠肺炎的医疗措施和医疗技术、避免感染的医学知识和治疗疾病的新药品或新进展等信息。这些都是人们急于了解的专业信息，疫情重灾区的城乡居民更是如饥似渴地翘首企盼。
抗疫行动信息是指政府机构、社区物业和相关机构为防抗疫情而采取的行动信息。居民对这类信息的关注点在于其行动，而不是通常的数字报表、原则规定、战略构想等形式化的政府机构信息。这次疫情之所以大规模扩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疫情发生后相关部门不能深入实际，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以致延误时机，导致疫情大规模蔓延。因此，反对说大话、厌恶空喊口号，是城乡居民广泛存在的疫情心态。
信息偏好还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人们的价值认同。在网络交流中，认同是具有核心地位的力量，是可以起支配作用的网络信息权力。网络空间的海量信息是由各种机构、新闻媒体或自媒体发布出来的，而当某种信息得到了较高程度的网络认同时，信息发布者就掌握了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力。面对疫情的快速蔓延，心情焦虑的广大城乡居民若能得到某种可信赖的话语权力的支持，无论对他们的事实认知和行为选择，还是对他们的心理寄托和前景预期，都具有指点迷津的指引作用，或者说是十分重要的精神力量。
网络空间既是人们接收信息的空间，也是人们述说言谈话语的平台。无论何种身份、何种层次的人，但凡在网络中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或观点，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和认同。某个观点或一席话语一旦得到了广泛认同，就能形成影响他人心态和行为，甚至影响社会行动和社会秩序的力量。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网络话语都能得到认同，只有那些在广大居民的心中形成了较高威信的人或机构，他们的言谈才真正具有影响人们心理活动甚至社会行动的力量，也就是形成了有效的话语权力。
在疫情蔓延中，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和信誉度较高的新闻媒体，其言谈话语得到了广泛认同，成为直接影响疫情心态变化的话语权力，钟南山和李兰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疫情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言谈话语，广泛而积极地影响了广大城乡居民的疫情心态。他们之所以能够拥有影响疫情心态的话语权，不仅在于他们是卫生防疫领域的权威专家，一贯不折不扣地向人们真实介绍疫情，亿万群众有口皆碑地赞扬他们是讲真话的人，而且还在于他们不顾七八十岁高龄易被感染的危险，毅然站到防抗疫情前线，他们高尚的医德和崇高的科学精神，为人们普遍敬仰。
在网络空间中通过信息交流而生成的疫情心态，是流动的可传递的心态。疫情心态因其极强的传递性而转化成网络空间的经验基础。经验是人们的身体经历和心理体验的统一，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实证主义的经验观单纯强调身体经历过程，而轻视了经验中的心理体验。在场域间隔的疫情期间，人们的身体活动受到了限制，身体经历被压缩在狭小的家庭空间中，但经验并未就此而终止，相反作为经验的重要方面——心理体验却在十分广阔的网络空间中展开。并且，疫情中的心理体验通过网络交流实现了快速的无边界的大范围联结，形成了地位和作用都不可忽视的传递经验。
在实体空间中，人们的经验是身体的行动经历和心理的直接体验，但在网络空间中，身体不能进入其中，人们只能依靠信息交流而形成间接性的网络体验。疫情中生成的网络体验，既是重要的疫情心态，也是城乡居民普遍性的疫情经验，是网络化、信息化时代具有广泛性和基础性的传递经验。
在疫情迅速蔓延的过程中，由疫情心态汇集而成的传递经验值得高度重视。因为传递经验是人们在网络交流中以心理认同、观点共识和价值趋同为基础而形成的共同体验，传递经验可以通过反映事物的空间表象和应然想象的表象空间表现出来，虽然它主要是一种心理状态，但可以由之引发身体行动，很多规模较大的网络群体事件就是在传递经验基础上发生的。
由于传递经验不依靠身体行动而在特定场域中形成，是超越了地理边界限制的脱域经验，因此它具有展开范围的广阔性和扩展速度的快捷性。在疫情暴发蔓延的过程中，武汉“封城”，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封闭小区，天津宝坻从百货大楼开始的病毒大追踪，很快在全国形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人们产生了同自己生活的很多联想，形成了一些恐慌、紧张的传递性心态。而当科技部宣布新冠肺炎部分治疗药物已初步显示出良好疗效、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说痊愈患者血浆可以挽救危重病人生命时，这些消息都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响，迅速起到稳定疫情心态的传递作用。
疫情中的传递经验是一种间接经验，而在传统的观点看来，间接经验必须有直接经验的根据，否则它就是缺乏现实基础的虚假观念。应当承认，疫情中的传递经验在其发生的源头上具有直接经验的根据，诸如居民在疫区看到大量病毒感染者以及医院无法给突然出现的大量患者提供有效治疗的情况，形成了严重的危机心态和恐慌心理，这些都是直接经验。而当眼见者把这些经验在网上陈述出来之后，在网络交流中形成了快速传递，转化成广大网民共同的心理感受，形成具有普遍性的危机感和恐慌感的疫情心态，于是间接性的传递经验就在网络中发生了广泛而快速的传递。而当传递经验广泛传递之后，其直接经验根据就变得淡化了，但这不等于波及广泛的传递经验仅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观念现象，相反，它是在网络空间或网络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现实经验。
在谈论新闻媒体在疫情中的作用时，人们或许会批评新闻媒体对某些事情的发展变化进行舆论干涉，指责某些媒体过度地施展了网络舆论的暴力作用。应当承认，网络化时代新闻媒体确实通过其网络行为获得了一般实体机构或社会群体难以与之抗衡的话语权力，但是，新闻媒体的话语权力只有在广大网民社会认同的基础上才能生成，而广大网民对新闻舆论认同的基础则是传递经验。正因为如此，一些新闻媒体发布信息时非常注意吸引网民眼球，以期引起广泛认同并形成快速传递，进而发挥信息力量或新闻话语权力。所以，新闻媒体的话语权力甚或网络暴力，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生成和施展作用的传递经验基础。
疫情心态网络化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发生与传播的不确定性。难以预料且能快速大面积扩散的不确定性，一定会产生难以控制的社会风险。疫情在全国大面积迅速蔓延，已经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风险，而当疫情心态在互联网中发生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变化时，疫情中的社会风险就更加难以规避和化解。因此，应当针对由于疫情心态网络化而发生的一系列不确定性变化，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
新闻媒体和相关机构在做新闻报道或信息发布时，应充分考虑城乡居民对疫情的信息需求和信息偏好，及时准确地发布反映疫情真实情况的事实信息、对新型冠状病毒和疫情防治做出科学说明的专业知识信息、政府机构实际开展的防抗疫情的行动信息、疫情防治中突然发生的涉及居民生命安全的突发事件信息等。及时准确地发布这些信息，可以有效地帮助广大城乡居民在海量信息中获得可靠的真实信息，排除那些不确定信息的干扰，对于稳定疫情心态具有十分重要的心理支持作用。
鉴于疫情中的传递经验既是互联网中快速流动的疫情心态，也是疫情心态进一步扩散的不确定的心理基础，应当充分发挥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权威专家、知名人士和《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浪网等社会认同度较高的新闻媒体的舆论信息作用，针对网络中流传的不确定的传递经验做出有效疏导。在本次疫情中，白岩松在中央电视台主持的《今日疫情分析》，新浪网发布的《实时更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国疫情地图》，钟南山、李兰娟等权威专家发表的一些疫情防抗的观点，对化解疫情心态或传递经验的不确定性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虽然疫情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决定了关于疫情的信息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但一定要注意疫情信息发布对疫情心态影响的敏感性。焦虑不安的疫情心态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当居民接受了前后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疫情信息时，其心态就会产生更加不确定的强烈反应。虽然新闻媒体不能掩盖疫情发展的真相和研究进展的变化，但在报道这些变化时，应当对变化条件和相关因素做出明确说明，尽可能让居民理解变化的原因和后果。对于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疫情事实，一定要避免前后不一、陈述相反的报道。
鉴于疫情信息发布主体的多元性、发布内容的复杂性、对疫情心态影响的直接性和不确定性，政府在疫情期间应当建立疫情信息汇总和综合评述的制度。可以由国家、省、市卫健委或卫生防疫机构安排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具有权威性的中央和省市级媒体，对每日发生的重要疫情信息，特别是广大居民热切关注的全国、各省、各市的疫情事实信息，各级政府部门发布的关于疫情防治的重要政策，以及疫情突发事件的信息，给予分类汇总、准确评述。对于一些有矛盾冲突的信息、与事实不相符的信息甚至谣言，要及时予以澄清和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