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正月平灭刘黑闼之后，太子李建成就有了一种扬眉吐气之感。他发现自己终于在李世民和天下人面前重拾了失落已久的自尊和自信，而日渐动摇的储君地位也由此得到了巩固。此外，这次东征还让他得到了两个额外收获：其一是和四弟李元吉结成了政治同盟，一起把矛头指向了李世民；其二是与燕王李艺（罗艺）深相交结，推荐他入朝担任左翊卫大将军，并把他纳入了自己的阵营。

凯旋回朝后，李建成开始不遗余力地扩充武装力量。他私自招募长安及四方的骁勇之士两千余人，分别驻守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同时暗中派遣右虞侯可达志前往幽州，从李艺的旧部中抽调了三百名身经百战的突击骑兵，秘密屯驻东宫附近诸坊，准备进一步充实东宫卫队。

李建成之所以搞这么多小动作，目的只有一个——对付李世民。他知道，自己迟早有一天要和李世民刀兵相见。

然而，就在那三百名幽州骑兵刚刚进驻长安不久，事情就被人告发了。有人一状告到了皇帝那里，李渊顿感事态严重——一个储君居然背着朝廷把一支地方军队千里迢迢地调入京师，这绝对是违法的！李渊立刻把李建成召去训斥了一番，随后便将东宫将领可达志流放嶲州（ 今四川西昌市 ），以示惩戒。

李建成很窝火。他知道，告密者肯定是秦王的人。可既然自己是违规操作被人抓了小辫子，他也无话可说，只好忍耐。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天，太子与秦王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步升级，甚至出现了武力对抗的苗头。

李渊对此深感不安。

五月中旬，位于长安以北宜君县境内的一座山中行宫——仁智宫竣工落成，李渊当即决定前往仁智宫避暑，纾解一下郁闷的心境。他特意点名让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随行，同时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负责处理日常政务。

李渊这么做，显然是有意把秦王和太子分开，以免他们趁他不在长安的时候闹事。然而，此时的李渊并不知道，一起震惊朝野的“谋反”事件，马上就将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他的銮驾前脚刚出长安，后脚就有两个东宫军官押着几车“物资”悄悄离开京城，一路向西北急行。

这两个人是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

他们车上装的并不是普通物资，而是一大批崭新的盔甲！二人奉太子之命，准备将盔甲运往庆州（ 今甘肃庆阳县 ）交给都督杨文干。

很显然，这又是一次违规操作。就像前几次一样，李建成自以为这次私运兵器同样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可他绝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秦王的眼睛。他更不会想到，这一次秦王会抓住这个把柄把他往死里整！

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渊驾临仁智宫的同时，尔朱焕一行也走到了位于长安与庆州中途的豳州（ 今陕西彬县 ）。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这起震惊朝野的“李建成谋反”事件，就在这一刻东窗事发。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时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豳州方面举报，声称有重大案情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干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机发动兵变！

那一刻，李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极度震惊并且满腹狐疑的时候，又有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从宁州（ 今甘肃宁县 ）赶赴仁智宫告发了太子。

他的指控和尔朱焕、桥公山如出一辙。

这个杜凤举是什么角色，史书并无记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和尔朱焕、桥公山的背后，一定有一种相同的力量在操纵，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在同一时间发出对太子李建成同样不利的指控。

面对这接踵而来的控告，李渊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个理由传令太子到仁智宫面圣。无论太子谋反是真是假，李渊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把他控制住。

接到天子的手诏后，李建成蒙了。

出了什么事？天子为何平白无故召自己上山？

此时的李建成并不知道尔朱焕等人不但已经把他卖了，而且还给他扣上了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只能是——私运盔甲之事又被秦王的人告发了！

私运盔甲虽然不是什么死罪，但是这次却不太一样。因为运送的目的地是庆州，而庆州都督杨文干是东宫旧部、太子嫡系，李建成当初组建卫队时就曾经从庆州暗中征调过一批将士。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极易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何况此前可达志的事情已经是一次严厉的警告，这次又明知故犯，天子一定大为震怒，否则也不会这么急着召他去行宫。要知道，身为储君却暗中与地方将领交结，并且频频征调部队、私运军用物资，这些事情堆在一起很容易被人控以一个可怕的罪名，那就是——串通地方将领，阴谋反叛！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建成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怎么办？

幕僚们开始七嘴八舌地献计。太子舍人徐师谟提议，干脆起兵，趁天子不在把京师占了！

这显然是个馊主意，跟挖一个坑把自己埋了没啥两样。所以，李建成并未采纳。詹事主簿赵弘智则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智的建议，他认为：太子应该贬损车服、摒弃随从，独自上山向皇帝请罪。李建成觉得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于是带着东宫属官前往仁智宫，在距行宫六十里外的毛鸿宾堡命随从们留下，然后带着十余个侍卫上山。

一见到李渊，太子立刻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可李渊却一脸怒容，不为所动，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软禁起来，当晚只给了他一碗麦饭充饥，并命殿中监陈福严加看管。

控制了太子之后，李渊立刻命司农卿宇文颖驰赴庆州，召杨文干前来面圣，决定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颖此行不但没有召来杨文干，反而激起了他的兵变。

史书没有记载宇文颖到底跟杨文干说了些什么，《资治通鉴》只有这么一句话：“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干遂举兵反。”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宇文颖“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实情还是谎言，但是却不妨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杨文干才会不顾一切地悍然起兵？

如果宇文颖跟杨文干说的是实情，亦即皇帝对谋反之事只是有所怀疑而并未确认，那么杨文干绝对不可能起兵造反。因为这么做只能坐实李建成的谋反之罪，让太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杨文干是太子死党，他们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在皇帝尚未弄清太子谋反的事实真相之前，杨文干根本没有理由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里推。

由此可见，宇文颖说实话的可能性很小。既然如此，那么促使杨文干孤注一掷的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宇文颖捏造了某种事实。

也就是说，宇文颖很可能告诉杨文干，说太子已被皇帝逮捕，随时可能被废黜，谋反行迹已经败露，从而让杨文干产生绝望心理，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悍然起兵。

如果我们的推论属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宇文颖为什么要撒谎？

就像尔朱焕等人控告太子的动机在史书中是一团迷雾一样，宇文颖诱使杨文干起兵的动机同样隐藏在历史的背光处。然而，只要我们换个方式来提问，那么有关“太子谋反”和“杨文干兵变”的真相很可能就会浮出水面。

刑侦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起案件发生后，要锁定犯罪嫌疑人，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有哪些人会因为某人的被害而获取利益（或消除风险），那么凶手最有可能在这些人中间。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太子涉嫌谋反的情况下，“杨文干兵变”对谁最有利？

进而言之，在尔朱焕、桥公山、杜凤举、宇文颖这几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人背后，是否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切？

六月二十四日，杨文干兵变爆发。消息传到仁智宫，李渊勃然大怒，同时也感到极度的伤心和失望。因为杨文干的行动等于自动承认了他与太子串通谋反的事实。联系此前尔朱焕等人的告发，整个事件已经真相大白，似乎没必要再寻找什么证据了，李渊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不是别人，正是太子李建成！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李渊的难过自不待言。废立太子看来是势在必行了，可眼下的当务之急却是如何消灭叛乱。次日，李渊立刻派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会同灵州都督杨师道出兵讨伐杨文干。

二十六日，也就是杨文干起兵的第三天，李渊召见了李世民。

李渊首先询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说：“杨文干这个竖子，竟敢如此狂逆！儿臣以为，他很快就会被自己的部将所杀，即便不会，派遣一个普通将领也足以将他讨平。”

李渊摇了摇头，说：“不然。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你应该亲自出征，回来后就立你为太子。但是，我不能效法隋文帝害死自己的儿子，所以，应该给建成留条后路，封他为蜀王。蜀地狭小、蜀兵脆弱，将来建成若能服从你，你就要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从，你要制伏他也易如反掌。”

至此，整个太子谋反案最大的获益者就站在我们面前了。

他就是秦王李世民。

那么，李世民在这次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要弄清这一点，首先必须弄清一个问题：李建成有没有可能谋反？

我们的答案是：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虽然太子与秦王的矛盾由来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李建成的储君地位始终是稳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李渊出于“立嫡以长”的原则和政治稳定的考虑，不可能像当年的隋文帝杨坚那样随意废立太子。

事实上，当秦王势强、太子势弱的时候，李渊也始终站在抑制秦王、扶持太子的立场上，否则也不会在刘黑闼第一次起兵时迟迟不愿起用李世民，更不会在刘黑闼二次起兵时全力支持李建成挂帅出征，建立战功。而李建成讨平刘黑闼之后，声望显著提升，势力有所增强，储君地位也随之巩固，根本无须担心被李世民取而代之。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和元吉则“转蒙恩宠” （《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只要李建成保持现状，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天子宝座自然就是他的。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怎么可能会谋反？

第二，就算李建成为了防患于未然，打算彻底消除威胁他储君地位的危险因素，那么他要对付的人也应该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渊。因为直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渊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且即便是在李建成多次违规操作被揭发的情况下，李渊仍旧一如既往地对他寄予信任，否则也不会在前往仁智宫避暑的时候命太子监国、留守长安。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建成串通杨文干谋反的目的却是为了篡夺皇位。换句话说，他们矛头所指正是李渊本人。试问，在明知道李世民对其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李建成怎么可能动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呢？除非他有绝对的把握将李渊和李世民一举剪除，否则以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和在军队中的势力来看，李建成这么做无异于是在自掘坟墓。

第三，退一步说，就算李建成真的铁定了心要将李渊和李世民一网打尽，那么他的谋反计划也应该是首先在长安发动政变，彻底控制李渊，一举消灭李世民（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正是一边控制皇帝一边剪除对手的），掌握了中枢大权后，再命令杨文干在外围起兵响应，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可事实恰好相反，李建成偏偏是等到李渊去了仁智宫后，才让杨文干在异地起兵，此时无论是李建成从长安发兵还是杨文干从庆州发兵，一路上都必须经过高祖仍然有效控制的州县，最后才能打到宜君县的仁智宫。这不但是鞭长莫及，而且是打草惊蛇！暂且不说叛军有没有能力打到宜君县，就算其占了先机，一路畅通无阻打到仁智宫，高祖和秦王肯定也早已扬长而去，并且极有可能调集了四方兵马，给他们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所以说，这样的谋反计划是十分愚蠢的。李建成纵然军功不及李世民，可他也是开创李唐的元勋之一，其政治智商和军事才能断不至于如此低下！

就算我们换一个角度，假设李建成这么做是想趁李渊离开京师、朝廷空虚的时候夺取政权，那么这个谋反计划是否就变得可行了呢？

很遗憾，这样的设想同样不能成立。

道理很简单，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李唐王朝，论政治号召力，高祖李渊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他对政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而论及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和势力，可以说整个李唐王朝无出秦王之右者。在此情况下，李建成就算控制了朝廷、占领了京师，他所得到的，无非也是一个政权的空架子和长安一座孤城而已。

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县的避暑行宫中，同样可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牢牢把握这个帝国，照样可以从仁智宫发出一道道对全国州县具有绝对权威的政令和军令。而这一切，当了多年太子、长期在李渊身边协理政务的李建成绝对不可能意识不到。

综上所述，李建成谋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资治通鉴》中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违背逻辑和自相矛盾的东西。

所以，当代的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后也纷纷提出质疑，最后做出了否定的结论。

如李树桐在《唐史考辨》中说：“《通鉴》内，有关杨文干反事连建成案的记载，必与事实不符。”

牛致功的《唐高祖传》称：“事实证明，杨文干造反与李建成没有关系。”

黄永年在《唐史十二讲》中说：“李渊既然对李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元吉转蒙恩宠’，建成又何必冒险用军事行动来夺取政权？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渊还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备突厥，毫无恩宠衰薄的迹象？足见统统出于诬陷增饰，不是事实。”

事实上，就连《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谋反之事的真实性，所以才会在《通鉴考异》中引用刘鋉 （《史通》作者刘知几之子） 在相关著述中的话，说当时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东宫”。

所谓“妄告东宫”，关键就在于这个“妄”字。也就是说，尔朱焕和桥公山对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属于诬告。那么，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又为何会胳膊肘朝外拐呢？

很显然，他们被人收买了，或者是遭到了胁迫。

那么，又有谁会去收买或胁迫他们诬告太子呢？

答案只有一个——秦王府的人。

众所周知，在武德年间，当“两大集团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与事无关者是不会陷害太子，为李世民出力卖命的”。 （牛致功《唐高祖传》）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不管是尔朱焕、桥公山，还是杜凤举和宇文颖，其背后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驱使和操控！

换言之，李世民就是幕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二十六日，当高祖对秦王郑重做出废立太子的承诺后，李世民一定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场漫长的政治PK中胜出。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就在他距离太子之位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忽然间梦想幻灭，功亏一篑，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旧是秦王。

李世民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李渊反悔了。

正当李世民意气风发地率军前去征讨杨文干时，李建成施展浑身解数，动用他的所有政治力量对皇帝施加影响，其中包括齐王李元吉、后宫的嫔妃群和当朝重臣、侍中封徳彝，最后终于促使李渊回心转意，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

要说李渊是因为耳根子软，禁不住这些人的软磨硬泡才改变了主意，那就过于低估李渊的政治智慧了。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漏洞百出，李渊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尤其是当太子已经被软禁、围剿杨文干的军事行动也已展开的时候，李渊必定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时候他自然会看出此案的众多疑点；再加上身边各色人等的解释、劝说和提醒，李渊就会意识到自己废立太子的决定做得过于草率了。整个事件中唯一能够认定的太子过失，无非就是“私运盔甲”这一条，可要说杨文干的起兵一定是太子的指使，那明显是证据不足的。当然，太子私运军用物资肯定也属于违法行为，但断不至于被废黜！

所以，李渊最后肯定也会意识到，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违法的把柄，然后精心制造了一个太子谋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颠覆太子的储君之位。

换句话说，这是一起阴谋！

至于说这起阴谋的制造者是谁，那就不言自明了。当今天下，还有谁比秦王更具有相应的动机和强大的策划能力呢？

当然，李渊没有证据。他只能猜测。但就算是这样的猜测也足以让他打消废黜太子的念头了。

他随后就把太子放了，命他仍回京师留守，然后各打五十大板，责备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最后从东宫和秦王府找了几只替罪羊，把他们全部流放嶲州，他们是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以及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

就在李渊做出上述决定的同时，李世民也轻而易举地平定了杨文干叛乱。

在这场短命的叛乱中，杨文干唯一的战绩就是出兵占领了宁州 （今甘肃宁县） ，可当李世民率领大军进抵宁州城下的时候，杨文干的军队就不战自溃了。七月初五，杨文干被部将刺杀，首级传送长安。

武德七年夏天的“李建成谋反案”就这样结束了。

高祖李渊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给这起震惊朝野的事件画上了一个并不算圆满的句号。之所以说它不算圆满，是因为这种“和稀泥”的处置方式即便能够勉强维系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但这却是一种极其脆弱、危机四伏的平衡。

毫无疑问，无论是太子还是秦王，对这个处置结果都不会感到满意。

所以，尽管让李渊深感不快的这一页貌似翻过去了，但是对于不共戴天的李氏兄弟而言，事情却远远没有了结。

不把对方整垮甚至彻底消灭，太子和秦王就绝不会善罢甘休！ J5bBz0pJFS3CM7oagyT64yuh18dzORsR23odR1K2Qm2WsLi22DFDh8OP22Q5On5Q