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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治理也是治理理论的最新发展，它代表了治理理论的核心和精华，即对于合作的强调和重视，通过合作实现治理，也使得治理回归到其本来的含义。合作治理作为实现组织之间、政府内外之间合作的形式，主张国家—市场—社会的有效合作和多主体之间合作。在理论模型的建构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个理论模型，即克里斯·安塞尔等的“合作治理的权变模型”（A Contingency Model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和爱默生等试图开发的“合作治理的整合性框架”（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在“合作治理的权变模型”中，克里斯·安塞尔和艾利森·盖西通过对137个合作治理的个案研究，发现了影响合作治理成功与否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冲突和合作的历史、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激励、权力与资源不平衡、领导力和制度设计等。此外，还有一些影响因素对合作过程很重要，包括面对面对话、信任建立、承诺发展和共享信念建立等。在“合作治理的整合性框架”中，爱默生等则发展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由一些嵌套的维度构成，这些维度主要有三类，即一个更大的系统，合作治理政体（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gime，CGR），以及合作治理政体中动态演化所导致的行动、结果、影响和适应性等；他们还初步提出供理论检验的10个命题，这10个命题包括了合作治理产生的条件、合作过程与动机、联合行动的能力、合作行动、合作行动的结果以及合作行动的可持续性等问题。应该说，这两个理论模型都强调了信任、承诺、相互理解、合法性等在合作治理中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合作治理本身是合作的理念在多组织共同行动情景中的应用。
接诉即办改革的关键是问题解决，问题解决的过程也是政府与社会合作的过程，需要避免政府的“独唱”，而应该是基于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大合唱”。接诉即办改革所体现的合作治理理念已经在街道和社区回应市民诉求中得到了很好体现，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党建引领来调动各方积极性，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接诉即办工作格局。党组织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要着重考虑如何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定位之下，既能够激发各方的积极性，同时又避免对居民自治的挤出效应，突出居民的主体性。房山区长阳镇嘉州水郡北区社区通过“党建统筹，九元共治”工作法来破解接诉即办改革难题，就是合作治理的典型。嘉州水郡北区社区是一个超大型社区，拥有4650户，常住人口2万多人，要回应这么多居民的诉求，做好社区服务，落实首都各项政策，必须在社区治理精细化上下功夫。“党建统筹，九元共治”主要指统筹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物管会（业委会）、物业企业、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民警、社区居民等9类社区治理力量，推动社区治理和接诉即办工作。嘉州水郡北区社区通过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社区议事厅、“我来办”工作站、全能社工首接负责制、社区服务队伍等组织体系建构和制度安排，来对社区事务进行定义、明确职责和推动解决，很好地将社区居民的诉求服务和基本服务有机结合，建构起完善的政府提供服务、社会组织服务和居民互助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