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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二 |
章 |
春天不是一个死亡的季节，可人们从我身上嗅到了弥留的气息。
皇帝刚才哭了。一看见我，他年轻的面容立刻爬满晶莹的泪水。
他看上去很伤心。
是的，起码看上去是这样。
虽然我知道自己还很清醒，可皇帝的哭声还是再一次提醒了我——霍光已经是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
这是早春二月的长安。从我的卧榻望出去，可以看见窗外那一小块湛蓝的天空，还有一两枝将放而未放的桃花。这些日子以来，它们是我眼中唯一的景物。可是我并不觉得乏味。因为这一生中，我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静静地守候一朵花开，或者耐心地守望某一只飞鸟的掠过。仅仅为了这样的惊鸿一瞥，我往往要等上好几天。如果恰好碰上一两片飘浮的白云，那便是我的一个幸运日。因为它们的舒卷与变幻，总是会让我充满无穷的心悸和想象……
生命中这最后一小段岁月让我忽然有了一种领悟。我发现人其实可以活得很简约。当然，我这么说或许会让你们觉得矫情——一个跋扈一生的大权臣，到头来居然侈谈什么简约？
是的，也许你们是对的。人吃了葡萄就不能再说葡萄酸。可我也没有办法。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在某些阶段你要竭尽全力去争取比任何人都多的葡萄，然后细细品尝它们的甜味；可在另外的阶段，你就要学会找到比葡萄更甜的东西，或者说不比葡萄酸的东西。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否定葡萄，就像我并不是在否定我一直以来的辉煌一样。
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活得简约和活得辉煌同等重要。换句话说，你要学会在特定的时候享受特定的东西。如果你不这么做，而是无论何时都执意追求其中的一种，或者偏偏要在辉煌的时候渴望简约、在简约的时候渴望辉煌，那你永远不会活得幸福。倘若如此，我不但要说你可怜，而且要说你愚蠢。
好了。我不再唠叨了。也许你们更关心的是我的辉煌——或者说我是如何获取并保有了一生的辉煌。这才是你们想听的。
也许，简约只适合独自品尝，辉煌才值得拿来分享。
是吧？
跟你们大多数人一样，我的起点并不高。我诞生在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一个很平凡的家庭。我父亲叫霍中孺，年轻时曾当过几年小小的平阳县吏。可他既无从政的野心，也缺乏从政的能力，所以早早致仕回到乡里，守着百十亩薄田当起了太平绅士。
如果没有那一次偶然，那么我的一生很有可能与父亲一样，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乡绅，在方圆不过百里的小地方娶妻生子、耕读传家，最后衰老并死亡。倘若如此，那么在历史的黄钟大吕中，我霍光可能连一个小小的杂音都算不上，更遑论要在前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整个帝国历史的主旋！
我说的这个偶然，发生在父亲的青春时期。更准确地说，是他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里遭遇一场激情的结果。
日后我经常在想，当我父亲以县吏的身份到平阳侯府上去短期当差时，他和那个叫卫少儿的侍女，究竟是在怎样一种耐人寻味的机缘中走到一起的？是命中注定的一见钟情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眼神系在了一起，还是在日常庶务的交接中由偶尔的肌肤触碰最终发展到了肌肤相亲？
时隔多年之后去揣想我父亲那场青春激情的开端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对我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那场激情的结果——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卫少儿怀孕了。
可我父亲对此一无所知。他随后就因公差结束而离开了平阳侯府，此后又辞职返乡、娶了我母亲、生下了我，从此与卫少儿音讯阻隔，彻底中断了一切联系。对可怜的女人卫少儿来说，这注定只能是一场有始无终的露水姻缘。因为当她察觉到自己已经怀孕时，我父亲已经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而对我父亲来说，这充其量也只是他记忆中昙花一现的美丽初恋。要到整整二十年后，当那个英姿飒爽、威名赫赫的青年将军突然站在他面前时，他才会在一瞬间发觉——原来多年前那场恍如春梦的短暂爱情居然诞生了一个令他如此悲欣交加的结果！
命运是诡异的。很多时候更是强大的。它傲慢地替我们划定生命的轨迹，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往前走，而没有办法去思考我们怎么做才是对的、怎么做又是错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阳光灿烂的五月的早晨。平阳侯府上的几名官吏驾着一辆装饰豪华的车舆忽然驶进我们的村子，最后缓缓停在我家门口。村里的乡亲们纷纷驻足围观，脸上都是惊羡的表情。几名使者毕恭毕敬地邀请我父亲前往平阳侯府，说有一位朝廷来的将军路过此地，特意点名要见他。我父亲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们。他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亲友在朝为官。最后他小心翼翼地问使者，那位将军是谁？
使者们相视一笑，神秘地说：先生去了便知。
那一年我才十几岁。我站在父亲身边，心里忽然莫名其妙地动了一下。我扯扯父亲的袖子，怂恿他去，并表示要陪他一起去。父亲硬着头皮答应了。我们就这样登上那驾豪华车辇，懵懵懂懂地进了平阳侯府。使者领着我们来到了正堂。一进庭院，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位翘首立于堂前阶上的气宇轩昂的青年将军。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就是那个即将改变我一生的人。
乍一看见我父亲，将军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日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困惑多年而一朝豁然的百感交集的眼神。那种眼神一闪即逝。随后他便大踏步朝我们走来，脸上带着一种熟人般的笑容。我父亲恭恭敬敬迎上前去。还没等他弯腰作揖，将军已经扑通一声跪倒在父亲面前。我听见他朗声说：“父亲大人在上，请受去病一拜！去病早先并不自知乃大人骨肉，未尝亲炙，尚祈父亲大人原宥！”
那一刻，父亲彻底怔住了。
去病？霍去病？！一个多么如雷贯耳的名字啊！
这几年来，在大汉帝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异常响亮的名字，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纵横驰骋于大漠西域、令匈奴闻风丧胆的大汉朝骠骑将军——帝国最年轻的军事天才霍去病！
可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位蜚声四海的英雄此刻居然跪倒在他面前，并且声称是他的儿子——二十年来从未谋面甚至从未听说过的儿子。父亲的身形略微摇晃了一下，然后他双膝一软，也跪在了这个将军——不，是他的长子的面前。
日后我知道，父亲之所以会有这尴尬的一跪，是因为他在短短的一瞬间，实在无法承受那整整二十年的重量。
父亲一边叩首一边颤声说：“老臣能把命运寄托给将军，此乃天力……此乃天力也！”
那一刻，我看着这个仿佛从天而降的兄长，又看了看父亲，惊诧得说不出一句话。如果不是平阳侯不失时机地上来解围，我真担心这对尴尬的父子会一直这样互跪下去。
那天的父子重逢不但让我父亲从此多出了一个异常优秀且声名显赫的长子，而且给我们整个家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兄长赠给了我们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金钱。父亲随后便用它购置了大量的土地、房宅和奴婢。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我们霍家在平阳地界上就成了屈指可数的豪门大户。即便是最有想象力的人，或许也不得不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天赐洪福面前目瞪口呆，或者慨然良久。
我的异母兄长霍去病就这么突如其来地走进了我的生命。
那天临别前他摸了摸我的头，问，叫什么名字？
光，字子孟。我说。
我的兄长笑了笑，忽然说：想不想跟我去长安？
我睁大了眼睛，拼命地点头。
我的兄长又拍了下我的脑袋，然后转身跃上那匹通体纯白的高大战马，回头冲我眨了眨眼。我听见他一边拍马绝尘而去一边远远地扔过来一句话——
等我回来，光。
这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夏天。这是一个注定要在我记忆中闪闪发亮的早晨。
我那年仅十九岁的兄长霍去病顽皮地冲我眨眼，告诉我让我等他，说要带我去长安。从小到大，我没有走出平阳县半步——我没有看过比平阳城更高的城墙，也没看过比平阳侯府更漂亮的房子，所以，我真的想象不出传说中的帝都长安是什么样子！从那个早晨之后，我开始了无比焦灼的等待——等待我那率领大汉铁骑出征匈奴的兄长早日凯旋。
日后我才知道，那是他那一年的第二次出征。第一次是在春天，他刚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就率一万名骑兵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南）出发，在六天里转战五个匈奴王国，越过焉支山一千多里，斩杀了折兰王、卢侯王；活捉了浑邪王的儿子和相国、都尉；共击杀俘获了约九千个匈奴人；还得到了休屠王祭天的金人像。班师回朝后，天子下诏加封其食邑二千二百户，与前共计四千七百户。就在这一年夏天，亦即他第二次出征之前，我的兄长再也抑制不住探访生父的渴望，于是特意来到平阳县拜见了我父亲。也许是终于到来的骨肉团圆一下子抚平了他多年来的感情创伤，也许是这种失而复得的宝贵亲情赋予了他莫大的勇气和力量，总之，元狩二年夏天的这次出征，我那天纵英才的兄长又打了一场近乎完美也近乎奇迹的胜仗——把他辉煌的军事生涯再度推向了令世人瞩目的巅峰。
多少年后，人们仍然津津乐道于这场出奇制胜的经典战役。那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从北地出发，呈掎角之势分道进击匈奴。然而，无能的公孙敖深入沙漠后很快迷失了方向，两军顿时失去联络。霍去病毫不犹豫地命令部下——继续向纵深推进。孤军深入，既无粮草亦无援兵，此乃兵家之大忌。可霍去病就是这么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率领部队昼夜奔驰，深入匈奴境内两千多里，迅速越过居延山和小月氏，直抵祁连山下，与匈奴主力展开了会战。面对从天而降的汉朝军队，毫无准备的匈奴只能仓促应战。而对于汉军来说，深入敌后就意味着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不拼死杀敌，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全军覆没。所以，当汉军以这种决然赴死的姿态投入战斗后，匈奴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一仗，霍去病俘获了匈奴的酋涂王，以及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共六十三人，还有五个匈奴小王和五十九个王子、士兵二千五百人，歼灭匈奴三万余人；而汉军的伤亡只有十分之三，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临近秋天的某个黄昏，我依旧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向着西方的地平线翘首而望。
终于，远方有一队飞骑赫然映入我的眼帘。
为首的那匹白色的骏马上有一袭猩红的大氅在夕阳中猎猎飘动。我看见他的身后燃烧着满天彤云——终将在我一生的记忆中灼灼燃烧的彤云。
我知道，为首的那个人就是我的兄长。
我知道，明天我就要走向长安。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生命是从长安开始的。因为在平阳老家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实在没有在我记忆中留下太多印象。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忘本？也许是吧。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和父亲最大的差别。他可以当一介布衣终老于乡间，而我呢？一旦步入仕途，便一天也离不开权力。这一点在我来到长安不久就已经很清楚了。我兄长推荐我担任了朝廷的郎官，虽然官秩不高，但足以让我领略到权力的美妙。尤其是当长安城那些高官显宦一听说我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便马上对我刮目相看的时候，我更是深深地体会到功业和权力对于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所以，虽然我初到长安的那年才十几岁，正是一个男孩最疯的年龄，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非同往日。我一遍遍地告诫自己，我不再是平阳县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村野顽童了，我如今是堂堂大汉朝的朝廷命官！所以，我在郎官的职位上充分表现出了远远超越我年龄的成熟和稳重，并且干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这一切当然都被朝上的那帮老臣看在了眼里，也被皇帝刘彻（汉武帝）看在了眼里，因此没过多久，我就被擢升为诸曹侍中。
我本以为通过自己的勤勉和努力，再加上兄长霍去病如日中天的声势和威望，我们霍家很快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实际上这种情形已经出现——皇帝刘彻对我兄长的器重完全不亚于大将军卫青，他命二人同任大司马，官阶与俸禄完全相等，隐然已有尊霍抑卫之意；而卫青手下的很多门人故交，也已或明或暗地投到了我兄长的麾下。然而，让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就在我来到长安的第五年亦即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的九月，我的兄长霍去病突然死了。
那一年，他还未满二十四岁。
事前没有任何预兆。朝廷对他的猝死也并未作出任何公开的解释。这一惊天的噩耗来得如此突然、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又如此让人疑窦丛生。我在极度的震惊、悲伤与茫然中参加了他的葬礼……
那是一场异常隆重而肃穆的秋天的葬礼。伤感不已的皇帝刘彻调派了边境五郡的数万名铁甲军，列阵于从长安到茂陵长达百里的道路两旁。那天的渭北原，天地一片肃杀，沿途布满了凄惶而苍凉的景致。我步履沉重地跟在盛大的皇帝车辇的后面，泪水一次又一次迷蒙了我的双眼。那年秋天的大风，呼啸着吹过我的一生，至今依然在我的耳旁呜咽。
葬礼的车队缓缓行进到茂陵，我看见皇帝刘彻特意把我兄长的陵墓修筑得跟祁连山一样。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四十九年后的我也将在此——在兄长的身畔，与皇帝刘彻、大将军卫青等帝国的灵魂人物一起——同在这片土地上长眠。
事后我一直在苦苦思索我兄长的真正死因。我不相信他是暴病而亡，不相信人们所谈论的什么天妒英才之类的说法。我更情愿相信——他是死于一场阴谋，死于一场我根本无法洞知其内幕的险恶的政治斗争。当然，以我当时位卑人轻的处境和远未成熟的政治经验，我不可能知道这场阴谋的幕后主使是谁。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我相信当时朝中势力最强的卫氏集团必定与我兄长之死有关。我所说的卫氏集团，是一个以皇后卫子夫、卫太子刘据和大将军卫青为首的庞大的政治势力。我兄长霍去病在短短几年间的强势崛起，必然直接威胁到这个集团的利益，他们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然而，以我对皇后、太子和大将军为人的了解，我又不太敢相信他们会对我兄长下毒手，况且我兄长又是皇后和大将军的外甥、太子的表兄弟。再有，他是大将军卫青一手提拔起来的，直到他死前，他仍然可以算是卫氏集团中的一员，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和卫氏集团仍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既然如此，那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
我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这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很惭愧。在我最迫切希望了解真相的时候，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胆识去追查这一切；而当我独揽帝国大权、任何人都不敢对我说声“不”字的时候，这一切早已事过境迁，绝大多数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我追究真相的那份意愿也早已淡漠。
可不管怎么说，元狩六年的那个秋天，仍然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惶惑的时期之一。我意识到，无论真相是什么，我都必须接受“霍去病已死”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霍去病生前如何光芒万丈，他都已经是一颗陨落的政治彗星。我对自己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或许会一次次因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神伤，也会一遍遍追思缅怀他的英雄业绩，然而，我更需要做的，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开辟自己的政治前程，是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打造属于我霍光的人生传奇。
若干年后，当我回首元狩六年，我不无惊讶地发现，恰恰是英雄霍去病笼罩在他弟弟身上的光环消失的那一刻，另一个英雄霍光就诞生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当一个人失去了所有凭借，他就会获得自我。
倘若你今天无所依赖、赤手空拳，请你别埋怨上苍。你要知道，那是命运要给你机会成长。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自认为生命中最黑暗的那段日子，正是你脱颖而出的起点。
我的兄长霍去病死后，我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谦恭而谨慎。我发现皇帝刘彻注视我的目光中，有一种无言的信任在逐日加深。不久后，皇帝再次擢升我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顾名思义，就是在皇帝出巡的时候以奉车身份随驾，在宫内的时候就侍奉左右。官阶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众所周知，日夜跟随在天子身边的人，往往比朝堂上的三公九卿更能对帝国政事产生微妙的影响，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为洞悉皇帝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在这个职位上的人，往往要比皇帝本人更了解他自己。
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知晓太多天子秘密的人，就是一个浑身捆满了柴薪的人，只要皇帝向你喷出一粒火星，你马上会烈焰焚身、死无葬所。我在这个职位上整整干了三十年，见过太多这种不善于和秘密打交道的人。而我之所以能干这么久，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认为我可靠。
别小看了这两个字，那上面浓缩着我个人的无数经验和别人身上的无数教训，是我三十年政治智慧的结晶。所谓“可靠”，绝不仅仅是什么正直忠诚，更不是什么老实厚道，也远非守口如瓶那么简单。而是你要成为天子秘密的封存储藏器、自动拣择器和适量输出器。换句话说，你要善于把各种秘密分门别类，知道哪些必须永远储藏，哪些必须过目即忘，哪些必须适当公开——以及在什么时间上、对什么人、通过什么渠道、在多大程度上公开——而这一切，你都必须和皇帝随时保持默契。总之，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倘若你希望成为天子最信任的人，从而获得连丞相都可能没有的无形影响力，那么你就要甘之如饴地成为皇帝的外脑、手足，有时候则是沙包、挡箭牌、暗器。你要学会几十年如一日地让渡你自己，直到最终有那么一天，天道好还，一阳来复——你重新做回自己，而且是更强大的自己！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的冬天，也就是我被牢牢锁定在“奉车都尉”这个位子上整整二十九年之后，六十八岁的皇帝刘彻终于向我透露了一个信息，预示着我霍光即将功德圆满、否极泰来。
皇帝赐给了我一幅画，那上面画着神情肃然的周公抱着年幼的成王，正在接受诸侯的朝见。没有任何语言，只有这一幅意味深长的画。
此时此刻，你能否猜到老皇帝心中那个最大的秘密？
六十八岁的皇帝刘彻准备册立年仅六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同时让“可靠”的霍光辅政，这就是此刻的大汉帝国最大的秘密。
当然，这是一个时效性很强的秘密，很快，它就会向整个帝国公开。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皇帝刘彻病危。我跪在龙榻前，眼泪无声地爬了一脸。依次跪在我身后的人是：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太仆上官桀；搜粟都尉桑弘羊。
在沉重的死亡气息的笼罩下，天子的寝室静得像一块铁。包括皇帝刘彻在内的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人打破沉默。
当然，这个人就是我，也只能是我。
“皇上，如有不测，谁可继立？”我的声音很小，小到刚好让这屋里的四个人能够听见。
皇帝开口了。他的声音微弱，可语气中的威严仍然不减往日。他说：“你还没理解我以前给你那幅画的意思吗？要立少子，你要像周公那样辅佐他。”
当我确信身后的三个人都已经充分领会这份政治遗嘱的含义之后，我向皇帝叩首说：“臣不如金日磾。”乍闻此言，身后的金日磾立刻抢着说：“臣乃外国人，不如霍光！况且如此一来，会让匈奴轻视汉朝！”
即便没有回头，我也猜得出金日磾脸上那种大为惶恐的表情。三十多年来，这是他向世人展示得最多的表情。其实这也难怪。从身为太子到沦为奴隶，再到天子近臣，此刻又成为顾命大臣——如此跌宕的一生的确很容易让一个人的神经变得脆弱而敏感。我经常在想，如果说金日磾的一生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书简，那么“惶恐”或许最适合做他的封面。
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元狩年间，我兄长霍去病数度大破匈奴。单于迁怒于作战不利的昆邪王和休屠王，准备将他们诛杀。二人恐惧，遂密谋归降汉朝。但休屠王随后又反悔，被昆邪王所杀，家人和部属遭其胁迫一同归降汉朝。昆邪王被封侯。可金日磾和他的家人却因当初父亲的一念之差而没入官府为奴，被送到黄门养马，那一年他十四岁。多年以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皇帝刘彻检阅各部所养马匹，看到金日磾牵马走过的时候，不但觉得他相貌端严，而且所养马匹膘肥体壮，遂任命他为养马总管。从那一刻起，金日磾的戒慎恐惧之情便长年萦绕在他心中，并且定格在他脸上。变幻无常的命运造成了他那迥异于常人的谦卑和内敛。也许正是这一点，让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个“可靠”的人，所以他很快就跟我一样，成了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日夜随侍在天子左右。
此刻，在皇帝的病榻前，按照我们所跪的班次，他俨然已是顾命大臣中的第二号人物。对于一个像他这样一辈子临深履薄的人而言，这样的地位无疑会加重他的精神负荷。所以当我向他发出上述的试探时，他所受到的惊吓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虽然我故意刺激他脆弱的神经显得有点残忍，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帝国的命运无疑将决定在我们四个顾命大臣手上。换句话说，我们四个人必将围绕最高权杖进行激烈的角逐和较量，由此演绎后汉武时代的政治风云。所以，我必须让其他三个人时刻牢记——先帝所赋予我霍光的这个“顾命一”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将一次又一次用血的事实，向他们几个人，同时也向所有帝国臣民提醒并证明这一点。
而像金日磾这个“顾命二”，其实是最容易摆平的。他要么自动成为我的同盟，要么立刻出局。所以，我真正的潜在对手其实就是“顾命三”和“顾命四”——上官桀和桑弘羊。
后元二年二月十二，弥留中的皇帝刘彻颁下诏书，立年仅七岁的刘弗陵为太子。
十三日，皇帝任命我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同时在皇帝病榻前拜受遗命、辅佐少主。
十四日，刘彻驾崩。十五日，刘弗陵即皇帝位。是为汉昭帝。
在刘弗陵的登基大典上，我踌躇满志地站在少帝身边，一同接受群臣的拜贺。那一刻的情景与“周公辅政图”如出一辙。
我笑了。我看见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来临。这个时代的名字，叫作霍光。
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也就是少帝刘弗陵即位的第二年，车骑将军金日磾在深秋的某个日子悄然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临深履薄的一生。一个刚刚坐上帝国第二把交椅的人居然走得如此匆忙，多少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可我知道，他自己肯定很满意这样的结局。因为我相信，像他这么一个淡泊自守的人，权势和地位非但不会增加他的幸福感，反而会给他带来不安。所以，早一天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对他其实是一种解脱。更何况，对于高层的政治人物来说，能够在位尊爵显的时候平静地死去，让子孙能够安然地承袭爵位和富贵，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小的成就。尤其是当我看到几年后，有那么多帝国政坛的显赫人物在一场突然爆发的流血政变中死于非命、而且遭到族诛时，我就更要替金日磾感到庆幸。
相对于上官桀、桑弘羊、燕王刘旦、盖长公主等人日后的下场，金日磾的善终，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幸运。
当然，上官桀等人如果都能像金日磾那样安分守己，就绝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只可惜他们对于权力的欲望太过强烈，而夺取权力的手段又太过拙劣，从而决定了他们的悲剧。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缔结成一个统一战线，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挑战我霍光的权威。真是太可笑了！我霍光自从当上大司马大将军的那一刻起，就已做好了以一人敌千万人的准备。这就是我的胆识！而且我知道自己完全具备与此胆识相匹配的实力！
长安不是一天建成的。我霍光的地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有人以为我在先帝身边的三十年都只是在伺候天子的饮食起居，那他就错了！那三十年我在干什么？我是在虎口上觅食，在刀尖上舔蜜；是在高空中走索，在悬崖边舞蹈……那是浇铸心志的一场无尽炼狱，更是淬励灵魂的一场浴火涅槃……如果有人胆敢把我当成是先帝的一个高级用人、一个唯唯诺诺的老奴，那他不但是在低估我的能力，更是在侮辱我的智慧！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就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血的代价。
事实上，在整个汉武帝时代，上官桀一直与我保持着还算友善的关系。而且我们还是儿女亲家——我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儿子上官安。
裙带关系历来是中国官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彼此的利益追求趋同的情况下，这种关系就是把人们联结在一起以获取和分享更多利益的一条有效纽带。然而，一旦时移势易，彼此的利益追求产生冲突，这种关系便随时会被斩断和抛弃——在个人的政治利益面前，父子尚且反目，兄弟犹然操戈，更何况区区的儿女亲家？！
金日磾死后，左将军上官桀就从“顾命三”变成了“顾命二”。每当我出宫休假的时候，上官桀自然就要代替我主持政务。也许是偶尔行使最高职权让他上了瘾，可短暂的代理期又让他远远过不足瘾，所以他很快产生了染指最高权力的企图。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通过我的推荐，把我们共同的孙女、也就是上官安的女儿纳入后宫，再促使昭帝立她为皇后。
我在心里发出了一串冷笑。这是一个貌似对双方都有利的请求，可实际上对我没有半点好处。小皇帝刘弗陵本来就对我言听计从，我把外孙女嫁给他又能给我带来什么？这不是画蛇添足吗？可上官桀就不同了，一旦孙女入宫当了皇后，他的儿子上官安就成了国丈，他们父子就能堂而皇之地对皇帝施加影响，从而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我手中夺取帝国的最高权力。
我怎么可能让他们得逞？！
我笑着对上官桀说，咱们的孙女还小，才五岁，这事等将来再说吧。
上官桀知道我看穿了他的心思，没说什么，只冲我干笑了几声。
我是后来才回味出他笑声中透露出的那一份挑衅意味的。我的一口回绝非但没有打消他的念头，反而迫使他下定了与我一较短长的决心。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我显然低估了上官桀的野心，也低估了他的活动能力。他们父子处心积虑地绕了一个大圈，终于从上官安的一个朋友那里找到了突破口。
那个朋友叫丁外人，表面上的身份是盖长公主儿子的一个门客，实际上是盖长公主的男宠。而盖长公主是昭帝的长姐。所以，搞定丁外人，就有可能最终搞定小皇帝。上官安对丁外人进行了游说，不外乎就是一大堆许诺富贵之词。丁外人本来就是一个声色名利之徒，一想到这是一笔无本万利的大买卖，当下欣表赞同。随后他便说服了盖长公主，公主很快又入宫说服了小皇帝。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冬，一纸诏书颁下，上官安年仅五岁的女儿被征召入宫，当了婕妤。上官安随即被任命为骑都尉。
此后的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年春，上官氏被立为皇后。当年，上官安被擢升为车骑将军。第三年夏，上官安又被封为桑乐侯。
迅速到来的巨大荣宠让上官安一下子暴露出小人得志的嘴脸。每当他入宫接受皇帝的赐宴，回来后就会对门客说：“我和我的女婿一起宴饮，喝得很高兴！”而且还吩咐下人把家里的衣物都给烧了，意思是皇帝很快就会赏赐给他御用的绫罗绸缎；每当醉酒之后就在府中裸行，而且据说还和他父亲的姬妾们淫乱……总之，种种浅薄和荒唐的言行，让我听了就恶心。我忍不住对我的夫人显说：“真后悔当年居然把女儿嫁给了这么一个狂妄、浅陋又浪荡之辈！”
没想到显立刻白了我一眼，说：“人家上官桀当初是太仆，咱还高攀了呢！有啥好后悔的？”
我一时语塞。想想也是，我在奉车都尉的位子上一待就是三十年，而上官桀很早就是太仆、九卿之一，官位远在我之上。想当年因为这桩政治婚姻的缔结成功，我还私下庆幸了好一阵子……也许，上官桀如今一意想取代我，除了因为他那膨胀的权力欲，还有一个隐蔽的原因，那就是想重新获得曾经在我面前所具有的那种优越感。
不可能了。我在心里对上官桀说，无论你们父子如何折腾，我霍光屈居人下的日子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上官桀父子为了报答盖长公主，也为了兑现对丁外人的承诺，向我提出要给他封侯。我当然严词拒绝了。他们无奈，只好退了一步，说那就让他当个光禄大夫，我还是不同意。如此一来，对丁外人的许诺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空谈，上官桀父子顿感颜面扫地。恼羞成怒之下，他们开始寻求更多反对我的势力，准备缔结一个反霍同盟，一举将我扳倒。
他们当然不会孤单。
这几年来，朝野上下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绝对不在少数。首先，御史大夫桑弘羊就是一个。这个“顾命四”依仗着为朝廷创设了盐、铁和酒业专卖的制度，开辟了国家的财源，增加了财政收入，就居功自傲，动不动就替其子弟伸手要官。诚然，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大臣的确应该获得相应的回报，可前提必须是有功不居，低调做人。不管心里怎么想，起码表面上要装装样子。可桑弘羊整天牛皮哄哄、鼻孔朝天，把谁也不放在眼里，好像朝廷亏欠了他似的。我故意要压一压他的嚣张气焰，于是多次驳回他的要求。桑弘羊为此对我恨之入骨。
还有一个人对我素怀不满，他就是先帝的第三子燕王刘旦。应该说，在先帝的六个儿子中，刘旦的辩才、学识、交游能力最为突出，而他想当皇帝的愿望也最为强烈。自从卫太子刘据受到江充巫蛊案的牵连，在一场未遂政变中畏罪自杀之后，刘旦入继大统的野心就被唤醒了。未久，先帝次子齐怀王刘闳又一病而亡，刘旦自以为依照排行太子之位非他莫属，于是迫不及待地上书刘彻，要求回京值宿宫禁，实际上就是急着要当太子。刘彻一贯讨厌受到任何形式的胁迫，一看到奏书，当即勃然大怒，把递送奏书的使者扔进了监狱。刘旦的急于求成和自作聪明导致刘彻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反感，从此日渐疏远他，最终把储君之位给了幼子刘弗陵。这样的结果让刘旦大为困惑，同时也愤恨不已。等到先帝崩逝、昭帝继位后，刘旦立即产生了篡位的企图。我意识到这一点，便授意昭帝下诏赐给他三千万钱，加封食邑一万三千户。我很清楚刘旦的野心，也知道单纯的金钱根本满足不了他，但我还是给了他这笔丰厚的赏赐。一来表明朝廷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二来也是在暗示他——除了财富上的封赏，你刘旦别指望从我和昭帝手里拿走任何东西！
后来的事情并未超出我的预料。刘旦接到诏书的当天就口出狂言，说：“我当为帝，何须赏赐！”随后便与宗室诸王刘长、刘泽等人日夜密谋，准备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然而，他那急功近利和有勇无谋的弱点再次暴露无遗。事发前，他不但四处扬言昭帝非武帝子，乃一帮大臣（意指我霍光）非法拥立，天下宜共伐之云云，而且公然大造兵器、演练军队，还一连诛杀了十五个劝谏的谋臣。如此猖狂的言论和举动自然瞒不过地方官和我的眼睛。于是我派遣了几个朝臣，会同地方刺史，轻而易举地把这场兵变消灭在了萌芽状态。我下令诛杀了刘泽等人，却有意放了他刘旦一马，既未杀他，也没有废除他的封国和爵位。我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先帝尸骨未寒，我不愿诛杀他的骨肉；二是我在辅政之初，有必要树立一种宽仁的政风，同时在天下人面前塑造我的道德形象；三是因为我有足够的信心掌控他，不怕他卷土重来。
所以，当他后来义无反顾地同上官桀父子、桑弘羊、盖长公主等人组成同盟，把矛头再度指向我和昭帝时，说实话，我不但不担心，反而有一丝窃喜。
因为我可以借此机会把所有政敌一网打尽。
这是他们自作孽、不可活。
怨不得我。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反霍集团向我发动了第一波攻击。
事后来看，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孤注一掷，而是想采用常规的也是成本最小的政治手段解决我。上官桀以燕王刘旦的名义拟了一份弹劾我的奏书，趁我出宫休假时呈给了昭帝。奏书从三个方面对我进行了攻击：一、霍光集结禁卫军进行了大规模操练，而且他出城检阅时，凡出行仪式、交通管制、膳食预备等皆采天子之制；身为臣子，此举分明是僭越。二、苏武出使匈奴，前后二十年，忠肝义胆、宁死不降，归国后却只当了个小小的典属国，而霍光的长史杨敞无功于国，却成了位高权重的搜粟都尉。此举说明霍光任人唯亲。三、擅自增调自己幕府中的校尉。
上官桀得出的结论是：种种迹象表明，霍光专权自恣、图谋不轨。最后他以刘旦的身份说：“臣旦愿意将王爵的符节印玺归还朝廷，入宫宿卫，以察奸变！”
上官桀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趁我不在宫中时呈上奏书，然后利用他手中的代理职权将此奏章下发给有关官员进行审理，再由桑弘羊联合一帮大臣迅速将我拘捕、解除一切职务，让我乖乖就范。
可上官桀想得太简单了。先别说我霍光会如何反击，仅仅昭帝这一关他们就过不了。奏书呈上后如同泥牛入海，小皇帝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休假的这几天，宫中的耳目早已将这一切跟我做了通报。我知道昭帝与我心有灵犀，于是决定演一出戏给他们看。
第二天上早朝时，我入宫后便故意躲在西阁不上殿。昭帝不见我的身影，就问：“大将军在哪儿？”
上官桀说：“因为燕王告发了他的罪状，所以畏罪不敢上殿。”
昭帝闻言，立刻宣诏：召大将军！
我匆忙上殿，作出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脱下官帽，叩首向皇上谢罪。那一刻，我注意到上官桀和桑弘羊等人的嘴角都无一例外地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
我在心里笑得比他们更加灿烂。
昭帝马上发话了：“将军，把官帽戴上，朕知道这奏书有诈，将军无罪。”
上官桀和桑弘羊面面相觑。我忍住笑，说：“陛下凭什么知道我没罪？”
昭帝说：“你到广明检阅禁卫军，也就这几天的事；从你选拔校尉那天算起，到现在也不超过十天，远在封国的燕王何以知之？况且，如果将军真的要图谋不轨，也不缺那几个小小的校尉！”
这一回，在场的所有大臣和皇帝的左右侍从全都面露惊讶之色。没人料到年仅十四岁的小皇帝居然如此精明。上官桀和桑弘羊的脸上立刻写满尴尬、懊悔、恼怒和担忧。只有皇帝和我默契在心，微笑不语。当天，昭帝便下令捕杀那个递送奏章的假冒燕王使臣。上官桀担心自己主谋的身份暴露，极力阻止皇帝说，此乃小事，无须深究。可昭帝根本不听他的。
第一回合，我还没有出手，反霍集团已经输得很难看。上官桀输就输在他把皇帝当成了一个孩子。他以为小皇帝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谁来操纵都一样。可他错了。小皇帝比他预想的要清醒得多。昭帝深知，只有我霍光存在一天，他的帝位才能保证一天。这不但是先帝的遗命所决定的，更是后汉武时代的整个政治格局决定的。昭帝自己很清楚，以他尚未成熟的年龄、经验和能力来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必须有一个强势人物来辅政，才能确保他的帝位和整个江山社稷的稳固。而这个人的品德、才干等各个方面都必须是他可以完全信任的。放眼朝中，这样的人物，除了我霍光还能有谁？对刘弗陵来说，还有谁能比他那雄才大略的父皇用三十年时光考验过的人，更值得让他信任？
所以，无论是出于秉承遗命还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昭帝都不可能让任何人取代我。从他坐上帝座的那一天起，从我当上大司马大将军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是利益高度一致的政治同盟——并且是以我霍光为主导的同盟。没有刘弗陵，我霍光依然可以存在；可一旦没有我霍光，刘弗陵转眼就会灭亡！
对此，十四岁的刘弗陵心明眼亮，老政客上官桀却一团懵懂。
当然，在政坛上打滚了大半生的上官桀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其原因绝不是低能，而是过度膨胀的权力欲望障蔽了他的政治理性。
可见，当一个人内心的狂热不受到遏制，它就必定会烧坏脑子。
“假奏章事件”败露之后，上官桀的一帮朋党不甘心失败，仍然见缝插针地对我进行诽谤。昭帝索性跟他们挑明了：“大将军是一个忠臣，是受先帝嘱托来辅佐我的人，敢有再诽谤他的，一律严惩不贷！”
至此，反霍集团终于意识到——通过常规手段对付霍光绝对是行不通了。近乎绝望的上官桀等人决定破釜沉舟，用非常手段与我进行最后的较量。
一场流血政变就此爆发。
上官桀父子的政变计划分为三步：首先，让盖长公主筹备一场酒宴，邀我出席，命事先埋伏的士兵将我刺杀。其次，废掉昭帝，迎请燕王刘旦进京。最后，诱杀刘旦，拥立上官桀即位称帝。
上官安身边的谋士担心地问：“废掉昭帝，那皇后怎么办？”
上官安说：“追逐麋鹿的猎狗，哪还顾得上那只小小的兔子？眼下的问题是，皇后的尊崇难以依恃，人君的心意反复无常，一旦有变，恐怕连做一个老百姓也不可得。所以，必须当机立断！”
无独有偶，燕王刘旦的相国也提醒他：“当年大王与刘泽的密谋之所以败露，就是因为刘泽为人率性轻狂。而据我所知，左将军上官桀也是浮躁冒进之人，车骑将军上官安更是年少而骄矜，臣恐他们的命运会像刘泽一样，不能成事。而且，即便事成，臣亦恐他们背信弃义，不让大王即天子位。”然而，一心做着天子梦的刘旦根本听不进忠言。他一边纠集了几千名死士，一边命令群臣打点行装，随时准备进京即位。
燕王刘旦就这么一意孤行地跟着上官桀父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一回，他不可能再像上次那么幸运了。
因为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也许你们都看得出来，在我二十年的执政生涯中，有一点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很明显，那就是我的自信与从容。无论面临怎样的危局，我都能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必须拥有一张无孔不入的情报网。
而这正是我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在后汉武时代的大汉帝国，上自宫禁朝堂，下至街肆坊间，我的耳目无所不在。所以，我能够在第一时间洞察一切潜在的威胁，并立刻将它铲除。反霍集团的政变计划，就是我那巨大情报网的最底层眼线探知的。那是一个叫燕仓的老差吏，他的儿子是公主的舍人，他本人在公主府上任稻田使者，也就是收租员。燕仓侦得情报后，立刻上报我的老部下、时任大司农的杨敞，杨敞又通过谏大夫杜延年向我作了详细的禀报。
元凤元年九月的一天，我对反霍集团实施了致命一击。
经我授意，昭帝颁下诏书，命令丞相田千秋展开了一场大搜捕。一天之间，曾经显赫一时的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等人，连同他们的宗族全部被诛杀。唯一漏网的是桑弘羊的儿子桑迁。他逃亡了两年，最终也被抓获处决。盖长公主知道大势已去，当天便畏罪自杀。燕王刘旦得知东窗事发的消息后，张皇失措地问他的相国说：“政变失败了，现在起兵来得及吗？”
相国说：“左将军已死，此事天下人尽皆知，现在起兵已经于事无补了！”
刘旦终于绝望了。那天他特意举办了一场告别宴会，和自己封国的大臣们，和自己的姬妾们一一饮酒作别。毕竟是皇族贵胄，所以刘旦选择了这样一个华丽的姿态离开人世。宴会还没结束，天子问罪的诏书便送到了他的眼前。刘旦最终用自己的燕王绶带，把自己悬挂在了寝室的横梁上。那天随他而去的，还有他的王后、妃妾等二十多人。
事后我放过了刘旦的儿子刘建。我没有取他性命，只把他废为庶民。你们或许会对我的做法表示不解——但凡对付政敌总是要斩草除根的，你留着活口，就不怕遭到报复？
可我认为，斩草除根是不自信的表现。一个从政者固然需要一定的暴力手段来剪除对手，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并不一定需要靠赶尽杀绝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权力的博弈中，杀戮是必要的，可它从来不是唯一的。
当你自信能够用你的智慧和手腕把一切不利因素防患于未然、或扼杀于襁褓时，你还惧怕什么呢？
这场流血政变，基本上以我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我唯一的损失，就是失去了我的女儿。
可我没有办法。她首先是上官安的妻子，其次是上官桀的儿媳妇，最后才是我的女儿。当禁卫军将上官家族满门抄斩的时候，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不过我总算保住了我那年仅九岁的外孙女——除了她的性命，还有她的皇后之位。
这是我唯一能为女儿所做的事情。
也是我唯一能告慰自己的。
在我日渐苍老的生命中，我总算还能时时刻刻从她身上看到我女儿生命的延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一个终生抱愧于心的父亲感到安慰的呢？虽然我也时刻没有忘记——她姓上官，不姓霍。
元凤元年的这场政变之后，帝国政坛从此风平浪静。天下的臣民们似乎都明白了一个道理——除非霍光自己愿意，否则任何人也别想从他那里夺走任何东西。
我在平静中度过了六个没有对手的寂寞春秋。
日子一路走到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的初夏。忽然有一天，昭帝驾崩了。
死的那年，他才刚满二十岁。眼看我还政于君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可昭帝刘弗陵居然等不到那一天。
在君临万物的无常面前，人世间的一切都苍白如纸，无论是财富、名望、功业，还是权力——即使贵为天子，你也要向无常俯首称臣。说实话，刘弗陵之死让我充满了莫名的伤感。就像当年我的兄长霍去病之死一样。当然，它们都发生在我的心灵深处。没有人能从我脸上看出什么。包括我的妻子显。
另外我也知道，无论死者是进入彻底的虚无还是去到了另一个世界，活着的人，都必须尽早把他们遗忘。因为这个世界读不懂你的伤感，也不会给你发呆的时间。它就像一驾时刻在奔驰的巨大的马车，前方永远有许多它认为值得追逐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不想让世界抛弃你，那你就要先抛弃伤感。
而对我来说，伤感就更是一种近乎奢侈的感情。因为刘弗陵是一个皇帝，可他却没留下子嗣，所以我要尽快帮这驾无主的马车重新寻找一个合适的驭手。国不可一日无君。要选择谁来当继承人，是一个有点棘手的问题。在宗室诸王里有资格继任天子的人当然不少，可问题在于：谁值得我信任？
谁能像刘弗陵那样，在与我分享帝国权力的时候始终保持默契？也就是说，在我们分工合作的问题上，谁能既不失聪明又聪明得恰到好处？谁能像刘弗陵那样，既和我有着先天的利益一致，又在后天上自觉地与我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还有，谁能在帝国臣民面前根据形势需要随时扮演一头狮子，而在我面前又能真心实意地成为一只绵羊？
可以说，既有资格当皇帝又能符合我上述条件的人，绝对稀有。比如朝臣们嘤嘤嗡嗡议论多日后一致推举的那个人选，我就认为不太合适。他们提议的是武帝六个儿子中唯一在世的广陵王刘胥。论资格，他当然是臣民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可对我来说，刘胥并不理想。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他的年龄太大了。一个早已成年的宗室亲王，在性格、观念、行为方式、政治取向、利益诉求等方方面面势必都已定型，我何苦要花大力气去改变他、或者跟他磨合呢？
所以，我用沉默否决了大臣们的提议。
当然，我想说的话，几天后就由一个郎官以奏书的形式表达了出来。理由自然不能用我上面说的那些，而是诸如行为不检、放逸无度、迷信巫蛊之类的。要让一个人当上皇帝的理由比较难找，可要想让他当不上，理由随手一抓就一大把。不过，我授意郎官所举的那些反对理由也不是我凭空捏造的，而是件件确有其事。
关于他的行为不检和放逸无度，朝野上下可谓有目共睹：他力能扛鼎，却没把力气花在正经事上，而是成天与狗熊、野猪之类的猛兽徒手搏斗；而且还喜好倡乐、宴饮、嬉游等。总之，玩物丧志。这也是先帝刘彻不喜欢他的原因。至于他的迷信巫蛊，相对而言便鲜为人知了。我之所以了如指掌，当然是得益于我的情报网。据我所知，因为昭帝年少无子，刘胥很早就有觊觎帝位之心。他找了一个叫女须的楚地女巫，让她求神下界，降殃于刘弗陵。女须就自称是武帝附体，并且以武帝的口吻说：“我必定让刘胥当上天子！”刘胥大喜，当即赐以重金，命她上巫山日夜祷祝，对刘弗陵施加巫蛊。昭帝崩后，刘胥欣喜若狂，大为感叹，说：“女媭真是能通神的巫师啊！”从此把她奉若神明，赏赐更丰。
这样的人，如何能当大汉天子？
当然，我并没有让郎官在奏书里捅破刘胥的这些阴谋。因为我心目中已经有了另外的人选。同时我也觉得刘胥根本是成不了气候的人，不值得在他身上浪费时间，所以也就没必要撕破他的脸皮。
郎官在我的授意下最后强调了一句话：如果有必要，废长立幼也是可以的。
而我选中的人就是先帝的孙子、时年十六岁的昌邑王刘贺。
虽然刘贺也并不是很理想，其私行同样乏善可陈，可毕竟他还年轻。如果他聪明，入继大统后懂得检点和收敛，我有信心把他调教成刘弗陵第二。如果他不够聪明，我也随时可以把他废了。毕竟，能让我看得上眼的天子人选凤毛麟角，所以我必须给自己一个试错的机会。
只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刘贺仅仅当了二十七天的皇帝，我就忙不迭地对自己、同时也对天下人大喊一声——错了！
那个郎官呈上奏书后，我就提拔他当了九江太守。当天，我就让我的外孙女、上官皇后颁下了一道迎立昌邑王的诏书，命一帮大臣火速迎请刘贺入京即位。
几乎就在刘贺进入长安、登上帝座的那一天，我就已经隐隐意识到：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刘贺远不如我想象的聪明——他不是轻车简从来的，而是前呼后拥、恨不得把他封国的人全都带进长安来的。
此后二十多天所发生的事实一再证明——他岂止不够聪明，简直是愚蠢到家了！
他总共带来了两百多号昌邑旧臣，既不依资历、也不论功劳，一口气，全部加官晋爵。比如原来的昌邑相国就被他擢升为长乐宫的卫尉。每当看到这帮得志小人天天在朝堂上趾高气扬，而且在我面前显摆摇晃，我气就不打一处来。
一个小小年纪的刘贺，还有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边藩小臣，竟公然蔑视我的权威？才当了几天皇帝就如此明目张胆地培植私党，假以时日，还有我霍光的立足之地吗？他们难道真的以为，我把帝王权杖交出去后，就没有能力再收回来吗？
笑话！
我简直是瞎了眼，居然挑了这么一个活宝来当皇帝，既让天下人耻笑，更让我霍光蒙羞！很快我就对自己说：必须阻止这一切。
当然，在最终废掉他之前，我还是苦心孤诣地给了他几次机会。然而，这个笨蛋一次也没抓住，并且还变本加厉。我授意太仆丞张敞上书劝谏他，他置若罔闻。我又让光禄大夫夏侯胜趁他出行时挡在他的车驾前当面进谏，他居然把夏侯胜绑了，命有关官员将他定罪。我再让侍中傅嘉进行最后的劝谏，他干脆把傅嘉扔进了监狱。
我死心了。什么叫烂泥扶不上墙？
这就叫烂泥扶不上墙！
我决定把他废了。当然，我不能让人认为这是我的个人意志，而要让人知道这是朝中大臣的一致愤慨。我找了个机会，对我的旧属、时任大司农的田延年稍稍做了暗示。田延年心领神会，马上说：“将军是国之重臣，既然知道此人难当大任，为何不禀报太后、另立贤能呢？”
我说：“是有此意，不过不知前朝是否有此旧例……”
我说了一句废话。不过在这个时候，这种废话并不多余，而且非常必要。
田延年很乐意为我代言，他说：“商朝的伊尹放逐太甲、安定国家，人皆称义。将军若能这么做，就是汉朝的伊尹。”
田延年对我说的这句话不过是密室私语，可从此被众多的后世史家一遍遍地称引，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经典佳话。人们乐此不疲地把我和伊尹并举，以儆示那些图谋不轨的篡位者，赞扬那些鞠躬尽瘁的辅政大臣。
后世的人们似乎一致公认：我是主少国疑之非常时局中的典范人物、栋梁之材。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期许和认可。
然而，很快就有一个人动摇了我的这一自信。他就是我继昌邑王之后拥立的另一个皇帝——刘病已，也就是后来改名为刘询的汉宣帝。
他说跟我在一起犹如“芒刺在背”。
这就有点让我闹糊涂了——我到底是人们所说的国之栋梁，还是皇帝眼中的一根芒刺？
决心已定，我就开始启动对刘贺的废黜程序。
我跟车骑将军张安世（也是我提拔的）妥善商议之后，就让田延年把我的计划告知了丞相杨敞，准备让他率领群臣响应我的提议。杨敞这人本来就有点懦弱，一听说要废黜皇帝，吓得大汗淋漓，说不出话。要不是他的夫人替他表态说“一定遵奉大将军的命令”，我很可能会考虑把他撤掉。事后田延年对我说，他是故意离开了一会儿，好让他们夫妻商量商量。果然，他一离席，聪明的杨敞夫人就从厢房匆匆跑出来，数落她丈夫：“这是国家大事，如今大将军心意已决，才会派九卿（田延年的官阶）前来知会你，你要是不赶紧答应，与大将军同心，还在这儿迟疑不决，第一个被砍头的就是你！”
元平元年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昌邑王刘贺被我拥上帝座的二十七天后，我召集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等朝臣在未央宫举行会议，准备把刘贺废了。我扫了群臣一眼，说：“昌邑王德行昏乱，恐怕会危及社稷，你们说，该怎么办？”
不出我所料，我话音刚落，大殿上的衮衮诸公们顿时吓得面无人色。他们相互交换着惊慌的眼神，支支吾吾，没人敢开口说一个字。我朝田延年使了个眼色。这时的田延年已经被我提拔为给事中。他离开座席，立于殿中，以手按剑，高声说：“先帝托孤于将军，寄天下于将军，是因为将军忠诚贤能，能够安定刘氏天下。可自从昌邑王即位后，民怨沸腾，社稷将倾，倘若因此而断送汉室宗庙，将军即便以死谢罪，又以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之下？！今日之议，应当立决，群臣中倘若有人迟疑拖延，议而不决，就让臣用手中之剑将他斩了！”
田延年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掷地有声，让我很满意。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还是要作作姿态。我长叹了一声，说：“诸位大臣对我心怀谴责是对的，而今天下汹汹、社稷不宁，我霍光难辞其咎啊！”
本来听到田延年的那番恐吓之词，群臣早已吓破了胆，现在又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顿时全部离席，向我跪地叩首，异口同声地说：“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之命是从！”
我颔首不语。心里说——此时此刻，谁敢说我不是国之栋梁？
当天我就率领群臣觐见了上官太后——我那年仅十五岁的外孙女。我向她详细陈述了朝野上下对昌邑王的公愤，并说明了废黜之意。此时刘贺刚刚依例朝见完太后，正从长乐宫返回未央宫温室殿。太后立刻驾临未央宫的承明殿，下令各宫门守卫一律不准昌邑群臣进入未央宫。而我则赶在刘贺之前进入了温室殿，在那里等着他。当刘贺领着他那帮爪牙优哉游哉地回到宫门前时，宦官们封锁了各道宫门，只让刘贺进入，把他的手下全挡在了外面。刘贺看见了我，警觉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最后一次跪在他面前，说：“皇太后有诏，昌邑群臣一概不得入宫。”
刘贺依旧傲慢地瞥了我一眼，拿着腔调说：“慢点来嘛！何必搞得如此吓人！”
真是无可救药！我在心里说，抓紧时间最后嚣张一把吧，待会儿就有你哭的。
我立即下令把昌邑群臣全部驱赶到了金马门外，又命车骑将军张安世率禁卫骑兵逮捕了他们，一个不少地扔进了监狱。然后我吩咐那些侍中和宦官们严密看守刘贺，我说：“小心看着他！万一他突然死了或是自杀，我就有负天下，背上了弑君的骂名。”
当我做完这一切，愚蠢的刘贺居然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下场，仍然对左右叫嚣说：“我那些旧臣犯了什么罪，大将军要把他们全都逮捕？！”
片刻之后，太后召见他的诏令就到了。刘贺至此才有了一丝恐惧，他说：“我有何罪，太后要召见我？”
你有何罪？我在心里冷笑，愚蠢、傲慢、荒淫、嚣张、结党营私、自行其是、不守法度、不纳诤谏……如此种种，哪一条不是罪？！
这场废黜行动至此已经接近尾声，剩下来的，无非是走走过场而已。
刘贺被带到了承明殿，跪在太后面前听诏。尚书令高声宣读了我和杨敞、张安世等三十六位大臣联名弹劾昌邑王的奏章，其中备举了他的斑斑劣迹和种种罪状，最后的结论只有两个字——当废！
我说过，要让一个人当不了皇帝，理由随便找都有。
当然，他最大的那条罪状在奏章中是不能提及的——那就是他严重触犯了我的权威而又不思悔改！
宣完奏章，太后朗声下诏，就一个字——“可！”
我听见我孙女清脆的声音中仍然有一丝稚气未脱。可在此刻的大汉帝国，她的声音却象征着帝国的尊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昌邑王刘贺的二十七日天子梦就在这一个字中彻底终结。
我让刘贺站起来，然后再跪下去，行礼接受诏令。
那一刻，我看见刘贺的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惶惑和恐惧。也只有在那一刻，我才想起，其实他还只是个孩子——就像我的外孙女、堂堂大汉帝国的皇太后也不过只是个孩子一样。
可他们稚嫩的双肩往往要撑起一个帝国赋予他们的重量，然后不知何时，又忽然会被卸掉。在命运的翻掌之间，一面是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重，另一面顷刻就是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或许在你们看来，这有点残忍。可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我们所属的这个时代无所逃避的游戏规则。无论我个人如何看待它，首先我必须得遵循它。我可以在这个规则里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个人才智和主动权。可是，我仍然溢不出规则之外。就此而言，我并不比昌邑王刘贺和我的孙女上官太后更为幸运。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个规则还将在我们身后延续达两千年之久，我可能会表示惊骇。同时也会对两千年之后的你们说一声：设计一个好的游戏规则是何等重要。因为它事关你们的幸福。
每一个人的幸福。
至于说什么才算是好的规则，很抱歉，我不知道。它可能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去付诸思考，同时有所行动。一旦你们这么做了，就算没找到最好的，应该也能找到一个最不坏的。
两千年后的你们，难道不能比我们聪明一点？
那天刘贺跪地接诏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双腿在不停地战栗。然后他茫然的声音最后一次在未央宫中响起：“我听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我何以竟被废呢？！”
你说得没错。我在心里说，可就在几天前，你把那些都诤臣扔进监狱里去了，你忘了吗？
“现在太后已经下诏将你废黜，你如何还能自称‘天子’？！”我冷冷地看着他说。然后我走过去亲手解下他身上佩戴的天子玺绶，交给了太后。最后我扶着他走下大殿，来到了金马门外。群臣都跟在后面送行。刘贺向西遥拜了一下未央宫阙，说：“我愚钝，难以担当大汉社稷。”
这是我唯一一次听见刘贺说了一句明白话。
我把他送到了设在京师的原昌邑王官邸，略微沉吟之后，我向他道别：“你昌邑王的行为自绝于天，臣宁可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从此不复能在你左右了。”
说完我的眼眶就湿润了。
这并不是在故作姿态。从个人角度而言，我对刘贺的怜悯多于愤恨。我说过，我们都在规则之内。所以，并不是霍光废了刘贺，而是权力的游戏规则把一个不合格的皇帝淘汰出局。
而我霍光只不过是它的执行者。执行者迟早会被换掉，可规则永在。所以，我不知道那天与刘贺告别时情不自禁流下的泪水中，是否有一丝兔死狐悲的意味？
终我一生，那几滴泪水并没有应验什么。然而，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在我身后，霍氏家族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从那场灾难往回看，谁又敢断言，我送别昌邑王的泪水中没有隐含某种惊人的玄机？
昌邑王被废后，朝堂上的衮衮诸公不约而同焕发出了迟来的勇气。
他们联名上奏，说：“历来被废黜之人，必定要流放边地，以杜绝他们干预朝政。所以，应该把昌邑王刘贺放逐到汉中的房陵县。”
众所周知，房陵地处群山之中，人烟稀少，贫瘠荒凉。贬谪到那里的人通常九死一生。可见，这帮朝臣们事先没有任事的胆量，事后却不乏落井下石的勇气。
这就是人性，没有办法。
我让太后下诏，仍然让刘贺回到昌邑，并赐给他两千户的汤沐邑。不过我撤销了他的封国，把名称改回原来的山阳郡。
我说过，我不习惯做斩草除根的事情。可是，刘贺手下的那伙人却迫使我不得不大开杀戒。他们被关进监狱后，竟然屡屡叫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这不明摆着他们早有对付我的阴谋，只是下手比我稍迟了点吗？
我愤怒了。二百多号人转眼之间便都人头落地，只有三个人被我免除了死罪。那是因为他们曾经多次劝谏过刘贺。
刘贺走了，帝座上空空荡荡。我不得不再次考虑这个让人头疼的继承人问题。
那个叫刘病已的年轻人就在这时候进入了我的视野。
我看上他的原因有四：其一，他是卫太子刘据的孙子，属于宗室嫡系，具有入继大统的资格；其二，他很年轻，才十八岁，符合我的意愿；其三，他受卫太子的巫蛊之祸牵连，出生才几个月就进了监狱，自幼在监狱里生活，随后又成长在民间，尝尽人间疾苦和世态炎凉，身上没有其他宗室子弟惯有的纨绔习气，性情质朴，容易塑造；其四，由于处境寒微，他没有丝毫的政治根基，身后也没有一个利益集团，所以不可能像刘贺那样领着两百多号人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也就是说，他重蹈刘贺之覆辙的可能性很小。
选择他的理由如此充分，我还需要犹豫吗？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八月的一天，来自民间的刘病已在我的拥立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大汉帝国的第七任天子，随后改名为询，是为汉宣帝。
事后来看，我自己都很难断定这个选择究竟是对是错。
如果着眼于整个国家的政治大局，我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刘询很聪明——其聪明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刘弗陵。他刚登基才几个月，也就是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春，便一下加封给我食邑一万七千户。我从政将近五十年，虽然政绩卓著，但前后所享食邑总共才三千户，而刘询一上来就给我加到了两万户，如此阔绰的出手，充分表明了他对我的感激和尊重。同是这年春天，我作出了一个姿态，表示要将朝政大权归还给他，可他坚辞不受。此后政事无论大小，仍然要先经我处理，其后才上奏给他。可见，他在如何分享帝国权力的问题上，与我保持着高度默契。每当我觐见他时，他也总是表现得庄重而谦虚，对我执礼甚恭，与无知傲慢的昌邑王刘贺相去不啻霄壤，说明他在政治上相当稳重而成熟。
总之，以我的政治经验判断，我相信他未来会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然而，如果着眼于我个人以及家族的政治利益，我的选择无疑是错误的。一栖不两雄。一个外表恭谨而内心强悍的皇帝与一个权势熏天的政治家族，历来是难以共存共荣的。自从废黜昌邑王后，我霍光的权威便达到了顶点，上自天子、下至群臣，无不对我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同时，以我为首的霍氏集团也成为一支空前强大的政治势力。我儿子霍禹和我兄长霍去病的孙子霍山均为中郎将，霍山的弟弟霍云是奉车都尉、侍中，他们手中掌握着一支战斗力极强的胡、越军队；另外，我的两个女婿范明友、邓广汉分别担任未央宫和长乐宫的卫尉，掌管着宫禁大权；还有，我的兄弟、兄弟的女婿们、我的外孙们甚至很多宗亲族裔，都担任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等职……总而言之，在其时的大汉帝国，没有第二个家族可以比拟霍氏于万一……
皇帝刘询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应该说，在那个时候，我对霍氏家族的未来已经产生了一丝隐忧。
可是我没有办法。霍氏集团后来的急速上升与扩张已经非我所能掌控。在宣帝初年的帝国政坛上，霍氏族人要进入权力中枢根本无须我的授意，所有朝臣一律为其大开绿灯，甚至主动安排。这就是官场的潜规则。既然人们都乐意这么做，我当然只能乐观其成。我总不能装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去阻止这一切，从而让我的族人们怨恨、令所有大臣们难堪吧？
况且，在向我示好的人群当中，为首的就是他这个皇帝刘询。除了增加我的食邑，他还先后赏赐给我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各色彩帛三万匹、奴婢一百七十人、马两千匹、上等住宅一处。
你们说，我有理由拒绝这一切吗？
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富贵和权力。我认为自己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防止霍氏族人利用他们手中的职权徇私枉法。我相信只要做到这一点，别人就没有攻击霍氏的口实。事实上在宣帝即位之初，我的家族成员中也的确没有谁给我捅过什么娄子。
然而，让我断然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春，一个霍家的人就给我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
那个人就是我的妻子显。她背着我干下了一桩天底下最愚蠢的事。这桩蠢事为日后霍氏的毁灭种下了祸根。
她毒死了皇后许平君，目的是让我的小女儿霍成君取代她。
当事情即将泄露，显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被迫向我坦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看着惊恐万状的显，生平第一次几乎乱了方寸……
事情要从皇帝刘询立后讲起。
我之所以说刘询外表恭谨而内心强悍，也与他立后这件事有关。早在刘询还在民间的时候，就娶了一个受过宫刑的狱吏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妻。刘询即位后，许平君被立为婕妤。当朝廷公卿商议要册立皇后时，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我的小女儿霍成君。对此，我的妻子显也是沾沾自喜、成竹在胸。可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年轻的皇帝刘询忽然下了一道让人莫名其妙的诏令，说要寻找他在民间时用过的一把旧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想立自己的糟糠之妻许平君为皇后。我很清楚刘询的心思，可我没有阻止。因为我觉得霍家的富贵和权势并不需要靠我的小女儿来保障。朝臣们看我并不反对，于是就顺从皇帝的意愿立了许平君为后。这样的结果让显大为恼怒。可我实在不明白她生的是哪门子气。霍氏的显赫已经让我颇有临深履薄之感了，她居然还嫌不够？！
真是妇人之识。说白了，就两个字——贪！鄙！
我原本以为显只是一时之怒，很快就会过去，可没想到她一直在等待时机，处心积虑地要搞掉许皇后。不久后许平君怀孕，奉命看护她的女医淳于衍历来与我霍家过从甚密，碰巧她那担任掖庭守卫的丈夫正觊觎安池监之位（安池是朝廷专控的产盐区，总监之职是个肥缺），淳于衍就拜访显，替她丈夫求官。显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马上屏退左右，亲热地称呼淳于衍的小名说：“少夫啊，你有求于我，我也正好有事相求于你啊，不知你能否答应。”
淳于衍受宠若惊，说：“夫人说哪里话，您的吩咐，我哪有不从命的呢？”
显说：“将军向来很喜爱小女成君，一心希望她能够至尊至贵，这事就要有劳少夫你了！”
淳于衍闻言更为惶恐：“夫人何出此言？”
显凑近她，压低了声音说：“妇人生产是一件危险的事，免不了九死一生。如今皇后临产，可趁此机会投毒，将她除掉，成君就能入宫当皇后了。承蒙你鼎力相助，如若事成，当与少夫你共享富贵！”
淳于衍大惊失色：“药是由许多医生共同配制的，况且还要由宫女先行尝过，如何能有机会？”
显笑了笑：“这就要看少夫你了，如今将军统领天下，谁敢多言？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们也会尽力保护你，只怕你没这个意思罢了。”
淳于衍犹豫了很久，最后一咬牙，说：“愿意尽力而为！”
数日后，许平君喝下一碗淳于衍侍奉的汤药，片刻后突然说：“我头痛欲裂，药中是否有毒？！”淳于衍故作惊愕说：“没有啊！”许平君愤懑不已。少顷，毒性发作，加上气急攻心，许平君当即暴亡。淳于衍出来报功，显欣喜若狂。可还没等她重赏淳于衍，朝臣中就有人上书弹劾，指斥看护皇后的一帮医官玩忽职守，未尽人臣之道，把他们全都关进了监狱。
眼看事情马上就要败露，显才向我坦露了一切。
我又惊又怒，第一反应就是去向皇帝自首。
可是，我终究没有迈出这一步。
我知道这件事的严重后果。
无论我霍光的权势多大，也无论我对帝国的贡献多高，阴谋毒死皇后的罪名都不是我所能承担的。此事如果公之于众，轻则是我晚节不保，一生功名毁于一旦；重则人亡政息，霍氏集团转眼间分崩离析……
事已至此，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朝臣呈送给我的奏章上批示：释放淳于衍。
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我的女儿霍成君送进了后宫。
第二年，也就是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三月，我的女儿终于成了皇后。
一切如显所愿。一个外孙女是太皇太后，而今一个女儿又成了皇后。她看见霍氏家族从此锦上添花，可她看不见天道忌盈。
她看不见两年后的我的死亡，也看不见四年后接踵而至的那场劫难。
春天不是一个死亡的季节，可人们从我身上嗅到了弥留的气息。
这是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是我从小小的平阳县来到京师长安的第五十三个年头，也是我执掌朝政的第二十个年头。
皇帝刘询亲自驾临大司马府来看我。他刚才哭了。一看见我，他年轻的面容立刻爬满晶莹的泪水。
刘询看上去很伤心。是的，起码看上去是这样。你很难说清他的眼泪是出于真诚还是虚伪。可我宁愿相信他是真诚的。
因为这世上从来没有纯粹的真诚和虚伪，因为人始终是复杂而矛盾的动物。所以，我们实在不应该苛求。即便是伪装，可当一个人面对你的死亡，仍然愿意花费心思和感情去做伤心的伪装，这足以表明你已经成功地把你的价值和重要性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尤其当这个人又是皇帝的时候，你就更应该替自己感到高兴，从而不再有所奢望。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向皇帝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分出我的三千食邑给我兄长霍去病的孙子霍山。皇帝立刻同意了我的请求，并且当天还把我儿子霍禹擢升为右将军。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看见自己辉煌的一生仿佛惊鸟从眼前掠过。
飞快地掠过。
然后我在三月的长安独自品尝生命中最后的那份简约之美。
还有什么是我不曾放下的吗？
是霍氏的未来，还是窗前那三两枝桃花？
地节二年三月初八，我眼睛一闭，整座长安城的桃花就开了。
葬礼隆重而奢华。一切都仿照天子之制。皇帝刘询和太皇太后亲自吊唁。我的一生就这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在我死后，霍氏家族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那是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秋天发生的事情。
对此，作为个体生命的霍光已经不复存在，当然一无所知。
个体生命的霍光终结于公元前68年。可是，作为历史事件的霍光，作为你们记忆中的霍光，如果舍弃霍氏家族的最终结局不谈，必将残缺不全。换句话说，霍光生前的作为必须与他死后的命运放在一起观照和考量，才能见出完整而丰富的意味。
为此，我愿意和你们一起走进公元前66年那个血流漂杵的秋天……
后汉武时代由霍光命名，人们称其为“霍光时代”。
而后霍光时代将由谁来命名？
年轻的汉宣帝刘询在地节二年的春天之后吁出一口长气，然后当仁不让地说：我。
历史后来果然把这个时代称为“汉宣之治”。
从霍光时代到汉宣之治的转型，对刘询是一场巨大而危险的考验。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刘询的转型动作完成得非常漂亮。如果说帝国是一头笨拙老迈的大象，那么刘询就是一个技艺超群的驯兽师，他成功地让这头大象完成了华丽而优雅的转身，继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令人瞩目地翩翩起舞。
我说过，刘询很聪明。
他剪除霍氏集团的手法圆熟老到而又果断利索，让人很难相信他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亲政不久就开始任用自己的亲信，把一个叫魏相的御史大夫提拔为给事中，然后和他一起策划了一个逐步削弱霍氏的行动。
刘询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四月，把他和许皇后在民间生的儿子刘奭册立为太子，从而彻底杜绝了我女儿霍成君将来的儿子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此举对于我的妻子显不啻当头一棒。听到消息时显气得口吐鲜血，数日饮食不进，她恨恨地说：“皇上在民间生的儿子居然被立为太子，那皇后将来生的儿子不就只能封王了吗。”显不甘心，就故技重施，唆使成君毒杀太子。成君便多次召赐太子饮食，可太子的保姆和乳母非常警觉，每次都先尝试一过，成君始终没有机会下手。
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妻子显的确是很愚蠢。我是霍氏集团唯一的政治保护伞。我不在的时候，霍氏族人亟须以低调示人，凡事要隐忍、谦和、收敛。可她偏偏变本加厉，在贪恋和追逐权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把整个霍氏家族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刘询的第二个举措，就是在地节三年六月，把魏相任命为丞相，大小政务皆与其商议定夺，逐步把朝政大权从霍氏手中收了回去。其时恰逢长安下了一场很大的冰雹，一个叫萧望之的低级官吏趁机上书说，此乃大臣当政、一姓专权所致。此言正中刘询下怀，他便任命萧望之为谒者，让他以“广延贤良”的名义大举征用民间的人才，实际上就是培植自己的干部队伍和政治势力。
刘询的第三个举措，就是在地节三年十月，以架空、调任、免职等手段将霍氏集团的人全都排挤出权力中心并解除了京畿兵权。当时霍山是尚书令，掌管着宫禁机要，刘询就下令臣民若要奏事，皆可以密封的方式直接呈奏给他，不必经由尚书令转达。我的女婿范明友原任度辽将军、未央宫卫尉，被刘询收回了将军印绶，调任了一个虚职——光禄勋。二女婿中郎将、羽林监任胜被调出京畿，任边远的安定太守。其后，我的姐夫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又被调任边远的蜀郡太守；孙女婿中郎将王汉被调任边远的武威太守；大女婿长乐宫卫尉郑广汉被调任少府；三女婿骑都尉、光禄大夫赵平被收回骑都尉印绶。其他凡是手中握有兵权的霍氏族人，一律被免职，改由皇帝的外戚许氏和史氏的子弟担任。然后又任命张安世为卫将军，凡未央、长乐两宫卫尉以及城门、北军的部队都归他管辖。
最后，刘询竟又让我的儿子霍禹承袭了我的职位，任命他为大司马。
这是怎么回事？对整个霍氏集团动完了大手术，皇帝最终对霍禹发了善心了？
不，我儿子当的这是大汉开国以来最窝囊的一个大司马。
皇帝不但撤掉了大司马属下的官员和士兵，还收回了他的印绶。并且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刘询居然给了霍禹一顶令人啼笑皆非的小冠，而收回了历任大司马所戴的那种武弁大冠。
皇帝这么做，不仅是在打击霍氏，更是对霍氏的公然侮辱和嘲弄。
至此，皇帝刘询与霍氏家族的潜在矛盾完全公开化了。换句话说，二者已经走到了势不两立的边缘。
接下来，就是看谁先动刀子了。
地节四年，所有霍氏族人的心头全被一片愁云惨雾所笼罩。
每当显、禹、山、云几个人坐在一起，除了长吁短叹，就是相对而泣。
霍山说：“如今丞相掌握政权，皇帝只信任他，完全改变了大将军时代的法令，还揭举了大将军的许多过失。而且，眼下有很多出身贫寒的儒生，客居长安，困顿窘迫，经常口出狂言，不避忌讳，想以此耸动视听，博取功名。大将军当年最鄙视这些人。如今陛下却喜欢和这些儒生谈论，无论何人都能擅自呈上奏章，议论时政，大多数是把矛头指向我们霍家。曾有人上书指斥我们霍氏兄弟骄慢放纵，被我压下来了。后来上书的人就越来越狡猾，全都上呈密封的奏书。皇帝每见有人上书，便命中书令尽数取走，根本不经过我，看来是越来越不信任我了。我听民间纷传，说什么霍氏毒杀了许皇后，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显知道，到了这种时候绝不能再隐瞒了，就把真相和盘托出。几个人闻言大惊失色，说：“原来确有其事，为何不早告诉我们？皇帝打击霍氏的原因正是在此。此事非同小可，搞不好就是杀头族诛，怎么办？”
四个人面面相觑。
一个鱼死网破的想法不约而同地浮现在他们的脑海。
霍山的舅舅李竟有个好友叫张赦，看到霍氏族人终日惶惶不安，就向李竟献计说：“现在是丞相和平恩侯（许广汉）掌权，可以让太夫人（显）去同上官太后商议，先把魏相和许广汉干掉，最后能够左右皇帝的，就只剩下上官太后了。”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李竟和张赦的密语很快便被人告发。张赦被捕。皇帝把案子交给了廷尉审理，可随即又下诏命廷尉停止抓人。霍山等人极为恐慌，却又大惑不解。
关键时刻，皇帝为何忽然不追究了？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碍于上官太后的面子，皇帝可能想网开一面。不过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皇帝绝不会善罢甘休，与其等着被族诛，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霍山等人有一点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是皇帝不可能既往不咎。可有一点他们错了。皇帝忽然不追究，绝不是碍于太后的面子，而是他自信已经对霍氏撒下了天罗地网，因此故意要迫使他们采取进一步行动，好让他们谋反的罪名坐实。要不然仅凭张赦一人的证词，还不足以成为铲除整个霍氏集团的理由。
事后来看，皇帝此举纯粹是在引蛇出洞。
而霍山等人刚好钻进了皇帝设下的圈套。他们让霍氏诸女各自回去通知她们的丈夫，准备随时动手。而就在这一刻，有关部门逮捕了李竟，罪名当然是随便捏造的。李竟被迫供出了霍氏的相关内情。如此一来，距离皇帝刘询想得到的理由已经更进一步了。可刘询仍然引而不发，只下了一道诏书免除了霍山和霍云宫禁宿卫的职务。此举一来是防患于未然，二来是进一步迫使霍氏铤而走险。胸有成竹的皇帝准备到时候再后发制人、从容收网。
事实证明，整场事变的主动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刘询手中。霍氏的意图和每一步行动他都了如指掌。可见，无论是霍山、霍云还是我的儿子霍禹，没有一个人是皇帝刘询的对手。
李竟被捕后，霍山等人匆忙制订了一个政变计划，想让上官太后设宴，宣召魏相和许广汉等人赴宴，再让范明友和邓广汉以太后的名义将魏、许等一帮皇帝近臣诛杀，趁此废掉宣帝，改立霍禹为帝。
计划貌似很周全，可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在皇帝刘询的掌控之中。
未及行动，皇帝的禁卫军便已倾巢而出……
地节四年七月，霍山、霍云、范明友在家中自杀。我的妻子显、我的儿子霍禹、女婿邓广汉，还有我的女儿们、霍禹的同辈兄弟全部被捕。霍禹被腰斩，其他人全被判死刑、弃市。在这场灭顶之灾中，同时被株连定罪遭到诛杀的共有数千个家庭……唯一幸免的是我的小女儿霍成君。同年八月初一，她被废除了皇后之位，移居上林苑的昭台宫。
在我死后仅仅两年，曾经权势熏天、显赫无比的霍氏集团一夕之间灰飞烟灭。
霍光的历史，至此才真正宣告终结。
即便整个霍氏家族的终局命运极为惨痛，即便霍氏集团最终是以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被族诛，无数后世史家也毫不动摇地把我奉为人臣的楷模。
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人们并不否认我是国之栋梁。
可霍氏最终的下场也足以表明，我霍光无疑是皇帝刘询眼中的一根芒刺。或迟或早，皇帝总要把它狠狠地连根拔掉。
实际上，刘询视我为芒刺的想法并不是他坐稳了皇帝宝座之后才有的，而是从登基的那一刻起便始终伴随着他。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八月的一天，我陪同刚刚即位的皇帝刘询去参拜高庙。我们共乘一驾车辇。事后我听人说，皇帝跟我在一起感觉有如“芒刺在背”。其后当车骑将军张安世陪乘的时候，皇帝就丝毫没有不安的感觉。直到霍氏被诛灭后，长安坊间的百姓纷纷说：“功高震主者不会被容留，霍氏的灾难始于陪乘。”
霍氏的灾难真的始于陪乘吗？
不。自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刘彻任命我为大司马大将军的那一刻起，这一切便早已注定了。
这就是游戏规则。如果你想成为栋梁，那你就别想避免芒刺的命运。我不知道这种规则已经存在了多久，也不知道它将在何时终结。
我只知道——
我绝不是第一根栋梁。
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根芒刺。
除非哪天人们厌倦了这种把戏，决定换一种规则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